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樵噶恕！薄星锝冢叛Я继氐氐礁浇拿罡咛ü凇Ｕ馓欤捎诟咝耍绞辈缓染频恼叛Я计评攘司疲ざ鼗幼攀炙担骸拔掖忝谴蛉毡救巳ィ 钡蓖恚葱鸥槭肭罂拐健＃ā墩叛Я荚谙凇罚跛雌睿亍斗罨氖纷柿稀返谒募�
张学良请求抗战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将与幽禁相伴一生。
卢沟桥的中日军队交战的枪声，未能改变这位少帅的个人命运，但中国乃至日本、亚洲的前途从此改变。
三 台风骤起
在北京，宛平老城和卢沟桥是少有的仍能让人直接触摸到当年抗战历史陈迹的地方。宛平城里重修而起的明清建筑，色彩过于浓烈，工艺粗糙而随意，让老城门好不容易聚集收拢起来的一些古老气息，消散得难见踪影。从城门洞里延伸城外直达卢沟桥的石板路，千百年车来车往，磨压出凸凹不平的深深的车辙。另有一段城墙，上面有多处弹孔，指示牌告知，弹孔正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期间日军攻打宛平城时留下来的。它们在诉说当年。
穿出城门，踏在石板路上，不时得跳跃一下，越过车辙里残留的雨水，躲闪从城外开来的汽车。目光所及，就是卢沟桥。
记得二十几年前，我初到北京时，汽车还可以在桥上通过，现在则禁止行车，完全供游客步行了。曾见过一张老照片，一名中国第二十九军的士兵，守卫在桥头，步枪架在狮子身上，身背大刀，凝神瞄准前方，狮子旁是沙袋垒起的防御工事。这张照片很有名，几乎所有关于抗战的图书中，都选用过。我走在桥上，抚摩大大小小的狮子。然后，我特意根据照片显示的位置，走到靠近城墙这一端桥头的左侧，寻找那位中国普通士兵依偎过的狮子，定位他的身姿。历史想象中，我的目光与他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凝望前方……
1937年7月7日发生在卢沟桥的中、日军队冲突，到底是哪一方先开的第一枪，没有定论。《时代》当年这样报道说：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在中国华北已在白天向北平附近调动。晚上枪声不断，据一份中国官方公报称：“在有人从丰台兵营朝在宛平城和卢沟桥周围出现的夜间调动的日本军队开枪之后，日本军队首先开火。”所提两个中心地带立即爆发战斗，日本炮轰不牢固的防线，日方十六人、中方二百人被打死，其中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一位中国地方官员的空床上。战斗如此激烈，因此无法弄清楚在日本“首先开火”之前，谁是那个向日本人开枪的“有人”，但在南京的中国政府第一次表现出它已做好与日本作战的准备。（《时代》，1937年7月19日）
对于一个早就被肢解的中国来说，在承受了多年的屈辱和痛苦之后，整个民族积压的愤怒，到了一点即可熊熊燃烧的程度。因此，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在现实大背景下都随时可能爆发小磨擦、小冲突，而突发的小磨擦、小冲突也必然引发全面的对抗。美国传记作家赫伯特·比克斯在所写的裕仁天皇传记中，对发生卢沟桥冲突的原因有恰当的分析。他说：
1936年4月17日，裕仁天皇批准了陆军的要求，将其小规模的驻中国部队扩大三倍，从一千七百七十一名增加至五千七百七十四名。他还同意在位于北平西南郊区的铁路交叉点，距离历史上著名的马可波罗桥（卢沟桥）不远的丰台建立新的驻屯基地。中国人强烈的反对接踵而至，但是扩张后的驻军随着丰台军营的建设向前推进。不久，日本军在靠近中国军事设施的地方进行实弹训练，为与中国军队间不断冲突搭建了舞台背景。（《真相》，第216页）
舞台背景早就由日本方面搭建起来。在这一舞台上，中国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
不过，当卢沟桥的枪声刚刚响起时，全世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发生的中日冲突，就会是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这也难怪，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北方的局部抗战从来没有停止过，绥远抗战、长城抗战都曾以激烈的战斗令世人关注，但都没有发展为全面抗战。因此，《时代》首次报道卢沟桥冲突时，将之放在“远东”部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单独列为“中日”部分。同时，“远东”部分突出的也不是中、日战争，而是在西伯利亚发生的另一场苏、日军事冲突和苏联红军的一次哗变。
这一次，报道所用标题是《新台风？》：
上周，因为在西伯利亚和中国华北爆发激烈战斗，日本裕仁天皇和皇后中断暑期休假，与皇室人员一起从海滨匆匆赶回正处在亢奋情绪中的东京。……
两周前，苏联在穆尔河（即黑龙江——引者）上的岛屿边界上与日本爆发冲突，最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保证苏方立即后撤，但同时要求日方按照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在莫斯科的承诺，也予以后撤。（见《时代》1937年7月12日）上周，重光大使委婉暗示，日本并没有做出所谓撤兵的承诺，发怒的李维诺夫同志发现日本既没有撤兵，而且还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重新占领了有争议的岛屿。截止传来日、苏爆发激战的消息，他的愤怒情绪仍未缓和。这一冲突发生在距有争议的穆尔河岛屿以东约一千英里之外的苏联西伯利亚边界上。李维诺夫同志向重光大使发出严重警告：“苏联边防军已接到果断命令，绝不允许日本和满洲国军队进入苏联边界，只要他们在苏联领土上出现，就将采取一切手段把他们赶回去。”
日本审查严格的新闻机构，在此期间则集中报道苏联红军在西伯利亚发生的哗变。声称“数百名红军官兵”在海参崴发生“拒捕”事件之后，已被秘密警察解除武装，押上两列火车，作为囚犯遣送莫斯科。“其余苏联远东军因逮捕而完全陷于混乱！”（《时代》，1937年7月19日）
西方媒体把远东局势变化的焦点，放在苏日冲突身上，有其原因。《剑桥中华民国史》写道：
这一努力的关键性文件是《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二者都是在1937年4月16日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上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最后，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对于冀察临时政府，日本应采取一种公正的态度以安抚人民。发展华北经济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政策的关键部分，应按新方针通过注入日本的私人资本和中国人资金来实现。第三国的权利将受到尊重，而与英、荚的合作将得到推进。（《剑桥中华民国史》，第590页）
正是在这种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情形下，日本没有看到、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重视中国出现的国共和解、抗日统一阵线业已形成的新局面，而是眼睛紧紧盯着苏联——比它的军事实力更强大的邻国。《真相》写到了裕仁天皇与内阁的这一选择：
但是，裕仁和他的战略家们不但没有看到这些，与蒋介石和他的主要对手毛泽东1937年上半年结成的“统一战线”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保卫他们在北方的过长的（而且是无防御的）供给和通讯线不受可能来自苏联的干扰。广田内阁的日本应变计划将重点放到了对苏联防御上。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更没有人为此做过准备。日本与莫斯科的关系随着关东军增强和扩展在内蒙古的活动，巩固与外蒙古接壤的北方边界的阵地而恶化。（《真相》，第216页）
然而，中国的这一次反应让日本吃惊，让世界刮目相看。在《时代》的报道中，中国的华北有可能成为远东新台风的中心：
过去，从未听说过蒋委员长的经德国顾问训练过的军队，即“蒋的嫡系部队”，向有日本军队的地方调动过。最新消息称，这些部队正在火速从华中地区派往华北，日本使馆官员已经拿到一份中国方面充满斗志的声明，令他们大吃一惊。声明要求日本政府就在华北的“不友善表示正式道歉”，然后，“惩罚相关日本军官，赔偿中方损失”。
一位南京高官称：“我们已做好战争准备。”
意义。上周，本应是中国而非苏联发生激烈战斗，本应是斯大林而非蒋介石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这使远东观察家记住了一个开始，即年初以来南京政府与作战十年的中国共产党武装之间的悄悄和解，并达成了人民阵线，一直公开资助中国共产党武装
的苏联，向他们共同提供军火。今天，在人民阵线的旗帜下，中国的爱国者在广阔的家园到处高喊口号：“抗日！”
在东京，本周的突出情况是，不管日本政府是否相信日本报纸关于苏联红军发生哗变的报道，他们对南京做出的大胆反应感到吃惊。他们无法确定俄国熊是否以中国的上勾拳来回击日本在西伯利亚的进攻。在北平地区，日本军队多年来早已习惯于以强大压力来使中国人委曲求全，因此，他们倾向于认为中方本周的行为是莽撞和不合常规。
既然中国的军列本周已从南京接近北平，华北已经成为远东麻烦的“新台风”的中心。（《时代》，1937年7月19日）
台风即起。接下来的每期《时代》，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成了突出报道的重点。最终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的蒋介石，也由此开始走上声名的一个高峰。
上周在南京，中国的独裁者、智慧而具有远见的蒋介石委员长发表声明：“……中国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人！……我们政府的政策始终如一，我们绝不放弃一寸土地，决不丧失我们的主权。我号召全国，动员一切力量，并肩作战，拯救中国！”
曾有报道称委员长正调遣精锐部队（“蒋的嫡系”）北上，欲将日本军队赶出华北，迄今已有数周。日本空军上周沿铁路南下八十五英里，一直在寻找这些中国军队可能抵达的地方，并猛烈轰炸保定城。（《时代》，1937年8月9日）
中国历史新的一页翻开了。
当张学良在奉化仰天长啸欲上前线而不得时，西安事变时的另一位主角、参与兵谏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则刚刚抵达美国的洛杉矶。西安事变后，他被蒋介石解除军权，并以派往欧美诸国考察的名义迫使他离开中国。
初到美国，杨虎城获悉卢沟桥战斗打响，为之兴奋。这位与张学良一样不能亲赴前线参战的主角，在洛杉矶接受了美国记者采访：
如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将军，是圆脸庞、戴眼镜的杨虎城。上周，当战线在北平一带铺开，战斗激烈进行之际，杨将军刚刚抵达遥远的洛杉矶，与他同行的有满脸紧张而可爱的夫人，还有他们的长着明亮大眼睛的儿子。杨将军做样子式地手持拐杖，欢迎机警的加利福尼亚的记者。他们想好好看看这位受赞美的中国司令长官——当他得知另一位中国司令长官已经绑架中国的独裁者、蒋介石委员长，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这一行动。
……杨将军在本次绑架事件中的个人所得是三十万美元，还有此次由南京政府官方安排的轻松的出国考察，为期一年。他将挑选有兴趣的西点军校及其他一些强国的军事院校进行考察。本周，他前往华盛顿，计划拜会罗斯福总统。
关于这一历史性的绑架，杨将军上周平和地将之称为“1936年的事件”。他在洛杉矾解释说：“它是为了联合中国——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时代》，1937年7月26日）
在发表这一报道时，《时代》配发了一幅杨虎城夫妇和儿子的照片。杨虎城站在右边，头戴礼帽，右手持拐杖，儿子站在中间，似是站在一个楼梯的台阶上，杨夫人在左边，左手拿一手袋。图片说明：杨虎城一家。
当记者问及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态度时，他回答得既委婉又坦率：
记者想知道杨将军是否认为他的俘虏、独裁者蒋现在是真的会带领中国抗日，还是会再度被绑架。“如果委员长领导国家顽强抵抗，全中国都会支持他！”杨将军坚决地回答。吸一口雪茄后，他又缓缓补充道：“如果委员长不进行顽强抵抗—二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肯定我们的伟大领袖会发生什么情况。”（《时代》，1937年7月26日）
几个月后，1937年11月，杨虎城从法国经香港回国，准备投入抗日。但他很快在南昌遭到软禁，从此开始长期的幽禁生活。1949年9月17日，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之际，他在监狱被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曾被《时代》记者描述为“满脸紧张而可爱的夫人”和“长着明亮大眼睛的儿子”。
四 “从未见过的……”
杨虎城在美国说得不错：“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率先由宋哲元将军任军长的第二十九军从卢沟桥开始，紧接着北平城和天津一带也展开了激战。《时代》报道了发生在北平城的一次战斗：
南京的中国政府已致电宋将军命令抵抗日本，驻北平的日本使馆紧张不安，请求增派兵力保护。五百名日本士兵，装备机关枪和装甲车，急速从丰台前往北平的正阳门（Chengyang Gate）。前门大门打开，冲进二百五十名日本士兵，此时，大门突然又关上，将这批日本士兵困在前门和正阳门之间，中国人向他们投掷手榴弹。日本对此“屠杀”暴跳如雷，中国的态度也很强硬，这使得本周仍存在着在华北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机。（《时代》，1937年8月2日）
从报道内容看，这应是当时一场规模不小的战斗，但我查阅了多种抗战书籍，均未见相应记载。《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只提到7月25日发生过战斗：“日军在广安门与我二十九军发生冲突。”《中国抗日战争史》提到过7月26日发生的一次战斗：
7月26日下午，（日本）中国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该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紧接着，由天津乘火车抵达丰台的驻屯军步兵旅第二团第二营，分乘二十六辆卡车于19日到达广安门，企图强行入城。广安门守军交涉无效，遂关闭城门阻止。于是双方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入城，大部被阻于城外。至二十二时左右，已入城的日军进到使馆区兵营，未入城的日军退后丰台。（《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13页）
《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叙述与《时代》报道提及的地点不同，且无细节，但情节较为接近，可以判断两者所说可能是同一次战斗。详情待考。
平津战斗曾一度停止，因为宋哲元想观望蒋介石是否真的派兵增援：
宋哲元将军本人整周都忙于与日本少将香月清司“谈判”，两人正在做的事情，是等着看宋的名义上的上司南京政府是否真的向北方派来“蒋的嫡系部队”，急于对日宣战。或者南京方面容忍在宋将军的地盘上成立“另一个国”，即日本的一个傀儡国，或许就叫做“华北国”。
宋将军既非叛徒，也非爱国者，不过是一个中国的现实主义者而已。他看到自己面临着土肥原将军的威胁，除非蒋委员长能在背后给予强有力的支援。本周，土肥原说宋将军突然态度变软。宋将军为华北最近的战斗表示道歉，同意处罚参战部队的中国军官，保证他一直在努力清除“反日主义”。但是，宋所做的一切只是“口头”的，中国方面对他是否向土肥原有过承诺一事保持绝对沉默。（《时代》，1937年7月26日）
中日之间的战争虽然在乎津打响，但是，显而易见，双方的军事实力悬殊：
日本大约有战斗机一千二百架，中国大约四百架，日本首相非常清楚中国的独裁者蒋对这些具有意义的统计数字也有了解。日本陆地作战装备远远优于中国，后者几乎没有坦克；日本的军火也占’优势，尽管中国在这方面已有明显改观。日本有将近七百万平民接受过强制性军事训练，中国则没有训练平民，其所称的“二百万士兵”超过一半是装备简陋的乌合之众，日本则有二十八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然而，中国拥有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非常巨大，日本则相当有限。……
宋—土“口头休战”的迹象，正好可以从南京的检查官审查通过的合众社的报道中看出：据今天可靠消息透露，中国中央政府尚未做好真正的军事准备以在华北与日作战。“中国的军事机器远没有准备好——按照非中国的军事专家的观点来看，它的许多部分都不配套。德国的装甲车无法使用捷克的机枪，法国的装甲车无法使用英国的机枪，在意大利训练的飞行员不会驾驶美国飞机。”俄国训练或日本训练的军官，不懂得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运用战略战术，高级军官中充满个人嫉妒，很少有将军懂得要考虑进行一个团兵力以上的联合作战。
有着在中国长期生活经验的外国人士指出，海外目前普遍认为中国已经做好抗日准备并在华北开战，这一看法是不对的。（《时代》，1937年7月26日）
这些中国通的分析，有一半被证明是正确的，即蒋介石的确没有做好在华北开战的准备，他的嫡系精锐部队也没有如宣布的那样增援北方；但另一半他们却没有预料到，即蒋介石做好了准备，决定集中精锐部队在上海开辟新战场，8月13日淞沪战役（又称“上海会战”）打响。淞沪战役历时三个月，中方投入兵力七十余万人，日方投入兵力三十万人。一般认为，蒋介石在有外国租界和外国侨民集中的上海开战，其目的就是希望引起世界对中国局势的更大关注，促使西方列强介入中日冲突，以使这场战争在国际直接干预下得到解决。
在华北之外中国另辟主战场，这是日本没有预料到的：
有理由相信，卷入这场孤立的上海战事，不是日本人最初的计划，他们的陆地侵略计划是针对北平地区，有各种原因使他们不愿意消耗军火，分散军力，在上海另外进行一场战斗。（《时代》，1937年8月30日）
日本没有预料到的不仅仅是战场的转移，更令他们吃惊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