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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党晚报》记者李慧良采写的一篇关于农村教育问题的报道，发表于2001年3月19日的《上党晚报》：
教师仅有小学文化；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
山后河学校误人子弟
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小学，原有27名学生。由于长期没有教师，学生们有的辍学，有的在外借读。2001年3月初，村委聘请了一位仅有小学文化的老师。如今，学校里共有7名学生，且还有2名没有新课本。
3月20日下午4时许，记者在该村街头一群聊天妇女中找到这位代课老师。记者惊诧地问：“你们下午几点上课？”老师回答：“两点半。”在老师的陪同下，记者来到了与村委会同处一院的学校。
学校没有大门，只有一个大豁口供人进出。西北角和西南角的院墙也倒塌了一大块。教室里，7名学生正在写作业。经老师介绍，这7名学生中，一年级2名，二、三年级各1名，四年级3名。一年级和四年级的两个学生，至今没有新课本。女老师说，自己也只上了5年学。10多年前，她曾在娘家所在的村代过课，来到山后河村就没有再代课。半个月前才接上这个工作。
说到缺书的情况，随同进来的家长们说：去年，孩子们都在几里以外的山后村上学，放假时还预交了书费。等到一开学，却没有他们的书，书费也被退了回来。家长们只好到壶关县城和长治市区寻找，就是这样，仍有两个学生缺书。记者看到，一年级缺书的学生，借到的是几年前的课本。书中内容与新书已有很大不同；而四年级缺书的同学也是借的旧书，父母亲每晚都要借来同学的书给他对上半天，把不一样的内容改过来。
该村外出打工人员很多，许多人是边打工边带着上学的孩子在外居住。据一位家长说，他的孩子在淮海小学借读，每学期仅借读费就得300元。而在淮海小学借读的学生，光他们村就有5名。还有一个该上五年级的学生，因为没有书，不能到外村上学（该村仅有一至四年级），只好辍学在家。前些年，该村也有过水平较高的老师，但由于工资长期不能按时兑现，有的直接向学生收钱，有的收到杂费和书本费后一去不返。
比小学校问题更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我发表在3月31日《长治日报》上给秦来英副市长的公开信：
秦来英副市长：
贯彻西沟会议（市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提出干部变作风，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没听说教育蹲点。你要带头、带动、带领！那就由你立即带上教委全部人马，进驻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蹲点“三深”七天。6点起床讲党课七天，查明此村发生此种严重问题的根源何在？责任人是谁？怎么处理？市政府如何采取果断措施，在全市范围内解决类似严重问题？
教育系统又是如何贯彻西沟会议精神的？该村“教师仅有小学文化；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的严重问题，我却看不到任何一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报告，可见“三深”差距有多么大！
我感谢《啄木鸟》李慧良同志的文章，否则，这20名农民的后代可能成为文盲和科盲。工作要扎实，要落实。我们不是经常开教育工作会么？可是在山后河，这一切等于零，“春风不度玉门关”变成了“落实不到山后河”。
吕日周
2001年3月28日晚
信件一经发表便产生巨大反响。但我觉得有些异常。
山后河的孩子上不了学，可能被大家认为是件正常事，而点名批评副市长倒成了一件不正常的事。有人对我说，这件事有点小题大做了，学生辍学现象在山西，在长治实在是太多了，犯不上得罪高官同事。也有人说：“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处理，打电话也能办事，让秘书传达一下也会起作用。”我之所以选择在党报上公开发表信件来解决这件事，是要提醒长治的干部时刻关注民情民意，不要对人民的疾苦麻木不仁，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是我抓教育的特殊做法。一把手到了位，其他分管同志才好到位。表面上看，我好像刺了他们一下，实际上，我是送给来英同志一把尚方宝剑。来英同志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她多次对我诉说苦衷：抓好教育是全社会的事，有的地方党建出了问题，社会治安出了问题，我怎么抓学校？
公开信见报后，来英同志立即带领市教委30多名同志奔赴山后河村。当晚，她把群众代表找来座谈，了解村上的情况。问题比她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来英同志到山后河的第二天，我也去了。同去的还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温福亮。从壶关县城出发，在山区土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坎坷颠簸，费了很大劲，我们才找到这个后来闻名全国的小村庄。
山后河被一条深沟隔开，来英同志晚上开完会，打着手电回住处，看不清路，她就蹲到地上爬着前行，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到了老乡家。第二天早上重走这条路时，她还真有些后怕。于是，她想办法找人帮助村里修路。村外有个大坝，年久失修，每到雨季，洪水冲走老百姓的庄稼，她又找人要了3万元，帮助村里重修大坝。
山后河的问题不都是可以用钱解决了的。村里原任党支书因拐卖人口被抓在押，党员七年没过组织生活。如此问题成堆的地方，小学校问题还不算村上的最突出问题。有问题就要解决，不管是否属于分管范围，秦来英同志都积极主动地一件一件去处理。
早晨六点，她集中党员上党课，夜里讨论村上问题至深夜。身临其境，我也觉得这件事有点难为这位女同志。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更何况我们是领导干部，更要比一般同志多辛苦，才能换来人民的少吃苦。
来英同志从解决农村基层组织问题入手，小学校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学校很快有了教师，学生返回了教室。有关责任人也受到了责任追究。
一个星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生活，老百姓和秦副市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又是一年过去，2002年春节过后，四套班子领导再次到西沟村召开中心组学习会，秦来英同志感触颇深地谈起了山后河感想：
说实话，本来我心里有些怨气，认为吕书记不直接把批示转给我，却发表在报纸上，我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但到村里和村民接触，群众反映了村里许多令人震惊的问题，怨气就消了。而且给我的感觉是，不但应该来蹲点，而且来得太迟了！
山后河的群众真好，我离开村子时，大爷大婶们给我的行李袋里塞鸡蛋、装山货，全村人把我送出村口，我再回头时，房东大娘还在那里擦眼泪。
老乡们听说我二次去山后河，我在车上就看到村里不少人在村口路旁等我，我接受群众的这般礼遇，和我当初的思想情绪比起来，心里愧疚。这件事，我感谢市委为我上了一堂极其深刻的群众路线课，使我从灵魂深处懂得了“人民”两字的深刻含义。
随后，来英同志把在山后河村蹲点的感受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长治日报》上：《“三深”是改进作风的最好方法》。
我同市教委的一班人进驻山后河村，通过住农家、访农户、问学事、察民情、解民忧，使山后河村学校的问题很快得到了圆满解决。在这次调研的前前后后，我一直在思考着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会出现“山后河现象”？二是为什么这次调研取得了很好效果？三是怎么样才能杜绝类似情况发生，切实推动我市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通过这次调研和调研后的思考，对这些问题找到了新的答案。
“山后河现象”向我们警示：干部的作风不彻底转变，工作中的问题就得不到彻底解决。
山后河调研给我们的启示：只要坚持“三深”、“三带”，就能使工作落到实处。
读了来英同志的文章，我感到欣慰，提笔又向全市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
秦来英同志的文章写得好！好就好在通过和人民的深入接触，发生了立场、观点、方法和感情的变化，加深了对“三个代表”的理解，从面上解决点上暴露出来的属于自己责任内的各种问题。这是市级领导带头转变作风的良好开端。
基层发生的很多问题，市级领导都要从自己的分管工作中主动找差距，追责任，自觉解决问题。不能认为基层发生的问题与己无关。从省委副书记李景田来长治调查发现干部上班睡大觉、打扑克，到省委书记田成平去农村家访后，讲真话的老农遭到报复、挨了打的事件中，可见长治市“群众中问题成堆难解决和干部中领导成堆不负责”的问题有多么普遍和严重。我们不能理解为问题全被省领导发现了，而应当理解为我们深入不够，责任心不强，解决问题还不到位。为此，希望市级领导和各级主要领导，都要把自己所领导的、所分管的战线，把点上发现的问题拿到面上去解决，自己负责任并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晚唐山西诗人薛能描写新柳为“柔性定胜刚性立，一枝还引万枝生”。只要抓住了典型，就会成为春风第一枝，引来百花盛开的季节。我建议每一位领导都要发现正反典型，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推广和解决，举一反三地起到教育作用。
让市委也上曝光台
从我对《长治日报》作过的批示中，可以看出长治舆论监督存在的一些问题。
报社社长、总编曾多次被我当面批评。有一天早上五点钟，我就把总编辑叫到家，拿着当天报纸对他说：“这是一份由无能总编、无能编辑、无能记者办的一份无能报纸！”后
来，这句话被传开了。
为什么我对报纸的批评如此严厉？因为在我看来，通过报纸向群众公开问题，在群众的监督下落实解决问题，是转变干部作风，推动长治发展的快捷方式。报纸要代表老百姓说话，老百姓要有一个说话的地方。
我们虽然用的是霹雳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长治日报》开始告别了“怕”和“软”，有了开展舆论监督的信心和勇气。
在长治市，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军事机密和一些需要保密的工作之外，从市委书记、市长做起，任何人、任何单位都必须接受舆论监督，都必须正确对待舆论监督。
我多次鼓励新闻工作者，要认准方向，坚持原则，坚定信心，突破难点；要讲政治、讲法规、讲纪律；要出于公心，与人为善；经常调查研究；客观分析；慎下结论；在实践中提高监督的水平和艺术。
在长治媒体上，不仅可以见到对县处级单位和干部的批评报道，甚至市级领导也上了“曝光台”。这些批评报道的结果，不仅没有影响长治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的威信，反而增强了群众对市委、市政府工作的信任。
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不正常现象。不少地方出了问题捂着、盖着，记者去采访，不是阻挠就是千方百计施加压力，甚至有的地方还配有专门负责“灭火”的官员。我们长治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主动邀请记者来“点火”。长治这么大，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记者的敏感性强，能发现问题，推动我们的工作，请“猫”进屋捉“老鼠”，何乐而不为呢？
前两年，长治煤矿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安全生产抓得比较好。2002年，全国多起矿难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其中有几起事件在社会上留下了恶劣影响，就是因为地方领导隐匿事实，阻挠记者采访所致。在此期间，长治也发生过一起矿难：这年4月19日晚，沁源县一乡镇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件，造成12人死亡。
这一起安全事故放在哪里，都会让主要领导难堪。但我和张兵生市长、马和平副市长坚持不仅要见报，而且要让全市人民对这起事件发表看法，毫不留情地层层追究责任。以下是《长治日报》4月21日头版上的一条消息：
沁源县七一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
本报讯记者李玮伶报道：4月19日23时30分许，我市沁源县七一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当时井下作业人员24人。事故发生后，12人安全撤出。20日上午8时30分，已查明共有11人遇难，2人受伤，1人下落不明。有关单位正继续寻找。
凌晨3点，市委常委、秘书长郭正义对事故提出处理意见。副市长马和平连夜赶赴现场，会同沁源县领导和有关部门了解事故情况并开始部署抢险。
省长刘振华，省委常委、秘书长申联彬，副省长王显政对事故先后作出批示，要求积极组织抢救，查明事故原因，采取有力措施，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市委书记吕日周对事故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在处理事故的同时，严追责任不手软。并指出，干部不负责任，什么问题都能发生。要从血的教训中唤起全民的安全意识，唤醒干部的责任意识。
20日上午，副市长秦来英率市医院抢救组赶赴现场，了解事故抢险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并到医院看望了伤员。
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矿办公室墙上挂着图示，标明井下事故发生巷道，旁边是事故处理指挥组、现场抢救组、后勤支援组人员名单；市县两级领导正在指挥搜救。市总工会、市公安局、市经委等有关部门按照部署开展各自的工作；县矿山中队整装待命，事故抢险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下午5点30分，省长助理李振喜、省煤矿安监局局长巩安库、省煤炭局总工程师李成先赶赴现场，对抢救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事故善后和原因调查及今后整改提出指导意见。
据了解，七一煤矿是沁源二轻系统所属集体企业。70年代建矿，年产量在3万吨左右。矿长张清贤说，该矿去年12月通过整顿验收。由于放松警惕、疏于管理、矿工安全意识淡薄、违规作业，终至酿成惨祸。
导致此次特大爆炸的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追究这起事故的责任，市县提出的建议比上级提出的处罚更严厉，不仅有关责任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市委还撤了分管副县长的职，县长调到别的地方降职安排工作。
两年间，长治新闻媒体批评的大小干部1000多人（次），在新闻媒体监督之下，全市先后有160余名干部丢掉了官职。
五大监督体系的萌动
2001年12月初，我和市委副书记夏振贵、卢晓中，秘书长郭正义，召集有关部门的领导共同研究，提出建立“五大监督”构想：以纪检、监察机关牵头的党政监督；以人大牵头的法律和工作监督；以政协和统战部门牵头的民主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以新闻媒体牵头的舆论监督；以信访部门牵头的群众监督。
2002年1月21日，《中共长治市委建立“五大监督”的实施意见（试行）》在长治市委八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在讨论这一意见的初稿时，我说：“新闻媒体监督的对象包括：上至四套班子领导，下至一般干部，大至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各方面的工作，小至各家各户的各种行为，只要法律许可，都在新闻舆论监督的范围。监督的办法有：所有的新闻单位都要划分责任区，建立责任制；舆论监督要采取通报、排队、曝光、追踪报道等形式；各新闻单位都要设立监督举报电话，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各媒体每月刊播批评报道不得少于20件；对全市的各项工作采取明查暗访；采取‘一事一报、一报一追、一追一果’的办法，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凡被新闻媒体批评的人和事，有关部门都要实行联动，严肃处理；新闻单位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应该说，长治的舆论监督在“五大监督”制度的保证下，出现了新的起色。《长治日报》、《上党晚报》成了长治人心目中的《焦点访谈》。舆论监督成了长治人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也成了大家茶余饭后广为议论的话题。过去，老百姓对新闻漠不关心，现在，长治人看电视、看报纸的热情空前高涨。过去，登了批评报道，大家不习惯。现在，没了批评报道，大家反而不习惯了。
长治的舆论监督工作引起全国新闻媒体的关注，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2002年7月20日，中纪委两位同志专程到长治了解舆论监督情况，对此项工作给以充分肯定。刘振华省长在全省的大会上肯定了长治的舆论监督。
新闻要有“棱角”
我一直对新闻舆论有一种特殊的偏爱。
我先后在村、乡、县、市从事党政领导工作12年。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一方面通过传媒及时了解和掌握方针、政策，捕捉各种信息作为资政参考，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传媒去
指导工作，推进工作。新闻舆论是一种最有效、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手段和方式，其中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舆论监督。我在原平的新闻媒体办过《让全县人民都知道》专栏，在朔州办过《让全市人民都知道》专栏，到了省体改委还办了《让全委干部都知道》的监督黑板，都起到了支点前移的杠杆作用。对干部的监督，把权力标准转化为道德标准，把一双眼睛或几十双眼睛演变成为上千双眼睛，有力地推动了工作。
舆论监督是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三代领导核心都对此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
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党报要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指出：“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是实现这三个方面监督的有效途径，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要弘扬时代主旋律，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要重视对社会舆论情况和群众思想情况的研究，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做好舆论监督。”
上述论断，表明了我们党勇于正视自己，敢于面对批评的胸襟。然而，这一优良传统在某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的现象相当普遍。在一些干部头脑里，总觉得在媒体上曝了光就脸上无光，有人甚至认为一旦曝光，就会产生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