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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打断父亲，她抱着父亲的双腿哭道：“爸，只要您同意，今后的路我自己走，摔多大跟头我认了，摔了我自己再爬起来。”
父亲说：“你自己爬起来，你爬起来不还是要回你的娘家来。所以这事不光涉及你一个人，也涉及到我和你妈，涉及咱们全家，我们当然有权利发表意见。”
姐姐说：“我摔倒了我不回来还不行吗，我有多大事我都不再求你们了还不行吗！我只求你们答应我和权虎好。以后我保证，我们就是沿街要饭都不到咱家门口来要！”
父亲的话却就此打住，不想再和姐姐争执下去，他转脸对保良的母亲说道：“你先带保珍回她屋吧，今天晚了，这事今天先不谈了。”
母亲弯腰，要拉姐姐起来，姐姐的身子往后一退，坐在了地上，她哑着哭坏的噪子说：“爸，您要是非不同意，我只有跟着权虎走了，如果权虎他爸也不同意，我们明天就离开鉴宁！”
姐姐这个毒誓发的，让父亲脸色涨红，让母亲眼圈发红。母亲对父亲说：“你就答应她吧，女儿嫁人这是好事啊，怎么话都说成了这样，咱们女儿要是真跟人私奔跑了，咱们丢不 起这份人啊……”
保良看到父亲脸色迅速由红变紫，一拍床板站了起来，他冲姐姐颤声吼道：“你要嫌这个家妨碍你了你就走，你就别当我是你父亲，你也别要你妈你弟弟了，你说出这种话来，你还有没有良心……”
父亲的怒吼和姐姐的抽泣，至此全都戛然而止，保良冲进门去，因为他看到父亲的身体趔趄了一下，脸色忽然由红变白，白得就象涂上了一层厚厚的脏蜡。母亲和姐姐也都吓坏了，都去扶持父亲。扶着他在床沿坐下。母亲显然感觉到了父亲手上异常的冰冷和剧烈的脉跳，她慌慌张张让姐姐去打电话叫急救车来。父亲有高血压，高血糖，心脏也曾经犯过病的，这些病让母亲犹如惊弓之鸟，稍有征兆就如临大敌。这天夜里他们把父亲送到医院后，医生给他开了床吊上了药瓶，才对母亲说你们幸亏送的及时，要不麻烦可就大了。
第二天权虎带着权三枪来医院探望父亲，他们带来了一大堆水果和一大篮鲜花，代表二伯问候病情。并且马上叫医生把父亲从急诊室的观察间搬到了一个正规的单人病房里。当然，父亲病着，权虎和姐姐谁也没再提起他们的事情。父亲也没提。大家彼此之间，都是一脸客气。
权虎他们走后，吃过午饭，父亲就要下床出院。母亲说：你在医院住两天吧，权虎刚才给保珍钱了，保珍到收费处替你交住院费去了。父亲说：咱们家又不是没钱，干吗要收权虎的钱！是不是非要做出一家人的样子来逼我同意？母亲说：你讲话不能总这么难听，人家看你病了，是表一下做晚辈的心意。父亲命令母亲：你去叫保珍不用交住院费了，她要不想让我再犯病就去把钱还给权虎，我出院回家躺一天就好。
母亲怕父亲再犯病，不敢违拗，急急地出了病房找姐姐去了。父亲让保良搀着下床，让保良这就搀他回家。保良说：不等我妈我姐了？父亲说：咱们先走，不等了。
保良也不敢多话，扶了父亲出门，在医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刚一上车父亲就用手机给什么人拨打电话，和那人约了地方说有事要谈。于是，车子半路转弯，没往保良家去，而是开到了离保良家不算太远的群众体育馆，在那里保良见到了父亲约来的那人。
那人不是别人，又是父亲原来的同事小于叔叔。
父亲给了保良十块钱，让他到一边玩儿沙壶球去。父亲当刑警时带保良来这里玩儿过沙壶球，不过那次玩儿是免费的。
保良就去玩沙壶球了。
保良玩着沙壶球，眼睛却是瞄着父亲的。因为他能感觉到，在这个轻松热闹的体育馆里，父亲和于叔叔的表情都不轻松。父亲情绪激动，说话时连肢体都会夸张地用力。保良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在说姐姐的事情，在说姐姐的婚事。现在除了这件事能让父亲如此激动，还有什么事呢。
小于叔叔——其实也不小啦——先是平静地听，然后参与到对话中去。他的表情时而平缓时而激烈，有一刻保良看到，他差点和父亲吵起来了，但又马上压住。他们即便是争吵也全都压着声音，并且不时环顾左右，一副深怕隔墙有耳的样子。除了从表情动作上能感受到他们彼此的分歧，他们的谈话保良一句无法听清。
保良心里很乱，乱得没了玩兴，尽管他以前对沙壶球曾极度着迷，但此刻每个球都被他推得方向错失。几个中学生模样的人过来问他：你还玩儿吗，你还玩儿多长时间？虽然保良已经交了半个小时的钱，但他说了句：不玩儿了，便离开球台向父亲走去。这时父亲和小于叔叔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一致，父亲安静下来，闷着面孔听小于叔叔如此这般地解释着什么，劝说着什么……看见保良过来，父亲中断谈话皱眉询问：
“保良，你怎么不玩儿了？”
保良说：“不想玩儿了。”
父亲说：“是不是他们抢你的台子？”
保良说：“没有，我不想玩儿了。”
父亲说：“怎么不想玩儿了？”
保良没有回答，小于叔叔说：“老陆，那就这样吧，你身体有病，先带儿子回去，这事就这么办吧。回头我等你电话。”
父亲说了句好吧，小于叔叔便和保良打了个招呼，匆匆走了。在父亲的提醒下，保良冲他的背影追了一声：“于叔叔再见！”
保良跟着父亲回家，路上父亲始终在想问题，始终没和保良说话。
第二天，父亲跟二伯告假，说要上省城看看病去。二伯在电话里说：上省城干什么，干脆上北京去看，我帮你找个大医院，你是看心脏还是看什么？父亲说：朋友帮我联系了省城的一位老中医，我这病，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还是得找中医综合辩证地调理一下。二伯说那要不要跟个人啊，要不让三枪陪你一趟？父亲说不用了，我让我女儿陪我去就行。
父亲带着姐姐走了，去了省城。
照理，该由母亲陪父亲去省城的，可父亲偏偏让姐姐陪他。
姐姐陪父亲去省城看中医的第二天，权虎来看望母亲，给父亲带来些降压强心的补药，又托母亲转达他的问候。权虎还带来一台IBM的台式电脑，最新款的，让人安装在保良的屋里。这是保良拥有的第一台电脑，而且比学校里和任何网吧里的电脑都高级多了。母亲死活不收，权虎死活让人安上，还让安电脑的师傅教保良学习怎么使用。母亲看着保良眉开眼笑爱不释手的样子，终于没再逼权虎把电脑拆走。
姐姐陪父亲去省城看中医了，一连三天，保良一放学就泡在那台电脑前废寝忘食。他完全没有注意到三天以来，父亲始终没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报过一声平安。
三天之后，母亲有些着急，打父亲的手机，手机是关的。母亲让保良去问权虎，看权虎有没有接到姐姐的电话。权虎说没有接到，这两天他一直拨打姐姐的手机，可姐姐的手机也是关的。
第四天，母亲急得几乎要报警了，父亲的电话这时打回家来。一听到父亲的声音母亲的悬心一下落地，可父亲电话中的语气却是万分的焦急。
父亲问母亲，保珍有没有回家，有没有往家里打过电话。母亲慌了，慌得口吃起来：没，没有啊，保珍不是跟你在一起吗？父亲说：保珍不见了，我打她电话，手机也关掉了。
姐姐失踪了。
母亲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权虎。
她让保良陪着她到百万豪庭大酒楼去找权虎，可权虎听到姐姐失踪的消息也同样大吃一惊：没有啊，她没有给我来过电话，她走以后一次都没跟我联系过。二伯也闻讯赶过来了，和父亲又通了电话。据父亲说，他们住在省城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第二天去看了医生，昨天去街上逛了逛，今天一早起来，姐姐就不见了。原以为她又出去逛街了，父亲还生气了一个上午，到午饭时还不见姐姐回来，才疑心出了意外。二伯又厉声追问权虎，是否知道姐姐的下落，权虎赌咒发誓，坚称不知。保良和母亲都相信权虎的表情不是装的。于是，二伯建议父亲别再等了，应当马上报警！
于是，父亲在省城报了警。
母亲和权虎当天晚上也赶往省城去了。两天后二伯也赶过去了，据说二伯在省城有不少关系，在公安局公安厅也有不少熟人。
两周之后，父亲和母亲一起从省城回来了，回来时两手空空。虽然二伯在省城托了不少关系，点了不少钞票，但姐姐还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母亲天天流泪，什么事都干不下去，家里又脏又乱，前所未有。保良也哭了两场，但他看到父亲没哭，而且还一个人到厨房去找吃的。在父亲那照例沉默的表情里，保良看不到应有的悲伤。没有人留意到保良看父亲的眼神，连父亲本人也不会察觉，一个刚满十三岁的孩子，眼神中的疑惑究竟意味着什么。
父母回来的第二天，晚上，天还没黑，母亲不想做饭，拿钱让刚刚放学的保良去巷外饭馆买些饭菜回来。保良买回饭菜，又帮母亲收拾餐桌摆好碗筷。母亲满目憔悴，有气无力地对保良说：去，喊你爸过来吃饭。保良去了父亲的卧室，卧室里没人，又去卫生间找，卫生间也空着，但卫生间旁边的后门却半开半掩。保良从后门探头出去，隐约看到那条夹道般的小巷端口，父亲的影子一闪。保良叫声：爸！小巷里只有空洞的回声。保良犹豫了一下，顺着窄巷寻踪而去，出了巷口不见人迹，只有坡地上那座庞然大物的废窑横垣眼前。保良不知 为什么竟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做贼般地摸到了废窑跟前，他忽然听到窑里传来笑声，那笑声让保良心惊肉跳，因为他几乎可以断定，那轻松笑着的家伙，就是父亲以前的同事小于叔叔。
保良心口突突跳着，踮着步子慢慢往前，尽量不让脚下发出一点声音。他终于看到了于叔叔。于叔叔嘴角的笑纹，这时尚未收净，在那副轻松表情的对面，是一个微驼的背影，那瘦削却又宽阔的脊背上，架着父亲硕大的头颅。
也许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于叔叔的目光抬起，向保良这边扫来，保良的心脏，几乎从嘴里蹦出。他不知为什么对从小相熟的这位小于叔叔，甚至对生养自己的父亲，此时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害怕自己真的看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他因此而不敢正对于叔叔那道突然扬起的锐利目光，他仓促间选择了逃避，他向窑口的方向亡命狂奔。
他们也发现他了！
父亲在身后叫他：“保良！保良！”叫第三遍时保良停住了，但不敢回头。父亲从身后过来，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保良喘气喘得胸口发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答道：“妈……妈让我……让我喊你吃饭！”
保良说完这话，仍然不敢回头。父亲说：“你们先吃吧，我和于叔叔谈点事情。”
保良低了头往窑外走去，父亲在他身后又说了一句：“你和你妈先吃！”
在那之后的几天，大家还在想方设法寻找姐姐。父亲和母亲，二伯家的人，特别是二伯的儿子权虎，打电话找遍了姐姐所有的同学朋友，希望姐姐的失踪，只是一场负气出走。公安局的人也来找父亲、找权虎、找相关的人员了解情况。权虎还让人把姐姐的照片登在网上，悬赏寻人。二伯也花钱在省里的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马上快过元旦了，年头年尾，一天天临近，催得人人心急如焚。也许只有保良一人看得出来，在父亲那张表面焦急沉痛的脸上，隐含着一丝平静和轻松。尤其是在母亲哭着抱怨父亲不该干涉女儿恋爱自由的时候，父亲居然说：我们一时见不到她，也比她跟人私奔了恨我们一辈子强！
十三岁的保良，想姐姐想得发疯。
十三岁的保良，心里包藏着巨大的惶恐。
在寻人启事见报后的第四天，姐姐突然回到了鉴宁。
姐姐回来了，但没有回家，她用一个电话把权虎约到了他们经常相约的一个路口，并且嘱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所谓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他们双方的父亲母亲。
权虎悄悄赶到路口，他在那个路口站了不到一分钟，就看到姐姐从街的对面快步跑来。姐姐跑过马路，跑向权虎，她紧紧抱住了权虎，然后泣不成声。
姐姐的归来，证实了她的“失踪”，确实是父亲亲手策划的一起“阴谋”。这起“阴谋”的目的，还是为了反对姐姐持意不肯放弃的这场门弟不合的爱情。
在所有人看来，父亲实在愚蠢到顶。他以看中医的名义把姐姐带到省城，又在省城找到公安方面的熟人朋友，把姐姐“软禁”在一个四面高墙的院子当中。虽然吃喝都有人安排照顾，但这是长久之计吗，你能关她一辈子吗？姐姐和父亲一起住在那院子中的一幢三层高的小别墅里，她的手机从一开始就让父亲藏了，楼里的电话也打不了长途。三天后父亲说要出去办点事情，让她等在这里不许乱跑，从此便人不见影鬼不见踪。院子里的人每天用各种花言巧语试图稳住姐姐，以致姐姐一周之后才发觉情形不对，但院子的大门始终锁着。这期间父亲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先是骗她稍安勿躁，耐心等他回来，后又挑明如不放弃与权虎结婚的想法，就不让她回家。
姐姐又哭又闹，她后来才知道这院子原来是公安局的一个内部的招待点。保良后来回想，这个“计谋”肯定是于叔叔出的主意。因为父亲在去省城之前，曾在体育馆和于叔叔鬼鬼祟祟地碰面，在父亲回来之后，又在废窑弹冠相庆地接头。在他们自鸣得意的时候，也许没想到姐姐在省城的那个小院里，已被逼成困兽。
那个小院、还有院里的三层小楼，都是空着的，只有一个老头和一个中年妇女日夜守着 姐姐，不许她出去，每日好言相劝，茶饭伺候，无非劝她要听父母的话，劝她在这里好好安静几天，等父亲过来接她回去。
在明白真相的第三天深夜，姐姐从三楼卫生间的窗户顺着楼后外墙的下水管子爬了下来，手和腿都蹭出了见血的伤口。当她的双脚着地后她顾不上疼痛，向着大街的方向飞快奔逃。天亮后她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了火车票回到了鉴宁，在那个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路口，见到了她的爱人权虎。
权虎马上把姐姐带到二伯那里，声称要立即与姐姐结婚。他们没有告诉二伯，这时的姐姐，其实已经怀有身孕。
二伯给出的态度非常明确，第一、不反对他们相爱和结婚，第二、他对姐姐说，我跟你爸爸是几十年的兄弟，你嫁到权家来，你爸必须有个态度，哪怕他到我这儿来点个头，也就算数。他不同意，你们就不能办结婚手续。你们别让我们做老辈的，为你们伤了和气。
二伯的态度与其说是支持，不如说是反对。
姐姐和权虎决定私奔。
保良是从父亲接到一个电话的反应上，知道了姐姐已经回到鉴宁。父亲接了那个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权虎和二伯，追问姐姐的下落，打给权虎的电话是权三枪接的，说权虎不在，搪塞过了。二伯则在电话里向父亲通报了儿女的想法，并把自己的立场做了复述。在他们通话之后，双方家庭都在寻找各自的儿女，但姐姐没有回家，权虎也不在酒楼，两个年轻人摆出了一副人间蒸发的架式，以争取他们相爱的权利。
保良这才看到，父亲真的急了，脸色发白地四处打电话求助。在和于叔叔通了一个电话后，又匆匆离家而去。也许保良那时年纪太小，他无法推测父亲的不近情理，是否必有其中的道理和原因。
这个道理和原因，是在这段棒打鸳鸯的悲剧发生将近一年之后，保良才得以明晰，可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保良见到姐姐是在姐姐回到鉴宁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阳历的大年三十。保良放学时被权三枪在校门口叫走，用汽车把他拉到了一条叫不出名字的街道，带他进入了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在这幢居民楼顶层的一套单元房内，保良见到了权虎和姐姐。
姐弟二人抱头痛哭。
保良觉得，姐姐太可怜了。
见到姐姐憔悴的样子，见到姐姐淌下的泪水，保良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他那时把全部的同情，全都投向了姐姐，投向了和姐姐痴情相爱的权虎。那天晚上他自觉自愿地充当了一个小交通员的角色，把姐姐决定结婚并决定与权虎双双出走的消息，悄悄带给了母亲。
这个消息让母亲也流下了眼泪。她和保良躲在厨房里，背着一墙之隔的卧室里的父亲，看了保良带回来的姐姐的亲笔信。那封信里充满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与愧疚，让人悲肠百转，也发出了从此井水河水永不相犯的毒誓，令人心寒如冰。
元旦这天，父亲原说要出去找二伯和几个走得近的朋友好好谈谈，但母亲把早饭做熟之后，父亲还未起床。母亲问他，他说头痛不去了。母亲把保良叫到厨房，从身上掏出一只精巧的小盒子，保良知道，这就是母亲唯一留存下来的那件嫁妆——一对镶着真钻的白金耳环。
母亲打开盒子，两只耳环熠熠耀目。母亲取出一只，放在保良手里，随即哽咽起来，克制了半天，才把抽泣压住。她对保良说：“昨天晚上我去街上，给你姐打了电话，她今天和权虎结婚。今天是元旦，是个挺好的日子，今天结婚挺好的。我跟你姐说了，今天妈妈去不了啦，可妈妈要送她一个结婚礼物。保良你把这只耳环带给你姐，告诉她以后不管走到哪儿了，要是想妈妈了，想家了，就看看这只耳环。妈妈这儿还留了一只，妈要想她了，也看看这只耳环……什么时候这一对耳环又合到一起了，妈妈的心也就安了，妈妈等着这天。你跟姐说，妈祝他们幸福。”
元旦，鉴宁的街上，好大的雪。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
元旦下雪是个好兆，但保良走在街上，雪粉飘在脸上，每一滴每一粒，都像妈妈和姐姐的眼泪，特别凉，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