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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谱(梁斌)-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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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请你去吃顿便饭。”
  严知孝说:“贯群初到保定,在那里吃过一次饭,也有好久不去了。你住在那里还行,你有钱。”
  冯贵堂说:“钱,就是花的。有了钱不花,那等于是没钱。人应该会支使钱,不能叫钱支使人。可是有的人,象我那老爹一样,就成天价叫钱支使得不行!”
  一面说着,严知孝提上手杖,跟着冯贵堂走出来。走到胡同口上,冯贵堂又走进槐茂酱园买酱菜。据说酱园门口那棵老槐树,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乡下人进城,一定要买些酱菜带回去,送给亲戚朋友。冯贵堂买了十篓面酱、五篓糖蒜,还买了什么紫萝、姜芽、螺丝萝卜一大堆。等得严知孝很觉心烦,才想自己走回去,冯贵堂又喊了人力车来,也没问价钱,两个人就坐上去。
  到育德铁工厂的门口,冯贵堂又叫人力车停住,拉起严知孝走进工厂。大院里放着几座打铁炉,几个人拉着大风箱,扇着呼呼的火苗。并排放着十几辆大水车。冯贵堂走到水车跟前说:“你看,这种水车,在目前就是最进步的了。要是套上大骡子,一天能浇个二三亩地。”
  严知孝用手杖敲了敲水车的木轮,笑了说:“这比辘轳好多了,手拧辘轳,一天只能浇个一亩多地。”
  正谈着,经理走出来,招呼他们到办公室里喝茶。冯贵堂说:“我们不喝茶了,要去吃饭。”他对严知孝说:“我还给他们建议过……”又伸出手摆过经理说:“你们要想法子把这枣木轮子换成铁的,这水车就灵便多了。”他弯下腰,用手摸了摸那个大木轮子,觉得很笨。说:“这要是着了水,该有多么重!”又拾起一根木棍,走过去敲着木斗子,象梆子一样,嗙嗙地响着。说:“把这木头斗子换成铁板的,这辆水车能轻便多少?”
  经理说:“那样一来,就更现代化一些,可是成本就增加多了,乡下人哪个买得起?”
  冯贵堂歪楞歪楞脑袋,说:“我就买得起!宁多花钱,也要买顺手的家具呀!这么一改良,少说一辆水车每天能浇五亩地。”
  经理看他对改良水车很热心,由不得笑了笑,说:“好,我们一定照你的意思办,能改良的尽可能改良。”
  两个人看了一会子水车才走出来,坐上人力车到第一春去。他们走过第一春两层大院,叫伙计打开正房的门。屋里摆着铜床、沙发、藤篾椅子。冯贵堂请严知孝坐在沙发上,递过纸烟吸着。又拿起缨摔子,到门外掸着鞋上的尘土,叫了伙计来,拿过菜单,请严知孝点菜。严知孝说:“你点吧!说起吃喝,我倒是外行。”
  冯贵堂问:“喝点什么酒?”
  严知孝说:“我也不想喝酒,我嫌辣得慌。”
  冯贵堂说:“嫌辣,喝甜酒,来瓶子果子红吧!”冯贵堂拿起铅笔,就着茶几写着。说:“吃香酥鸡吧?嗯,吃焦炸肉?我就是爱吃这个玩艺儿,蘸上点花椒盐儿一吃,又香又脆。唔,来一个烧玉兰片,竹笋出在南方,北方人是不常吃的。来一个糖醋大肠,再来个素菜,清清口。再来一个三鲜汤——海参、鱿鱼、鱼肚。”
  严知孝在一边看着冯贵堂,心上直觉好笑。他想:一个人几年不见,就有这样大的变化;过去还是老老实实研究学术的,如今变得这样的市侩气!冯贵堂写完了菜单,掏出手巾擦去嘴上的唾涎。一面点着菜,嘴上直想流出酸水来。
  等不一刻工夫,伙计陆续端上菜来。冯贵堂尝了一下果子红酒,觉得不够味,又要了半斤二锅头来。喝着酒,冯贵堂问:“听说,第二师范又闹起学潮来,他们要抗日?”
  严知孝说:“是呢!”
  冯贵堂说:“真是!国家不亡实无天理,人家日本人怎么了?也抗人家?”
  严知孝不以为然说:“如今日本人打进中国的国土,抗日无罪!拿着素有训练的军队,去包围手无寸铁的学生,算了什么……”
  冯贵堂不等严知孝说完,停止吃菜,楞起眼睛,拿筷子一突一突地说:“不,你可不能那么说,过去我就是这样想,其实错了。别看他们手无寸铁,他们那副嘴巴子,比枪还厉害。那年我好容易把老人哄转了,拿出四千块钱包了割头税,眼看一万块大洋就赚到手里。谁知他们暗里使劲,串通四乡里穷得没有饭吃的人们,起来抗税。闹得我四千块大洋赔了个精光。光看他们手无寸铁不行!”
  严知孝说:“对穷得没有饭吃的人,应该……”
  冯贵堂右手拿着一块香酥鸡,蘸一下花椒盐,啃一口鸡肉,喝一口酒。喝得脸上红红的,满头是汗。他又扬起头来,歇了一口气说:“对这些人,不能‘怀柔’!过去我也是这样想,老人家说我,我还不听。结果共产党闹了个集体大请愿,把我跟老人家赶了个野鸡不下蛋,把税局子砸了个唏哩哗啦。赔钱是小事,丢人是大事。他们这一下子就摘了老人的面了,差一点没把老人气死!”
  严知孝笑眯眯地看着冯贵堂。说:“还能把你们怎么样了?”
  冯贵堂说:“经一事长一智,我对改良农夫的生活失去了信心。过去我还想在乡村里办平民学堂,提高农民的文化,教他们改良农业技术,可是隔着皮辨不清瓤儿,那算是不行!”
  说到这里,严知孝看看表,十二点快过了,他要到北菜园去,放下筷子走出来。冯贵堂手上拿着一块骨头,边走边啃,送出严知孝,看着他坐上人力车,才又跑回去吃他的香酥鸡。
  
52
  北菜园陈家公馆,有一副光亮的大门,门前有对石狮子,张牙舞爪,在石座上蹲着。严知孝按了一下电铃,有仆人走出来。他说明了来意,在门房里坐了有半点钟工夫,才有仆人带他进去。走了很长的一段砖砌甬道,有一段花墙隔着。花墙外面,有一排木槿树,开着紫色的花朵。穿过一个贴金的圆门,院子里方砖漫地,老藤萝过了开花季节,垂着长荚。厅前有古式廊庑,廊庑下站着几个带枪的随从兵。他走上石阶,竹帘里有人轩然大笑了,说:“嗬!知兄!请你进来!”帘声一响,走出个人来。高大身材,白胖个子,长四方脸,鬓角上的头发稀疏了。他伸出宽大的手掌,握住严知孝的胳膊。这人就是十四旅旅长、保定卫戍司令陈贯群。
  三间客厅,黄柏槅扇,雕镂着花鸟人物。屋里都是硬木家具,五彩螺钿放着光彩,地上铺着花毛地毯。严知孝坐在沙发上,仆人敬上茶来。递上一支雪茄烟,严知孝伸出手掌挡回去。
  陈旅长说:“知兄!无事不到我这儿,有什么动用之处?”
  他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又说:“今天我还有事情。”
  陈旅长的父亲,和严老尚曾有一面之交。陈旅长到保定接任卫戍司令的时候,为了联络地方上的士绅名流,拜访过严知孝,请他出头做些社会上的公益事业。因为是几辈子的老交情,两个人倒是无话不说,无事不谈。
  严知孝抬起头来,看着陈贯群说:“没有什么大事……倒也有一点小事。”
  陈旅长靠在沙发背上,跷起一条腿,语言轻渺地说:“什么事情?谈谈吧!”
  严知孝说:“就是学校里的事情。”
  严知孝一说,陈旅长就会明白。他问:“是关于你以后的……”
  不等他说完,严知孝把手一摇,咕嘟了嘴说:“不!个人小事,我是不找你的。”
  陈旅长响亮地笑了,说:“知兄!还不失尚老遗风,扶危救困,爱国恤民。我想为你自己的事情,是不来找我的。”严知孝摸着胡髭,清了清嗓子说:“本着爱国家、爱人民、爱天地万物的精神,我想我应该出头说句话。日寇占据了我国的满洲,进攻上海,企图进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愿意起来抗日,这是应当应分的事。你的部队包围了学校,把他们饿起来,这好象是说不许青年学生抗日?”
  陈旅长一听,拍了个响掌,笑着说:“嗨!原来是为这件事情!这事情主管不在我这里,在委员长行营。行营里说,他们以抗日其名,而宣传共产主义之实!企图鼓动民众,颠覆国家。而且,他们也竟敢赤化我的部队,在本旅的士兵里,已经发现有抗日的活动……”说着,他生起气撅起嘴来,瞪圆了眼睛,乍起两撇黑胡髭。
  严知孝说:“这倒不必多心,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才敢这样直言不讳。我觉得共产主义不是什么可怕的,不必把他们描绘得如狼似虎。都是些个活泼有生气的青年。也不要强把抗日说成共产!”
  陈旅长说:“知兄,你要是这样说法,可就有些危险了。”严知孝张开两只手,惊讶地说:“怎么?我不能这样说吗?我亲身接触过他们,教育过他们。他们为国家、为民族,要抗日……”
  陈旅长打断他的话,说:“知兄!你不必这样激愤。你说,今天为什么而来吧?”
  严知孝说:“我吗,请你撤除包围二师的部队,给青年学生以抗日的自由!”
  陈旅长把精神涣散下来,又笑哈哈地说:“哈哈!我还没有这等权力。请你从中奔走一下吧,三天以内要他们自行出首,我负责释放他们。三天以外,是委员长行营的权力,我也难说话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又伸出三个指头,说:“三天!三天!”这时,随从兵给他披上武装带,递过高筒皮靴,门外有汽车的喇叭在催着。他又说:“今天是你来,要是别人,我还不能这样说。”
  严知孝只得从沙发上站起来,陈旅长看他要走,伸手把他拦住说:“论私情,咱们是世交。论公事,你是地方士绅。咱们说一句算一句。就请你做个中间人吧,三天以内,要他们自行到案,这样也显得我脸上好看些。”
  严知孝说:“这还得我出马?”
  陈旅长说:“你老兄伸一伸大拇手指头吧!”
  最后,严知孝把要求释放江涛的话也说了,陈旅长说:
  “看有没有权变的办法吧。”
  两个人随说随走,一阵沉重的皮靴声,把严知孝送出大门。他眼看着陈旅长坐上汽车,伸手打了个招呼,汽车嗤地开走了。
  汽车开到卫戍司令部,陈旅长一直走进办公室。看看时间快到,他喊了一声:“来人哪!”随着喊声,随从兵走进来。
  陈贯群说:“问问白参谋长,通知一团了没有?”
  随从兵走出去不久,有一个穿着散装便鞋的人走进来。这人脸儿挺白,矮胖子,眉毛稀疏。他弯了一下腰说:“通知了。”他看看时钟又说:“我再打个电话催一下,叫三个营长都来吗?
  一团长呢?”
  陈旅长说:“一团长不是不在吗?”猛地,他又有所考虑:“在这么紧要的关键上,他为什么又请假了?他为什么不在?”好久了,他就有所怀疑:一团长年轻,好读现代书籍,言谈过激。他说:“也叫市党部刘主任来一下。”
  白参谋长说:“好,我来办理吧!”说着,走到他的办公室去打电话。时间不长,门外蹄声一响,有三个拿马鞭子的军人走进来。行了军礼之后,端端正正站在屋子地上。
  陈旅长说:“坐下,今天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说着,市党部刘麻子来了,陈旅长叫他坐下。喊:“来人,冲茶呀!”
  参谋长指挥随从兵冲上茶来。陈旅长说:“今天谈谈关于第二师范的警戒问题。刘主任,你谈一下内部情况。”
  刘麻子端端正正地站起来,说:“内部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我调查了一下,他们抢劫了十袋面粉进去,这是一种越轨的行动。”
  刘麻子一说,陈旅长又火起来,问:“那营的值勤?”
  听得问,那个小个子营长,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啪地一个立正,说:“职营的警戒。”说着,他脸上唰地黄下来,他预料这顿处分是不会脱过的。
  陈旅长说:“妈的,睡觉来?里边是共产党,是政治犯,你知道不知道?走脱一个,我陈贯群要你的脑袋!”他说着,直气得吹胡髭。脖子脸都红起来,猛地又喊了一声:“来人!”
  等参谋长走进来,他说:“交军法处……这是委员长行营交代的任务,我旅长还担着干系,去!交军法处!”
  小个子营长,知道说也无益,但他还要哀求两句,说:
  “我是旅长的老袍泽……”
  陈旅长把手一摇,说:“滚开!妈拉巴子,怎么的?”他睁着大眼睛,看着那营长走出去,才说:“刘主任!你继续谈。”
  刘麻子说:“不过,十袋面粉,并不能救多大急,维持不了多长时间,饿得他们自行出首,还是有希望的。”
  陈旅长问:“还有什么情况?”
  刘麻子说:“有一部分学生家属来到保定,他们中间有些联系,也有些活动的迹象。现在我们开始作他们的工作,叫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只要自行出首,就可以减轻处分。”
  陈旅长说:“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管不着。白参谋长!
  谈谈你的计划。”
  白参谋长拿出他的稿本来,说:“是这样计划的,陈旅长看不合适再……”
  陈旅长看他动作迟缓,说起话来慢吞吞的,把眼一瞪说:
  “你快一点,老是嘴里含着个驴獠子似的!”
  陈旅长一说,白参谋长两手打起颤来,索索地说:“我计划,把二团一营放在寡妇桥上,二营放在西门,三营放在车站。任务是巡逻盘查行人。对二师的警戒,还由一团担任,不过岗哨要密一点。”
  陈旅长问:“只两层封锁线?”
  白参谋长说:“唔!”
  陈旅长把桌子一拍,说:“妈的!跑掉一个砍你的脑袋!”他一看,是对参谋长讲话。笑了一下,似乎是在道歉。又说,“不过,跑脱一个,委座也要砍我的脑袋呀!到了那时候,这罪过是你担哪,还是我担?”
  白参谋长蹙了一下眉头,笑了说:“当然是我担。”
  陈旅长扔给他一支烟,说:“一言为定?”又撩起眼皮看着他。
  白参谋长说:“这还有错儿?”
  陈旅长又叫二位营长,谈二师内部情况。当他们说到二师学生在士兵中有活动,士兵也有了动摇,陈旅长又焦躁起来。他说:“要增加第三道警戒线,放在五里以外的村庄上。”最后,他说:“从明天开始,三日以内不要出错。三日头上,午夜三时我们就要动手。”
  刘麻子说:“他们要是不出来呢?”
  陈旅长说:“不出来?好!架上机关枪,架上小炮,搜!
  委员长的主张:宁误杀一千,不能走漏一个!”
  刘麻子说:“用不着小炮,也用不着机关枪,我们就逮捕讯问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全部材料。”
  陈旅长把二位营长送出去,又把刘麻子叫住,问了一下严江涛的情形。刘麻子说:“他是共产党里的骨干,我们那儿有他的名单,是要犯!”
  陈旅长问:“这人怎么样?”
  刘麻子说:“这人呀,精明强干,漂亮人物,个儿不高,社会科学不错。据说,他是国文教员严知孝的女婿。”陈旅长一时笑了,说:“这就是了!”他连点了几下头,又说:“可以维持一下吗?”
  刘麻子说:“不行,问题在行营调查课。前几天,黄校长、杨校长、张校长都到我那儿去过。他们对二师学潮颇有意见,责备本部办事不力。十三座学校同时罢课要求抗日,就是第二师范的主谋。第二师范护校运动的主脑有五个:夏应图、严江涛、刘光宗、曹金月、杨鹤生。其中,严江涛是骨干分子,赤化甚深!
  陈旅长问:“这人激进?”
  刘麻子说:“不一定激进,激进不一定可怕,主要是思想毒害极深,破坏能力极强,煽动性极大。他在知孝及严小姐庇护之下……”
  陈旅长听了刘麻子的报告,把鼻子一拧,说:“那可怎么办?”
  刘麻子说:“看吧!”
  这时随从兵拿进信来,说是有一位“故交”在公馆里等他,拆开信一看是冯贵堂。见刘麻子拿起帽子,他喊了一声:“送客!”亲自把刘麻子送出门来,随后上了汽车回家。到了门口,冯贵堂弯着腰从门房里走出来,睁圆两只眼睛,嘴上唏唏溜溜地笑着说:“贯群老兄!几年不见,你……”
  陈贯群扭头看了一下,说:“贵堂弟!光顾过财主了,也不来看看我。”
  冯贵堂走上去抓住陈贯群的手,笑着说:“财主什么?不过是过个庄稼日子罢了。”
  陈贯群说:“谁不知道你是保南名门,号称冯家大院。是不?”说着,又挺起大肚子笑。
  冯贵堂说:“不过是享祖爷的福罢了,谁又挣了什么来?”
  两个人手牵手走进客厅,陈贯群把冯贵堂让在沙发上,说:“祖爷治下,儿孙享受,这还不是老规律?象咱这一辈人,谁又挣了什么来?”
  冯贵堂从沙发上站起来,拱了拱手,说:“象你老兄就不同了,一个卫戍区的司令,比道尹权力还不小,而且是拿枪杆的人,偌大地方的治安,偌多人口的生杀予夺之权,操在你的手心里。”
  陈贯群说:“权力大遭难大。象你吧,不做官不为宦,不吃俸禄才不担惊哩!今天做官,比往日大大不相同了。委员长又派了什么政训员来,今天政治,明天政治,咱军人只学会了打仗拿地盘儿,懂得什么政治?”
  冯贵堂说:“有什么难的,越是大官越好当,你动动笔,下边人们就得跑断了腿。”
  说着话仆人敬茶敬烟。冯贵堂眉飞色舞地喝着茶,吸着烟问:“目前治安上有什么大困难?”
  陈贯群说:“甭说别的,光是这个第二师范就闹不清了。委员长行营命令包围逮捕,地方士绅们也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冯贵堂问:“还有谁是反对的?”
  陈贯群说:“地方上,校长们都主张快刀斩乱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起来。知孝就反对。”
  谈到这里,冯贵堂哈哈笑着弯下腰去,说:“他呀,甭听他的!你还不知道?他是书呆子一个,尚清谈。读书本子行了,懂得什么刑科大事。”
  陈贯群一听,楞住了一下,挺了挺脖颈问:“江涛是个什么人物头儿?”
  冯贵堂扎煞起两只手,笑着说:“哈哈!一个青年学生罢了。前几年俺县出了个贾老师,在高小学堂里教了几年书,象老母猪一样,孱生了一窝小猪儿,如今就成天价摇旗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那里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懂得什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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