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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不算什么问题，因为连惨无人道的奴隶制在当时都是合法的。而今天的中国则要在自己的疆域内“消化”所有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矛盾。18世纪工业革命时，英国本土的人口仅1 000多万人，少于中国今天的任何一个大城市。19世纪工业革命时，法国的人口也只有2 000来万，而中国早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中国成功地进行了这样一场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不但没有像西方那样向外转嫁矛盾，而是给广大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奇迹。现在的国际竞争的条件是多么苛刻：游戏规则大都是人家制定的，你出口一个苹果到欧洲，都需通过人家制定的几十种技术指标的检查，其中很多指标纯属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人正是在这个极为不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奋斗乃至牺牲，闯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当然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大家如果能从这么一个历史的大视角来看待中国今天的进步及其伴随的问题，目光可能会更深远些，心态可能会更平和些。
我前面已经说过，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如果当初这些国家因为种种社会问题，而放弃了工业革命，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所以中国一定要过这个坎，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中国今天面对的所有问题，历史上崛起的大国都遇到过。我们今天处理得不比他们当时差，今后还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制度优势，比如我们已经较快地实现了全民基本医保，而3亿人的美国至今还有近5千万人没有医保。
其次，我们文化中有一种超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我们经历过无数次以平等为宗旨的社会革命和政治运动，我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明显小于许多国家。比方说，印度的贱民是一个1。6亿人的贫困阶层，但他们大部分人非常认命，认为穷就是因为自己上几辈子积德不够，社会反抗和革命动力不强。而中国人的平等意识比较强，总体上是积极的，体现了人的尊严，比没有经过社会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多。但对于一个正在经历迅速转型的国家，这种平等观也可能带来某些困惑，因为社会变革总会带来利益调整，一个习惯平等的社会往往更容易产生不满、牢骚甚至抗争。有些不满很有道理，反映出来的问题合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决，有些不满则包含了妒忌和泄愤等非理性的成分。
第三，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又导致我们中国人在不少方面的要求明显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甚至高于发达国家的国民。在印度，哪怕你是个饭店的跑堂，住在贫民窟，但只要会说几句英文，自我感觉就属于中产阶级了。而中国，经常光顾星巴克的白领也常否认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据说要有两处房产才算。过去30多年中，中国人总体生活水准提高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中国有结婚三大件的说法，70年代末还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已经是冰箱、彩电、洗衣机了；90年代则成了空调、电脑、录像机；而到了今天已经是房子、车子、票子。现在年轻人结婚，房子成了结婚的“起步价”，网上在线调查的问题是“你会和一个没有房子的男友结婚吗？”这个在中国看似很自然的问题，实际上已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质要求之一了。瑞士和法国都属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家，但瑞士自己拥有房产的人2006年才达到总人口的36％，法国高些，约60％，都大大低于中国，但从国内媒体的报道来看，满意度最差的似乎是中国。瑞士大部分人租房，法国也有大量的人租房，年轻人结婚绝大多数都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一辈子没有买房子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中一些人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想买房子，如不愿意背上债务、崇尚自由迁徙等，但也有很多人，确实是资金不够，置业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中国住房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也得靠住房的梯级消费，在推动廉租房建设的同时，尽快建立完善的租房制度和措施，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有很多成熟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先租房，待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再买房，这是大多数国家民众的做法。
总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解决贫富差距有难处，也有易处，但总体上还是易处多于难处，所以我们可以树立信心，把这个问题逐步解决好。我们应该在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的同时，尽快建成更加完整的国民社保体系，使得全体国民消除对生存与疾病的恐惧。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建设一个机会公平的法治社会，通过渐进而深入的政治改革和体制创新来遏制腐败，使所有人尽可能获得比较平等的发展空间。我们要通过教育，使更多的人能以一种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历史眼光来看待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并形成一种同舟共济、健康向上的国民心态。我们还要通过教育，培养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习惯，包括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这不只是指亿万富翁和平民百姓之间，而是指我们社会上的所有人，这是一个人权的概念，只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就要互相尊重，并从互相尊重中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做人的尊严。我们应该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并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大变革的社会里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可以化解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的心态也会更平和，生活也会更温馨。
我们还要提倡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对一个人、对一个国家都很重要。在外部环境暂时还不甚理想的时候，我们更要提倡这种精神。外国人对海外华人有褒有贬，但几乎都同意这一点：华人具有罕见的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不管外部条件如何不公正，华人一般都能通过发愤图强，站稳脚跟，最终成为社会上比较成功的阶层。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印尼的华人蒙受过多少歧视、欺辱甚至杀戮，如果连1965年大规模排华骚乱也算进去的话，因各种排华骚乱而致死的华人估计至少有几十万（也有估计超过百万），但不屈不挠的华人还是通过自己的顽强奋斗，干了出来。华人虽然只占整个印尼人口的2％左右，却掌控着印尼经济的半壁江山。我认识一些印尼华侨，听过他们抱怨，看过他们流泪，但他们都有一股永不服输的韧劲，制度越不公平，他们越要干出个样子让世人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不管存在多少问题，包括社会不公的种种现象，但总体的大环境在不断地改善，自我实现的机会远远多于其他国家，中产阶级的阵容也在迅速壮大，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极为重要。中国整体的发展环境比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不知好多少倍。我们必须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其消极等待外部条件的改善，不如先改变自己的心态，奋斗进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轻言放弃，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中国人的希望在此，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也在此。对个人来说，只要你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打败你。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碍我们民族的复兴。
考虑到我们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殊国情，在寻求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之时，我们也须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要防止极端平均主义和极左思潮卷土重来。在帮助老弱病残和弱势群体、建立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也要记住邓小平多次的提醒：我们的政策要注意“不养懒汉”。欧洲高福利国家有这方面的教训，工人情愿待在家领失业金，也不愿意工作，结果整个经济丧失了竞争力。今天席卷欧洲的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这些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已难以为继。我们应该继续鼓励每一个身心健全的人，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改善自己的命运。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不能丢掉。
第二，我们在努力让全体国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免做出不切合实际的承诺，因为那最终只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失望。
第三，我们一定要走出穷富对抗的恶性循环。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导致大家一般总是喜欢公，而不是私。大公无私可以，大公小私都不行。所以一喊“公”的口号，响应的人就很多。但是走遍了世界这么多地方之后，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凡是发展不起来的地方都是平均主义盛行、仇富文化深厚的地方，而最严重的就是非洲。一位与我相交比较深的非洲朋友私下告诉我：在非洲如果你富了，在村里盖了一栋新房子，人家第二天可能就放一把火，把你的房子烧了，所以社会财富始终积累不起来。不要说建房子，就是你工资刚发下来，大家都要来和你一起花，你也必须和大家一起花，花完才好。非洲社会储蓄极少，与此有关。
俄罗斯也有个经典笑话：农民伊万大叔看到自己邻居亚历山大家里多了一只山羊，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个仙女问他：“我现在可以帮你实现一个你最想实现的梦想。”伊万大叔说：“那就请你尽快让亚历山大家的那头山羊死去。”
实际上，仇富是一种全世界的普遍现象，程度不同而已：在非洲，很多黑人恨白人和印度人。在东南亚，很多马来人、印尼人恨华人。在俄罗斯和欧洲很多地方，很多人恨犹太人。在拉丁美洲，很多土著人恨欧洲裔的人。而且你去观察一下，打听一下，为什么恨？理由与中国也是一样的：富人有钱、富人招摇、富人投机倒把、富人为富不仁、富人一毛不拔、富人吃喝玩乐，一有社会动乱、危机、革命，富人总是泄愤的对象，富人总是少数，于是仓皇出逃，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穷人出了口气，但生活还是艰难困苦。
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引起动乱和革命，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然而革命之后的建设谈何容易。中国也经历了贫富差距过大等原因导致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革命以后平均主义的道路，效果并不好，导致了普遍贫困，所以才有30年前选择的这条鼓励竞争、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使我们今天有实力来更多地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记得1981年的时候，胡耀邦看到一份报告介绍哈尔滨待业青年自谋职业，不要国家投资，建成了生产沙发的一条“沙发街”，胡在报告上批示：“这种不要国家投资的事有的是，只要我们的同志高抬贵手就行了。当然有的也要加以扶持，但所费不多，问题是要到群众中调查和商量。”看到报告中说每个待业青年当年每月实际所得在150元以上，性情中人胡耀邦又挥笔加了一句：“可不能看了又眼红呵！”中国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从破除平均主义，调动各种积极性开始一路走来的。
我们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绝大多数的国人都为此做出了贡献，甚至牺牲。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我文章的帖子，只有一句话，却使我很感动。帖子是这样写的：“邓小平有功，虽然我下岗了。”没有下岗工人所作出的牺牲，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这个关，闯不过去。我们要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现在的很多弱势群体，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作为人的尊严。
2008年汶川大地震使全体国人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心灵震动，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似乎久违的人间真情。面对罕见的灾难，国人不再冷漠，不再抱怨，不再仇恨，大家不分地域、不分职业、不分贫富，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从亿万富翁到打工仔，大家都为受难者祈福，都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灾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短短几周内，好像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心灵洗礼，中国的社会真正向前进了一步，中国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以人为本”从此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成为我们民族一切现代化努力的最终归宿。只要有这种精神，中国的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温馨和美好。
三、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贫富地区之间还应该建立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以上海浦东为例，浦东的人均GDP早就超过了10 000美金，假设中国贵州省的某个地区人均GDP是100美金。如果你机械地看，这个差距太大了，两个地区差100倍，我要把它缩小，甚至采取劫富济贫的方法，这是不明智的。这里关键是要看浦东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其他地方发展的关系。以2006年为例，那一年浦东的财政收入是587亿元，其中51。4％上缴中央，也就是说将近300亿是用于全国的发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来帮助贵州省的这个地区了。如果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是这样一种关系，这就是良性循环，我们不用太担心，只要确保让浦东的钱流到落后地区，帮助那里的人民致富。就像在一个家庭里，有一个成员特别能赚钱，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员高，但他能够把赚到的钱拿出相当一部分来帮助家里暂时还比较贫困的成员，这就是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呢？
浦东现在的外资金融业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如果这里的银行业是在为全中国融资，我们就不用担心。陆家嘴CBD每平方公里实现的增加值是235亿美元，这是国际大都市交易成本低、资源汇聚多、增值效应强的表现。这种效应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来说非常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更是百年未遇，来之不易，否定了它，搞平均主义，结果一时痛快，最终只会导致大家的贫困。浦东是一个给全国人民下金鸡蛋的母鸡，如果浦东上交的财政收入能够服务全国，如果浦东的金融业能服务全国，那我觉得浦东这个鸡越肥越好，因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浦东好、全国好。香港和内地的差别还要大，对内地是好还是坏？结果证明是好事，因为香港和内地也是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改革开放30年中的多数时间里，港资是最大的外资来源。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好，就说明了这种互动关系。
说到底，地区差别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辩证地、动态地去看，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较富的地区和比较穷的地区建立良性互动的机制，如果是良性互动，这种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会比较多。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的绝对区域差距短期内难以缩小，在幅员辽阔的国家更为困难。所以建立相对富裕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个最可行的方法。
我们还要把中国当今的变革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环境背景中来看，实际上，中国正在经历着自己的工业革命。当一个国家经历自己工业革命的时候，其特点是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社会每一个细胞都被调动了起来，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这有积极的一面。可以说今天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没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但利益驱使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在制度还不健全的时候。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和欧洲的一些大国相比，他们在自己工业化的时候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转移社会矛盾，而中国则要自己消化各种问题。比较中国过去30年的现代化进程和过去英国、法国的工业革命，你会发现过去大英帝国或者法兰西帝国，其工业化过程中的贫富差距恐怕要几十倍于今天的中国，在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过程包括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和许多殖民战争。1987年4月，坦桑尼亚的前总统尼雷尔访华，邓小平宴请他，我是翻译。尼雷尔对邓小平说：“德国统治过我们，英国统治过我们，拿走我们多少资源？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独立的时候我问我的工业部长，我们现在有几个工程师，他说：‘两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大英帝国内部的贫富差距有多大。
不管我们主观意愿如何，我们今天的工业革命确实没有能够避免西方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出现过的许多问题，但现在看来，我们付出的代价比他们要小，而且我们还有可能把这些问题的负面效应进一步缩小，时间进一步缩短。中国没有搞殖民主义、没有去建立帝国，避免了其他大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相反，我们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使大多数国家的人民获得了实惠。我甚至想到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如果中国今天也像英国当年那样，拥有比自己疆域大50倍的领土，多100倍的资源，自己可以拟定所有的游戏规则，并在这种情况下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的起飞将会比现在容易不知多少倍。当然，今天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中国是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极其不公正的条件下，以自己独特的勇气和智慧，闯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完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各种要素准备，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正是从这种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我们感到中国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需要我们倍加珍惜。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可以通过建立贫富地区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使改革开放的收益得到更为公平的分配，并动态地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使中等收入阶层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使全体国民普遍地富裕起来，并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型发达国家。
四、腐败问题：国际视角的观察
中国的腐败情况引起国人的普遍反感和关心。对于腐败问题，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导致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断，甚至倒退。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也需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腐败状况大概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