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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天生尤物于不着痕迹之中，浑身上下透着时髦气，不过我的老外身份和虚构职业也还能替我抵挡一阵。1000美元一瓶的香槟，我眼都不眨就刷信用卡买下，她们居然毫无反应。这种环境、这帮妙人让我心旌摇荡，到后来她们问我要不要参加一个派对，我便高叫道“坐我的豪华加长车去，就在外面！”她们中一个笑说：“太棒了。”
派对所在是一个公寓，其面积之大，放到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感觉有些过头。那天清晨我正巧在报上读到，在纽约，一个公寓单间就能卖到100万美元。这么大的公寓，一般人绝对无法问津。一扇巨大的窗户俯瞰大片树丛，我发现那正是中央公园，一时激动不已。我向一个人打探这家公寓的主人是谁，大伙儿都笑了，答曰“那人。”在巴特菲尔德的派对上可不能这样说话，但在这里，却似乎恰到好处。
一位DJ在角落里掌管音乐，身穿白色晚礼服的侍者端着盛放鸡尾酒和香槟的银色托盘来回穿梭。我跟随一些人走上长长的楼梯，发现自己来到屋顶上。尽头处砌着一堵矮墙，望下去仍然是中央公园；四周，霓虹灯和月光交相辉映，绵延不绝的城市楼群熠熠闪亮。角落上有张桌子，一个微笑的胖男人和两个金发碧眼美女围桌而坐。
听到我的口音，他们招呼我坐下，为我要了一杯饮料，然后就忙不迭谈论起他们最喜欢的英国景点来。他们提到的几乎每个名字——酒店、酒吧、夜总会、精品店，都给了我贡献自己独到见解的机会。
我略显鄙夷地评价了英国一家著名酒店的客房服务，金发碧眼女士中的一位张大了嘴巴。“没错！我一直就这么说。”虽然大受欢迎，得意洋洋，我还是决定见好就收，于是起身在公寓里四处溜达。与人四目相接时，对方或微笑，或点头致意，或虽然无所表示却传达对我认可的信息。回到街上，我在一排亮闪闪的车中搜寻我的豪华轿车。突然，司机从座位上跳将起来。
“看哪，”他边说边指着一个我在派对上见过的人，那家伙正朝停在我们前面的一辆车走去。他穿着一身不错的西装，能认出是阿玛尼。挽在他手臂上的，是位身材有如橱窗中人体模型的女人。
“你认出他了吧，伙计？”司机问，他的声音因吃惊而显得十分孩子气。
我并没有，不过那无关紧要。此人走过来为同伴开车门，就在这时我窥测到了别的什么。我打量他走路的样子，他的做派似乎轻而易举就使周围的空气带上了电荷。我打量他的服饰和他穿衣的方式。在他略为转头的一瞬，我瞥见了他的脸，眼神中是小人得志的沾沾自喜。这可逃不过我的眼睛。很难说具体是什么；毋宁说，是他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方式。他看起来就像我。
在从纽约返回的飞机上，我从别人手里借了本杂志看，上面有一篇对一位前英国军情五处特工的专访。据他说，任务在身的军情五处特工经常对朋友说在国防部工作，自以为这样就不至于因向周围的人撒谎而心存愧疚了。
因为撒谎而内疚？我才不干这种傻事呢，但酒店顾问一职总会让人问个没完没了，弄不好就会露馅。所以，有一天在都柏林一家酒吧，我碰到一个名叫德蒙特，举止优雅的小伙子，而对方说开着一家保安公司时，我就脸不红心不跳地插了进去……
“噢，有意思，我就在英国国防部工作。”
在都柏林的酒吧里，还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英国间谍，只有白痴才会这么做，但德蒙特一点不起疑就信了我的话。他是个招人喜欢、风趣幽默的小伙子，正千方百计让公司起飞。我对奋发向上的人总是敬仰有加的，于是热情洋溢地和他探讨起了发展大计。
很快，我便每天早晨离开900英镑一晚的客房，吃过早餐，缓缓步行到德蒙特小小的办公室。他和他母亲会热情接待我，然后我会花一两个钟头向他们传授自己非同凡响的安全工作经历。我会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不时查看一下各种文件。我手持文件靠在椅背上，眉头紧锁，像模像样地读一阵子，然后为他们指点迷津。过不了多久我会感觉无聊，于是抽身走开，约好晚些时在酒吧与德蒙特会合，听取他一天工作后的汇报。
信不信由您，对这种安排我们俩一点儿也没觉得古怪。我起先就告诉过他我的工作就是在都柏林搞研究，但可研究的东西却少之又少。德蒙特似乎很喜欢有我做伴，在办公室里偶尔我还真能帮上忙，特别是清洁键盘之类，我对此道的擅长还多亏在女王陛下辛德利监狱办公室当差的经历。对我来说，既有了伴儿，又能打发时间，还能体味体味过正常人生活的妙处，下午时分再去观赏那些劳力士手表也不迟。
一天早上在办公室里，德蒙特的母亲提到要去都柏林机场买一张10月份的票，准备去曼彻斯特旅游。当时才8月，但她没有信用卡，所以想提前预订。我听后一跃而起，调出一大堆网站，然后告诉她，我会马上替她搞定需要的航班。机票订好了，她打开钱包，把现金如数付给我。
我从她手中接过了钱……
我想放慢点，在这儿稍为停一下。我曾试图理性地阐释一下这一时刻，却总不成功。在我曲折的犯罪道路上有过许多刺眼的罪恶场景，但这一刻或许是最刺目的一次。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中了什么邪，但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总而言之……
第六章 游走三大洲（1）
一周后，我坐在悉尼一家酒吧里，喝着咖啡，看外面大雨倾盆，淅淅沥沥浇打在悉尼歌剧院墙上。离开英国时还是盛夏，飞行二十二个钟头后，我来到世界另一端，已然置身冬季。不管怎样，又一个景点从我单子上勾掉了——母亲曾经跟我说起的，盖得像个贝壳的这座建筑物。
那天，我坐在头等舱软皮座椅上风头十足，有空姐围着转，一天的飞行还算差强人意。我翻完一本旅游指南又读了一本小说，每隔一会儿就按按头顶上的召唤按钮。不久按钮就遭了殃，我老习惯性地去按，脑中却是一片空白，直到空姐站在面前才想到要点什么。最后我终于在印度洋上空某处沉沉入梦，空姐们一定暗自庆幸。
毋庸赘言，我没坐英航的飞机。机场走廊里那几个人，那次稀里糊涂的事故，一直让我惴惴不安。英航想抓我可以理解，令人惊奇的是警察却没利用他们手中的信息跟进。很难设想我过去几个月的荒唐行径还换不来一纸逮捕令，只能假定那班木脑瓜正按部就班层层上报呢。
无疑，很快就会有其他机构加入英航对我的围追堵截。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一来我已经制定了一套新的防范措施，二来最近几次旅行使我信心大增，所以对此事我坦然接受，只当是我又有长进的明证。
那天，几个人放我离开希思罗之后，我去了伦敦，仍旧住在圣马丁。第二天早晨搭火车回格拉斯哥，一路上都在琢磨下一个目的地去哪儿。回到家，才发现家人早就另有打算。吃饭时大家说起，父亲和迪恩将回智利去住一个月。此行半是为了兜风，半是为了拜访卡斯特罗家族不同的支派。
我感到我父亲盯着我。
“你去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他神情紧张，咄咄逼人；这个问题一直让他左右为难。他在挑战我，要我拿出证据证明我那事业有成的故事并非向壁虚构，但更重要的是，他想把我拉回正道。
我真的好想接受父亲的要求，多少减轻点他和妈妈没说出口的担心，但实在没办法。虽然我的诈骗事业一周比一周顺当，可谁也不知道命运什么时候会来个急转弯，一下子断掉我的财路，或者逼得我暂时消声匿迹。我含糊其辞地说工作上有些事脱不开，过后再告诉他能不能去。父亲掉过头，直勾勾盯着餐盘，不再开口。
第二天，家里气氛仍然紧张。我逃出家门，先飞到希思罗，然后马不停蹄来到澳大利亚。此刻，看着窗外的大雨，我苦苦思索下一步该怎么走。我入住的是一家时髦酒店，窗外就是打令港，海港大桥清晰可见；但天气这么糟糕，再加上时差还没调过来，我身处海外时惯常会体验到的兴奋感不免大打折扣。晚上我依旧外出，中了邪一样挥金如土，但白天，我不是睡觉就是呆坐着回想过去两周发生的事。
我决定还是去智利。此刻我生活中唯一担心的就是家中的紧张气氛。诈骗方面，我从未如此满足、如此高枕无忧过，也从未享受过如此辉煌的成就。要是与父亲和迪恩在智利待上一个月，那就堪称完美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看了会儿笼罩悉尼港的蒙蒙烟雨，然后给巴特尔菲尔德打了个电话。接听的是父亲。我解释说有点公事在法国开会，但已经找到了脱身之计，可以去智利了。他尽力做无所谓状，但从电话中还是能觉察到他的高兴。
挂线后，我拿出笔记本电脑上网。稍加搜索，就找到了我所要的——经希思罗转飞智利的航班，其间有几小时停留时间。机场风险不大，还可以继续利用，但待太久就必要了。
我已跟父亲说过他们那次航班满员，其实是我根本不想与他们搭同一趟飞机。说不定哪儿又出个纰漏，警方再次把我拽下飞机。万一我被抓，虽说他们最终会得知，但还是别让他们亲眼看到那档子事为好。
并且，我知道父亲不会同意我订头等舱。他渴望重返卡斯特罗家族故乡已经很多年了，一直怀着宗教般的热诚省吃俭用。他把此行看作一次朝圣，毕恭毕敬，一丝不苟。我这边舒舒服服躺在头等舱座椅上，他那厢局促难耐挤在经济舱里。想到这里，我不禁吃吃笑出声来。不过我不是成心的。
从澳大利亚回到格拉斯哥时，他们已经出发了，但即便不是这样，我也不可能碰到他们。我利用剩余的时间奔跑于外币兑换所之间，把手中卡上的钱都取出来。有两张卡在悉尼一直还能用，但抵达伦敦时发现被停掉了。我开始为筹措下个月的资金感到紧张。
每当这种轻微的歇斯底里症周期性发作时，我做起事来便不顾一切，把所有的行动准则抛到脑后。登机通知最后一次播出后，我才踏上登机过道，隐隐约约觉得大概在五六家外币兑换所取了2000美元左右。坐在头等舱里等着起飞时，我几乎觉得有点儿不值。本来我是打算到智利后就用不着再弄钱的，这一来便开始胡思乱想，好似已经在智利一家兑换所前被抓住，父亲和迪恩在一边呼天抢地。
飞机平稳上天后，我掏出那一大堆钞票和票据，情形才变清楚了。事实上，我现在可以精确地回想起当时由于手忙脚乱而忽略的一切了。在大约一个钟头里，我从九个外币兑换所到手了12560美元！
我和父亲、弟弟在圣地亚哥机场会合，租了一辆小公车，装好行李就向北出发。智利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细细的一条嵌在南美西部边缘，位于太平洋与安第斯山脉之间。到托科皮亚要开900英里，在地图上并不显远。再说一路上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拜访卡斯特罗家的亲戚、结识卡斯特罗家亲戚的熟人，以及曾与父亲在船上共过事的人。
晚上，大家挤到当地人家里吃晚饭、聊天，遵照智利人作客之道煞有介事地浏览家族相册。转天早上，天气正凉时又踏上旅程。高速公路一眼望不到头，上路前，父亲又是挥手，又是嗯喇叭，依依不舍的样子。路上，迪恩和我会聊个不停，换着CD听，要不我就拿出地图来考父亲。
父亲如鱼得水，一只粗壮的胳膊搁在打开的车窗上，指给我们看沿途的风景。年轻时他在这条路上有过种种旅途趣闻，这会儿便一一讲给我们听。当时这个国家还处在军人统治之下，手持冲锋枪的大兵要是闲得发慌的话，就会拦住过路人，敲上一竹杠。主动讲起童年，在父亲可是件新鲜事。托科皮亚越来越近，一车人亲密无间，这种气氛真是久违了。
待在托科皮亚镇上那段时间，大家一直也处得很好。父亲沉浸在重返故里，与儿时玩伴相聚的兴奋之中。祖母和蔼可亲，幽默风趣，我只在小不点儿时见过。她在我身上看出某种吉普赛气质，而且暗自认可。她问起我别后的日子，我向她开讲加工过的版本，可她用西班牙语打断了我：
“你快乐吗？”
“是的，祖母，我很快乐。”我告诉她，祖母看来很睿智，也很快乐。
随身携带的巨额现钞弄得我很尴尬。以往，能花钱总是吃得开，最不济也能引来愤懑却又羡慕的眼光。而在这里，人们拥有的财富很少，社会似乎以忠孝礼让为原则运转，一个大把花钱、咋咋呼呼的外国佬是不会受到欢迎的。
我一直都认为幸福与金钱密不可分。看到智利人怡然自得的样子，我实在不明白他们的幸福感从哪里来。在我那扭曲的眼光看来，他们之所以感到快乐是因为他们没尝过更好的滋味。如果他们握着大把钞票踏上过邦德大街或第五大道，或者入住过豪华酒店套房，对生活的看法恐怕就会有所不同了。
自打离开托科皮亚，踏上回圣地亚哥的旅程，我和父亲间的敌意就一点点增大。与亲友挥泪相别是使他消沉的主要因素，但还有别的原因。我对此心知肚明：我们就要回到英国，而一旦到达，就意味着再次分道扬镳。
他三番两次打探我对将来的打算，但我寥寥数语就把他给打发了。起先我还为这样做而内疚，但不久就变成了对他的反感，以至于回程途中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俩都在各自生闷气。多亏迪恩像个小大人般左右逢源，度假气氛才不至于荡然无存。父亲默不做声，加大油门驱车南下，脑子里不知在想什么。我自己也是一肚子官司。
我想先回都柏林再说，但接下来该做什么，一点儿谱都没有。当务之急是，已经一个来月没跟信用卡打交道了，能带给我安全感的查询、收支状况检查都没法进行。我很想知道在我休假这段时间里，那班陌生人在我所不知道的办公室里都做了些什么。
在机场，我和父亲冷冷地互道再见。然后我登上从大西洋飞往希思罗的飞机，大部份时间都在睡觉。在希思罗，我搭上前往都柏林的首架航班。在市中心一家酒店安顿妥当之后，我又一头冲了出去。后半夜好几次听到手机铃响，我都置之不理。后来我总算勉强起身，打开语音留言。
都是德蒙特的。第一个留言就对他要说的话做了个不错的总结。
“艾略特，你他妈的怎么回事儿啊？ 我老妈在机场让爱尔兰警察扣下了……怎么搞的……收到留言赶快回个电话。”
电话留言一路放下去，一个比一个生气，一个比一个凶狠。我真傻帽透顶，两个月前主动替他母亲订去曼彻斯特的机票。后来我倒是好几次想起这事儿，依稀记得要在临近她出发时替她换个航班，但因为智利之行，一直没顾得上。
德蒙特可怜的老妈！想当初在德蒙特办公室里，她常常泡茶给我喝，跟我一块儿胡侃爱丁堡皇家军队表演操的轶闻趣事。现在她却因为一张我卖给她的假机票被关在机场某处一间牢房里。啊！老天！我觉得自己好烂，却又不能跟她联系。她一定已经告诉警方该为那张票负责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艾略特，而且这么说一点不带冤枉。更要命的是，如果警方查过航空公司旅客的名单，就一定会发现我此刻正在都柏林。
我收拾好东西出门，找到一家互联网咖啡馆，用艾列特·卡斯特拉的名字在机场附近预订了一间酒店客房，两个晚上。跳上一辆出租车，我直奔酒店。前台服务员对名字拼错一点不在意，接过卡就刷。此刻我还有三张卡好使，得找个地方再弄几张。
当然，弄卡还是次要的，赶紧逃到国外才是正经。我的计划是先藏匿一小段时间，然后神不知鬼不觉溜到格拉斯哥。就这样，窝在酒店客房里看了两天电影、叫了两天外卖之后，我步行到都柏林机场，订了当天到格拉斯哥的首架航班。
我打电话给母亲，告诉她晚上就到家。然后我试着给德蒙特打电话，但终究没能把号码拨完。他会猜到我在机场，然后马上向爱尔兰警察报警。至少我是这么安慰自己负疚的良心的。
在机场门口没看到穿制服的，也没什么可疑迹象。椅子上有份看过的报纸，我捡起来，随意读着打发时间。登机通知终于开播。我松了口气排到队伍中，连一位乘客拍我手臂都没发火。我往旁边挪了一点儿让他过去，他却不动窝儿。等我转过身来，才看清根本不是什么乘客。
起先，和这个爱尔兰警察的周旋很有点超现实的味道。在登机口抓住我，然后把我带到办公室的这位矮个儿警察名叫迪克兰•；法雷尔，一个挺和气的家伙。他有点发福，大我二十岁左右。走在他身旁，我双腿像灌了铅般沉重，压根儿没动逃跑的念头。
到了办公室，他舒舒服服坐下来，谈起我最近几次空中旅行和住酒店的情况，好像在跟我交换旅游笔记。这让我挺不自在，正绞尽心思如何应对，他却把笔记本转过来对着我。我最近几次的冒险经历，一多半都白纸黑字记着呢。
虽然缺漏不少，这份办案记录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给放出去的前景也因此而变得暗淡了。我尽量礼貌，问他能否得到保释。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保释机会满大。他匆匆走出房间，紧接着又拿着一包东西回来。都是我的，登记时打的包。
“这些，”他举着我剩下的一些卡说，“相信都是你骗来的，现在要留在这里了。”我没吱声。他又举起我的护照：“还得扣下这个，卡斯特罗先生。”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可能很快得到保释，但他肯定不想让我这么轻易就脱身。不出所料，当我如愿得到保释后，迪克兰•；法雷尔就守在法庭门口。他给了我一个家庭旅馆的名字和地址，叫我在那里待两天，等候法院开庭。
分手时，我信誓旦旦一定在法庭上跟他见，然后带着路线指示出发了。当然，我才不会傻到真去出庭呢，然而这次要脱身可不那么容易。我决定在家庭旅馆住一晚，之后搭个便车去北爱尔兰。如果边境上检查护照，我就偷渡过去。一旦进入英国，没护照也可以飞到格拉斯哥。
但我的如意算盘立刻就不灵了。到达家庭旅馆时，才发现这是个徒有虚名、供人中途歇脚的简陋小客栈。出于不知什么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