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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乖，好多人一道坐火车！”
好歹挤上火车的老高，转眼就淡忘了月台上不无担忧的母亲和五个哥哥，忙不迭地和周围像他一样的上山下乡青年攀谈起来。
下放地点在安徽某贫困乡村。终究还不算太遥远，有时躺在草垛上的老高望着天上的繁星这么想。生平第一次远离家人和生活的街坊，多少有一点儿惆怅。这惆怅的念头一闪而过，甚至那时（即使今天）大概也不懂得什么叫做惆怅。肚子无时不刻不在饥饿状态，看看夜深了，还要去邻村偷鸡、到地里挖红薯。脚上母亲缝的千层底早已破旧不堪，换了一双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旧解放军鞋。
“这样才跑得快，布鞋跑不快的，给老乡捉到可不是好玩的！”
三十二年之后，老高生平第一次乘飞机，还是法航。目的地是近五十年来从未幻想有一天可以到达的法国。老母亲还健在，五个哥哥均已成家，有两个还相当富裕。自从老高下放回南京工作，全家人就再也没有分离过。这次老高又要远行了，那是本分的全家人的想象力无法到达的遥远国度。母亲快九十岁了，头脑还相当清醒，但却没有体力再到上海机场送儿子了。免不了唠叨，老高依然毫不退让，母子二人又是惜别的争吵。老高穿着西装，配红色斜条纹的领带和黑色旅游鞋，带着简单的行李朝依依惜别又不善言表的二哥二嫂挥一下手，头也不回地走进安检入口……
身为老三届中最年轻的一届中的一个，老高大概根本弄不清楚究竟为什么要到农村来，也没有抱怨。除了常常肚子饿，生活用品严重不足以外，倒也没什么忍受不下去的程度。事事觉得新鲜，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优哉游哉的度过了生命中的青葱岁月。
生产队法的口粮一个月就吃完了，剩下的11个月就靠自己解决。以五十岁的人的体格来看，老高当年的口粮问题自我解决得相当不错。
老乡和知青常常发生冲突，甚至演变成刀兵相见的大规模争斗。有一次为争一条水渠的使用问题，双方严阵以待，一触即发。老高二十出头，几乎是最后一个才赶到的（这种事情当然不能落后），
“乖乖，站满了半个山头！”
老高三步一滑、五步一跌地奔到己方阵后，不由分说分开众人来到阵地最前沿（恐怕得知武斗的消息时正在看《说岳全传》），手持半截木棒就要找人论理——根本不知道和谁论理。对方见老高来的凶猛，一个比老高还愣的农民上去就是一砖头（大概为了保护队长），正中老高额头。
“当时昏掉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由于有人受伤流血，知青方据理力争（看来大部分人还是相当的情醒），在水渠问题上，从此处于有利地位，而老高再一次，也是年轻时最后一次为鲁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额角留下寸许伤疤一块。从此之后，人好像清醒了，只是成天躲着看书，对身边事不闻不问，《红楼梦》也读，《静静的顿河》也读。
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近在咫尺地看到洋人，老高毕竟有些不知所措，甚至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完全恐慌的状态之中。一紧张肚子就饿，想起来还有在上海买的三黄鸡，打开来吃；吃完飞机上又发饭，只好又吃，吃完情绪稳定下来，很快睡了过去。发出很大的鼾声……
睡梦中，梦到插队时睡在草垛里的情形，关不严密的门外是南方湿冷的冬天。草垛里意想不到的暖和，但还是偶然有冷风不屈不挠的钻进来。法航小姐给他盖上薄毯，老高一觉就睡到了法国。
出关时完全听不懂海关官员的问题。只好把普瓦捷大学语言学院的入学注册证明及相关一切文件从箱子里翻出来，箱子也就此再无法完美地合上了。好歹出了关，如何去普瓦捷是个问题，只知道要乘火车，好像叫TGV，于是又向机场工作人员祭起 入学注册证明，机场人员笑着在纸上给他写了 Montparnasse 这个词。凭着这张字条，叫了出租车（碰巧也是一辆奔驰），出租车载着老高穿过大半个巴黎，到了蒙帕纳斯站，没有法郎，只有美金，完全不懂司机在说些什么，最后甩手给了张五十美金的。司机吃惊之余，连声说谢谢，“谢谢”一词老高还是听得懂的，笑着摆摆手“算了算了”。
由于运气好，老高成为没有任何背景的返城知青第一批中的一员。八年没回家了，见到过去常常痛扁自己的母亲时还是掉了泪。看到儿子变得壮实了，好像也懂事多了（判断失误），母亲和五个哥哥也跟着掉下了喜极而泣之泪。
被直接分配进了粮食储备系统。这个在那时候可是铁饭碗，还是电镀的。大概觉得时来运转了，二十四岁的老高有些飘飘然，成天泡在厂里和人下棋，要么就闷在单身宿舍里读书。
“常常连看一天一夜，白天出门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样的日子如风而逝，转眼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间，外面的世界自不必说是风云变幻，老高的个人小天地虽然涛声依旧，但老高也从二十四岁变成了四十五岁，成了名副其实的老高。四十五岁的老高从未结过婚，家中老母把下半辈子的全部精力花在给这个最小的儿子成家上。家人自不必说，亲戚、厂办（真是有人情味的机构）也想尽办法给老高介绍对象。
“见了不知道多少个，数也数不清！”老高不无自豪地说。
“有时候一觉睡醒，把个见面时间也睡过了。好玩。”
由此看来还真不简单，还从没听说贪睡把相亲也睡过去的。
“有几个农村来的，没户口，看到你高——兴死了，就想给你洗衣服、做饭、生小孩，真他妈犯嫌！乖乖。”
TGV 驶进普瓦捷站，老高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剩下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住处了。从用鞋带捆好的一大叠文件中好不容易找出住房证明，只差按上面的地址找到它了。没办法，只好又拜托出租车司机。司机是个微跛的中年汉子，有点贪心地要五十美金（在法国非常少见，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老高这次连连摆手，“Non ！ Non ！”让车子停在银行门前自己待在车里让跛汉进去换了法郎出来，按计价器付了款，只要七十法郎。提着行李站在公寓大楼前，仰脖望了一眼，
“乖乖，真漂亮的楼。”
进楼到前台值班室找到经理，出示住房证明，办理入住手续时又感觉是对牛弹琴，“怎么他不懂中文呢？”老高有点纳闷，最后还是开脱地笑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呀。”
经理为了慎重起见，找来了住在同一幢大楼的语言学院一中一台男生二人组作现场翻译。北京来的十九岁小伙和台北的三十一岁略显古怪的男人也费了半天功夫才习惯了老高的南京腔。交了押金800法郎（不问清楚可不能交），填了表（北京小伙子代填，台北哥哥监督），盖了手印（玩笑，感觉活像杨白劳卖喜儿一样），签了字，领了1015 房间的钥匙上了楼。
“您隔壁也是前几天搬来的中国人。”台北哥哥热心地告诉老高。
“呦，谢谢啊！我们刚来，不晓得的。”
“我住507 ，有事儿您就找我去！”北京小伙儿义气地说。
“呦，谢谢你啊！没你们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一——句也听不懂。”
老高进屋坐下，一张单人床，上面有折好的毛毯和两条洁白的床单，一张书桌，一个衣橱，一张椅子，一张书架，一个废物筒，此外别无他物。房间还设有一个小洗手间、抽水马桶和淋浴都有。
“乖乖，条件真好！”
一小时后又下到楼下，到街对面的超市买了水和面包，在超市里还碰到一个长发高个子小伙子，满脸“世人皆醉我独醒”死气活样的超脱神气。老高想开口招呼，但终究忍住了，“是台湾人或日本人吧，小伙子真秀气。”老高暗想。
回到自己的小屋，老高喝了“宜云”，吃了面包，脱衣睡觉，就像大多数第一天到法国的人一样，无梦的睡眠之幕重重落下……
背景音乐 张震乐 《 爱的初体验 》
普瓦捷校园印象和香肠面
“真他妈吵！谁呀？”我翻个身，用包着被单的毯子把头蒙起来，悻悻地想，转眼间黑暗铺天盖地而来。
隔壁房间显然搬来了新人，可为什么那么大动静呢？好像还不止一人在房间中逗留。大分贝的谈话声透过墙壁瓮声瓮气地传来，就像地狱一般。我躺在被子里自言自语：这叫什么日子啊！
到普瓦捷已经三天了，毕竟对被扔在巴黎的Chelssy 放心不下，打电话到王绅家打听消息。
“靠，你老人家拍拍屁股走了，她找不着你，天天打电话给我和阿迪，叫我们陪。昨天才旷课和西瓦〔王绅的一个西班牙籍的同学〕一起陪她逛，西瓦说，这妞哪儿的，真爱买东西！……”
我贴着听筒暗笑，看来她的生存能力惊人之强。
“……西瓦后来眼都直了，问她还呆多久，想泡她，我说：你泡个屁（笑），人家是演员，法国有男朋友……”
“她那个帕斯伽勒来了么？”我问。
“不太清楚，好像打电话给她，说今天到。”王绅嘟嘟囔囔地说。
我放了心，又和王绅乱扯了几句，临了说声“要去泡妞了”就挂断了。
被隔壁搬家声吵醒就再也睡不着了。洗过脸，喝过水，跑下楼去买东西。刚刚开始独自生活仿佛有买不完的物件，三天已经去了七次超市了。好在近在楼下。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穿梭时，远远看见一个头大，手大，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正翻着字典看货架上的商品。
“哪儿来的乡镇企业家 ？ ”我想。
买了意大利面和香肠，还有几瓶根本不知是什么的香料，准备煮香肠面。
什么是香肠面呢？记得小时候，大概小学四年级吧，母亲拿来一本《十月》，让我看一篇旅美华人唐格非写的自传体小说，题目叫作《挣扎》。记得其中一个情节是这样的：“我”和女友约会时，女友问“我”平时吃什么，“我”回答说是香肠面。女友睁大眼睛说什么是香肠面，“我”说就是把面煮煮熟再丢进香肠就好了…… 童年的记忆异常清晰，我都常常为之惊诧，居然连这样的情节都记得。总之，香肠面的灵感由此而来。
在国内的二十五年间几乎从未自己做过饭。威廉王子到皇家寄宿学校初期吃早餐时，也是以优雅的手法笨拙地往吐司上涂黄油——高雅的笨拙。而我显然是小户人家的娇生惯养。父亲在我出国前一夜说教你两个菜吧。一个是番茄炒蛋，一个是赛螃蟹，算是临行前的锦囊一般。但当时还未能学以致用，只有香肠面的印象浮上脑海。
几个月之后，客居巴黎期间，这两道菜已经近乎炉火纯青了。又加上王绅教的两道上海菜：糖醋小排和葱油鸡。于是这四道菜伴我在南法的生活纵横天下，在女孩之中有口皆碑，但都是后话了。
我住的青年公寓整栋大楼只有两个公用厨房。如果和法国人的吃饭时间错开，也就是七点以前，还是相当的清静。可以一个人悠哉悠哉地炊饭；厨房里还有微波炉和宽大的餐桌，唯一的不便是每天要把炊具搬上搬下，但为此也多了很多和人相识的机遇。
有一天我享用了香肠面（那段时间我天天吃香肠面），抱着餐具上电梯，揿了10层，我的房间是1013。电梯门打开时和一个看上去四十上下中年男子打个照面。此君属于看一眼就不太会忘记的类型，我一眼就认出，就是几天前在超市遇到的乡镇企业家先生。
一问之下，原来并不是乡镇企业家，他姓高，是从南京来的同我一样的中国留学生，只是他已经四十八岁了。
我从此以后就叫他老高。
公寓大楼下面就有巴士站，分别是2A、10和4 。4号线到市中心圣母院及市立图书馆；2 A是环线，和10号线都可以到普瓦捷大学。住在公寓大楼里的学生都比较偏向于乘10号线，虽然会绕来绕去多花一点时间，但下车后走几步就是校园区了；而乘2A线则走城市主干道，在校体育场停，这样步行到大学校园比较远。但所谓远也不过是一战地的距离。
我到学校注册那一天是乘2A线，快走到文学院大门时，巨大的停车场已经排满了车子。大部分是体积小半新不旧的甲壳虫，雷诺和雪铁龙比较多，标致和菲亚特也不少，对车子我比较外行，也没什么太大的偏好，只是第一次见到如此之多的可以说车容实在算不上整洁的车子汇集一处有点好奇而以。
文学院门口有宽大的石阶，丢满了烟头。由于除了这里之外全部都很干净，所以满地被踩扁的烟头仿佛也是自始至终属于这里一样。实际上这景象也是几乎所有法国大学门口的一个缩影。
由于注册只剩下最后一天了，所以秘书室里根本没什么学生。两个风度很好的阿姨一起给我面试。看样子面试也是可有可无的，大概可能闲得没事又觉得我看上去比较有趣吧。
我用法语简单介绍了来法国的目的——在使馆、海关和公寓大楼门房已经讲过不知多少遍了。听说我要学时装设计，两个阿姨就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说韩国人多半学电影，日本人大部分只学语言，中国人几乎全学经济，你很不同呦。
“设计师里比较喜欢谁？”银发的一个问我。
“夏奈尔。”我回答。
“真的！”两个都又惊又喜，“为什么呢？”
“因为她在现实中的生活方式就很独特，我喜欢她个人多于喜欢她的设计……”我这么回答。其实想说：可可象季候风一样吹过人间，她身后的世界从此不同了；人们今天所谓的优雅和简约，是当日时尚革命的结果…… 当时当然没有这样一气呵成的法语水平，英语加法语，加上认真的表情，交流其实也就是这么一回事，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操不同的语言而双方都努力去理解对方。而使用同一门母语，而思维方式是却格格不入的交流才令人感到失望。
以后每次在语言学院碰到这两位阿姨，她们就说你一定会出现在《 ELLE 》杂志上的。
但愿如此。
当时的我也真地这么想过。
面试结束到吃午饭的空暇时段，我到校园里到处走走。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校园”这个明确的界限，也就是说，整个大学区没有校墙一类的东西，校区占地广博的绿地、森林，以及穿过校园的河流与公路，和教学建筑群毗邻而居的大学城（Cité U）、私人住宅一齐自然地形成了这一带独特的风景。
午饭吃的是中式宽面条，配菜是用茄块、青椒和丝瓜炖的，很可口。后来才知道这个是不怎么容易碰上的，一个月也就一两次的程度。这也是当天我唯一感到有家的味道的东西。
我置身于这个对于身旁的语言几乎只字不懂的环境中用餐的孤独感受，竟然是我对那天最深刻的记忆。
背景音乐 Dreams e True ＜ 恋人よ＞
埃米莉
埃米莉是我在法国认识的第一个法国女孩。
年方十九岁大眼睛褐色头发直直顺顺身材娇小的漂亮女孩。
关键是人善良。
但善良到什么程度呢？
举例来说之前，先谈一下我个人对这方面的某些偏好。
我基本上，从二十岁开始，或者更早，没有一个准确的起点。也许是一点一滴的量的积累有一天达到质变，也许是某一天早上睁开眼睛，这种所谓的自身的变化在瞬间完成。于是我基本上从这个时点开始，对周围的环境，确切地说是女孩，采取不问青红皂白的主动出击的战略。不言而喻，这样不拘一格的作风有时让我全胜而归，有时仓惶北顾。就像大多数男孩一样，经历了那样的年轻岁月。
而艾米莉对我而言，就像一个晴朗的周日下午，坐在卢瓦河（La Loire）畔的树荫下眺望一望无际的葡萄园的时候，一个大眼睛女孩如同时间自身流逝般自然地走到我身旁对我说 ： 你好你知道为什么苹果会落在地上而不是飞上天吗？如此这般的温馨感受。
好了，抒情完毕。
下面举例来说。
埃米莉是语言学院西班牙语系的学生。校方为了帮助新来的外国留学生，每周安排了一次同法国学生的交流。也就是通过日常接触，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但其实对当时的我来说，这种交流也就停留在幼儿园大班、顶多小学低年级的水平上。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来到普瓦捷的第二个星期就结识了埃米莉。我所在的小班有二十二、三人，具体数字不详。上课的每天大约就十五、六个吧。总会有缺席，全勤的则没有。七个中国人，六个青岛一个北京；六个墨西哥人，一对双胞胎波兰嬷嬷二人组（足可以作《丁丁历险记》中杜邦和杜帮的对手般有趣）；一位阴郁的中年希腊左巴，一个学电影的韩国严肃女人，一个立志成为环法自行车赛手的漫画日本少年，一个大胸脯的白俄罗斯妖冶女郎，一对台湾妹二人组（一个可爱会撒娇，一个属于电灯泡跟班那种典型组合）
而艾米莉所在的“救助会”小组则是七个人：两男五女。
按比例来说，是一对三。
第一次所谓的交流还真是热闹，救助会员们还自备了饮料和小吃呢。那景象如果把声音滤掉可能让人以为是世界大同了似的。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到了第四周坚持参加交流的语言班学员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一对七。
我是属于好胜心强的一种。起码到法国的初期是这样的。现在想想都不得不为自己那时的好强而感动。一对七就一对七！但很快头脑就处于极端的混乱状态，七位法国同学（其中一个是意大利籍）也很快从我的眼神中领悟了我的茫然，于是，只留下埃米莉和我单独交流。
大家可能要问，这不是很好嘛。
的确很好。就通常意义而言。
其实从第一天起，我和埃米莉就基本上处于二人交流状态。她总是那么静静地听我说。因为那时我的法语水平表达还可以，听则几乎完全不懂。有时我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于是就生起自己的气来，埃米莉这时就会笑笑说（真的笑得非常非常的灿烂）：没关系，没那么严重。然后就会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笑，像哈桑姆Hassam的静物画《花室》一样恬静的笑容，直到我不再别扭为止。
有时候交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