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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有没有客人请你到外面去？
有。
去了吗？
还没有。
你还是……（想问：你还是处女吗？立刻觉得不妥，换口）你是个好女孩。
好女孩能在这儿干这个？
不能永远干这个，你以后想咋样？
就想攒点钱，自己开个快餐店。哦，你的身体很结实，锻炼吗？
不锻炼。
你夏天游泳吗？
游。
你带我去游吧。
你能丢下工作去游泳？ 我请假。
现在水还凉，以后再说吧。
我就知道你怕我沾上你。
净瞎说。
就是的。噢，到钟了，要不要再加个钟？
不加了。
还来吗？
来。
太好了。来了再点我。
好，你多少号？
三十二号。
记住我一句话。
啥话呢？
要自爱，出淤泥而不染，在困难的时候要想到光明。
（笑）我发现你说话也特像毛泽东。
……
看到这里国瑞就犹豫了，心想不宜再把这材料交给艾作家了。他会想到这材料被人看过，里面涉及了他的隐私，归还材料是不明智的。
国瑞打消了归还材料的念头，却又生出一个弥补办法：以物易物。他知道那些材料是作家写作的素材，可这样的素材是到处都是，只要有心搜集，社会上稀奇古怪的事儿不止写一万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把这些东西记下来，提供给艾作家。国瑞是个想到就做的人，立刻行动，仅用了一个晚上就记了不老少。
有言曰侯门深似海。艾作家算不上侯，他的家门也称不上侯门，可国瑞从进入小区到站在他家门口，也着实费了不少周折，感觉上真的像隔了一道海：盘查、登记、对讲机确认，只差没有搜身。还好，艾作家记起了这个帮他搬家的小老乡，不打艮地对物业说请他进。
“打搅你了，艾老师。”
“别客气，请坐。”
感觉上一切都没怎么变，房子还是刚搬来时那样，没装修，家具也没更新。惟一见出变化的是那个图腾柱上挂了一串只有巨人才能戴起来的佛家念珠，一颗颗有李子大的珠子在灯光下红亮亮的，与深褐色的图腾柱相得益彰。
“这是在水泊梁山买的。”艾阳说。
“真好看。”国瑞说：“水泊梁山好玩吗？看了一百单八将排座次的聚义厅吗？”
“看了。”
“看了武松打虎的景阳冈吗？”
“也看了，在阳谷县。”
“看武松杀死西门庆的狮子楼？”
“看了，也在阳谷县。”
“有机会我也要去看看那些地方，总觉得挺神奇。”
“看看可以，可也别抱太大期望，都是些新修的风景点，很假。”
不知怎么，艾阳的话使国瑞兀地联想到那晚露宿的人民广场，记起了他和小解、王玉城对于“艾作家站在窗前能不能看见咱们”的争论，而自己现在就在当时仰望着的高楼上。
“艾老师，从你这儿能看见下面的人民广场吗？”好奇心驱使国瑞问，不管和刚才的话题风牛马不相及。
“能看见，就在不远处。”
“能不能看见坐在广场上的人？”国瑞又问。
“这……没注意过。”
“我可以去看看吗？”
“可以的。”艾阳指指一间关着门的房间，说：“卧室的阳台正对着广场。”
国瑞从沙发上起身，刚要挪步又兀地停住，他觉察到自己的冒昧。
“看吧看吧，没关系的，屋里没有人。”艾阳笑着说。
国瑞也随同笑笑，踮起脚跟经卧室走到阳台上。
居高临下，先是看到远处闪烁着点点灯火的黑色大海，压下目光又看见了灯光迷离的人民广场。
能看见广场上的人。国瑞找到答案后像了结了一桩心思般松了口气，尽管也清楚这并没什么意义。
等到了客厅茶已经斟上了。艾阳关了电视，给国瑞的印象是艾作家做好了与他叙谈的准备。他有些受宠若惊，说：“艾老师耽误你看电视了。”
“本来我也不想看，现在的电视啊，转一圈频道也没值得一看的节目。”艾阳说：“喝茶吧，上次搬家，连口茶都没喝，搬家公司制定的这些规矩，不通情理嘛。”
国瑞没说什么。
他喝了口茶，觉得茶挺苦。
“师母不在家？”国瑞问。
“出去了。”
“出去串门了？”
“出国了。”
“出国了？！”
“嗯，女儿在加州读学位，她陪读。”
“真好。艾老师你可以出国吗？”
“可以吧。”
“那咋不走？”
“这个嘛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你是作家，出于爱国的考虑，是不是？”国瑞问。
“不搭界的事呀。”艾阳打着哈哈说：“要是一个人老想着爱国，那可能在他的意识里已经不爱国了。就像人要能感觉到身上的某个器官的存在，那这个器官一定出问题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不用老去想。”
“就是就是。”国瑞赞同地说，“有些人成天把爱国挂在嘴边上，可早就把子孙后代送到国外去了，所以现在流行着这么一句话，说不爱国的都留在国内，爱国的都去了国外。”
艾阳笑了，说：“一不小心我也被打入‘爱国者’当中呵，老婆孩子在国外，自己随时随地可以走，典型的爱国者嘛。”
国瑞不好意思起来：“艾老师，我可不是……”
“用不着解释嘛，我是有自知之明的。”艾阳说：“你看人民广场就说明你把我当成高高在上的权贵了。”
“艾老师，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千万别误会哟。”国瑞急急分辩说。
国瑞的窘相把艾阳逗乐了，边斟茶边说：“小老乡看把你紧张的，我没怪罪的意思，谁不想高高在上？当官愈大愈好，当作家愈著名愈好，这很正常，用不着遮遮掩掩。问题是……咱不说当官的，就说作家这行当，不怕脑袋升到天上，就怕脚跟离开了地面。”
国瑞频频点头，心情和缓下来，他点了一支烟吸着，边吸边想到他看过的那篇叫《凶手》的文章，他一直觉得现今的农村不是他写的那个样子，不是他那么回事，离得挺远。原因没准就是他说的脚跟离开了地面吧。存在决定意识：他不大相信有那种脑袋在天上而脚还站在地上的人，那是多么高大的人呵，现时今有这么高大得顶天立地的人吗？未必。当然，自知卑微渺小的国瑞不能够向作家老乡坦陈这一点，他没这份勇气。
“艾老师，有些事我弄不明白，能请教一下吗？”国瑞采取迂回方式。
“你说吧。”
“歇班我常去书店蹭书看，我喜欢看反映现实的小说，可看来看去，老是觉得不像。”国瑞说。
“不像什么？”
“不像现实。”
“噢。”
“书上写的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差这么远呵？”艾阳笑了，“都一样？一网打了满河的鱼？”
国瑞也笑了；纠正说：“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真实的作品。”
“举出一本？”艾阳有考考的意思。
“《××》”国瑞答。
艾阳点点头，说：“这本书已经见不到了。”
“书摊上还有的。”
“那是盗版。”
“艾老师，你对这本书怎么看呢？”国瑞似乎也有考考的意思。
“这看从哪方面说了？”艾阳说：“与目前写官场的书相比，恐怕它是最真实的一本，可如果与真正的官场相比，真实度仍然不够，即使没相差十万八千里，也有几万里吧。”
“真难办呵。”国瑞感叹说。
“什么难办？”艾阳问。
“你们作家呀。写得不真实不行，真实了也不行，上头和下头不知该照顾谁。”国瑞说。
“正因为这样不少作家就谁也不照顾了，只照顾一样。”
“啥？”
“钱。”艾阳说。
国瑞听着，很感动。他没料到艾作家能对自己这么掏心窝子说话，而自己是没有资格与他这样身份的人对话的。他受宠若惊，决定立刻将记录的材料送给这位作家老乡。他说：“艾老师我知道你们当作家的事情多，不一定有时间到下面跑，我把平时听到的一些事记了记，你看看能不能用到作品中去。”说毕从口袋掏出递给艾阳。
艾阳怔了一下，这是他没料到的，不过他挺感动，说声“谢谢你”就接了。随即看起来：
福人无福
某邹姓乞丐在街上乞讨，整整一天无人施舍，正要离开时有一男性公民丢给了他两元钱，他见该施主面有福相，心想何不借福一用，便将这两元钱买了一彩券。竟然中了大奖，获奖金数百万之巨。一下子由乞丐变成暴发户。这位新暴发户吃水不忘打井人，决定找到施主分出一半奖金给他。他来到原先行乞的地方等候施主的出现，一直等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等到了那位福相施主，他高兴之极，连忙上前呼叫，不料那施主朝他大吼一声：今儿个我心情不好，少招惹我！他吓了一跳，刚想解释只见那施主大步开溜，消失在人群中。他怔了半晌后恍然大悟：原来福人是我不是他。
奇事不奇
福建有一对夫妻生了一个男孩，刚生下来就会说话，说的是：给钱给钱。家人觉得十分希罕，果真往他手里塞了一张百元大票。他攥着钱身体不断生长，竟一下子长到七八岁孩子大小，又喊：给钱给钱。家人又塞给他一张。他攥着又继续长个，眨眼功夫长成个十七八岁小伙，又喊给钱给钱。家人不敢给了，他就自己从抽屉里拿钱。这时就见他下巴生出了胡子，一会儿功夫胡子长得老长，又一会儿功夫胡子变白了，脸上也生出皱纹，成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到这般天地他还不住口地喊给钱给钱，可家里的钱都叫他拿光了，他就把他妈手上的金戒指撸下来。哈哈一笑就一头栽地死了。也有人说这奇事不奇，人一辈子有多大的财运是有数的，早够数早死，晚够数晚死。所以那小孩子拿够了钱数就上西天了。
艾阳不由抿嘴笑笑，他觉得国瑞记的这些东西太荒诞、太离谱，也不伦不类，对写作没什么用处，于是就不再细看，一路浏览下去，也无非是些老鼠抓猫，老鳖成精之类的奇观趣闻。可看到最后一则他被吸引住了，他问国瑞：“这个由集资引发的自杀杀人案件真的发生过吗？”
国瑞说：“发生过，是我老姨村里的事，那个自杀杀人的人我还认识呢。是真的，肯定是真的。”
艾阳点点头。
国瑞问：“艾老师我记的这些材料对你还有些用处吧？”
“多接触一些信息总是有益的。”艾阳说，“最后那个案件很让人震撼，也发人深思，这个案件可以写一篇小说，你能再详细讲一讲吗？”
国瑞很高兴地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讲给艾阳听。
电话响了。艾阳去书房接时国瑞看了看表，九点半多了，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得走了，再不走就不识趣了，抓紧时间问问官司的事就走。
书房的门没关，艾阳讲话的声音很大，不论国瑞想不想听都往他耳朵里灌。很快他注意听起来，因为说的恰是官司方面的事，当然耳机里的话他听不见，单是艾阳的话就得听一半猜一半才成。“……在北京二中院起诉……案子结了已有半年了……我败诉……输在哪儿？输在咱有理上，有理就觉得不用走关系，等着法院判……媒体没报。为什么不报？你们搞新闻的不是都会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打官司是有理输了不是新闻，有理赢了才是新闻……好了，用不着你安慰，有空再聊，家里有客人……女客。老婆跑了，来个女客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挂了。”
国瑞并不知道艾阳打官司的事，媒体炒来炒去的时候他还没进城。等艾阳在沙发上坐下，他忍不住问道：“艾老师也遇上官司了？”
艾阳苦笑笑，说：“可不，官司一个接一个。”
“什么结果。”
“全输了。”
国瑞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犹豫着，他想自己是为蔡毅江的官司而来的，可艾作家自己的官司都打不赢，再提出让他帮助打官司，这就有些强人所难了，而且也没有意义。这么想国瑞便把本来要说的话咽回肚里，起身告辞。
中部
从官司起诉到宣判前后不到一个月，法院判决蔡毅江败诉。蔡毅江没有上诉，丢下句：操他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尔后便和寇兰离开了，不知到了哪里。官司也涉及到国瑞、小解和王玉城，天成公司终止了与他们的劳动合同，于是他们分手了，各奔西东。
合租的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如今只剩下国瑞一人。一派树倒（官司输）猢狲散的景象，国瑞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被一阵大风吹到了天尽头。不过一个人倒能静下心来想一些事情，而国瑞眼下要想的事情也确实很多：刚刚输掉的官司，以后怎么办？和陶凤的关系……等等等等。
官司真的让他难以忘怀，他怎么也没想到会落到这么一种结果。宣判那一刻他在场，肃穆的法庭，正襟危坐的法官以及义正词严的宣判词，这所有显示着威严与公正的直观愣给他这么一种印象：官司赢了。而当法官念到最后一句：原告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懵了，直到看见黄天河的律师上前与法官握手，他才明白官司的的确确输了。他不由向自己询问：这世界是咋啦？咋连一点天理都没有了。而在他能够清醒面对现实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包括当事人蔡毅江）在整个官司过程中其实一直是不清醒的，用城里人的说法是傻冒一个。眼见得一桩桩怪事出现：司机老陈撤回了原先写的证明材料；医院里找不到蔡毅江的病历；蔡毅江的律师说无法与医院交涉；法院以谁主张谁举证为由不去医院取证……这些怪事已经呈现出一种事态：各方各面（也包括蔡的律师）已经组成了一个联合阵线，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昧心钱走到一起来了。黄天河赢得这场官司就像用一个团的兵力去取一个人的首级，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官司的失败使国瑞耿耿于怀。
再就是下一步何去何从，回乡不在考虑中。对于这一点哥哥国祥有不同意见。他不止一次对他说不要太勉强，混不下去就回家。他知道哥哥是真心关心他，自从父母去世，哥哥便承担起家长的责任，事事处处照顾着自己，生怕出岔。特别是自己进城以后，哥哥更对他放心不下，说来说去就回到了根本：混不下去回家。但哥哥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混不下去回家又怎样呢？又有什么前途？还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好歹留在城里，没准哪一天就会得到机遇。那天去逛超市，一个算命的老头喊他老板，可他站下了，本不想算命也站下了，更可笑的是他还红着脸向算命老头承认自己不是老板。算命老头说他知道他还不是老板，但不久的将来会当上老板。还说这次他不收钱，让他当了老板后来这儿给他送钱。他把算命老头的吉言暗暗记在心里。想真有那么一天当上老板，他一定来找他，给他送钱。在国瑞的意识里有一点是很坚定：他进城的目的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伺机发展。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对丢了眼下的工作并不当回事。他本就想离开，况且陶凤也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急于再找事做，他想留点时间归整归整思路，看能不能找到一条发展的捷径。他不赞成小解和王玉城的急功近利，一天挣不到钱就惶惶不可终日，一趟一趟跑职介所，孬好给个活就干。小解去了一家“小肥羊”餐饮连锁店，干杀羊的活。他就不想想靠杀羊能杀出一条血路来么？王玉城到郊区一家养鸡场，养鸡何苦跑到城里来？他劝过他俩不要太匆忙，慢慢找个合适的工作做。可他俩心虚气短，终于走了。临走丢下句国哥别忘了广场三结义呵。说的和听的脸上都挂着笑，可心里都酸酸的。那一刻国瑞也入心地想以后若自己好了一定要帮助他俩。说起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腰缠万贯不肯帮人，而有的人未见富豪念想着帮人，尽管并不能由此断定一个人品性的善恶，却也能看出人的大气不大气来。国瑞是大气的。
国瑞想的最多最苦的还是陶凤，不是丢了工作才这样。在和陶凤的关系上，国瑞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一方面他怕失去陶凤，而另方面为防止失去又处心积虑地“计算”着陶凤。这种“计算”从根本上说与性欲无关，只为一“锤”定乾坤，让陶凤成为“他的人”，为最终结为夫妻铺平道路。尽管这有些不择手段，但就目的而言也算是用心良苦的，大体说得过去。不是说爱情都是自私的吗？允许别人自私也得允许国瑞呵。再回到那句谑言：领袖是人国瑞同样也是人，即使有些不当也属枝节问题，问题是怎样为陶凤评判是非。这么说吧，无论是从观念还是其他方面出发，陶凤对国瑞的拒绝无可厚非，爱也不能成为非委身不可的理由，是爱则更应遵循顺其自然与两厢情愿。这道理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正确的只是生活本身。生活无常，对于如浮萍般在都市漂泊谋生的他们而言，生活的变数高深莫测。司机老陈的一个急刹车不就改变了一切？改变是那么猝不及防。谁又能料到国瑞以后会遇到些什么？换句话说，陶凤今天坚守的立场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瑞以至他们二人今后的命运？也许只有天知地知。而此时此刻，国瑞对陶凤的爱与追求一如既往。在想了许多之后决定立刻去见陶凤。
陶凤已经离开了乡巴佬饭庄，去了另一家饭店。这个国瑞是知道的，他去找过她。只是每次去的程序已约定俗成：先给陶凤打个电话，如蒙恩准，约莫她快下班时赶过去，不进饭店，等在附近，陶凤下了班再找过去，只因时间已晚，说不上几句话就得分手。乡巴佬近处有一个小公园，相会时国瑞能对陶凤有限的亲热。新地点没有这个条件，因此国瑞耿耿于怀。
打电话还是去发廊，里面的小姐还是发哥发哥地喊。靓妹小周不在了，问了下才知道前不久出了一桩事：一个嫖客敲诈她，叫她拿出三万块钱，不给就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