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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道拄住扫帚：“那咱们得论一论，前年过世的，马家庄的马大脸，他是俺舅，你知道吧？”
李雪莲：“他是不是你舅，不该问我，该去问你妈。”
王公道：“马大脸他老婆的妹妹，嫁到了胡家湾老胡家；你姨家一个表妹，嫁给了她婆家的叔伯侄子；论起来，咱这亲戚不算远。”
李雪莲：“王院长，你要没啥事，咱就别闲磨牙了，我还得去俺闺女家，她家的牛，昨晚下犊了。”
王公道放下扫帚，坐定：“既然是亲戚，我就不兜圈子了。大表姐，再过十来天，全国又要开人代会了，你准备啥时候去告状呀？”
李雪莲：“原来是告状的事呀。我给你说，今年我不告了。”
王公道吃了一惊。接着笑了：“大表姐，我不兜圈子，你又开始兜圈子了，二十年了，你年年告状，今年突然说不告了，谁信呀？”
李雪莲：“今年跟往年不一样。”
王公道：“哪儿不一样了？你给我说说。”
李雪莲：“过去我没有死心，今年我死心了。”
王公道：“大表姐，你这话没有说服力。知道你二十年来受了委屈，但事情说白了，事到如今，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本来是芝麻大点事，最后闹成了大西瓜；本来是蚂蚁大点事，最后闹成了大象。因为一件离婚的事，曾经撤过市长、县长、法院院长和专委，清朝以来，中国没发生过这种事。但说句良心话，你离婚是真是假，能不能跟秦玉河复婚，然后再离婚，是这些市长县长能决定的吗？你没有复婚再离婚，是这些市长县长给闹的吗？要说冤枉，除了你冤枉，大家也都冤枉着呢。你这桩案子的主体，不是市长、县长、院长和法官，而是秦玉河。秦玉河这个龟孙，如果放到清朝，我早把他枪毙了，无非现在讲个法制。你说这个人有多可恶，当年离婚复婚的事，就够复杂了，他还嫌不乱，又说出你是潘金莲的话；双箭齐发，就把你逼到了绝路上。你告状告了二十年，各级政府都能理解。历届的政府和法院领导，也没少给秦玉河做工作。可他是头犟驴，二十年来，死活不吐口哩。秦玉河不通情理，才是这件事的病根，对不对？说起来咱们是一个立场。大表姐，咱能不能商量商量，今年就不告状了，咱对症下药，继续做秦玉河的工作。我想啊，时间不饶人，但时间也最饶人；你跟秦玉河生的儿子，今年也小三十了；儿子又生儿子，孙子都上小学了；二十年了，秦玉河也不是铁板一块；就是块石头，揣到怀里也该捂热了。策略我都想好了，今年咱们再做秦玉河的工作，不再那么简单和直接，咱能不能从你和秦玉河的儿子入手，或从你们的儿媳妇入手，让他们去做秦玉河的工作。毕竟血浓于水。还有你们的小孙子，都上小学了，也该懂事了，咱也做做他的工作；孙子去劝爷爷，说不定哪句话，倒动了秦玉河的麻筋呢。还有你跟秦玉河生的那个女儿，也老大不小了吧？不管是为了你，还是为了她自个儿，也该去劝劝她爹嘛。当爹娘的一直在闹复婚闹离婚，一闹闹了二十年，姑娘脸上有多光彩？这么多人双管齐下，秦玉河只要能听进去一句，跟他现在的老婆离婚，接着跟你复婚，潘金莲的事，也就不攻自破了……”
李雪莲止住王公道的长篇大论：“秦玉河的工作，你们也别做了；做通，我也不跟他复婚了。”
王公道：“你不跟他复婚，咋证明你们当初离婚是假的呢？咋证明你不是潘金莲呢？”
李雪莲：“过去我想证明，今年我不想证明了。”
王公道：“已经证明了二十年，今年突然说不证明了，谁信呢？”
李雪莲：“我不告诉你了，今年我想通了。”
王公道：“大表姐，你咋这么顽固呢？你要这么说，还是要告状。或者咱这么说，你不看别人，看我。我辛辛苦苦这二十年，你也看到了；因为你，我也犯过错误；跌倒了爬起来，能当上这个院长不容易。你不告状呢，我这个位子就能保住；你要一折腾，说不定像二十年前的荀院长一样，我也被撸了。我的帽子，就在你手里提溜着呢。”
李雪莲：“如果是因为你的帽子，你就把心放回肚子里，我刚才不是说了，今年我不告状了。”
王公道差点哭了：“大表姐，你咋张口就是瞎话呢？咱们是姐俩儿，就不能开诚布公谈一回吗？”
李雪莲急了：“谁给你说瞎话了？我说实话，你不信哩。”
抄起枣树下台阶上的提包：“反正我说啥你都不信，我就不跟你再啰嗦了，我还得去俺闺女家。你们要愿意待着，你们就待着；临走时别忘把门给我锁上。”
接着走出了院子。王公道忙又撵出去：“你急啥哩，就是串亲戚，也等我一下，我用法院的车，把你送过去呀。”
序言：二十年后（二）
县长郑重到该县上任仅三个月。从上到下的领导干部中，惟有郑重，还没有认识到李雪莲的厉害。没认识到李雪莲厉害并不是之前不知道李雪莲是当代的“小白菜”；因为她告状，曾经撤过市长县长法院院长等一干人；正因为知道，他觉得从上到下的领导有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些草木皆兵。从市到县的各级政府，岂能让一个农村妇女唬住？或被一个农村妇女拿住命门？一旦被人拿住命门，软肋攥在别人手里，你就没个退路，大家年年不得安生。维稳是要维护，和谐是要和谐，但维稳不是这么个维稳法，和谐也不是这么个和谐法。就像对付恐怖分子，你不能退让；你一退让，他就会提出新的条件，永远没个尽头。谈判不是万能的。他觉得从上到下的领导太软弱了，该硬的时候还是要硬；事情该爆发，就让它爆发；恐怖分子要开枪，就让他开枪。当然，二十年前爆发过，撤了市长、县长、法院院长等一干人；但正是因为二十年前爆发过，现在倒应该不怕了；官场撤过人的地方，就不会再撤人了；世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郑重除了有上述认识，他在另一个县当常务副县长时，曾经处理过一起上访告状的事，有过经验教训。另一个县的事态，比李雪莲告状严重多了。县上要建一个工业园，占了一个村二百多亩土地；在土地补偿款上，政府与农民一直达不成协议。这个村集结了一千多名农民，男男女女，到县政府门前静坐。县长老熊与农民代表谈判十轮，也没谈出个结果。县政府门前聚的人越来越多。老熊请示市长马文彬，可否动用警力，马文彬的回答就四个字：“妥善处理。”
上下夹击，把老熊愁得住进了医院。老熊一病，事情就落到了郑重头上。郑重知道老熊的病是装的，在躲这蚂蜂窝，但郑重有郑重的想法。郑重接手之后，谁也没请示，又把几个带头闹事的农民代表叫到县政府会议室进行第十一轮谈判。农民代表进了会议室，发现里面站满了警察。警察二话不说，就把几个带头闹事的农民掀翻了，戴上手铐，堵上嘴，从县政府后门押走了。闻知自己的代表被警察抓了，县政府门口一千多农民更不干了，人群冲进县政府，砸了办公楼的窗户，推翻停在楼前的三辆轿车，并点火烧了。郑重等的就是这个时候。打、砸、抢的群众接着发现，县政府四周，开始聚集警察。警察越聚越多，聚了三四百名，有的实枪荷弹，有的拿着警棍。郑重把县里三四百名警力，全部调集过来。农民与警察发生了冲突。郑重命令警察朝天开枪。枪声一响，农民立即作鸟兽散。两颗流弹，又把两个奔跑的农民打伤了。事态就这样平息了。
被抓的几个谈判代表被放了；七八个参与打、砸、抢、烧的首要分子被抓了起来，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妨碍公务罪”、“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分别被判刑三年五年不等。政府仍按初始的规定价补偿村里的土地，村民也就把钱接了，无人敢闹事了；工业园马上动工了。因开枪伤人，郑重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市长马文彬过去跟郑重不熟，通过这件事，开始对郑重大为欣赏。欣赏不是欣赏郑重开枪伤人，而是他遇到这种事不请示，敢于自己做主。换句话，敢于承担责任。一年之后，李雪莲这个县的县长调走了，郑重虽然背着处分，市长马文彬拍板，调郑重来这个县当县长。当法院院长王公道向郑重汇报李雪莲的情况，说弄不准她今年是否还会告状；王公道哭丧着脸，郑重却没有当回事。王公道：“二十年了，这个娘们，变得越来越难缠了；她越说不告状，我越不放心，弄不准她的心思。”
郑重：“弄不准就不弄，让她告呗。”
王公道忙摇手：“郑县长，您刚来不清楚，可不敢让她告状。”
郑重：“宪法哪条规定，公民不能告状？”
王公道：“她不是往咱县法院告，她要往咱县法院告，我也不怕了；她一告状就是北京。平时去北京咱也不怕，北京马上又要开人代会了不是？她再闯了大会堂，从市长到您，再到我，又得下台。”
郑重一笑，讲了正因为二十年前撤了一干人，现在不会再撤的道理；谁知王公道不同意：“郑县长，我说话难听，您别在意，我懂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但正因为此一时彼一时，领导的心思，也像李雪莲的心思一样，咱也猜不准。您以为撤干部领导会心疼呢？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干部；撤一批，人家正好换上一批自己的人。”
王公道这话，郑重倒没有想到。郑重将身子倚到椅子背上：“撤就撤呗，我正好不想当了。”
王公道急了：“这事儿也不由您说了算，您不想当，万一市长还想当呢？”
又低头说：“再说，我还想当呢。”
郑重看出王公道是个老实人，不由“噗啼”笑了：“那各级政府，就被一个农村妇女这么拿捏住了？”
王公道：“可不咋的，二十年了，年年这样。”
又说：“麻烦还在于，如果她是一个人还好对付，实际上她变成仨人了。”
郑重不解：“啥意思？”
王公道：“我们觉得她是‘小白菜’，她前夫说她是‘潘金莲’，她说自个儿冤得像‘窦娥’，这不就成仨人了？这仨妇女，哪一个是省油的灯？单拎出一个人就不好对付，仨个难缠的人缠在一起，可不就成三头六臂了？又跟白娘子练功似的，一练练了二十年，可不就成精了？”
又说：“为了哄住她，二十年来，她可没少得东西。光猪腿，我给她送过十七八个。”
又说：“都见大家给当官的送东西，哪见过当官的给一个农村妇女送东西？”
又埋怨：“国家这人代会也开得忒频繁了，一年一小开，五年一大开；今年还不同往年，今年是大开，政府要换届，哪里敢让她去搀乎？可不敢大意。”
又叹息：“不怪别的，就怪事情颠倒了。咋也没想到，一个农村妇女，一下跟国家大事连在了一起。”
郑重：“正因为你们这么弄，就把她惯出毛病了。”
王公道：“郑县长，这是目前的现实。我官小，是谈不下来了，郑县长您官大，要不您跟她谈一谈？”
郑重一笑，知道王公道是要把事情往上推，躲开这蚂蜂窝；这人看似老实，心里也藏着鬼呢；但郑重没计较这个，换条思路问：“能不能调查调查，看这妇女有没有别的事情，比如，偷盗，打架，赌博，或其它违法的事？”
王公道明白郑重的意思：“盼她有哇，她要有其他犯罪事实，不早把她抓了？那样我也干净了，就该公安局跟她打交道了。”
但搔着头说：“也留意她二十年了，可一个农村娘们，想犯罪，又没这胆，想赌博，她又没钱。”
郑重倒不同意：“按你的形容，人家不是没这胆儿，是证明人家品质还不错。”
又说：“咱再换条思路，能不能做做她前夫的工作，跟她再复婚呢？如果他们复了婚，不就没告状这回事了？”
王公道：“这条路，咱也走过二十年了；这工作，咱也做过几百回了。可她前夫也是头犟驴，说没闹这二十年，复婚还可以考虑；正是闹了二十年，哪怕天底下剩她一个女的，也不会跟她再复婚了。”
又说：“再说，那男的又找人了，生下的孩子也快二十了，如果跟李雪莲复婚，他还得先离婚不是？”
又说：“再说，李雪莲要跟她前夫复婚，也不是为了过日子，是为了复婚之后再离婚。一句话，纯粹为了折腾，为了证明她不是潘金莲。”
又感叹：“她没折腾着她前夫，倒折腾着我们了。二十年啊郑县长。我有时愁的，真想辞了这个院长，去做小买卖。”
郑重“噗啼”笑了：“看把你逼到了这个份儿上，我就会她一面吧。”
王公道马上站起来：“这就对了郑县长，反正说下大天来，也就是哄她一下。哄她过了这一个月，等全国人代会开过了，她想到哪儿告，就到哪儿告去。只要过了关键时期，咱就不怕了。”
郑重摇头：“你说这县，咋出了这么个潘金莲呢？”
王公道：“偶然，纯属偶然。”
第二天上午，县长郑重去李雪莲的村子找李雪莲，由法院院长王公道一行人陪着。郑重去找李雪莲并不仅仅是昨天王公道讲了一通大道理，说服了郑重；而是在王公道走后，市长马文彬也给他打了电话，说十天之后，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要去北京参加人代会；你县有个妇女叫李雪莲，二十年前闹过大会堂，之后年年告状，提醒郑重注意。马文彬：“我去北京参加人代会，李雪莲就不要去了。”
王公道一番高谈阔论，郑重可以在意，也可以不在意；马文彬这个电话，郑重却不能不在意，也不敢不在意。同时，他也想见一【文，】见李雪莲，看她是否长【人，】着三头六臂，从上【书，】到下，把大家折腾【屋，】了二十年。待见到李雪莲，原来也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头发花白，腰口像水缸一样粗，说话瓮声瓮气。李雪莲见到王公道，还感到奇怪：“你昨天不是来了，咋今天又来了？”
王公道：“大表姐，昨天是昨天，今天跟昨天不一样。”
指着郑重：“这是咱县的郑县长，我官小，昨天说不下你，今天把县长请来了。”
大家在院子枣树下坐定。郑重：“大嫂，我喜欢开门见山，咱就长话短说吧。国家马上要开人代会了，你还去告状不去了？”
李雪莲指着王公道：“昨天不跟他说了，今年不去了。”
郑重问得跟昨天王公道问的一样：“为啥不去了？”
李雪莲回答得也跟昨天一样：“过去我没想通，今年我想通了。”
王公道拍着巴掌：“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越没底。”
又说：“你要这么说，还是要告状。”
郑重用手止住王公道，对李雪莲说：“王院长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既然想通了，那就写个保证书吧。”
李雪莲吃了一惊：“啥叫保证书？”
郑重：“保证不再告状，签上你的名字。”
李雪莲：“签上名，起个啥作用呢？”
郑重：“如果再告状，就得承担法律责任。”
李雪莲：“那我不写。”
郑重一愣：“既然不告了，为啥不敢写保证书？”
李雪莲：“不是不敢，事儿不是这么个事儿，理儿也不是这么个理儿；我有冤可以不申，但不能给你写保证书；一写保证书，好像是我错了；一时错还没啥，不是二十年全都错了？”
郑重又一愣，看出这农村妇女不一般；事中这层道理，郑重倒没想到。郑重忙说：“大嫂，事情没那么严重，也就是个形式。”
李雪莲摇头：“现在是个形式，将来一出事，你们拿这张纸，就能把我抓起来。”
郑重终于知道，这是个难缠的人；李雪莲，不愧是李雪莲；他给设下一套，全被她看出来了。郑重忙解释：“不是这么个用意，是为了让大家放心；不然空口一句话，咱哪能达成协议呢？”
王公道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公文纸，纸上已打印好几行字。王公道：“大表姐，协议都替你起草好了，今天郑县长也在，你就签了吧。”
又从上衣口袋拔出一杆钢笔：“你签了，我今后再不来烦你。”
谁知李雪莲一把将王公道的钢笔打掉：“本来我今年不想告状了，你们要这么逼我，那我告诉你们，我改主意了，今年我还得去告状。”
郑重愣在那里。王公道从地上捡起钢笔，拍着手中的保证书说：“看看，终于说实话了吧。”
序言：二十年后（三）
县长郑重，受到市长马文彬的当面批评；批评他把政府和李雪莲的矛盾激化了。郑重在邻县当常务副县长时，处理过农民围攻县政府的事，那次就把矛盾激化了；但那次激化是对的，这次激化却是错的。一个农村妇女，告状告了二十年，今年突然说不告状了；不管这话的真假，能说出不告状的话，二十年来从未有过，就属于积极因素。就算是假话，假中，却有改正告状和偏激做法的愿望。人家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就该往积极的方面引导；但从法院院长到县长，皆是兜头一瓢凉水，非说人家说的是假话。为了把假话变成真话，非让人家签保证书，非让人家承担法律责任。结果呢？把一件好事或好的愿望，逼到了死角。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任人家。你不信任人家，人家怎么会信任你呢？兔急了还会跳墙呢。结果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这个妇女本来说今年不告状了，最后生生改了口，又说今年要告状。这下大家踏实了。但接着做工作，难度就更大了。当人家有好的愿望的时候，做工作是往相同的方向努力；等人家把相同改成了不同，做工作就得从不同开始；而从不同往相同的道路上掰，单是这个掰的本身，工作量就大了。
这个额外的工作量是谁附加的呢？不是这个农村妇女，而是我们去做工作的人。我们的工作方法，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工作方法上，还只是问题的表面；而问题的实质，出在我们对人民的态度上。你不信任人民，人民怎么会信任你呢？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公仆，而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在当官做老爷。比这些错误更大的错误是，处理这件事时，缺乏大局观念。再过半个月，国家就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当一个农村妇女，和国家大事无形中联系起来后，她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了；而我们做工作的方式，还是像对待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样。二十年前，这个妇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