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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见天日。弗朗兹·卡夫卡把布洛德为雅那切克的斗争与过去为德雷福斯的斗争相比较。这一比较令人吃惊，它揭示了雅那切克在他的国家遭受敌对的程度。自1903至1916年，布拉格国家剧院顽固地推掉了他的第一出歌剧《杰努发》。在都柏林《DUBLIN》，同一时期，1905至1914年，乔伊斯的同胞拒绝了乔的第一本散文著作《都柏林的人们》（DUBLINERS），并在1912年烧毁了文稿清样。雅那切克的历史与乔伊斯的历史不同之处在于其结局的邪恶：他被迫看着《杰努发》的首场由那个在14年间拒绝他，并在14年间只对他的音乐怀有蔑视的人来指挥。他被迫表示感激。自从个人令人羞辱的胜利之后（乐谱被改正删节和添加涂红了），人们终于在波希米亚容忍了他。我说：容忍。如果一个家庭没能把一个不被爱的儿子毁灭，出于母亲的宽容，它便把他贬低地位。在波希米亚流行的说法想表示对他的赞同，把他从现代音乐的背景中脱离出来，并把他监禁在当地的争论之中：对民俗的激情，莫拉维亚的爱国主义，对女人、自然、俄罗斯、斯拉夫，和其他无聊事的欣赏。家庭，我恨您。直至今日，他的同胞中没有任何人写出任何重要的音乐学研究分析他的作品中的美学新义。在雅那切克作品的演奏中，没有任何有影响的学派，它本来应该使作品的奇特美学更易于使世人进入。没有战略使人了解他的音乐。没有将他的作品完整地出版唱片。没有将他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完整出版。
然而，这个小小的民族从没有过任何一个比他更伟大的艺术家。
①杰罗斯拉夫·沃格尔（JAROSLAVVOGEL）著：《雅那切克》（布拉格，1963年；英译本W．W．NORTONANDPANY，1981年），一部详细诚实的专著，但在论断中局限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视野。巴托克和贝尔格，两位在国际舞台上最接近雅那切克的作曲家：前位根本未被提及，后者寥寥几句。在世界音乐的版图上没有这两个参照，如何摆雅那切克的位置呢？——作者注。
十三
让我们说些别的。我想到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的国家独立了，他的音乐终于被喝采，他本人被一个年轻女人爱上；他的作品日益大胆，自由，快活。毕加索式的晚年。1928年夏天，他的心爱的人由她的两个孩子陪同来乡村的小房子看他。孩子们迷失在森林里，他出去找，四处奔跑，发了热又着了凉，患了肺炎，被送去医院，几天后，死去。她在那里，与他在一起。从我14岁起，我就听人小声议论说他死的时候正在医院的病床上做爱。并不太真实，但是，海明威喜欢这么说，比实际还要真实。还有什么别的能作为他的晚年疯狂陶醉的桂冠呢？
这也证明在他的民族家庭中毕竟还有人爱他。因为这个传说是献在他墓前的一束鲜花。
…
第八章 道路在雾中
什么叫嘲讽？
在《笑忘书》第四章，塔米娜，女主人公，需要她的女友碧碧帮忙，碧是个年轻的有写作癖的人；为赢得她的同情，塔米娜按她的意愿安排了与一个名叫巴纳卡的省地作家的会面。后者向有书写癖的女人说，今日真正的作家已经放弃了小说这种过时的艺术：“您知道，小说是一种人类幻想的果实，幻想理解他人，但是，我们之间相互理解什么呢？……人们所能作的一切其实是呈上一份有关自己的报告……剩下的全是谎言。”接着是巴纳卡的朋友，一位哲学教授：“自詹姆斯·乔伊斯以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生活的最伟大的冒险在于冒险的不存在……荷马的奥德赛已经转移到了内在，它内心化了。”书发表后不久，我发现这些话成了一部法文小说的卷首题词，这使我很为得意，同时也有些尴尬。在我眼里，巴纳卡和他的朋友所言不过是些精巧的混帐话。当年，七十年代，我在周围到处听到这些，补缀着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残渣的大学圈里的扯淡。
《笑忘书》的这个第四章在捷克斯洛伐克用小册子发表后（被禁廿年后我的那部作品首次发表），有人把一些剪报寄到巴黎给我：批评界对我颇为满意，作为我的聪明的证明，他们引用了这些话，认为它们极为漂亮：“自詹姆斯·乔伊斯以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生活最伟大的冒险在于冒险的不存在”诸如此类。我体验到一种奇特的淘气的快乐：看见自己骑在一头误解的毛驴上回到故乡。
误解是可以理解的：我没有试图把我的巴纳卡和他的教授变为可笑。我没有表明我对他们的保留。相反，我想尽办法来掩盖这一点，想给他们的观点赋予一种知识分子演说的优雅，大家那个时候都对此予以尊重，并狂热地摹仿。如果那时我把他们这些话变得可笑，渲染它们的过份，我所作的便是人们所说的讽刺。讽刺，是标题艺术；出于对自己的真理确信无疑，于是把自己决意要斗争的东西变得可笑。小说家与他的人物的关系从不是讽刺的，它是嘲讽的。但是，从定义上说包含有小心的意思在内的嘲讽怎么能让人看得出来？通过环境：巴纳卡和他的朋友的话处在一个动作、行为和语言的空间，它把那些话变为相对的。小小的包围塔米娜的外省世界，因一种无辜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显示其特点：每个人都对她抱有一种真诚的同情，然而，没有人试图理解她，甚至不知道理解意味着什么。如果巴纳卡说小说的艺术已过时，因而对他人的理解只是一种幻想，他不仅表达了一种时髦的美学态度，而且，无意之中，也表达了他自己和他的圈子中的一种苦恼：缺乏理解别人的愿望；一种对真实世界的自我中心式的失明。
嘲讽就是说：人们在小说中找到的任何一种表示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它们的每一个都处在与别的表示、别的境况、别的动作、别的思想、别的事件的复杂与矛盾的对照中。只有慢慢地阅读，两次、多次地重读，才能对小说内部的所有嘲讽的关系得出结论。
K被捕时的奇怪行为
K早上醒来，还在床上，按铃叫人给他送来早餐。代替女佣人进来的是一些陌生人，正常人，穿着正常，但是，马上就摆出一种主子的派头，以致K不能不感到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权力。尽管忍无可忍，他还是能力赶走他们，反而有礼貌地问那些人：“您们是谁？”
从一开始，K的行为就摇摆于两者之间：脆弱以至于准备向闯入者（他们来向他说明他被捕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厚颜无耻低头让步，和害怕自己显得可笑。比如，他坚决地说：“我既不想呆在这里，也不喜欢你们不作介绍就向我说话。”只消把这些话从它们的嘲讽的关系中拽出来，仅从字面上捉住它们（有如我的读者对待巴纳卡的话那样），K在我们看来［就像对于把《审判》写入电影的奥尔逊·威尔斯（ORSONWELLES）］便会是个反抗—暴力—的人。然而，只须认真地读一下文章就可知道这个被称为反抗者的人继续服从于闯入者，这些人不仅不屑于自我介绍，甚至吃了K的早餐，并让K在整个时间，穿着睡衣站在那里。
在这场奇怪的羞辱场面的结束的时候（他向他们伸出手去，他们拒绝握手），其中的一个男人对K说：“我想您大概想去您的银行吧？”“去我的银行？”K说，“我还以为我被捕了。”
这回是又一次，人—反抗—暴力！他擅长挖苦！他挑逗！
卡夫卡的评论说得更加明确：
“K在他的提问中放进一种挑战，因为尽管别人拒绝与他握手，但他却觉得，尤其是监视人起来之后，自己越来越独立于这些人。他跟他们玩儿。打算在他们要走的时候，一直追他们到楼门口，并建议他们把他逮捕。”
这就是个非常巧妙的嘲讽：K投降了，但是想看到自己是个很强的“跟他们玩儿”的人，嘲笑他们，用玩笑的口气，伪装把自己的被捕当作认真的事。他投降了，但马上把他的投降解释为在他自己看来他能够保持他的尊严。
人们最先读卡夫卡的时候，脸上一副悲剧面孔。然后人们听说，卡夫卡在把《审判》的第一章读给朋友们听的时候，把朋友全都逗笑了。于是人们也开始强迫自己去笑，却并不知到底为什么。其实，在这一章里，这么好笑的到底是什么？
K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的可笑在何处？
这个问题使我回想起我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渡过的岁月。在教员的会议上，我和朋友C，总是以一种调皮的亲切感瞧着我们的同事D，一位50十多岁年纪的作家，狡猾但行为端正，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个十足的不可收拾的胆小鬼。我们梦想有这么一个（可惜！）我们从未实现过的场面：
正在开会时，我们当中一个人将突然对他说：“跪下来！”
他先是会听不明白我们想要干什么；说明白了，在他的清醒的怯懦中，他很快就会懂了，但以为可以装作不懂，来赢取一些时间。
于是我们会提高声音：“跪下！”
这时候，他再也不能装不懂了。他会准备好服从，但只剩一个问题要解决：怎么做？怎么在这里，在同事眼皮底下跪下来，而又不降低身份？他将绝望地寻找一种滑稽的方式，用来配合下跪。
“亲爱的同事，”他终于会说，“你们是否允许我在膝盖下面放一个沙发垫背？”
“跪下，不许说话。”
他将照着去作：两只手交叉在一起，头微微垂向左方：“我的亲爱的同事，如果你们认真研究过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拉斐尔画的圣—弗朗索瓦·达西斯就是这种姿式。”
那时候每一天我们为这个使人高兴的场面想象新的场面，发明一些又一些我们的其他同事可能用来尝试挽救其尊严的精神法。
对约瑟夫·K的第二次审判
与威尔斯相反，卡夫卡的早期诠释者远远不认为K是一个反抗专制的无辜者。对于麦克斯·布洛德来说，毫无疑问，约瑟夫·K是有罪的。他干了什么？按照布洛德的说法（《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与拯救》，1959年），他因为自己的LIEBLOSIGKEIT，他的无能力去爱，而有罪。“JOSEPHKLIEBTNIEMAND，ERLIEBELTNUR，DESHALBMUSSERSTERBEN．”约瑟夫·K不爱任何人，他只是去追追女人，所以，他应当死。（我们要永远记住这句绝对愚蠢的话）布洛德立即指出K的LIEBLOSIGKEIT的两个证明：按照小说未完成的，之后被摈弃的某一章（一般都发表在小说的附加部分）：约瑟夫·卡三年以来，没有去看望过自己的母亲；他只是寄钱给她，通过一位表兄了解她的身体情况。（奇怪的相似：小说《异乡人》中的墨尔索MEURSAULT也被指控不爱他的母亲。）第二个证明：是他与布尔斯特纳小姐的关系。在布洛德看来，那是“最卑下的性”的关系（DIENIEDRIGTESEXUALITABT），“由于被性纠缠，约瑟夫·卡不把女人看做一个人性的存在”。
爱德华·格德杜克（EDOUARDGOLDSTUBCKER），捷克卡夫卡专家，在《审判》1964年布拉格版的前言中如此严厉地谴责K，即使他的措词不是像布洛德一样带有神学的印迹，而是马克思主义化的社会学辞令：“约瑟夫·卡之有罪，是因为他允许自己的生活走向机械化、自动化、异化，顺从于社会机器的呆板的速度，使之失去所有人道的东西；因而K逾越了，按照卡夫卡的观点，全人类都服从的法律，这个法律说：‘实行人道吧。’”格德杜克在50年代遭受莫须有罪名指控，受到斯大林式审判之后，坐了4年监狱。我问自己：这个审判的受害者怎么能够在10年之后，向另外一个和他一样并无罪过的被告发起又一番审判呢？
亚历山大·维亚拉特认为（《〈审判〉的秘密故事》L’HISTOIRESECRETEDUPROCES，1947年）卡夫卡小说里的审判是卡夫卡对自己的预审。K只是他的另一个EGO（自我）：卡夫卡断绝了与费丽丝的订婚，未来的岳父“专程从马尔墨（MALMOB）赶来审判这个有罪过的人。阿斯加尼酒店房间发生的场面（1914年7月）给卡夫卡一个审判庭的感觉。……第二天，他便投入写作《教养营》和《审判》。K的罪行，我们无所知，流行的道德宽恕了它。然而，他的‘无辜’是恶魔般的。……K以神秘的方式违背具有神秘的公正性的法，这一公正与我们法律的公正性截然不同……。法官是卡夫卡博士，被告是卡夫卡博士。他为被告的恶魔般的无辜作辩护。”
在第一次审判（按照卡夫卡在他的小说里所讲述）中，法庭指控K而并未指明何罪。卡夫卡学者对于指控一个人而不说为什么并不感到奇怪，而且也不急于去对这一智慧进行深思和欣赏这个前所未有的发明之美。非但没有这样，他们反而在他们自己发起的对K的新的审判中，扮演起检察官的角色，这一次是试图证明被告的真正的错误。布洛德：他没有能力去爱！格德杜克：他同意让他的生活变得机械化！维亚拉特：他毁了婚约！但是对这些人应该承认他们的功劳：他们对K的审判和前者一样，也是卡夫卡式的。因为如果在第一个审判中K被指罪为莫须有，那么在第二次便是什么都有，这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在两种情况下有一点是清楚的：K有罪不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而是因为他被指控。他被指控，因而他应当死。
产生犯罪感
只有一个唯一的办法去理解卡夫卡的那些小说。像读某些小说那样去读。不要在K的人物中去找作者的画像，也不要在K的对话中去找什么神秘的编码信息，要认真地追从人物的行为，他们的说话，并试着在自己眼前想象他们。如果这样读《审判》，从一开始，我们就会被K对指控所作的奇怪反应所困惑：从没做任何坏事（或者说不知自己作了什么坏事）的K马上开始像有了罪过一样去行动，他感到自己有罪，人们使他变成有罪。人们使他产生犯罪感。
过去，在“是有罪的”和“感到自己有罪”之间，人们只看到一种简单的关系：有罪的人感到自己有罪。“产生犯罪感”一词，事实上，是比较近期的一个词；在法语里，它在1966年靠了精神分析和它在语汇的发明才第一次被使用；这个动词的名词（“产生犯罪感”）两年后被创造出来，在1968年。然而，在很长时间以前，直到那时尚未被发掘的“产生犯罪感”的境况，却早已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在K这个人物身上被呈现，被描述，被展开。在进化中它有不同的阶段：
阶段一：为了失去的尊严而徒劳斗争。一个人被荒谬地指责，但对自己的无辜并不怀疑的他，看到自己像有罪者一样的行为感到难堪。作为有罪者而并不是有罪者，其中有某种侮辱人的东西，他便努力去掩盖。这个被展现在小说第一场戏中的境况，到了后面一章，被浓缩在一个其大无比的嘲讽玩笑之中。
一个莫名的声音打电话给K：他将在下一个星期日在一个小镇的一所房子里被审讯。毫不犹豫，他决定前往；出于服从？出于害怕？噢不是，自我愚弄自动地运转起来：他只想去赶快结束这些让他讨厌的事，他们的愚蠢的审判让他浪费时间（“审判成立了，那就得去应付，好让这个第一堂出庭变成最后一堂”）。一个小时以后，他的经理请他在同一个星期日去他家里做客。邀请对于K的事业生涯是重要的。那么他会放弃那个滑稽的传招出庭吗？不会；他谢绝了经理的邀请，因为虽然他并不肯对自己承认，他已经被审判制服。
于是，星期日他去了。他想到电话里那个给他地址的声音忘了指示他时间。没关系：他感到着急并且跑起来（是的，按字面上，德文：ERLIEF），穿过整个城。他跑，为了准时到达，虽然连什么时间也没有被通知。我们可以说他想尽可能早到是有道理的；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坐去同一条街的有轨电车呢？道理是：他拒绝乘电车，因为“他绝对不想表现出过分的准时从而在委员会那里卑躬屈膝”。他跑向法庭，但是他作为一个永不低头的男人跑去那里。
阶段二：力量的考验。终于他到了一个大厅，人们在里面等他，“那么您就是那个画匠。”法官说。而K则在坐满了大厅的公众面前辞令生动地反驳这种可笑的蔑视：“不，我是一个大银行的首席代理人。”接着，他作了一番长篇报告，抨击法庭的无能。在掌声的鼓励下，他觉得自己颇有力量，按照被告变为主告的那句口头禅（威尔斯，对于卡夫卡式的嘲讽竟然充耳不闻，被这句口头禅给耍了一番），他向法官挑战。第一个打击到来是在他看见所有与会者的领口上的标记，明白他想要去吸引的公众只不过是由“法庭的公务员”组成，……“来这里是为了听堂和侦探。”他走了，在门口，预审法官在等他，并告诉他：“一次审讯对于被告所始终代表的好处您却给自己剥夺了。”K叫道：“你们这帮坏蛋！你们所有的审讯，我都白送给你们了！”
如果不把这一场戏放在与紧接在K的咆哮之后所发生的，作为这一章的结尾，嘲讽关系之中，人们便根本不会懂得它。下面是随后一章的开始：“K在后来的星期里一天挨一天等待新的传讯；他不能想象他拒绝受审已被人们当真对待，到了星期六晚上，什么也还没有接到，他便出于默契设想他被在同一幢楼同一时间里召审。所以，星期日他又去了那里。”
阶段三：审判的社会化。K的叔父一天从乡下到来，听说了对他的侄子的审判。一件漂亮的事：审判再秘密不过，大家这么说，然而，却无人不知。另一件事同样出色：没有人怀疑K是有罪这件事，社会已经通过了这一控告，并在上面加上了它的默许（或者它的非—不同意）。人们准备看到愤怒的惊讶：“怎么会指控你？到底是什么罪？”然而叔父并无惊讶。他只是想到审判对于所有亲戚可能带来的后果而害怕。
阶段四：自我批评。法庭拒绝作出正式指控，为了面对法庭保卫自己，K最后便自己来找自己的错误。它藏在哪儿？肯定在履历表的什么地方：“他要重新回忆自己的全部生活，一直到最为隐秘的一切行为和一切事件，然后从各个方面去报告并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