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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钱，这个概念对我很新鲜。在目睹了美国社会原子般的分化之后，我感觉中国人是凝聚在一起的，因为在美国老人通常会被子女‘遗弃’而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二是中国今天能专心致志地做事，能不分心地做大事。三是中国的经济前景灿烂。中国的城市化才开始不久，“中国计划在未来5年新建97座机场和83个地铁系统”。四是“一党民主制度”看似很矛盾，但看到中国今天的成绩，“我不会再嘲笑这个理念了，‘和而不同’毕竟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思想，无数个中国家庭每天都在实践这个思想”。他还说其实美国两党竞选在初选阶段也是一种“一党民主制度”。
2009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华访问，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文章说：
美国总统行程安排有一个巧合之处，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3个小时的会面结束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被安排参观北京故宫，在其参观北京故宫的同时，捷克居民正在庆祝开启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的学生抗议二十周年。如果说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与东欧共产党统治的瓦解，迎来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国主宰时代的话，那么二十年后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可以说标志着又一场一代人的全球强权政治革命。此时此刻，一切都变得毋庸置疑：全球正转向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十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奥巴马实际上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这种邀请，也不太可能得到这种待遇。上周在北京，奥巴马正式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和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其产生的全球影响。今天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日本和韩国走出经济衰退主要靠中国市场的拉动；中国还迅速取代了美国成为拉美主要国家（巴西、智利等）的最大贸易伙伴，进而也带动了拉美经济的发展。2008—2009年拉美与其他地区的贸易量纷纷下跌，惟有与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都在飙升。2010年外向型经济的德国开始成为带领欧洲复苏的火车头，但这期间，中国成了德国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促进了德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影响力将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无所不包。西方正在重新认知中国，但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我们也希望这种新认知越多越好，越客观越好，我们也鼓励西方的这种努力，但我们亦了解西方的局限，所以也不抱太多的幻想。西方能理解中国固然好，若还是秉持偏见，那也没办法。中国还会继续走自己的路，走向更大的辉煌，一个“文明型国家”可以有这份自信。
第四章 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
一、危机带来的思考
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曾受到了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的辐射（我们甚至可以用“儒家文明圈”或“筷子文化圈”来形容东亚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发展模式自然与“东亚模式”在很多方面一脉相承，也可以说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所谓“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尽管也存有不少问题，但这些社会大致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又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重新审视“东亚模式”、“中国模式”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与“四小龙”相比，中国也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起飞，同时还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所以中国崛起的模式自然具有“四小龙”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将更为深广和久远。
“东亚模式”曾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备受争议，这种争议也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批评，因为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遭受重创。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时，不少人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即政府过多地主导经济引起了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钱权交易和泡沫经济。但我认为有必要作一个区分：上述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没有实现质的飞跃，其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等方面远逊于“四小龙”，后来又茫然跟进美国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使这些国家最后深受危机之害。但当时很多东亚的学者也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并非“权贵资本主义”，而是“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即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市场使美国和西方的金融炒家可以兴风作浪，大发横财。现在回头一看，如果当时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能听取这些忠告，今天美国的金融海啸也许可以避免。
“四小龙”中受1997危机影响最大的是韩国。韩国的政府干预型发展模式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韩国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1990年代初又实行了资本市场自由化，政客们忙于党争，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了危机的重灾区。
但即使这样，韩国在1997年危机之前已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上的质的飞跃，韩国和坦桑尼亚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明这一点：五十年前，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还略高于韩国，但现在两个国家有天壤之别。韩国可以算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而坦桑尼亚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换言之，“东亚模式”虽然有其弱点，也遇到过挑战和危机，但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方面，战后其他发展模式与其还无法相比，“东亚模式”的历史地位也因此而得以确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西方一些主流学者试图全面否定“东亚模式”，进而也否定“中国模式”。美国主流观点当时替亚洲国家开了两个药方。一是推动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拯救经济（与美国现在自己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动全面民主化，以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甚至说：这场危机“是对不实行民主国家的一系列惩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无数倍的金融海啸竟起源于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典范”国家，而且美国这么“优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对危机的爆发毫无察觉，对危机处理不当之处也比比皆是，真不知道阿玛蒂亚·森先生现在该怎么解释这一切。依我之见，美式民主体制中资本力量影响过大就是这次危机的主因之一。我甚至可以套用阿玛蒂亚·森的句式这样说：这场危机是对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的一系列惩罚。实际上，市场与民主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所有国家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国情加以采用，但一旦某些人把某种特定的民主模式和市场制度推向了惟一和极端，这就与宗教原教旨主义无异，其信徒会失去理性，结局自然不好。今天世界上很多问题，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到小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惨败，其深层原因都在于此。
有意思的是，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采用“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起飞之后，转而采用美式民主模式，结果却令人跌破眼镜。2009年的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的报告认为台湾地区的腐败程度高于大陆，虽然台湾地区有人不服这个排名，但台湾地区“民主化”之后，黑道和金钱大规模介入政治，民主制度迅速市场化是不争的事实。马英九现在力求通过与大陆的经贸合作来扭转台湾地区经济下滑的颓势，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否则台湾地区经济无路可走。韩国“民主化”之后的许多问题也与台湾地区类似，还不幸地成为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灾区。韩国今天主要是靠中国经济的带动才走出危机的。
“权贵经济”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特别要注意从制度上来解决。但这次金融危机也使我们看到美式金融腐败对美国本身和整个世界造成的祸害。美式金融腐败可被看作是“第二代腐败”的典型。如果说第一代腐败指的是那种“回扣”、“走私”、“红包”之类的“不文明”的腐败现象，那么第二代腐败则比较隐蔽、比较“文明”、比较道貌岸然。它与第一代腐败的关系有点像现代武器和传统武器的关系：“不文明”的腐败，像传统武器，用大刀砍人，鲜血淋淋，给人感觉很野蛮，而“文明”的腐败，很像高科技战争中使用的现代兵器，展示在电视荧幕上的只是一个坐标和几个闪烁的亮点，很文明的精准打击，使不在战场的人会忘记这些亮点下现代武器对生命的摧残力其实超过了传统武器。
“第二代腐败”有几个特点。一是高欺诈性。华尔街投资银行竭尽想像力，操纵金融杠杆包装各种衍生金融产品，推出各种奇异的“创新组合”的“金融魔术”产品，只要产品可以上市并能骗来超额分红就好。二是美式的政商勾结，钱权交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两房这样的大公司可以砸重金“游说”美国国会议员，以获得“游戏规则”上的好处，而议员则可以打着推动“居者有其屋”的旗号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其他好处。三是大规模的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监管系统和信用评估系统都成了可以发金融财的地方，许多金融机构的舞弊行为被“选择性忽略”，无数的劣质金融产品被评为了3A级金融产品，再推销给各国投资者，结果祸害全世界。四是钻法律上的一切空子，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法律灰色领域来牟取暴利，损害公众的利益。光是那些逃避法律责任的诡诈营销手段就使多少受害者倾家荡产，却又欲哭无泪，因为他们都在自己也看不懂的“金融魔术”合同上签过字（这也说明，我们千万不要低估法条主义可能造成的危害）。五是支撑这一切的“利润归自己，代价归社会”的贪婪理念。
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学者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对这一类腐败作了研究，当他把政治献金、金钱游说等因素也包括进去，对世界102个国家的腐败情况重新进行排名，结果发现美国不是“低腐败”国家，而是排在第53位的比较严重的腐败国家。如果从金融腐败本身及其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来看，美国金融腐败可以稳拿“金牌”。美国家庭中位净资产也因此而缩水了25％，跌到了2004年的9。3万美元的水平，这已经低于中国发达板块的多数家庭的净资产。正是这种有诸多缺陷的体制使美国公众对美国的体制产生了信心危机。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最新的“普遍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美国人中对体制“很有信心”者原来就不高，现在则一路走低：
2000年2008年
1。对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很有信心”者14％11％
2。对国会“很有信心”者13％11％
3。对银行“很有信心”者30％19％
4。对大公司“很有信心”者30％16％
（资料来源：2009年3月28日《经济学人》）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2009年12月28日在《纽约时报》上也撰文指出：“1999年的时候，美国决策层几乎都认为美国有诚实的公司会计，这使得投资者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并迫使管理人员采取负责任的行为，结果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所有这一切有多少是真实的呢？真实占多大的百分比呢？结果是零。”克鲁格曼感叹这种自欺欺人的盲目自信使美国过去十年的“就业增长为零，百姓收入增长为零，股市增长为零”。
国内一些学者喜欢谈论经济和政治的“转轨”，而其中一些人心中“转轨”的参照系就是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美国的金融海啸以及美国公众对自己体制的信心危机说明：美国体制本身的改革任重道远。有些人把美国的制度吹得天花乱坠，还要中国去效仿这种公众信任度如此之低的体制，这何以服人？中国体制有自己的缺点，但一直在进行改革。正因如此，走遍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也找不到一个十年内就业增长、百姓收入增长、股市增长均为零的地方。但有些所谓精英就是中了那个邪，怎么也自信不起来，眼睛里只有美国模式。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你的标准就是美国这个有诸多缺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那你最后得到的恐怕连他的一半都没有，还会把自己的优势全部丢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取百家之长，超越美国模式，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推动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制度创新。
二、中国模式可能胜出
1987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János Kádár）来华访问，邓小平与他会晤。当时东欧和苏联的动荡已经初现，邓小平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不要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我想卡达尔本人是赞成邓小平观点的，但他党内的同事与他意见迥异，主张在匈牙利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使匈牙利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室”。结果就有了后来的政治和经济的“两个激进”疗法，即政治上激进转型，由原来的共产党体制迅速转变为西方式的多党制；经济上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地转向私有化、市场化。
二十年过去了，匈牙利的情况怎么样呢？2008年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做了民调，结果是：62％的匈牙利人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达尔时期；只有14％的人认为现在是“最幸福的时期”，而60％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是“最幸福的时期”。我1989年访问过匈牙利，二十年后又去了一次，我的所见所闻可以印证这个民调。关于匈牙利和东欧的情况，我在第七章中再详谈。
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初对卡达尔讲的三条意见，就是对中国模式总体思路的一个很好概括：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在这“三不”的基础上大胆探索体制创新，大胆学习和借鉴别人的长处，同时也发挥自己的优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在应对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中，中国又展现了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难怪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最近多次感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我认为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大胆探索和试验，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特点也是我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而这些特点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这些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着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
1。实践理性
中国模式的哲学观主要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哲学观和中华文明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入世文化有关。中国文化中对人生、对现实、对社会的关注总是第一位的。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神学传统，中国今天的实践理性背后是中国文化的世俗性。
实践理性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名实论”。“名实论”的一个原则就是“名有待于实”，或曰“名副其实”，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称，而是指一切关于事物的价值判断都有赖于“做”。学者赵汀阳曾这样概括中国哲学传统的一个特点：哲学一般关心的问题是“to be”（即关心“存在”、“是什么”的“存在论”）和“ought to be”（即关心“应然”、“应该是什么”的“规范论”），而中国人有重视实践的文化传统，它更关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叫“做什么因而是什么”（to do thus to be），也就是以“做”、“干”、“实践”、“试验”为基础的“实践论”。中国人不满足于西方那种“存在论”和“规范论”的推演，而是把“实践论”放在首位。中国改革实践者也不满足于西方话语中对“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怎样”、“民主是什么”、“现代性是什么”等论述，而是力求通过自己的“做”和“实践”来“格物”，来对现有的各种观念作出自己独立的评判。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靠“价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实践真理”置于“价值真理”之上，并通过自己的成功实践，颠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谓的“价值真理”。
大概是由于这种哲学观上的巨大差异，西方主导的改革总是从“修宪”开始，然后是修改法律，修改有关规定，最后才落实到行动。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国总是从“试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