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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是一九九八年。哈双（哈尔滨—双鸭山）公路上，两辆超期服役并且分明超载的卡车，趴窝在公路边上。车厢内装的是煤。这是一次“倒煤”行动。也是一次“倒霉”行动。一路行行复停停，停停复行行，不断受到盘查、罚款、敲竹杠。
因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中的一个，高，瘦，长脸缺乏立体感，脸上的线条似速描般的随意，没有任何特点，因而仿佛便有了某种特点。唯一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双眼睛，因它们的细小而使那张脸显得五官疏散。寻常它们总是闪烁着热情的、自信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怀疑的自负的目光，当它们静望着你的时候，仿佛在对你请求——快告诉我一些新鲜的事情吧！告诉我和我一样年龄的别人们都在怎么活？指给我一条发财的途径，或者成名之路吧！我不会忘记你的指点之恩的……
而当时它们——那一个因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的眼里——充满了沮丧和焦急，还有从心底燃烧上来的一股无名火。你如果想象得出一头熊在舔了大量芥末之后的样子，便不难想象他当时是什么样子。当然是熊，不是猴子、豹或者狮虎。猴子在受到辛辣的刺激之后，比人脸所能作出的表情还要丰富并且夸张，而猛兽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无疑将会暴跳和咆哮；只有熊，你不大容易看得出它刚刚舔了芥末还是蜂蜜，熊在最快感的时候和在最狼狈的时候，所作出的外在表现都不过不停歇地在原地绕圈子。
他已经不知围着两辆卡车绕了多少圈了——问题出在两个小小的部件上，大概相当于自行车气门芯那一类的部件。此时，由于严寒，卡车根本发动不起来了。
两名司机是他雇的，而车是他另租的。俩司机不停地骂骂咧咧，其中一名司机高高在上瞪着他来气，推开车门对他吼：
“你他妈的瞎绕晃什么呀？！”
他望望对方，什么都没说，掏了烟敬给对方，并且替对方划火柴。
他明白，现在他连围着卡车绕圈子也是被禁止的了。尽管绕也白绕，但不绕他更想骂人。
他的目光流露出几分乞怜，受了委屈的熊常以那么一种目光望着驯兽师。
这个人很能忍。十分能忍。非常能忍。只要他认为是必须忍的，那么一切的屈辱、一切的不公、一切的尴尬、一切的苦辣酸麻，两片薄薄的嘴唇抿住，便全忍了。起码当年他是这样的。
他心里弥漫着悲哀。春节前的这一天，他特别想念儿子，他总想活出个样来给他的儿子看。而儿子被白血病夺去生命的时候，是他比现在更落魄的时候……
终于天渐亮了。终于有朝哈尔滨方向开去的车辆——第一辆，没拦住；第二辆，没拦；第三辆，还没拦住，给钱也没用。从双鸭山朝哈尔滨开去的车，只要是辆车，没有还能再挤下一个人的。他已经冻得半死，两名司机不忍再袖手旁观，和他一起拦住了一辆从哈尔滨开向双鸭山的卡车，卡车上载的是冻肉。他塞给对方二十元钱，对方正欲发作的表情平复了下来——“上车吧。”
“师傅，多谢！”
“甭谢。后边去！前边路上还等着个熟人呐！”
冻得半活半死的他，被两名司机又托又举弄上了别人的卡车，缩在满车冻肉的缝隙间。
在双鸭山，他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火车。到哈尔滨，他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买两个小小的汽车部件。买到后没回家喝一口水，又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返往双鸭山的火车。下了火车又付出二十元，坐在另一辆卡车的车厢里。所不同的是，这一辆卡车也是“倒煤”的，不过不像他那么“倒霉”罢了。西北风卷着雪，卷着煤屑，一阵阵扫荡着他的脸。
十年后他对我说，在别人的煤车上他曾失声痛哭，像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孤儿……
他是我的中学同学，名字叫吴振海。
他和我的经历截然不同。一九六八年，我作为学校的第二批志愿者下乡了；他因是长子，父亲去世，照顾留城，所以他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分道扬镳”了。他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条“漏网之鱼”。这是一种侥幸，但于他谈不上“福星高照”。他是最底层市民的儿子，他是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无红烟护其左，无紫光罩其右。城市并不因他侥幸留在它身边了，便怎样的青睐于他。城市恩赐给他一份工作——每月十八元，从学徒工干起。三年后他每月可以挣到三十二元，以后他将照例被城市归入工人阶级的行列。这意味着当他退休那一年，他也许可以挣到每月八十几元钱。那是工人所能企望的最高工资——八级工的工资，相当于当干部的人当到了科长级，前提是他如果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的话。他显然不打算以过来的人们为榜样，便不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结果是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已不再是工人队伍中的一员，用我们当年常说的话是——没有了“正式”工作。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国话。在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国人，即使头脑再聪明，身体再健壮，也仿佛不能作为一个资格完备的最起码的人。几乎没有一对中国父母，心甘情愿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们择偶的条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据说被他们戏称为“半残废”。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于是一个半残废的男人，岂止是半残废而已！
“这个人没有正式工作”——此话包含了许多意会胜过言传的内容。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才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有正式工作的人大抵是不屑于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交往的，没有正式工作的女人才肯嫁给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没有正式工作如同没有“红色”的成分。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城市的社会坐标系上，首先是“人下人”，其次才是“好人”或“坏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无论男女，希望被公认为是一个好人，如同一只鸭子希望被欣赏。而正式工作=国营企事业单位≈大集体企事业单位。这一点犹如社会约定俗成的“上等”和“中等”公民徽章，佩戴上了这一徽章，才有资格享受社会的种种“优越”——房子、劳动保障、公费医疗等等。
当年中国在归类学方面的经验是足可以笑傲世界的。我们的先人曾说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同胞发现自己并非面对那么多种可选择的职业，甚至缩小十倍——言“三十六行”也还绰绰有余。小学教师无一例外地在课堂上讲解——“三百六十行是一种夸张的比喻……”而与此同时，在世界上尤其在某些发达国家，现代人却面临着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密、越来越丰富的选择犹豫和困惑，一个外国人在其一生中可能变更数种职业。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你若面对着一个调动过工作的人，则不禁地会对他刮目相视。因为那意味着他“很有门路”并且“很有能耐”，大概非是一个“等闲之辈”。
中国之传统经济体制，以它的理论的概念化、教条化、与全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亦即世界市场化的背逆性，以它的实践的简单化、意志化，令富有理解力的当代经济学家挠顶困惑。
这一种情形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末一年和八十年代的最初一年。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在哈尔滨，在中国许多大城市，东西南北中，我们看到了一幕幕具有悲怆意味儿的都市话剧演出，埋下了“黑色幽默”式的伏笔——工作！工作！！工作！！！国营！国营！！国营！！！正式！正式！！正式！！！
共和国的长子、长女们，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洗礼”——“接受再教育”。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城市。当年在每一座城市里，你都会从他们脸上那种特殊的表情和那种特殊的背影上，将他们从人群之中一眼分辨出来。
怎么？出生以后挨饿，上学的时候“革命”，该工作的时候下乡，如今三十大几了，姑娘不算姑娘，媳妇不是媳妇，说年轻，早已没了小伙子的朝气；说老了，连有个家是哪一种体会都不知道。现如今连个工作都不给吗？当然要国营的！当然要正式的！不是国营的那还算是正式的吗？！
他们恓惶。城市也恓惶。它慌乱地安顿他们，但是没那么多国营的，没那么多正式的，足以容纳下他们。还有几批没考上大学的呢！手心手背，难道不都是城市“母亲”的儿女吗？城市，你要一碗水端平！
怎么？——你们年纪轻轻，发扬点儿风格不成吗？
怎么？——你们当年“造反”有功，倒成了资本啦？
为了工作，城市的这一批儿女和那一批儿女互相嫌恶，仿佛都认为对方是多余的，仿佛都被对方严重地侵犯了最根本的利益。
吴振海当年冷眼旁观这一幕幕话剧——他有过正式工作，却主动放弃了。
工作，这一件大事对每一个人来说，大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地步。没有谁教导这一点，现实生活使人明白了。
工作！工作！！工作！！！
国营！国营！！国营！！！
好的或较好的工作，任何一个年代总是有的。
于是，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又被引导向传统的“隧道”，为了一份“国”字号的工作，为了这样一个单位的工作证，为了这样一个单位的一身工作服，那些遭它拒弃的我的同代人，究竟如何煞费苦心，究竟如何百折不挠，如何梦寐以求，又是如何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达目的死不罢休、死不瞑目，也就只有自己知晓了，个中酸楚岂堪言。
吴振海当年冷眼旁观这一幕幕话剧——他们的企图，他曾有过；他们的手段，他曾用过；他们梦寐以求的，他曾得到过；他们达到了目的之后那一种由衷的欣喜和仿佛从此可以终生从容不迫的泰然无虑的安定感，他也曾体会过，也曾真的自我吮咂过那一种慰藉，如同婴孩津津有味地吮咂自己的手指头一样。
但是他却毅然放弃了。
西方任重而道远的传教士到非洲去布道，说：“相信上帝吧，他将指引你们去天堂的路。”
黑人说：“不，我们连人间的路还没找到呢。”
而当他们相信了上帝以后，教廷却拿不出那么多钱为他们盖教堂，并且，以其上帝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向他们宣布——上帝也是分成白色的和黑色的……
一代人中不能穿上国营某单位的工作服者——当年他们为数不少——感到又被戏耍了似的，正如相信了上帝的黑人不能心理平衡地接受他们只配吻非“正式”的十字架一样。
而穿上了的，在此后两三年内便穿腻了。他们开始煞费苦心地要脱下，其愿望之急迫和强烈一点儿也不亚于他们当初要穿上。他们开始关注本单位、本系统哪些办公室里又有谁退休了或即将退休，调走了或即将调走，病故了或即将病故，增添了或即将要增添一个人……
当有幸终于穿上工作服时，他们前面的人生道路已变得十分明确，也十分狭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
人一旦迈上这一条路，便仿佛认为世界上原本只有这么一条路。
除了农民，尽管每几百个中国人里只有一两个在中国式价值观念的导向之下成功地或自认为成功地走完了他们的一生，但是谁也不能够反驳，几乎90％以上的中国人，望着一位局长的身影或他坐的小车时，会认为那是最好的人生。
结果是目前我们的共和国已有三千四百万行政人员，每年仅行政开支即高达一千四百亿元人民币……
如果玩具对于儿童，仅是一样东西，那么儿童的最经常、最活跃的冲动，只能是占有那一样东西的冲动。如果在儿童中号召起类似“革命”的大行动，那么他们首先认定的“革命”对象当然只能是占有着那一样东西的同伴。
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现实利益占有权之间架设桥梁，有如在教堂和国会之间铺展红地毯。人的价值观念取向的单一，无论精神的抑或物质的，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存在。
（二）傻瓜，大傻瓜
倘当年促成吴振海和同代人之间的一次对话，结果只有一个——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傻瓜。
一九八二年，也就是在吴振海那次倒霉的“倒煤”行动之后，他出现在北京，出现在我面前。还有他的妻子，比我低一届的校友。他们要到北京来找有关部委恩准他们挂靠成立一个什么公司。那是自一九六八年我下乡后第一次见到他。他风尘仆仆，面容疲惫，正发着三十九℃的高烧。他找不到地方住，也许还为了省钱，当晚就住在我的单身宿舍，和他的妻子挤在我的单人床上。即使他一个人睡在上面也会使那张床显得太小。第二天我请他们夫妻在北影食堂吃了一顿早饭，无非馒头、咸菜、米粥。记得在他走前，我郑重地、语重心长地劝过他。
“振海，求求人情，走走后门，重新回到一个国营工厂去吧！”
“那又怎样？”
“一切从头开始，三十多岁，尚为时不晚，好好干……”
“那又怎样？”
“只要你真的好好干，领导眼睛不瞎的话，是会看到的……”
“我总在想——那又怎样？我想了十几年了。”
“你……”
我望着他，像望着一个不肯回头是岸的大龄“失足青年”，一个根本对不起母亲的儿子，一个根本不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当成一回事儿的家伙。
我暗想——这个吴振海，不可救药，完了。
倘大气环境是不变的，天空与拼块地板何异？
倘时代是不变的，司马迁所作与织布女何异？
倘社会是不变的，度日与经年何异？
倘命运是不变的，人与蝼蚁何异？
无论任何人，当其作为人具有典型性的时候，归根结底，意味其“窃取”了时代的典型特征。乞乞科夫是沙俄时代农奴制产生的怪种，爱迪生是美国资本主义科技童年时代的儿子，雅科卡则是当代西方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的骄子。所以雅科卡才会说：“都是这个国家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而伊索的不幸恰恰在于，时代不曾给予他渴望的自由。
十年之后，我第二次见到吴振海时，他已是哈克森公司的董事长，是引进哈尔滨市第一笔外资的人。当我写此文时，哈克森已是一家综合开发的合资公司，在世界多个国家拥有十个子公司。
十年中我只回过哈尔滨几次，每次行止匆匆，这是我每次不曾见到他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或者坦率地说更主要的原因，是那时我对中国第一代创办公司的人们，一向持一种极轻蔑的态度。爱默生曾说过：“那些咒骂商业的人将会看到，并且不得不承认，正是商业的规律改变了美国，摧毁了它的封建制，建立起一个美国。”非常惭愧，几年前，我仍属于“咒骂商业的人”中的一个。在我的那一本自白性的小册子《从复旦到北影》中，读者不难发现我振振有词而又偏激的言论。其中还谈到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那之后有位女性读者给我写过一封信，论述了与我上面所引的爱默生的话大致相同的思想，友好地“批驳”了我对商业的敌意。这使我甚为恼怒，复函乏善，言辞咄咄，还用了几串“国骂”。斯年一九八五年或一九八六年。倒并非是我狂妄自大到一点儿也经不起“批驳”的地步。何况于对方而言，根本谈不上什么“批驳”，不过是互相探讨而已。我之恼怒在于——当年我并没有看到公平的商业原则。老百姓自谋生路的愿望，当年仍被体制的玻璃隔在商业时代的外面，有如饥汉被拒在餐馆的门外。商业的原则如果是不平等的，除了使人憎恶，不可能获得别的态度。
基于以上对现实的看法——不管这一看法是否仍属偏激，它当年的确是我对现实的看法——我对大多数公司之类持很不屑的态度；对大多数老板，打定主意“老死不相往来”，不管是中学同学也罢，兵团战友也罢，昔日之友也罢。
是中学同学的一次全班性的聚会，促成了我和吴振海的见面。聚会需要场所，需要钱，于是大家想到了吴振海，我也想到了吴振海。在需要物质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尤其在需要钱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许多似乎早已遗忘了的人。承认这一点固然使我们很尴尬，但事实往往如此。
那一天，我和另外三名中学时代与他非常要好的同学去拜访他。他诚心诚意地、出手阔绰地请我们吃了一顿昂贵的晚餐。不但爽快答应包揽同学聚会的一切费用，而且高高兴兴地请我们到他家中叙谈。一谈我们竟没完没了，谈到凌晨三点钟！毕竟，当年同是贫家子，少小饥时分糠馍。他向我们讲述了十年来的经历。成功者的高级皮鞋，包装的乃是一双被坎坷之途所磨砺得伤痕累累的脚。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与国营单位毅然辞别的人——十几年前那无异于精神病者的毅然；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加入过“倒爷”行列的人，十几年前那需要有坚韧的心理承受能力，以抵御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轻蔑和种种心理压迫；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办公司的人，办起来了，垮了，又办，又垮，还办——十几年前那是需要破釜沉舟、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勇气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组建施工队的人，十几年前那是需要具有江湖老大的本领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搞房地产开发的人，在哈尔滨市乃至黑龙江省，他当然应被列为最早的“先驱者”之一。
跻身同代人中的“第一批”的行列，在经历了十年的类乎无名小子闯江湖的不服气、不认输、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仿佛非要把南墙撞个大窟窿的倔而坚的踉跄奋进之后，他成功了。是在第5个回合才成功的。贷款，盖楼，预售，以预售资金补充周转，再盖再售。这是当年霍英东在香港开发房地产业的谋略，也是十年前深圳、海南的第一批房地产开发者们的袭用经验。吴振海当然地应被视为第一批学深圳、学海南的哈尔滨人。这不啻一场人和时代所进行的赌博。他押上的是后半生和家庭的存亡。如果在这一回合他也输了，他将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