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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从这三兄弟的血液小分型来看，万一其中有人要输血，老三的血输给两个哥哥，肯定没问题。但是，两个哥哥的血液输给弟弟就可能会有反应。
至于父母都是普通的A型和B型，为什么孩子们却都是珍稀血型？吴国光认为，这就是人类遗传的奥秘了，是遗传过程中，基因发生了变化导致的结果，一点也不奇怪。但奇怪的是父母各启的人、B基因同时发生变化，即使在国际上也是相：当少见。目前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血型参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正在深入研究形成这样珍稀血型的机理和意义。
吴国光介绍说，“孟买血型”是由印度人最早发现的，发现的地点在盂买，所以被命名为”孟买血型”。而后，我国也有人发现过类似的血型，经过血型鉴定，和“孟买血型”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因为在他们的唾液里能找到A或B抗原，所以称为“类孟买血型”。这次发现的这一家三兄弟的血型，也是一样和“孟买血型”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因此也属于“类孟买血型”。
他解释说，人类的血型因种族的不同而各不相同，而且分型非常复杂，到目前，总共发现的人类血型大约有270多种。通常人们所知道的A型、B型、O型、AB型之类，是因为这些血型最常见，如果将血液的其他分型联系起来分析，如：ABO血型；ABO亚型、Rh阴性血型、MN血型、P血型以及血液中的不规则抗体等等，血型就是个大学问了。至于“类孟买血型”，在中国人当中非常稀少，究竟多少人当中有一个人是“类孟买血型”，至今还不清楚。正因为“类孟买血型”非常珍稀，其价值和意义也就尤显重大。从生命救助的角度，只有血型相同的人才能够输血救助，这一点，对珍稀血型的人来说，生命救助时往往就是难题。现在，这样的珍稀血型被发现了，首先，珍稀血型者自己一旦有需要时；就可以用自己的血液救助自己了。像这位男青年捐献的400毫升“类孟买血型”血液，现在依然保存在血液中心的低温冰库里，以现有的条件，这袋血液可以保存30年以上；珍稀血型的血液正因为稀少所以就可贵，一旦再有血型相同的人需要输血，就可以救助别人的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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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深圳之前，吴国光是上海输血研究所副所长。1943年他出生在上海，1965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物理化学系，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上海市血液中心工作。从七八十年代起，他在输血医学的研究中有子突破；并发表了引起医学界重视的学术论文。1984年7月他作为访伺学者赴美国红十字会血液部进修“血型和输血”，随后又多次赴美；最长的一次有近3年时间。在美国的几年间；他做了多项的科研项目，那段时间成绩出得很快，时常有或大或小的成果出来，国内国际一比较，他有了一种使命感。国内90年代的输血治疗水平还很低，只相当于美国七八十年代的水平。一二十年以上的落，后，实在是一个不小的差距。吴国光急切要把自己搞出来的国际领先的成果带回去，运用到中国的输血医疗工作中，提高国内的输血医学水平。
主意已定，他的心情更加踏实。他的妻子邵永乐也从上海来到了美国，在他的研究室里做实验。邵永乐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和吴国光是小学和初中的同学，他们从小就住在一条街上，都是班上的高材生。邵永乐生长在一个文化家庭，祖父是《申报》的资深报人，父亲是沪上有名的中医师，家中8个兄弟姐妹个个都受过高等教育。她有一种闺秀式的端庄，既和善又智慧，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人。邵永乐医生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贤妻良母，为了丈夫和他的事业，自己的一切都可以让道。在他们夫妇之间，有一份一望而知的默契。他们也都说平常他们不用多说什么，一个眼神彼此就能心领神会。他们说他们在生活里几乎没有争吵，什么事情都是一起商量。他们小学、中学都是同学，是初恋的对象，也是相濡以沫的伴侣。邵医生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大学毕业后她分配到了四川，当时不少恋人都因为分居两地而无奈分手了，而吴国光对这份感情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他们的恋爱和婚姻顺利而美满，婚后一家人住在吴国光的父母亲家里，住在一起的还有他哥哥、嫂子和妹妹。邵医生说他们之间从来就是和和气气的，没有通常大家庭里的磕磕碰碰。邵医生后来调回了上海，为了老人和孩子，她主动地承担起所有家务。她说：“与其两个人工作起来都不踏实，不如我多做一点，让他能安心地搞他的研究。”吴国光也说：“她的确是为我做了很多，为了我她耽误了自己的专业和晋升。”妻子不仅生活上不让他操心，还帮他做实验，帮他整理资料，在每一个环节上给予他细致而周到的帮助。为了他的工作，她放弃了自己深爱的专业，跟他去了美国，又跟他回到上海，后来又跟他来到了深圳。为了他的工作，她可以说是任劳任怨，三十几年如一日，每天晚上不管多晚，都会等吴国光下班回家，热汤热饭送到他面前‘她所做的呷切都是围绕着他的事业，她是他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得力的助手。吴国光对妻子的满意和感激也是溢于言表。
邵医生到美国后，他们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瓦基（Millwakee）城，这里天空很蓝，树木很绿，她非常喜欢。她刚说了两句称赞的话，吴国光就对她说：“你不要说这里好，我是要回去的。”邵医生说他一心想着回国，在做研究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做了许多回国后开展工作的准备。他每天大量的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他认真设想每÷个实验步骤，积累任何有利于他回国后开展工作的经验。MillwaLee的冬天刺骨般寒冷，研究所因为冬天冰天雪地气候寒冷，通常要求大家提早下班，但吴国光依旧是每天最晚二个离开。有时他工作到凌晨刚顶着大雪回家，就因为有了一个更好的实验方法，或者为了看一个实验的结果，他会踩着厚厚的积雪，赶回实验室。所里换过多位保安，每一位都认识他。他没有时间去享受美国的蓝天绿树，女儿在美国东海岸念大学；他一次也没去探望过她。连女儿的毕业典礼也抽不出时间参加。
吴国光夫妇回国的行李中带了大量珍贵的学术资料。在回国之前，吴国光还花了3万多美元买了设备和试剂，准备回到国内马上就可以开展工作。邵医生说：“他想国内购买这些东西可能不很方便，另一方面他是有传统思想的人，总想自己，是公派的，花了公家的钱，所以也要给公家买点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回国的念头是那样的坚定，甚至都没有去想一想假如留下又会怎么样。当时吴国光除了妻子、女儿还有母亲、哥哥、妹妹也都在美国，别的不说，就从一家人团圆的角度，他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的，但他却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我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笑起来，他说：“也没怎么想吧，就是觉得想做点事，当然最想、的还是把先进的输血技术带回国，也算是圆我的梦吧！”
回到国内，作为这斗行当中的佼佼者，很多输血医学机构邀请他去工作，他心里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能让他很好地于事业，发挥所长。最让他感动的是深圳血液中心的杨春森主任，他5次到上海，上门邀请他到深圳工作。以前吴国光并不认识他，他是从美国回来后的一次全国性的输血学术报告会上第一次见到他的。可是没有想到就在那次见面的几个月后，老杨专程来到上海邀请他到深圳去工作，和他一起创建深圳市的输血医学事业。杨春森是产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从吴国光的一位在广东省顺德血站当站长的学生那里了解到他的具体情况，认定他来一定能把深圳输血医学方面的工作搞上去，而且能打开崭新的局面。当时深圳还没有血液中心，只有一个血站，业务和学术水平都相当低，属于起步晚、基础薄的地方，不要说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比，就是与内地普通的某个城市相比，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作为血站站长的杨春森和深圳市卫生局领导，下决心彻底改变深圳市输血医学的落后面貌。吴国光后来才知道，当肘杨春森站长曾向市卫生局领导预言：吴国光到深圳后；保证深圳市的医学领域中第一个达到国家先进水平的是深圳市血站，而以后的事实也确实证实了他的预言。杨春森到上海邀请吴国光，对吴国光来说还是比较突然的，他心中也不是没有过犹豫。当时他在上海的工作单位和生活条件都相当好，特别是上海的学术环境、科研管理体系全国数一数二，他又是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最主要的是他的老母亲也在上海，他和母亲的感情又特别深厚。父亲不在了，他更加放不下母亲。邵医生说吴国光是个孝子，对母亲十分体贴。母亲是广东人，喜欢听粤剧，在上海时只要有广东粤剧团来演出，她每场必看。如果每天上演的剧目不同；她就天天去看。吴国光总是早早地给她买好了票，能陪就去陪她。自己工作实在忙，就请广东籍的朋友去陪她看戏。他去广东甚至会带回大捆的西洋菜和很沉的槟榔芋头，给母亲煲汤和做菜，让母亲尝到家乡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到广东去工作，母亲又是非常开明，她支持他到深圳。
远在美国的女儿也赞成父亲到深圳去尝试一下，她劝父亲说；不少美国人经常变动工作，他们常常为了一份新工作去一个新地方；只要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何不试试？在上海吴国光面临着承担越来越多的行政工作，他本来是为了专业而回来的；这与他的初衷显然不太一致；而去深圳几乎是白手起家，好处是他可以做自己喜欢也是擅长的课题研究，而且有老杨这样的领导支持，他相信一定能够很好地把工作开展起来。权衡之下，他选择了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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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吴国光到了深圳。面对的工作条件的确十分简陋，当时的深圳血液中心只在市人民医院内有4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再增加他一张办公桌似乎都找不到地方；杨春森主任信守在上海时对他的承诺，处处尽最大可能对他提供帮助。他劲头很大，忙前忙后，在现在的血液中心对面租借了—栋二层的临时搭建的铁皮房给他筹建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每当吴国光碰到难题，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还是人事上的，杨主任总是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并且在第一时间里帮助他解决。吴国光回忆起初到深圳创业，对杨主任充满了感激。他说：“他在各方面给予我力量和信心，他无畏无惧的工作作风，更是我的榜样。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的工作是不可能开展得这么顺利的。”由此起步，吴国光一步一步地建立并拓展着自己在深圳的事业，他建起了研究所，招集和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购进了世界一流的设备，终于把深圳血液中心建成了国内外瞩目的输血医学研究的龙头单位。
吴国光非常感激他来到深圳后受到市政府、卫生局等各级领导的支持，他还特别感激深圳市卫生局周俊安局长。吴国光说周局长是一位专家型干部，他除了是一位双肩挑的出色的好领导外，更是一位真正的医学专家，博通医学各领域的知识。他对知识分子也是特别的理解和体贴。吴国光对他的感觉是又敬佩又亲切。他来到深圳不久，周局长就找他谈话，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你放弃了各方面的优裕条件，来到深
圳工作，不是为了名和利。你追求的是事业，是自己为之献身的专业，我全力支持你，只要我在位一天，就支持你一天，帮助你实现理想。”
刚到深圳的时候，深圳市医学界对吴国光不是很了解，周俊安局长利用各种场合向大家介绍他，宣传他的学术成绩，让各方面支持和配合他的工作。在申报各类科研项目时，周俊安局长在评审时总是非常认真地评述，给予热情的推荐。吴国光举办的各类国内外的学术活动，他只要在深圳，不管是工作日或者是休息日，总是想方设法出席，并在会上作热情洋溢的发言。为了帮助血液中心引进一位年轻的技术骨干，他曾在大年初一亲自出马帮他去做说服的工作。吴国光说，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能在全国的学术竞争上取得如此领先的地位，并且成功地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卫生部委任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国家质量控制实验室，与周局长在全国专家评审会上的努力分不开。而最最令吴国光感动的是，当他在工作上受到挫折时，尤其是遭到误解或被恶语中伤时，周局长总是挺身而出，代表卫生局党委坚定不移地支持和帮助他，并与他谈心，安慰他，鼓励他，帮助他渡过一个一个的难关，令他终身难忘。
吴国光是到了深圳才知道条件这么差的，比如编制少，一方面研究人员紧缺，而另一方面有能力有想法能够独当一面的年轻人却进不来。他说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目前研究所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招聘的，给他们的工资及待遇都远远低于正式研究人员，这对稳定队伍相当不利。有一些人才就流失了，他们成了某一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去了条件和待遇相对更好的研究机构。吴国光自己也曾面临过很大的困难。首先就是住房。吴国光说，因为深圳血液中心的编制有限，他和妻子商量到深圳后她不进血液中心，所有关系还留在上海，这样可以省出一个编制进年轻人。可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却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户口没有迁过来就不能参加福利分房，他们来深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们居住的单位宿舍离单位很远，上下班很不方便。吴国光的不少医生朋友都帮他反映，周俊安局长也帮他反映，他的问题得到了市领导的关心，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和市长李子彬亲自批示，给他解决了住房，总算让他在深圳有了一个安居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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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有2个重点学科，一个是输血医学学科，另一个是组织配型和免疫遗传学学科。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和造血于细胞质量控制实验室也在这里组建起来；同时这里还是司法部授权的血液系统亲子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三四年的时间，2个重点学科，1个国家实验室，而且还带出了一批年轻人，实在是做出了相当可喜的成绩。吴国光的欣喜浮到了脸上，他说，国家实验室是要在全国竞标的，要和北京、上海有几十年历史、好几百人的专业研究队伍去比，而专家们还是把票投给了我们。
但是一项事业的振兴，并不是有了掌握世界一流学术理论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几套先进的仪器设备就行的，它还需要一个大的环境。对此吴国光有着清醒和透彻的认识。尤其是像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部门，是以社会效益为主，很难直接计算经济效益，而所开展的科研及其技术应用，许多是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见到效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而每天需要去做的工作却是大量和繁复的，摆在面前的困难和问题也并不少。吴国光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他首先考虑清楚自己人手的事情，就像煮茧抽丝，先找到一个线头。多年的学习和研究生活培养和磨砺了他的思维和耐心，他知道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开始，随后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一定是能够有所收获的。事实也证明了就是如此，几年的辛苦付出，他终于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吴国光在深圳输血医学研究所启动了多项重大的科研课题，其中一项是建立“深圳冷冻血库”，解决稀有血型、血源和应付战争和大灾中的供血不足以及控制输血传染疾病的问题；另一项是建立了与国际先进技术接轨的“深圳市骨髓供者基因信息库和检验中心”，给众多急需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但又缺乏HLA配合供体的各类危急血液病人带来了获得新生的希望。
据统计，白血病的发病率为10万分之3，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血液病，俗称“血癌”。我国每年新增加约4万名白血病患者，而且发病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下，自然病程通常只有三个月。对于大部分的白血病患者来说，骨髓移植是给予他们生命希望的最好的治疗方式。骨髓移植同时也是各种重度贫血症以及一些先天性免疫缺乏症和代谢性疾病救命的根本治疗方法。近年来世界上接受骨髓移植的患者在增加，显示骨髓移植已经成为对此类疾病的治疗趋势，而且因骨髓移植所带来的病人的存活率也大大地提高。如有适当的供髓者，骨髓移植已达到80％到90％的长期存活率。而骨髓移植的前提是患者与供者的人体白细胞组织相容性抗原（即HLA）分型必须完全吻合。但除了同卵双胞胎是一模一样的外，这种相合的概率在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中是4分之1，在非血缘关系的人群中相合的概率大约为400至1万分之1。而且HLA配对要受到，血缘、种族及地域等等的影响，一般黄种人也只有黄种人当中寻找配型。因此，要寻找到适合中国人的捐赠者，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我们自己的骨髓供者基因资料库。
但是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骨髓基因资料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捐赠，是无偿的，要让更多的人成为志愿者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非血缘骨髓移植供者资料检索库”，据报道，全美国的国家骨髓供者库中志愿捐髓者有500万人，可以使本国35％到40％的患者在3个月内找到合适的供者。中国的骨髓捐献事业可以说是与国际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是同步开展的，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组织下，1992年左右由北京、上海等国内几个大城市开始筹建了中华骨髓库工作，但一直步履艰难，到2000年中，库中的资料只有3万多份，而且部分资料因为技术或组织管理的原因而可能有问题，起不到真正的骨髓供者资料库的作用。但是，在这时候，国际上已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骨髓供者资料库，全世界骨髓志愿捐献者已有700多万人。亚洲地区与我国大陆地区差不多同时起步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和香港、台湾地区，都有了较大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