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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到
楔子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
—曹操《苦寒行》
这是曹操对太行山的描述。史料记载，曹公当年北征高干，在长治境内的壶关县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苦寒行》。
长治古称上党，历史上也曾叫潞州。
龙年岁首的2000年2月12日，中共山西省委任命我为长治中共市委书记。
从太原往长治的路上，距市区还有153公里处便是长治的边界。边界处有一个长长的隧道，乍一进去，一片黑暗，走着走着便出现了光亮。我想，到长治就恰似走隧道，只要一门心思往前走，亮点就会越走越多。
再往前走，进入长治市所辖的武乡县界。这是一个革命老区，也是著名的国家级贫困县。望着道路旁崇山峻岭上的奇峰怪石，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像一个天然战场，我对“兵家必争之地”有了更深的认识。
秦昭王以此“威天下”，汉高祖以此“得天下”，汉刘秀以此“复天下”，魏武帝以此“夺天下”，石勒以此“战天下”，唐太宗以此“并天下”……从慕容氏建“西燕国”，到唐玄宗任“潞州别驾”，先后有许多位帝王级人物活动于此。
巍巍太行山，千峰竞秀，万仞壁立。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太行山和太行山的人民，养育了这支人民的军队，培育出了许许多多的英勇人物。刘邓和他们部队的全体指战员，永远不会忘记这巍峨耸立的太行山，永远不会忘记太行山那勤劳朴实的人民。”
往事悠悠，岁月如歌。长治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驻扎并指挥华北抗战的中心，武乡、沁县、黎城等地都留下了伟人们光辉的足迹。上党战役的胜利，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太行军民，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浴血奋战中培育形成的太行精神，更是成为老区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被毛泽东主席称为“脚盆”的上党盆地，“有鱼、有肉”成为了历史，党的优良传统和老八路作风却永久地留在了老区人民的心里。
这就是我要面对的长治，贫穷而民众又有很高觉悟的地方。
上任前，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找我谈话，说：“你去长治，要通过转变干部作风，端正用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解决长治遗留的突出问题，创造长治久安的环境。”
我在心里记下了这一段话。
“养干部顶个蛋”
我到长治上任后，在市委机关会议厅召开了简单的见面会。不久，我到省里参加会议，这是我上任后第一次回太原。
从长治北上，一个小时路程到达沁县境内。刘家庄村是位于公路旁的一个小山村，我
见一位老农拉着耕牛路过那里，正在村边和一群农民说话，便让司机停车并向人群走去。老乡见我上前，递过一盒火柴，他以为我要借火抽烟。我向他摆了摆手，坐在一块石头上与老汉聊起了天。
我问老汉收成怎样，“凑合，能糊住嘴。”问他家里儿女怎样，“凑合，还能顾住自己！”问他村民负担怎样，他摇摇头不想多说。问他县里乡里干部怎样，老汉来气了：“如今最懒的要数干部！只知道收税，摊派，不帮农民办事。”“村里的事找干部不管，邻里闹矛盾干部怕事，家庭不和干部藏着躲着。”
老汉见我仍没有要走的意思，冷不丁冒出一句话：“养鸡能下蛋，养牛能耕田，养干部顶个蛋。”
“顶个蛋？”我向周围人讨教，才知道这是老百姓常用来骂人的一句话，意思是百无一用。
我把这句话在常委会上学给大家听，常委们说，这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刀刀见血。
我在全市大会上学给上千名干部听，有良知的干部告诉我，听了群众的这等评价，就像刀子捅进肉里，心在流血呀！
老区的群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干部作风、政治体制等发展前进路上的诸多问题。长治，真让我感觉不轻松，以致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抓住干部转变作风死死不放，这是最初感触。
一句话缠绕了我三年，就像警钟长鸣，提醒着我和长治市的全体干部。
“闹革命为个啥”
2000年岁末的一天，农历腊月廿八，我来到了沁县新店村与当地的老同志座谈。
在此之前，我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武乡王家峪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把老红军、老八路、老军人、老教师、老干部、老农民、老模范等十二位老人请到一起，吃了一顿饭。我要
求全市各级干部过节不要跑上层，要到下层；不要请上级，可以请群众；不要跑自己的“帽子”，要多跑跑群众的“肚子”。随后我又到太岳军区所在地的沁源阎寨村和老同志们进行了交流。
选择新店是因为沁县太穷，我想看看老百姓还缺什么，需要政府帮什么。
到新店座谈，市委办公厅事先通知了县委，县、镇主要领导都来了，而且安排在这个村庄里生活条件好的一户人家。
我和村上的老同志围着火炉子拉话，我问谁家有困难过不了年，都说没有。然后我把在沁县松村看到群众卖不出玉米，等钱过年的事讲给了大伙听，启发他们是不是也有卖不了粮的现象，结果还是说没啥问题。既然没有困难，那就和大家一起吃顿团圆饭。
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但盘盘碗碗的还是准备了十几个菜，够得上是一顿丰盛的晚餐。吃饭间，我努力找话同群众说，试图能听到大家的心里话。尽管我用了很多启发的办法，还是无济于事。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是桌面上的客套话。
坐在我旁边的杨元庭老人，似乎想有所表示，他用自己的筷子往我碗里夹肉，颤抖的手却把肉块掉在了地上。老汉当时的神态像个做了坏事的孩子，在场的人投来异样的目光，像是责怪老汉多事。
停顿片刻，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群众是尊重我的。于是我弯腰将肉块捡起来，放在嘴里，咀嚼咽下。
我小时候在农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粒粒皆辛苦”的诗句不仅背得熟，捡吃地上的饭菜也是常有的事。我在沁县北河村讲党课时，也曾在吃早饭时捡起掉在讲桌上的豆角，引起农民的惊讶。
不过，那一天，我这个极平常的举动，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老汉眼眶里涌出了热泪，失声痛哭起来。
后来有人把这一捡说成是抹平干部与群众的鸿沟。当时使我在意的不是我那一捡，而是老汉讲的那番话：
“吕书记，你是好人（当地老百姓的最高奖赏语）！冲你我把藏在心里的话说说。过去闹革命为个啥？我参军入伍，领导说打天下，为的是让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如今，谁翻了身？吃皇粮的干部。谁翻不了身？过去扛枪打仗，杀敌受伤的军人。原先是穷人，现在还是穷人。我们闹革命，打天下为个啥？扛枪给谁打仗？怎就一辈子也讨不到个说法呢！”
杨老汉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让在场的人没有不心酸、不动情的。
我擦擦眼角的泪，继续追问：“你找过县里和乡镇领导没有？”
杨老汉说，你问问镇干部，我找过他们没有？镇干部回答说没有。
杨老汉又说，你问问县领导，我找过他们没有？县领导也回答说没有。
杨老汉说，他们不认识我。我1947年参军，在部队五次立大功，五次受重伤，现在身上还残留着敌人的弹片，一只眼睛也被打瞎了。我过去能吃苦，现在老了，已经吃不了苦，可他们——杨老汉指着镇干部和县领导——还让我吃苦。
“你听听今年我们家怎过年。”老汉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讲给我听：“前几天，老伴看我过年没有新衣服穿，把家里箱箱柜柜翻个遍，从犄角旮旯找出分分毛毛发了黄的钱，放在手里数了几遍，只有一块两毛钱。这就是我们闹革命得到的报酬呀！”
“老伴把钱拿到供销社，反复问人家能买个啥？经过再三盘算也就只能买一双袜子。就一双袜子，老汉我有了过年的新穿戴！”
听杨老汉讲困难，我心如刀绞，接着他又说了一句尖刻的话：“你们是不是也这样过年！”
杨老汉的话有些刺耳，但这些曾经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流过汗，流过血，做出过巨大牺牲的人，如今确实还在流泪。
沁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没有钱给残疾转业军人按时、足额发补助，致使老人生活艰难。
临走前，我和市委办公厅主任张红星等同志在现场办公，决定以市委、市政府名义，补助杨老汉2000元钱。
老汉好像没有见到过那么多钱，小心翼翼地揣进怀中。我当即要求市民政局连夜统计，全市还有多少这样的残疾军人家庭等钱过年，还在市电视台、报纸上发公告，只要还有一户，我们就要帮助解决。干部必须到现场帮助困难户过年。
我想着，光号召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还不够，必须再加上这第三个“深入”：深入人心。见了群众不等于深入群众，到了基层不等于深入基层，和群众坐在一起吃顿饭，群众也不一定和你交心。要让你的行动使群众真正认识到你是自己人，才算深入了人心！
这件事情让我牵挂很久。我问自己，这个320万人口的家该怎么当。
老区脱贫等待破解。然而，长治又是怎样一个现状呢？
全市召开经济工作会，这是我到任后的第一个大会。如果不作分析，长治市的经济在全省11个地市中属中上游。在会上，我作了一组数字对比，以1999年为例，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值和增幅在全省六个省辖市中虽然均排名第二，但人均却是倒数第一，分别比太原市低6042元，比大同市低1462元，比阳泉市低2682元，比朔州市低1172元，比晋城市低254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在六个省辖市中，倒数第二，增幅倒数第一。绝对值分别比太原市低1449元，比朔州市低479元，比晋城市低205元，比大同市低128元；比周边相邻的新乡市低1110元，比邢台市低1153元，比邯郸市低827元；比沿海发达的温州市低6160元。
这些差距的形成，不是我们的人民不干，而是环境太差。
这次会议提出用七年时间实现和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山西省经济状况在建国初期就处于全国的中上等水平，到“文革”时落后到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20多年，别人大踏步前进了，山西则倒退了。新一届省委在调产上下大功夫，力争十年赶上全国平均水平。长治要几年赶上？大家说十年也行，我们经过科学测算，提出七年翻一番的蓝图。
目标宏伟，任务艰巨。我用改革经验佐证，推出一个公式：脱贫必须发展，发展必须调整产业结构；而调整产业结构有赖于环境。于是，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的口号，并且把2000年定为长治的创造环境年。各县讨论之后，又增加了“党委创造机遇，人才创造业绩；企业创造市场，社会创造特色”的提法。
我在会上讲：环境不宽松是制约长治市经济发展的瓶颈，环境不宽松是腐败现象、飘浮作风、浮夸行为、官僚主义、民负过重诸种问题重叠的后果；是长期以来农业文明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慢动作和懒汉行为交叉的后果；是过去投资不足和不尽合理，没有重视交通、治污、绿化、城建等基础设施的不断欠账的后果；是传达会议精神与当地实际情况结合不够紧密、解决问题的目标不够明确、赏罚不够分明，可做可不做也可瞎做的散开放羊式管理沉淀的后果。环境不宽松还是因为有的领导以计划经济观点看一个地方，思维有框框；以传统农业的观点看一个地方，优势难发现；以自然经济的观点看一个地方，劣势难克服。
后来的实践告诉我，长治不仅是有环境问题，背后还有许多更迫切、更要紧、更艰苦的任务等着我。
信访解围
信中读长治
到长治上任，迎接我的是雪花般飞来的群众来信。
起初，我办公桌上每天都堆放着小山似的一摞来信。上任的第一个月，我就收到了1560封群众来信。
有人告诉我，这是一条规律：只要“一把手”换人，群众信函便像晴雨表一样率先做出反应。群众在期盼中一次次等待，一次次无奈。尽管失望大于希望，这个规律总还是在延续、重复着。
乍到长治，我几乎每天都沉浸在信件堆里，白天看不完，晚上接着看。有时开会、吃饭、走路也带着各种“肤色”的信函。有人跟我开玩笑：“吕书记，你快成邮差了。”
信是必须看的，这是调查研究、寻找问题的重要渠道。
看信是需要工夫的，一手拿剪，一手捉笔。而且在众多来信中，写信者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相当一部分还是手写的，识错别字，猜内容，然后批写一两个小时，常常弄得头昏脑胀，手背酸痛。
我开玩笑说，如果惩罚一个干部，就让他去看信，因为看了信才知道没有尽到职责。相反，如果成就一个干部，也让他去看信，只有看到群众提出的问题，才能多为群众做好事。
从一封封来信中，我意识到，长治的问题很多，随时随地都有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问题发生。同时我也十分清楚，来信所反映的问题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更多的问题还潜伏在冰层下面。
我要把上访信件当成窗口，从中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成枪口，对准那些贪赃枉法的人；当成关口，逼迫各级干部去处理；当成突破口，解决全市主要的突出问题。
我从2002年10月的来信登记编码中发现序号已经上升到了四位数：5861。这些信我大都亲自过目，重点批示，检查落实办理情况。大部分来信所反映的问题都基本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但也肯定有一部分还未能够及时办理。尤其是我到任的前三个月，每封来信我必看，对反映的重点问题必问、必查。
长治：历来难治？
众多来信中，既反映问题，也向我介绍长治。长治，自古以来就是群雄逐鹿之地。春秋长平之战，五代夹寨之战都发生在这里。长治因此是个战争多发和动乱不断的地方，长治这个名字寄托着民众对理想生存状态的期盼。晋东南师专政史系的一位副教授给我的来信中，亦称长治为“长滞”和“常止”（长治方言中“止”、“滞”、“治”同音）。
当代长治在我的记忆里，还曾发生过刻骨铭心的几件事。
“派性”斗争由来已久。“文革”期间，长治曾出现过两个有名的派别，一派叫“红”字号，另一派叫“联”字号。两个派别都把持军工企业，都有武装对抗能力。随着派性斗争的不断升级，各种轻重武器全部用到了武斗中。
一时间，上党古城风声鹤唳。武斗致使许多平民百姓死于非命，企业全部停产，城市陷入瘫痪。
那时候，长治城里天天枪炮声不绝于耳。一次，一发炮弹击中了长治面粉厂，引燃了粮库，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长治市民为此吃了好多年的“黑面”。
长治武斗轰动全国，党中央还专门下发通知，紧急调集陆、海、空三军部队一万多人进驻长治。武斗在部队的干预下才得以平息。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遗存下来的“派性”始终阴魂不散。
长治在“文革”以前是县级市，“文革”后期升格为省辖市。与原晋东南地委、行署同在一座城市里。
1985年，长治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原晋东南地区被一分为二：南富庶五县划归晋城市，北贫穷十一县划到了长治市，太行山从此“断裂”，原本相对稳固的“樊篱”又一次被打破了。
随着大量地区干部调入长治市，在干部中，地区干部瞧不起长治市干部，长治市干部不服地区干部，“派性”老毛病又犯了。所以说，“派性”的阴影在长治干部头脑中形成了难以刹车的思维惯性，一直困扰着长治发展。
“公安局长打死老百姓”又是一例。1994年8月的一天，长治市公安局局长在自己家里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对他进行了恐吓。这位局长感觉自己受到威胁，便命令手下立案追查。
办案人员邀功心急，草率了事。一个叫申凤岐的中学教师被无端拘禁，一关就是十几天。
办案人员对申老师连续不断的刑讯逼供、残酷摧残，最终导致申老师肾衰竭死在了医院。这期间申家几天找不到人，直到申老师死后，家人才看到尸体。
这个冤案，任何一个家庭都无法承受、无法容忍。申家愤然状告公安局长，但上访一次，失败一回。
无可奈何之下，申家大小全体出动，来到了市委大门前喊冤。头一天，先是申家人来，后来同情申老师的七中学生也加入了申冤行列，学校的教工也打出了横幅标语。
第二天，有人为这个行动提供了高音喇叭、播放设备，播放由专业人员录制的冤情经过。于是，在市委门前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通宵达旦，挑灯夜战。
第三天，申家干脆在市委门前展示了公安干警逼供用的凶器、刑讯现场记录以及申老师临终前的冤屈录音。围观群众纷纷为申老师鸣不平，声讨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这件事很快传了出去。全国有不少地方的教职员工发来声援电报，各大媒体的新闻记者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这起冤案的制造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原公安局长被判五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