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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经过并不可笑，身为中国人我如果碰到这种事不气炸才怪，但因为发生在天奇身上就特别可笑。
“就你鸭那贼溜溜的样儿，不被扣才怪。”麻将桌上一人说。
我早就笑倒在地了。天奇也笑了。大家都笑了。
如果一个人的唯一优点就是让大家发笑，我想也不错。
“第一次见我什么印象？”我之后很久问天奇。
“满脸沧桑。”
我神色黯然地点点头。
再见天奇，是距这次聚会之后一个月，我当时三下巴黎。仍然找不到房子。而碰巧我和王绅的一个共同的朋友要搬家，说我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如果喜欢他可以替我和房东说一声。在这位朋友位于十三区的寓所，我第二次见到了天奇。这次，他刚刚在地铁逃票被抓到。
“罚了多少？”王绅问。
“一百二。”天奇说。
“不多呀。”在场的人除了我都说，事实上，他们都是富家子弟。
“不多，这个星期第二次了。”天奇面带愠色地说。
大家都哄笑。
房子不满意，这也在情理当中。首先我就不喜欢十三区，其次这位仁兄也是少爷出身，把原本不错的房子糟得像集中营一样。那情景让人想起国民党从南京撤退时的指挥部，纸屑，内裤，袜子，唱片，水果皮，色情杂志，地上板结着冰河时期积存下来的酱油，苍蝇，死的和活的，活的兴奋地飞来飞去，死的死因不明，估计是营养过剩……总之，这房子打死我我也不住。但一年之后，在我离开巴黎之前，住在比这间公寓可怕十倍的地方。不言而喻，那就是天奇的公寓。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花了一万法朗清扫蟑螂的公寓。关于这间公寓的故事，会在下文提及。
天奇还常常没钱。
其实没钱是大概每一位留学生都要面对的事。我是指，除了那些借留学之机，变相转移在国内黑色收入的巨贪之流的子嗣以外，没钱实属正常。家境好的挺个三年五载，家境一般的放下行李恐怕就要出去找份工。改革开放二十年，工资涨了二十倍，但毕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904美金，而法国是24572美金，日本是31168美金（2001年统计数字），物价相差了几乎十倍。
有位大学时的朋友曾在我出国前的践行宴上笑言说：“这下可要用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到发达国家消费了。”我当时觉得他这么说不无酸溜溜的恶意，虽然耿耿于怀但毫不理会。腰里揣着几个亲属的赞助，加上辞职前预领的年终花红，自恋型小白领平日挥霍无度剩下的积蓄，住房公积金也一股脑地取了。在法国两年的生活绰绰有余。
两年后呢？
两年后就一举成名，风头直逼高田贤三和三宅一生，在《Elle》杂纸上被法国高级女装协会评为夏奈尔的衣钵传人，只等卡尔拉戈菲淡出后领衔夏奈尔了。我是带着“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穿得更好看些”的这个自诩的使命义无反顾的奔赴法国的，置于经济，当然靠你们了。如果等我回来而你们的头也谢了，肚子也大了，脂肪肝也有了，国企还翻不了身，下岗职工有增无减，股市依旧低迷，现在再损我也没用……我当时好像说了这样一番话，神情恐怕也死气活样。现在回想起来，换了我，面对自己这样一个人，也不会有什么依依惜别的心情吧。
总之，当时我除了“勇气可嘉”以外，再无可取之处。三年之后，我回北京度假，和我爸到白石桥家乐福买菜，看到标价没觉得有什么不习惯，突然意识到后面的单位是人民币，而我意识里还是欧元——不是我假洋鬼子，凭我八岁就读《红楼梦》的根深蒂固的中华情节这辈子也不会去当什么假洋鬼子（除了一次在法国租房子时曾谎称自己是日本人，再无前科。那次也是为了生存，因为租同一间公寓，日本人和中国人就是不一样，不信你自己试试。）；
那次回国度假，对人生的很多看法都变了。虽然对时装的痴心不改，但当我看到家乐福的物价，回想起在回国的飞机上碰到的东北到非洲的输出劳工，在法国见到的还穿着带铆钉的喇叭牛仔裤和鸡心领口带翻领的紧身T恤的中国女孩，成为三宅一生的心也就淡了，有些东西，时间才是唯一的培养液，否则，即使成了三宅一生，也必定为周围的铆钉牛仔裤而天天以泪洗面。况且，我也没有到了五六十岁为中国的年轻设计师拍手加油的慷慨，我没有那份慷慨，甚至可能因为没有那份慷慨趁自己还风度翩翩之时就到长野去跳冰湖。
我不喜欢七十年代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饱涨而愚蠢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对性欲无可奈何的过度压抑，对并不光鲜靓丽的往昔神经兮兮的眷恋……我崇尚用金钱垒砌的参天的金字塔，但塔的内核应该是魏晋的风情和唯美。
对了，说到钱了。
天奇常常没钱。所以他爸可能是位好干部。我曾见过好几个父母在地方上呼风唤雨，儿子却在图尔乡下暑假摘香瓜，女儿到巴黎的第一晚露宿街头。当然，三个月之内在十三区请客吃饭花掉十万法郎的也有，银行坏账四万法郎被银行经理当面撕掉支票本并被告知永入银行黑名单的也有。
“最没钱的时候，我翻箱倒柜就找出两块五毛钱，买了四根巴盖特（法国的棍子面包），和浩彦（另一位难兄难弟）抹腐乳吃了两天……”
“够中西结合的。”我把天奇的加菲猫一边往桌沿上摔一边打趣地说。
“谁说不是哪——别摔我兄弟，变态呀你。”
“后来呢？怎么又活到现在了？”
“*，什么活都干过，就差抢银行了……”
“屁眼贞操也没了？”
“你大爷，丢也不能便宜法国人。”
“便宜我得了，对了，你家有油么？”
“你鸭真他妈变态！”
“后来呢？”我开始掰李小龙模型的腿。
“先发传单，站香榭丽舍上发，一人两大捆，一天四百法郎，发完领钱。”
“四百，不错呀。”
“我和浩彦发了一个小时，把传单往垃圾箱里一扔，坐香榭丽舍的terrasse（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
“够有谋略的。”
“第三天被发现了，二话没说老子就走人了。”
“钱也赚了，把法国人也糊弄了，冰雪消融，北国之春来到，请叔叔我吃饭吧。”
“滚蛋。”天奇笑骂，我也笑翻了。
在你的生活圈子里，总有一两个靶子特别大，随便甩出什么矢都能中的，并且不必担心这矢有一天转回来插中自己，这种靶子，就叫做知心朋友。
随后我和天奇到十三区租了《把爱情进行到底》，天奇付了租金，我也仗义地买了半只烧鹅，半打啤酒，准备晚上好好“肉麻”一下。我深知怀旧是一个割舍不掉的毒瘤，带着上个世纪的情结打响新世纪的战争，是一个愚蠢的举动。但我们又不得不常常这么做，因为我们生于七十年代，那是我们的时代。
在高分贝的California Dream的音乐声中，半打啤酒干完，眼花耳热，一地狼藉。如果架一台迷你DV，简直就是《重庆森林》的法国版。两个人开始喷云吐雾，九峰十八洞的蟑螂也开始兴奋地爬来爬去。《永不瞑目》当餐后酒，每每孙楠的歌声响起，天奇的脸上就条件反射地露出特别不要脸的表情，并随之哼唱。每每被我扇后脑勺，而后来我也一同露出那种不要脸的表情，唱那首“没有你，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让时间凝结……”
我突然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体内奔腾着多么炙热的血液呀——中国，才是浪漫主义的发源地：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时候，欧洲还是一片蛮荒；野兽派，抽象派，后印象派诞生前几百年，中国的画家们已经开始泼墨了……
《把爱情进行到底》则是昼夜播放，每当剧中某个女演员“甲醇”时，我和天奇就拉下半截裤子背对镜头。这里要对如许无理举动向剧中人道歉，我们当时都喝高了，留学压力大，思乡情结又重，难免有过激举动。
也就是那天夜里，天奇突然毫无征兆地从床上一跃而起，站在电视屏幕的白惨惨的光前饮下一杯水。水里有一只轻生的蟑螂，顺水滑到天奇的喉中不上不下，天奇随之剧烈地咳起来，我在宿醉的微光中目睹这一幕，仿佛亲临希区科克的电影，恐怖感后半夜挥之不去。四十八小时后，就跑到尼斯晒太阳去了。
由此看来，天奇饮下蟑螂对我的冲击，实不亚于我小学三年级时在景山少年宫上课丢了书包，被母亲痛扁一顿，回家后心情郁郁地睡着后醒来看到父母神情严肃地摆饭桌。我的生命中的一个世界就此死了，而我还活着，长大。不得不长大。
这一次，我走出巴黎，到法国南部城市蒙比利耶生活，迎来我的“南法东京恋情”时期。那是发生在两千零一年九月到两千零四年八月的事。
在这期间，只见了天奇两次。有时打电话，得知他仍旧常常没钱，到处搬家，干一些诸如“倒包”（法国留学生的共识词汇，就是为路易？威登的私贩买包赚取提成费）的营生，情绪和存款也如中国郑交所的绿豆行情一样，大起大落。
最后一次和天奇通话，是我零三年从北京度假回法国，在戴高乐机场给他拨电话，接通了却是语音信箱。当晚仍借住王绅家，问起天奇，回答说“已经成一骗子了，帐上没一分钱，还敢带着美眉进Gucci……”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战斗中成长。
祝你好运，天奇。
五、人在巴黎
这一章没有标题
我在巴黎曾经住过整整一年。
现在想起来，对于那个阶段的记忆，竟然不可思议的模糊。这样说可能会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有点自恋的倾向。本来嘛，毕竟是那个巴黎嘛。怎么可能生活了一年之久却没什么深刻的印象呢？
我也不止一次这样问自己，但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那些记忆的片断像出租影碟的货架似的，分门别类色彩纷呈，却因为太过详尽繁多让头脑没来由地混乱起来。
《我的寓所我的家》
我的寓所位于巴黎市北部的Asnières区，属于法兰西岛（Ile de France）的三环地带，和巴黎的十七区相邻，中产阶级的小别墅鳞次栉比，治安良好，交通便利，到拉？德方区（La Défense）和圣？拉萨（Saint Lazare）乘火车都只需十分钟。如果说有什么著名的地方，就是当年凡？高也曾住在这个区，有一幅作品名叫“阿尼耶的桥”（Pont d’Asnières）就是取材于此地。
寓所是一间临街房，右首是农业银行，对面是家美容院，本身成为哪一家杂货店的铺面房，我看也是早晚的事。因为房间没有门厅，开门就是商业街，所以只要不苛刻地认为地段吵闹不方便，还是相当地有人气。
房子是在同一区开餐馆的亲戚帮忙找的。房主是另一个开餐馆的香港人的。那个香港人在巴黎开了十年餐馆，突然说要回香港结婚，大概婚姻美满，流连忘返，于是索性不回来了。房子准备托亲戚卖掉，空了半年多，于是就租给我。价格绝不算便宜，但一是说住就住，没有什么担保啦押金啦什么的琐碎事，而且说搬走也只提前一个月打招呼就可以了，权衡一下，没什么可挑剔的。凭我自己孱弱的个性，恐怕一时不会找到更好的。
房子老旧，浴室和厨房是房子的一部分割出来的，尽管这样剩下来的空间仍然很大，比起我见到的在巴黎的大多数留学生的住房面积，算是相当的奢侈。由于长时间没人用，抽水马桶里边的水已经蒸发掉了，黄黄的水垢结在四周，灶台上油渍斑驳，
一应俱全的中式厨具，也是油腻腻的。打开水管，先是巨响，然后就是浊色的水流出来，一派《X档案》中的光景。
陪我看房子的亲戚大概有点不好意思，就开导我说家具很齐全嘛。的确，家具多得有点让人受不了，有些是买的，有些是拣的，高高矮矮地排放在那里，不知为什么感觉有死的气息。
亲戚走了之后，我坐在那张铁定是拣来的沙发上垂了几滴眼泪。又环视了一下房间，除了那面印有“仙鹤西去”图案的屏风，我恨不得把其他的都丢掉。不愧是香港人，门背后还贴着福禄寿三星，墙上挂着过气的香港明星的艳照。唯一的惊喜是在角落里发现了一纸箱旧书，有金庸全集和《陆小凤》，都是繁体且书页上锈迹斑斑。当时我不屑地把它丢在一旁，几个月之后一本不漏地统统读完。
开窗通风，不时有路过的人的半身像一晃而过。法国人算是相当的礼貌，也许住我这一区的都是良善之辈，向来只是条件反射地向屋内望一眼，然后赶紧转回视线默默走路。
等热水器加热的时间，我把香港人剩下的所有清洗液都倒在马桶和洗手池里，就那么沤着，又把香港人的中式餐具全转移到橱柜里。那只橱柜，一直到我一年后离开都没怎么打开过。步行五分钟到附近的Monoprix超市买了新厨具和强力驱油剂，满腔悲愤地擦灶台，擦了二十分钟，灶台多少恢复了几分往日的风采。
热水器的水烧开后，我用喷头冲马桶和洗手池，用滚水，浴室里不久就水气氤氲。我把脸扭过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以避免在刷马桶时有微小的水分子溅上去。如果给我这个造型拍一张照，足以作为先锋派舞台剧的招贴海报，剧名就叫做《让我活到2073》，一定比《等待戈多》有反响。
怎么也比《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他们家好一点吧，我开导自己说。洗完浴室和厨房，看看剩下的今天怎么也打扫不完，于是倒在沙发上喝可乐，吃从几步之遥的面包店买来的金枪鱼三明治。面包皮皮的，正和我的口味，我就讨厌脆脆的面包。
之后，我出门逡巡了家附近的商业街，得出一个结论：尽管我的寓所的人文环境不尽如人意，但就其使用功能来看，真是无可挑剔，满分。洗衣店、银行、面包房、超市、发廊（很遗憾没有按摩女郎）、熟肉铺、叫“森发”的中餐外买店一应俱全，出门就是，说洗就洗说买就买，一句话。
心情稍稍好转，回家检查了水管，关上热水器。不得不小心，有前车之鉴，王绅就曾因为同住的方方大意没有拧好家中水管，结果水淹楼下的小书店，二人连带责任，赔了七万法郎。我可没有七万法郎赔给人家，穷人家的孩子谨慎。随后锁好门，回天奇家了。这样的房子不适应一下住进来，非得忧郁症不可。
正式搬进去，是八月中旬。之前都混在天奇家。那时他才刚刚乔迁之喜，有朝气，还时不时收拾一下房间。我们三天去一次十三区的中国城，租录影带，买中国菜。饭吃得非常够水准，什么红烧猪蹄儿，炒鱿鱼头，梅菜扣肉什么的，猛灌1664啤酒，灌完了就没日没夜地看录影带，也到歌剧院附近的日本餐馆吃自助餐，鳗鱼饭吃了一碗又一碗，连鱼生都免了，光吃鳗鱼饭。吃饱喝足就逛卢浮宫，根本逛不了多长时间就累了，于是就坐在走廊的地板上看。看什么呢？金发碧眼的美女太多了，照顾不过来，也反应不太过来。主要看日本妹，花枝招展的，有看头，让人浮想联翩。关键是，她们的眼睛也不老实，常常视线对个正着，然后就彼此那样意味深长地持续三到五秒钟。两人一组的居多，也有三四个成群的，当然也有单身的，挎着路易？威登或Prada，就那样上身保持不动，双腿大幅跨动地一晃而过，然后消失在人群之中。
这种颓废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九月。天奇注册了索邦的语言学院，我也利用时装学校开学前的时间静静地焖在家里画素描。那时对于时装课程完全出于一种憧憬膜拜的心理状态，焦虑，不知做些什么借以鼓胀自己临阵突然丧失的自信。
出国前一段时间，我曾经和北影厂的一位著名的美工学过几天画画。一是为我的热诚所感动，此外恐怕也因为我二十五岁的年龄重新练童子功是不可能的。他的理论课只上了一次，主题是：色彩和体积。就是说无论画什么，在动笔的一刹那，对于所要描绘的物体心中要有体积的概念。马蒂斯的野兽派是出了名的像野兽一样的着色，咋一看平平淡淡，但大师的一笔下去，同孩童的一笔下去，尽管都是简简单单的一笔，都让人叫绝，但大师多历经了一个轮回。两者最后归于一个终点，就是艺术的纯真。这个多经历的轮回，齐白石先生概括为：以最大的耐心画进去，以最大的勇气画出来。
我的寓所内部气温低，光线暗，打开台灯，铺好素描纸，就可以静下心来画，什么都不想，像一个猎人迷失在丛林之中，暂时收敛冷峻的目光，接纳四周的万籁之音，任凭自己天马行空地越走越远。
《缝纫机》
九月底时装学校开课了。是一所名气平平的私立学苑。除了星期三到位于十一区共和国广场附近的总部去上时装效果图的课程，其他日子都在十九区的分部上课。报名的第一天，我发现班上只有我一个男人，而且是唯一的外国人。
第一天就是缝纫课。我并不觉得一个男人踩缝纫机有什么不妥，也不理论性地认为要当一名时装设计师，就一定要右耳戴耳环，穿收腰范思哲衬衫；就像画家不一定留胡子，诗人不一定不洗脸不刷牙一样。所谓天才这东西并不是要经过某种非人的扭曲才成就的，当然不能排除这种所谓扭曲的存在，海明威如果不是被女护士狠狠地甩了，也不会成为大文豪；村上春树如果没有制服情节和相貌平平之下的疯狂自恋，也不会在每一部作品中邂逅十五岁的美少女；像但丁和司马迁就更不用说了；但也有象钱钟书先生这样虚怀若谷热爱家庭的大匠。林林总总，各人有各人的情况。
缝纫课从匝线开始。什么直线，曲线，断线，嗒嗒嗒地匝个不停。旁边的女生俨然法国版的赵薇，脸型鼻性眼睛的体积活泼程度全都酷似，我松了一口气——开端还不错，只是她的身材有点不顺畅。我和她搭话，问她电动缝纫机的使用方法，我生硬的法语和严谨的态度把她逗得咯咯笑。
中午休息，我尾随一群女孩出去买三明治，一声不响，我想我从来都没那么乖巧过。在糕点屋排队时，一个女孩想起什么似的问我要哪一种三明治，我懦懦地答不上来，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