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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颜色革命”为什么失败？
2013年春节前夕，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法律事务顾问瑞纳·穆勒森（Rein Mullerson）教授给我发来了一份邮件，说读完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后，发现在很多问题上与我的观点高度一致，并给我传来了他的新著（Regime Change：from 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 to Forcible Regime Chang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出版），我很快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出版社翻译出版。
穆勒森教授的经历很独特：在苏联大变动的关键年代他是戈尔巴乔夫的资深顾问，苏联解体后又出任过新独立的爱沙尼亚共和国第一副外长。同时他也是一位资深的法学家和政治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任国际法教授，现在是爱沙尼亚最高学府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由穆勒森教授这样一位政权更迭的亲历者和资深学人来评判“颜色革命”，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引用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和媒体文章，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关于“颜色革命”、政权更迭、人道主义干预、民主和平（即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等观点，然后又结合自己参与苏联改革的失败经历，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对西方的这些主流观点进行了全面质疑和否定。
穆勒森教授认为“颜色革命”的根源要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追溯到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传统，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即所谓“历史终结论”），后者则认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唯一真理，只有这种宗教得到“普世”，人类才可能得救。这种狂热的传教士精神，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向别国强行输出其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主要动力。另外，获取更多的经济、商业、战略等利益也是西方推动政权更迭的一个重要考量。但是，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从吉尔吉斯斯坦到“阿拉伯之春”，人们看到这些国家都出现了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凋敝。
在“颜色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上，穆勒森和我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我们都认为国家是一个至少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颜色革命”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政治层面的某些表象，而另外两个层面则难以改变，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非常之慢。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形态迥异：早在西方社会确立民主制度之前，西方社会已经是以个人自由主义文化为主和法律至上的社会。相比而言，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至今都不是个人自由主义文化和法律至上的社会，在这样的国家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只能以失败告终。从这个角度看，在一个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真正地搞一人一票的话，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被选上台的，“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大选结局几乎都证明了这一点。换言之，西方的“普世价值”模式根本解决不了这些国家深层次的问题——既解决不了原苏联国家的民族矛盾、地区矛盾和经济危机，也解决不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口爆炸问题、贫穷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推动“颜色革命”模式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动荡，使原本就分裂的社会更加分裂，使它们面临的各种问题更加扩大化、复杂化、持久化。
穆勒森教授还花了相当篇幅探讨了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有一些很到位的见解。他认为西方国家自己问题重重，没有资格强迫别人接受其独特文化所产生的制度安排。他说西方与其“关爱中国和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还不如关爱自己国家内部的批评者”。他认为西方制度本身需要改革，因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难以兼容的——民主制度追求平等，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的力量已经压倒了民主的力量，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的话说，“美国梦”包含的所谓机会平等已经成为一种神话，美国的社会固化几乎成为常态。美国今天实行的已经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穆勒森教授比较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差别，认为“回顾当初，特别是与邓小平相比较，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天真的政客”，而邓小平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西方国家的了解，“远在戈尔巴乔夫之上”。他认为这个差别是中国改革成功和苏联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我自己近距离接触过邓小平，也实地观察过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后的苏联，穆勒森教授对这两位领导人评价是准确的。他还感叹，俄罗斯当时重用了一大批西方培养的Ｚei8。电子书生、“哈佛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和西方派来的所谓“专家”，制定了许多严重脱离了俄罗斯国情的改革战略和政策，结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崩溃。这对中国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中国在下一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同时也要防止被一批“言必称西方”、严重脱离国情的学者和机构误导。
穆勒森还评述了西方的人权话语，与我的认知也高度一致。对于西方提倡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论”理论，他认为关键是谁来界定“人权”，谁来界定什么是“普世价值”，从现在已经发生的人道主义干预来看，效果都不好。他批评了西方的所谓“民主和平理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认为这个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个理论界定的民主国家只限于战后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如果把民主制度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放到从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漫长历史中来检验，那么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很多，因此“民主和平理论”难以成立。另外，这个理论已经成了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甚至发动战争的借口，导致了西方大国的盲目自信、政治傲慢和战争倾向，这个理论也支撑了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以北约干预利比亚为例，指出：那些说不出利比亚四个城市名字的人却可以说出攻打利比亚的四个理由，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美国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困境。穆勒森在书中还提出了其他很有见地的观点，如西方在许多方面要向东方学习，向中国学习；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傲慢是中、俄与西方渐行渐远的主要原因；西方媒体在“颜色革命”中奉行了双重标准；在“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西方的表现相当虚伪；西方在非西方国家的代理人往往是一批最终让西方失望的人等。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看，“颜色革命”国家和“阿拉伯之春”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和资本力量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制于外部势力。对“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干预，主要来自美国、欧洲、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对“颜色革命”国家的干预主要来自欧盟、美国和俄罗斯。这些外部势力对这些国家的渗透和干预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美国国务院官员直接指定乌克兰新政府的总理人选。这些外部势力互相角逐，特别是欧、美势力与俄罗斯势力的角逐，以及欧、美势力之间的分歧等，导致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分裂和动荡不断。乌克兰东、西部被撕裂，克里米亚加入了俄罗斯，格鲁吉亚失去了南奥塞两个州，吉尔吉斯斯坦事实上的南北分裂，埃及伊斯兰派与世俗派的分裂和对抗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幸运的，中国政治、社会、资本力量的结构决定了中国可以避免“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的局面。中国的政治力量比较强势和中立，不受制于任何外国势力，可以确保中国走自己认定的路。虽然中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也受到西方势力不同程度的影响乃至渗透，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保持了自己的强大独立性，也有能力引领和规范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也决定了，即使在中国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内部，“中国本位”、“中国传统”、“中国利益”的影响仍然巨大，甚至还占主流，这也是西方难于撼动中国的主要原因。
国际关系的实践已经表明：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要成功，其政治力量必须能够凝聚本国国民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识，并尽可能地保持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摆脱外来势力的各种干预，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政治变革。如果无法这样做，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于所谓“普世价值”和“民主化”上，寄托在外来势力的帮助上，这种国家成功的概率大概为零。这种单向度的政治变革只会使社会力量极端躁动，期望值越来越高，而政治力量永远满足不了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就会转化为失望，而且是破坏力巨大的失望，社会从此陷入动荡，经济走向凋敝，甚至整个国家都走向解体，最后只能靠西方大国来收拾残局，这恐怕也是这些西方国家到处干涉别国内政的目的所在。他们会继续以支持“普世价值”为名，拉一派，打一派，使这些国家陷入持续的内斗，最终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而西方国家则可能在混乱中完成自己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整合，包括对这些国家资源和资产的占有。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已经站住了，这是不容易的。西方一些势力一直希望扳倒中国，消灭自己的对手，让西方资本的利益主导这个世界，让不受制约的资本力量吞噬中国的一切，吞噬整个世界，但中国模式成功地阻止了这种企图。中国模式已经证明它在许多方面确实可以比西方模式做得更好，可以给国人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的财富和利益，这也正是中国模式成功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深远意义所在。
＇1＇参见邓小平：“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3页。
第六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一、光荣：昨天与今天
2013年9月，我在荷兰国际关系学院做了一个关于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演讲，一位法国学者随之问我：中国正在迅速地实现现代化，但似乎又不愿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这是为什么？我是这样回答的：“要解释这个问题，先要了解西方的现代性是怎么形成的。离这个会场不远有两个地方值得一看，一个是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故居，另一个是荷兰的戴尔福特（Delft）瓷器博物馆。17世纪的时候，欧洲大都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具有‘异端思想’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在荷兰也遭到了迫害，被基督教会除了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来海牙见他，只能秘密地进行。两位哲学家探讨了他们的一个共同发现：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它不像欧洲，它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是世俗国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采用了世俗的、贴近自然、非神权的方法进行治理，结果是成功的。”
我说：“在戴尔福特瓷器博物馆，你可以了解到，17世纪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瓷器，并从荷兰销往整个欧洲，当时的瓷器大概就等于今天的iPad，荷兰商人也因此发了大财，但更重要的是欧洲人文学者从中国瓷器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他们发现中国瓷器不仅质地精良，图案精美，达到了当时欧洲难以企及的水准，而且这些图案反映的内容与欧洲艺术也不一样。欧洲艺术当时反映的主题还是以宗教和上帝为主，而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反映的基本上都是民生，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如农夫耕作、老人垂钓、儿童嬉戏、多子多福，还有大量的自然山水风光。用今天的话说，中国艺术的题材早就是非宗教的、接地气的、人间的。这一切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了震撼，甚至可以这样说，是中国的世俗文化很大程度上把当时的欧洲从神学世界引向了人间世界。”我告诉这位法国学者：“要了解欧洲启蒙运动开始的所谓‘现代性’，一定要了解这种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起点就是中国。”
这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东学西渐”运动，但今天的欧洲人出于种种原因很少主动提及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起点，然而这个事实千万不要被忘记，这对西方尤为重要，因为以我的观察，西方很多人今天又陷入了新的神学世界，无法客观准确地认识一个飞速变化的中国。西方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恐怕还是要回到欧洲启蒙大师当时的起点，也就是客观地看待一个世俗的、非神权的中国。西方的新神学就是“历史终结论”，只要还是停留在“历史终结论”的蒙昧状态，那就无法真正地读懂中国，甚至也无法真正地了解西方本身和整个西方以外的外部世界。
“西方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叙事：古希腊产生了古罗马，古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民主政治、工业革命和现代世界。这种叙述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叙述：欧洲文明是优越的，主流是理性与民主，与之相对立的是东方文明，东方文明的主流是愚昧与专制，而欧洲文明代表了“通往最高级的人类文明”。我们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的不少叙述也是在重复这种西方虚构出来的主流话语，中国也因此而产生了一大批“言必称希腊”的学者和一大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信徒，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不一样，那中国一定是错的，西方一定是对的，我们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向西方模式靠拢，接轨乃至最终被西方社会所接纳。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曾这样指出：“历史就这样被改成了一个关于美德传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战胜落后族群（也就是东方）的传说。”＇1＇
好在中国今天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我们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而客观地审视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指出它们的不实之处，这也是中国话语建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历史终结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海内外那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基本上都源于“欧洲中心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历史终结论”。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从源头上反思“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从而更好地确立自己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话语自信。
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使我们今天似乎越来越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研究的结论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古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古埃及；第二，欧洲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来源于中国。“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谬误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世界上至少有两种关于古希腊文明渊源的全新解读：一种认为古希腊文明本身是欧洲文艺复兴后被虚构出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统一、强盛的古希腊国家体系，也没有什么“古希腊哲学”，有的只是被包装成“古希腊哲学”的中东哲学、亚洲哲学，因为这些所谓的古希腊哲学家几乎都来自中东地区，属于亚洲，而非希腊，虚构古希腊史的目的先是为了创建一种“反抗天主教学术的传统”，后来是为了“替近代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文明找到一种源远流长的根”。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所著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有古希腊文明，那也多亏了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保存了古希腊的典籍，才使欧洲最终得以走出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使它衔接上了已经消失匿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而这两种文明本身也都有东方的渊源。这种观点在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中有详尽的论述。
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揭示了古希腊文明的东方渊源，在学界引起相当的震撼。他追述了欧洲学者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通过古希腊的塑造来完成对欧洲身份的重塑，他们“迅速地将古希腊提升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根据是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和科学理性”。真实的历史是古希腊人从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欧洲”。“欧罗巴”这个词本身是希腊神话中位于黎巴嫩海岸的推罗（Tyre）王阿革诺尔（Agenor）之女。换言之，古希腊在文化上与东方联系密切，甚至可以被看做东方的一部分。马丁·伯纳尔进一步指出古希腊的科学成就大多应归功于古埃及，只是后来被重塑成与东方没有关系的“雅利安模式”，并推演出所谓的理性的欧洲和非理性的东方，民主的欧洲和专制的东方。＇2＇
学者钱穆也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比较过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及后来的古罗马，他认为古希腊是“有民无国”，古罗马是“有国无民”，而古代中国是“有国有民”。古希腊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一批城邦（也有人称“城邦国家”）松散组成的，一个城邦的人口少则上千人，多则二十来万，小于秦汉时期郡县的人口规模。之后的罗马帝国是“有国无民”。帝国常年征战，最强盛时期，其疆域近3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 000万，与公元2世纪中国的西汉规模相当，西汉当时的疆域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 000多万，但在国家的治理上，古罗马始终没有像秦汉时期的中国那样把疆域内的人口整合起来，最后罗马帝国终因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日耳曼游牧蛮族的入侵等原因走向解体和灭亡（公元476年），之后的东罗马帝国很难算是欧洲国家了。罗马帝国解体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