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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机群轮番轰炸后，此时重新编队返航。轰炸机将所载炸弹悉数投向这一江段。行驶江上的无数木船遭袭击。
民族轮上，驾驶舱中，船长拽着汽笛拉杆，却无力拉响。舵工伏在舵盘上，泣不成声。多年集团生活，民字轮同事之间，情同手足，眼睁睁看着民主轮沉江，轮上同事无一人弃船逃生，自己又无力援救，这心情，自然难以言表。民族轮客舱中，众人默默望着上游，民主轮只剩下桅影。江面突然腾起的巨大水柱，水柱落下后，不见了民主轮桅杆和杆上的旗。民族轮一片沉默，沉默便是致哀。卢作孚大张了嘴，想说什么，却突然陷入儿时的失语状态，心中想说的太多，却一句也说不出来，眼前看到的，却是欢蹦乱跳的宝锭，正与自己一同玩弹珠，城里的娃娃玩的是玻璃弹珠，自己和宝锭玩的是桂圆核米米，一同在小河嘉陵江杨柳渡边拾起父亲从城里头带回来的、举人看了漫天抛撒的发黄的报纸叠了小船嬉水……
陶博吾举头远望沉船处，又收回视线望着船头卢作孚背影，一叹：“谁见过这样的撤退？”
却见卢作孚低着头，看着船头下江面。陶博吾便也跟着望去，见水中倒映出一大一小两头色彩分明的奶牛。此时峡谷上空传来鸡叫鸭叫，卢作孚抬眼，他便也跟着抬眼，古时沿江官道，一进三峡便成了栈道，栈道绝顶处，两头本地人少见的外国牛正磨磨蹭蹭沿窄道逆江上行，那头大的牛背上，还骑着两只竹笼，呱呱咯咯叫个不休的鸡鸭声，正是从笼中传出。卢作孚的视线似乎还在前后搜寻，直到看见一对衣不蔽体、小叫花子似的少男少女，相互搀着扶着，推拥着望着悬崖不敢前行的小奶牛走过栈道悬空处。陶博吾正不知卢作孚此时为何关注栈道上人和动物，听得卢作孚一声叹：“谁见过这样的撤退？”然后转身，上了舷梯，钻进驾驶舱，片刻之后，长长的三声汽笛拉响，紧接着，听得轮机舱中响起车钟声。民族轮开始震颤，船尾浊浪喷涌，向上游去。
方才，日机当顶投弹扫射时，漫江木船，百舸争上游。日机飞去后，木船却全都靠向岸边。此时，听得汽笛，见民族轮当先驶出静水湾，上了主航道，醉眼便领喊号子，船工全都亮开嗓门吼了出来。此伏彼起，又听得下游峡口一声川味十足的川江号子喊起，紧接着，一声又一声川江各段方音的号子声涌入峡江……先前还死寂一片的峡里，一只又一只木船结阵向上水走，纤夫“嗨唷嗨唷”，船夫“哎嗬哎嗬”……“两边的山往天上冲，好像要在天上会合了，只留下一条很窄的青天带子。太阳在中午晃下下就不见了”……就这一下，金光晃耀，辉映着江面上奔涌飘扬的一面面旗帜，红色的是大红旗帮旗帜，黄色的是云开帮旗帜，一条凶龙一般的蜈蚣腾空的长长如风筝的，是蜈蚣帮旗帜，当先的民族轮上，招展着的是国旗……一时间，宜昌上游西陵峡中这一段川江，轮船木船，奋争上游。汽笛号子，你呼我应。帮旗国旗，与红日争辉。分明是10月24日早8点向宜昌码头集合时那一幕重演。
“最终，在6月4日下午2点35分，海军部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发电机’计划已完成，338000多名英国和盟国士兵已在英国登陆。”丘吉尔回忆1940年敦刻尔克大撤退。敦刻尔克撤退，重装备全部丢弃，带回英国只是随身的步枪和数百挺机枪，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英法联军光丢弃的大炮就有1200门、军需物资50万吨。英法联军被俘4万余人。
“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的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星废铁抛在地面了。”卢作孚回忆1938年宜昌大撤退。那片荒滩上，那块前朝遗留的断碑，此时又变得显眼，被抬机器大件的力夫腿脚蹭得光光生生的刻字，一眼能看清楚。
“议会于6月4日开会，我有责任先后在公开会议和秘密会议上向议员详述事情经过。首先，刻不容缓的是，不仅要向英国人民阐明，而且要向全世界阐明，我们战斗下去的决心是有充分根据的，而绝非绝望的挣扎。我也应该摆出我自己对前景抱有信心的理由。”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详尽道出完成大撤退当天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并摘录当天他在议会上的发言稿：“我们必须非常慎重，不能将这次援救视为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赢得的。但应当注意到，此次救援也蕴含着胜利，那是空军的胜利……是英国和德国空中实力的大较量。”
“这完全是靠了群众一致的力量。完全靠各界人士的力量，靠全体国人的力量！看见岸上江边人的忙迫，人声、汽笛声、机器运转声交织成一片，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上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担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机器，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所有这些，配合成了一曲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完成撤退多年后，卢作孚说。他未提及中国的空军，未提及中国和日本空中力量的较量。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国共出动2739架次战斗机担任空中掩护。宜昌大撤退，空中几乎未见一架中国飞机，倒是川江轮船上，装了飞机的机身与翅膀，木船上，装了飞机配件。按照自己作文与演讲的习惯，卢作孚还是没说自己是怎么想的，他甚至没大提自己。他倒是说到了朋友：“一位朋友晏阳初君称这个撤退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其紧张或与‘敦刻尔克’无多差异。”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中国的宜昌大撤退的紧张的程度与英国的敦刻尔克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更艰苦些。”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丘吉尔首相亲自指示策划，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指挥部门完成；而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卢作孚亲自策划、指挥，撤退主力，主要依靠他的民营的民生公司，至今为止，中外战争史上，仅此一例。宜昌大撤退后来被史家与公众惯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从未有人称敦刻尔克大撤退为“英国的宜昌大撤退”。
大撤退后，合川麻布小贩卢茂林只读过四年小学的二儿子卢作孚回到民生公司，股东们续聘他为总经理。193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三等采玉勋章。
几年后，卢作孚写下《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其中有一段回忆到大撤退。
再几年后，卢作孚辞世。他和他的那些事，淡出记忆……
战败后，纳粹德国陆军上将蒂佩尔斯基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及敦刻尔克战事：“英国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完成的事业感到自豪！”
战败后，日本防卫厅出版《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反省“宜昌作战”：“汉口失陷时，重庆政权先将东部的工厂设备暂时运至宜昌，然后用了很长时间以小型船只运往重庆，建设长期抗战的基础。假定在昭和13年（1938年）攻占武汉作战时，同时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更大了。”
江歌
宜昌大撤退，中国人保住了工业尤其是兵工业的命脉，他们正在经营大后方，关键仍在交通。自古四川唯一出路扬子江被我拦腰截断。可是，川江、金沙江、嘉陵江、岷江、大渡河……光是重庆境内，长江的一级支流和二级支流便多达374条！
一江春水向东流。
卢作孚于年底完成宜昌大撤退最紧急四十天行动后，回到生他养他的嘉陵江边，从他搏杀与抗争的大三峡，回到他开拓与建设的小三峡。“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记者问民生公司经营现状，卢作孚如此作答。
1939年，早春二月，最后一个周末的黄昏，卢作孚从老峡防局走出来。家已迁到北碚，走过九口缸那条街时，迎面有人问：“宵夜没得？”
“正回家赶晚饭吃。”卢作孚一抬眼见是“九条命”，多日没见，须发皆白，脸皮子却细嫩得像自己的小儿子毛弟，笑得跟毛弟一样的欢喜。卢作孚赶紧站下，作答，“您老人家宵夜没得？”
九条命没听见，只扬起手头长烟杆一指，便扬长而去。他耳背。卢作孚暗自欣慰。听说老人耳背多半长寿，当年打整他老人家门前九口缸时，他已百岁。这一来，整整十年又过去了。还望他再多活些岁数，看到打赢那一天。九条命烟杆指的是民众体育场方向，卢作孚知道他是去看每逢周末都不免打一场的北碚各单位篮球友谊赛去了。刚才从老峡防局土楼里出来，四弟说，今晚是“天府煤矿”对“大明染织公司”，还说孙越崎和刘国钧都要到场为自己的球队助阵，四弟说：“二哥你也去嘛，我们去给他们拍巴巴掌。天府那边有个高汉，挨边有一米九！三大步上篮时，手指尖都挨得到篮圈。”卢作孚今天下班没敢多耽搁，就是为了回家赶了晚饭，带着蒙淑仪与明贤、明达、晚春、清秋，抱了毛弟，和四弟一起去。抗战打响，四弟分明是当“中将”的料，却听二哥一句劝，屈就峡防局长，北碚区长，经营这一方乡土，卢作孚实在感激。不过给哪个队“拍巴巴掌”，卢作孚还没想好。“大明”和“天府”，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
卢作孚听得汽笛声，他知道这不是从嘉陵江江上，是从对岸。今年以来，北川铁路小火车来来往往，比往年更见闹热——宜昌荒滩上，与孙越崎“签订”那一份口头合同，回来后，孙越崎信守合同，将民生公司运送回重庆的中福煤矿，与天府煤矿合并，扩建后的天府煤矿，为战时陪都重庆提供了约百分之五十的燃料。孙越崎与卢作孚这才偶然发现，两人同龄。
穿过公路隧道，见平地冒出了一家新工厂——国难当头，卢作孚与刘国钧也只是“签订”下一份口头合同，卢作孚急刘国钧之所急，用民生公司轮船将其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公司迁回重庆。大成企业与卢作孚兴办的三峡染织厂，在北碚文星湾合组为大明染织公司。两强联手的大明染织公司迅速发展成为大后方纺织染齐全的著名实业。（六十多年后，香港著名实业家、大紫金勋章获得者查济民回合川投巨资办厂建设，被人问及为何要这么做时，查济民忆起当年这段往事，说：“合川是卢作孚先生的故乡。卢先生是我一生最为敬佩的人。自己深受合川人卢作孚的言教身教，这次能为合川人民做点事，是自己的光荣。”70年后，2008年，孙越崎的长子告诉卢作孚的后人：“我父亲说的，卢作孚是他最好的朋友，不是之一，是唯一。”——这是后话。）
今晚民众体育场，“天府”与“大明”两队遭遇，自己该给谁“拍巴巴掌”呢？卢作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淑仪不是老说“我陪你”么，今晚球赛，她爱给谁拍巴巴掌，我跟着拍不就是了么？
“作孚先生一个人悄悄笑什么呢？”卢作孚正自以为得计，乐了，听得对面有个女孩子笑盈盈问话，虽竭力想说川话，但仍改不了黑龙江人的卷舌音。
“萧红一个人走着，构思什么小说呢？”卢作孚反问。
“我没构思，他才在构思！”萧红回头，抬手一指。
“端木你好。”卢作孚一看，萧红身后几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低头慢行，嘴里反复念叨着什么，摇摇头，不满意，又重新念叨。卢作孚高兴地招呼道：“从夏坝过河来啦？”
“是，是，作孚先生好。”端木蕻良用浓厚的辽宁口音说。复旦大学撤退后，被卢作孚安置在北碚，嘉陵江对岸的夏坝。同是去年撤退到大后方的端木蕻良现在复旦新闻系任教。
“吟诗呢？”卢作孚早知这位二十出头就以处女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名世的青年与妻子萧红一样，是抗战文坛的新星，便问。
“不知道算不算得诗？”端木红了脸。
“别老是一个人悄悄念，念出声来作孚先生听听！”萧红道，又转过头对卢作孚，“还说不是诗呢，刚得几句，就先把诗名取好了，叫《嘉陵江上》。”
“哦？”卢作孚一听更来兴趣，望着端木。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端木念叨着，不时抬眼看卢作孚。
“好哇！”卢作孚低叫道，“下面呢？”
“刚才陪她从夏坝过江，”端林蕻良望着萧红，“从江边一路走过，我忽然看到映在江中的小三峡的山峰，这江，这山，美得令人惊艳。这就是我中国的‘江山’啊！我再看到我和萧红的影子照在江心里，正好像照在松花江上一样；我和萧红的泪水滴落在江水中，正好像滴落在松花江中一样；我就想到，如果我的歌声回荡在江边，不也好像回荡在松花江一般……”
“下面呢？”卢作孚催促道。
“卢先生散步呢？”正这么说时，身边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走过，用地道的湖南口音招呼道。
“贺先生从草街子过来啦？”卢作孚应道。
“明天没课，明早赶卢先生的轮船去重庆去中央电台，前些年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和去年新写的《日本的兄弟哟》都要重新录音，我还约到了重庆的女中音歌唱家洪达琦……”
“船票到手了么？”
“还没呢，明早上船前再买，能买到吧？”
“明早贺先生只管上船，我让他们把票送到你手头。”卢作孚与贺先生握手作别。
“这位贺先生是……”望着贺先生背影，端木道。
“北碚沿江上行几十里，草街子，陶行知育才学校的音乐教授。”
“敢问贺先生名字？”
“贺绿汀。”
“给八路军写《游击队歌》的贺绿汀？”端木蕻良低叫道。
“就是他啊。”卢作孚不明白端木蕻良为何会这么兴奋，急着回家赶晚饭好带全家去给“天府”或者“大明”拍巴巴掌，卢作孚告辞了。
山花开满小三峡的时节，卢作孚赶民生轮下行去沙坪坝，为罗家伦“中大”新校址看地皮。刚出峡口，过白庙子，船上一队东北口音的学生唱开了。船上路上，流亡学生唱救亡歌曲，这年头，是常事。东北学生，最爱唱的就是《松花江上》，可是，今天他们一开口唱出来却是另一支歌：那一天
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
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
一样的流水
一样的月亮
……
第一句就听得耳熟，卢作孚想起了北碚路遇萧红与端木的那个黄昏。接下来，学生娃唱得却不一样：我必须回到我的故乡
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
和那饿瘦了的羔羊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
把我打胜仗的刀枪
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去年冬天在宜昌，还听他们唱过《松花江上》。今年春天，歌声变了。谱写《松花江上》的张寒辉说，“我是把北方‘娘们’在坟上哭丈夫的那种哭声，变成《松花江上》的曲调了”。学生娃在嘉陵江上唱出的这支歌，却是把哭坟的腔调变成了掘坟——给那些让中国人哭坟的人掘坟。
老北碚没人记得，1939年早春二月最后一个周末北碚民众体育场的单位篮球赛是“天府”还是“大明”哪个赢了。老重庆——这个概念在抗战中当然包括了所有大撤退来到大后方这片土地上的下江人、东北人，工人农人军人商人学人文化人——却大都记得，就在这年阳春三月，在大撤退的第二个年头，嘉陵江边唱出一支新歌《嘉陵江上》。这支歌，在重庆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音乐招待会上首次演唱，曲终，在重庆的抗战知名人士、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带头起立，场内掌声雷动。周恩来握着演唱者洪达琦的手说：“你唱得好！端木蕻良的词写得好！贺绿汀的曲子作得更好！”
卢作孚是在嘉陵江上听到《嘉陵江上》的。“九一八”之后第八个年头，“七七”之后的第三个年头，经过当初的大流亡、大败退，到后来的大撤退，国人心态已于不知不觉间发生巨变。日本人开仗以来，中国人以江河为名的歌不在一二。同是以江河命名的歌，同样的年头，《黄河谣》在延安唱成了《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唱成了《嘉陵江上》，悲歌唱成了战歌。“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可爱的家乡”唱成了“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听说，谱写《嘉陵江上》的贺绿汀，曾失足落水于嘉陵江中。地点在由北碚去重庆途中，沙坪坝磁器口堆金石江段。
嘉陵江，像一根牵扯了一千里的细细的长线，从分水岭秦岭南坡……流过合川，流过北碚小三峡，流过重庆沙坪坝磁器口。码头上，包白布包头的四川民工铁抓钩抓起沿江漂送下来的木料拖向岸边。
“罗校长对这块地皮，还满意吧？”卢作孚与罗家伦由码头石阶拾级而上。民工哼着号子，扛着刚捞起的木料超越二人。罗校长笑而不答，只抬头望岸上高处。雾中，临时建筑群中，有青年学生朗朗读书声传来，听腔调，是一段古文。再向上走几步，又听得古文声被英语朗读声取代。那里是中央大学新校址。“学生们太满意了。撤回来不过一年，又开课了！对了，同学们委托我来邀请卢先生到中大演讲。”
“我怎么能到大学演讲，我不过是一个被人称作‘小学博士’的人。”卢作孚脸一红，笑道。
二人正说着，听得牛叫声从嘉陵江对岸传来，声音莽撞，竟压过了学生读书声。雾中依稀可见，一只木渡船，两个刚从梯田小道走下的白布包头的老农民颤巍巍地赶着牛上了渡船。
二人走进中央大学，不断有扛木料的民工从他们身边超越，另有校舍群，在兴建中。不同教室中，学生用不同语言朝读。动物饲养区那边，鸡鸭猪羊叫闹声一片。
罗校长说：“连人，带珍稀动物，凡能撤下来的——好一个‘鸡犬不留’！”
一声牛叫，盖过所有的动物叫唤。卢作孚想起了当初“中大”南京撤退那一天，两头奶牛脖子上的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