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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书灾
物以类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子。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天。大半
的时间，我总是与书为伍。大半的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六叠之上，四壁之中，制
造氮气，做白日梦。我的书斋，既不像华波尔（Horace Walpole）中世纪的哥德式
城堡那么豪华，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 Street）的阁楼那么寒酸。我的藏书不多，
也没有统计，大约在一千册左右。“书到用时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钱买书，要查
点什么仍然不够应付。有用的时候，往往发现某本书给朋友借去了没还来。没用的
时候，它们简直满坑，满谷；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之外，案头，椅子上，唱机
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处都是。由于为杂志写稿，也编过刊物，我的书城之
中，除了居民之外，还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流动户口，例如《文学杂志》，《现代文
学》，《中外》，《蓝星》，《作品》，《文坛》，《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
有数以百计的《文星》。
“腹有诗书气自华”。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墙隅，
甚至书桌脚下。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文，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
绝望。下女每逢擦地板，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股脑儿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且
几度提议，用秦始皇的方法来解决。有一次，在台风期间，中和乡大闹水灾，夏菁
家里数千份《蓝星》随波逐流，待风息水退，乃发现地板上，厨房里，厕所中，狗
屋顶，甚至院中的树上，或正或反，举目皆是“蓝星”。如果厦门街也有这么一次
水灾，则在我家，水灾过后，必有更严重的书灾。
你会说，既然怕铅字为祸，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来呢？
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复是不可能。凡有几本书的人，大概都会了解，理书是多
么麻烦，同时也是多么消耗时间的一件事。对于一个书呆子，理书是带一点回忆的
哀愁的。诺，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九五二年四月购于台北”，（那时你还没
有大学毕业哪！）那本书的封底里页，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
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惘？）有一本书上写着：
“赠余光中，一九五九年于爱奥华城”。（作者已经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
学史。将来，我的女儿们读文学史到他时，有什么感觉呢？）另一本书令我想起一
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好久不写诗了。翻开这本红面烫
金古色古香的诗集，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翩翩地飘落在地上。
这是哪一个秋天的幽灵呢？那么多书，那么多束信，那么多叠的手稿！我来过，我
爱过，我失去——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而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
时必有的感想。谁能把自己的回忆整理清楚呢？
何况一面理书，一面还要看书。书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书。谁要能把
自己的藏书读完，一定成为大学者。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
买，买了必不看完。我属于后者。我的不少朋友属于前者。这种分类法当然纯粹是
主观的。有一度，发现自己的一些好书，甚至是绝版的好书，被朋友们久借不还，
甚至于久催不理，我愤怒得考虑写一篇文章，声讨这批雅贼，不，“雅盗”，因为
他们的罪行是公开的。不久我就打消这念头了，因为发现自己也未能尽免“雅盗”
的作风。架上正摆着的，就有几本向朋友久借未还的书——有一本论诗的大著是向
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经半年多没还了，他也没来催。当然这么短的“侨居”还不
到“归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国文学的传统》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处借来，后
来他料我毫无还意，绝望了，索性声明是送给我，而且附赠了上卷。在十几册因久
借而“归化”了的书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财产。它们的“侨龄”都已逾十一
年。据说系图书馆的管理员仍是当年那位女士，吓得我十年来不敢跨进她的辖区。
借钱不还，是不道德的事。书也是钱买的，但在“文艺无国界”的心理下，似乎借
书不还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
除了久借不还的以外，还有不少书——简直有三四十册——是欠账买来的。它
们都是向某家书店“买”来的，“买”是买来了，但几年来一直未曾付帐。当然我
也有抵押品——那家书店为我销售了百多本的《万圣节》和《钟乳石》，也始终未
曾结算。不过我必须立刻声明，到目前为止，那家书店欠我的远少于我欠书店的。
我想我没有记错，或者可以说，没有估计错，否则我不会一直任其发展而保持缄默。
大概书店老板也以为他欠我较多，而容忍了这么久。
除了上述两种来历不太光荣的书外，一部分的藏书是作家朋友的赠书。其中绝
大多数是中文的新诗集，其次是小说、散文、批评和翻译，自然也有少数英文，乃
至法文，韩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这些赠书当然是来历光明的，因为扉页上都有原
作者或译者的亲笔题字，更加可贵。可是，坦白地说，这一类的书，我也很少全部
详细拜读完毕的。我敢说，没有一位作家会把别的作家的赠书一一览尽。英国作家
贝洛克（Hilaire Belloc）有两行谐诗：
When I am daed；I hope it may be said：
His sins were scarler，but his books were read．”
勉强译成中文，就成为：
当我死时，我希望人们会说：
“他的罪深红，但他的书有人读过。”
此地的read是双关的，它既是“读”的过去分词，又和“红”（red）同音，因
此不可能译得传神。贝洛克的意思，无论一个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著作真有
人当回事地拜读过，也就算难能可贵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无法遍读他人
的赠书，由此可以想见。每个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种赠书（包括刊物），我必须坦
白承认，我既无时间逐一拜读，也无全部拜读的欲望。事实上，太多的大著，只要
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么庸俗可笑的书名，你就没有胃口开卷饕餮了。世
界上只有两种作家——好的和坏的。除了一些奇迹式的例外，坏的作家从来不会变
成好的作家。我写上面这段话，也许会莫须有地得罪不少赠书的作家朋友。不过我
可以立刻反问他们：“不要动怒。你们可以反省一下，曾经读完，甚至部分读过，
我的赠书没有？”我想，他们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难懂”的现代诗，
那些“嚼饭喂人”的译诗，谁能够强人拜读呢？十九世纪牛津大学教授达旦生（c．
L。Dodgson）曾将他著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
呈献一册给维多利亚女皇。女皇很喜欢那本书，要达旦生教授将他以后的作品见赠。
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著——一本厚厚的数学论文。我想女皇该不会读完第
一页的。
第三类的书该是自己的作品了。它们包括四本诗集，三本译诗集，一本翻译小
说，一本翻译传记。这些书中，有的尚存三四百册，有的仅余十数本，有的甚至已
经绝版。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印第一本书时患得患失的心情。出版的那一晚，
我曾经兴奋得终宵失眠，幻想着第二天那本小书该如何震撼整个文坛，如何再版三
版，像拜伦那样传奇式地成名。为那本书写书评的梁实秋先生，并不那么乐观。他
预计“顶多销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结果我印了一千册，在半年之内销了
三百四十多册。不久我因参加第一届大专毕业生的预官受训，未再继续委托书店销
售。现在早给周梦蝶先生销光了。目前我业已发表而迄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种诗集，
一本《现代诗选译》，一本《蔡斯德菲尔家书》，一本画家保罗·克利的评传，和
两种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当然，买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到
五十岁时，希望自己已是拥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译）的作家，其中至少应有二十
种诗集。对九缨思许的这个愿，恐怕是太大了一点。然而照目前写作的“产量”看
来，打个六折，有三十本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最后一类藏书，远超过上述三类的总和。它们是我付现买来，集少成多的中英
文书店。惭愧得很，中文书和英文书的比例，十多年来，愈来愈悬殊了。目前大概
是三比七。大多数的书呆子，既读书，亦玩书。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书则是玩书
的外表。书确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华丽的书，其物质的本身就是
一种美的存在。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尤其是缤纷绚烂的袖珍版丛书，对那
些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一见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鹅丛书”（Pengui
n Books）的典雅，“现代丛书”（Modem Library）的端庄，“袖珍丛书”（Pock
et Books）的活泼，“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q）的古拙，“花园城丛书”
（Garden City Books）的豪华，瑞士“史基拉艺术丛书”（Skira Art Books）的
堂皇富丽，尽善尽美……这些都是使蠹鱼们神游书斋的乐事。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
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
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
其是新书的）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
约翰生博士曾经说，既然我们不能读完一切应读的书，则我们何不任性而读？
我的读书便是如此。在大学时代，出于一种攀龙附凤，进香朝圣的心情，我曾经遵
循文学史的指点，自勉自励地读完八百多页的《汤姆·琼斯》，七百页左右的《虚
荣市》，甚至咬牙切齿，边读边骂地咽下了“自我主义者”。自从毕业后，这种啃
劲愈来愈差了。到目前忙着写诗、译诗、编诗、教诗、论诗，五马分尸之余，几乎
毫无时间读诗，甚至无时间读书了。架上的书，永远多于腹中的书；读完的藏书，
恐怕不到十分之三。尽管如此，“玩”书的毛病始终没有痊愈。由于常“玩”，我
相当熟悉许多并未读完的书，要参考某一意见，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就能翻到
那一页。事实上，有些书是非玩它一个时期不能欣赏的。例如梵谷的书集，康明思
的诗集，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
然而，十年玩下来了，我仍然不满意自己这书斋。由于太小，书斋之中一直闹
着书灾。那些漫山遍野、满坑满谷、汗人而不充栋的洋装书，就像一批批永远取缔
不了的流氓一样，没法加以安置。由于是日式，它嫌矮，而且像一朵“背日葵”那
样，永远朝北，绝对晒不到太阳。如果中国多了一个阴郁的作家，这间北向的书房
应该负责。坐在这扇北向之窗的阴影里，我好像冷藏在冰箱中一只满孕着南方的水
果。白昼，我似乎沉浸在海底，岑寂的幽暗奏着灰色的音乐。夜间，我似乎听得见
爱斯基摩人雪橇滑行之声，而北极星的长髯垂下来，铮铮然，敲响串串的白钟乳。
可是，在这间艺术的冷宫中，有许多回忆仍是炽热的。朋友来访，我常爱请他
们来这里坐谈，而不去客厅，似乎这里是我的“文化背景”，不来这里，友情的铅
锤落不到我的心底。佛洛斯特的凝视悬在壁上，我的缨思是男性的。在这里，我曾
经听吴望尧，现代诗一位失踪的王子，为我讲一些猩红热和翡翠冷的鬼故事。在这
里，黄用给我看到几乎是他全部的作品，并且磨利了他那柄冰冷的批评。在这里，
王敬义第一次遭遇黄用，但是，使我们大失所望，并没有吵架。在这里，陈立峰，
一个风骨凛然的编辑，也曾遗下一朵黑色的回忆……比起这些回忆，零乱的书籍显
得整齐多了。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