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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重演着“丢斧子”的故事，看所有的人都像拿了我背包的人。
最后，终于一无所获，垂头丧气地走出小吃店。忽然想起是否把背包扔在书店了，仔细回忆了一番，没错！看书时将背包扔在了地上。可这都过了一个小时了，还能在吗？我狂奔回书店，冲上二楼，拐过书架一眼便看见了仍放在地上的背包，旁边一小伙子靠着书架看书，一女孩子坐在一边看书，一个多小时，那个背包无人理睬。我庆幸这是在书店，若在市场恐怕早不翼而飞了，进书店的人都是有文化素养的啊！书真是好东西！
还有一次进了书店，流连忘返，选了一大堆书，提着三大袋书走出书店，每当提着一堆书走出书店时那是很得意的，至少今天晚上不睡觉了。得意则忘形。
不知何时外面已下起了雨，满地湿滑，一下台阶便仰面朝天摔了下去，直摔得两眼乱冒金星。书店里跑出几个人来扶我。好在书都没有沾湿。一个人说早认出您了，看您聚精汇神地看书，没好打搅。又问我摔着没有？肉大身沉，一百七十斤的我能没摔着吗？我感到很丢人，咬着牙装出笑容说“没事，没事”，扮作很潇洒的样子上了汽车。一上车就龇牙咧嘴地感到从腿肚子到尾巴骨疼痛难当。回家一看半边身子青一块紫一块，一个多月才好。可就这副德行也躺在床上看了一宿刚买来的书。当然免不了我太太的一顿埋怨。
买书的过程的确是一种巨大的享受，我逛商场顶多二十分钟。就累得不行，逛书店五六个小时也不觉疲劳。年轻的时候我最经常去的是中国书店、新华书店和东安市场的旧书摊——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样的旧书摊了。倒不是因为它书价便宜，而是它经常会给你一些惊喜，并叫你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有一个书摊的摊主姓李，矮矮的个子，一张白白净净十分文气的脸，小平头，总是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蓝中山装。天长日久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每星期光顾一次，临走总要留下一张书单，他都会认真负责地帮我去找。久而久之，他根据我的兴趣爱好还主动留下一些书推荐给我。他很博学，和我谈起文学滔滔不绝且很有见地，不像现在有些书店的服务员一问三不知，只是叫你去查电脑。查电脑也没什么错，但既然整天和书打交道，总该和读者有共同语言吧。老李边照顾书摊边和我聊天，能谈一个多小时。我买书只为了看，并非收藏，因此从不注意什么版本，我上高中时才从他那里懂得了什么叫“善本”，什么叫“孤本”，什么译本是好的，什么译本是不精彩的。
有一次他推荐给我一本书，我一看是毛边，以为书页没有裁齐，他告诉我这是一种特殊的形式，以示珍贵。这本书是厨川白村所著《苦闷的象征》（鲁迅译）；还有一本张文成所著《游仙窟》，也是毛边。历经劫难，现在我只剩下了这两本毛边书了，且都是初版，弥足珍贵。我请他吃过一次和平餐厅的西餐，后又请他看过我主演的话剧《骆驼祥子》。过了没多久，他送给了我一本《骆驼祥子》上有老舍先生的签名，这是他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书。我才知道他这个书摊经常有大作家光顾。老舍先生、赵树理先生都与他相熟。这本《骆驼祥子》，是他专门请老舍先生签的名，送给我的，令我十分感动，此后他再见我不再叫郭先生而是叫“祥子”了。
有这样的朋友岂不快哉？他若健在，也该八十高龄了。可惜东安市场改建以后，再也无联系了。这样的书摊也从此绝迹。那散发着书香的摊位，只能是昔日的记忆了。
我把书视做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如生命一样重要！
第二节 书劫
你喜欢什么“文化遗产”，觉得是最宝贵的，“文革”就越要把它砸得粉碎，这就是“文革”的“功绩”。
“文革”开始时，我已在劳改农场服刑近两年了。北京家里出了什么事我一概不知，更不知我家里人的下落。两年半以后我才知道，我家早在“文革”之初被扫地出门，那两万多册书，当然也被全部查抄。书成了万恶之源，销毁书是“愚民”的最好办法。失去了书我如丧考妣，整个世界都黑暗了。还不止此，更残酷的是精神上的销毁，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一次，我和劳改队的一位难友悄悄谈起文学，他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读书万卷，博学多才。从狄更斯谈到泰戈尔，从雨果谈到普希金，我必然得意忘形了，竟毫无掩饰地说，抄家抄去了金银珠宝、万贯家财没有什么可心疼的，可把书抄光了才令人痛不欲生。坏喽！这小子是“深入敌穴”、“刺探军情”的，他向管理人员做了汇报，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被批斗，我被勒令深挖犯罪根源。书，就是根源。
“文革”中，知识分子多为“软蛋”，我则是“软蛋”中之“软蛋”。我说我是“软蛋”，绝非自贬之词。那时，可怕的还不是外界的压力，而是自身的消磨。当“八·一八”红卫兵起来以后，我们一百多个反动学生被揪斗游街，剃了光头，挂了胸牌，低头站在小广场上，被手持各种武器的造反者们包围着。突然一声断喝：“跪下！跪下！”男儿膝下有黄金！开初的几秒，无人下跪，站在队前的还有六个反“改造”分子，也没有跪。
事后大家谈活思想时，几乎百分之八十的人想法一样：别人跪我才跪，别人不跪我也不跪。红卫兵们愤怒了，举起各种武器冲向第一个反“改造”分子，乱棍齐下，他跪下了。鲜血溅到第二个人身上，他也跪下了，于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都跪了下去。这些“臭老九”们没有一人不会背诵“士可杀而不可辱”，到头来是只求跪着生，不愿站着死！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安慰的由头：我不是第一个跪下的。“臭老九”！这个名字起得何等的好啊！真臭！更有甚者，游斗以后，每人要立即写一篇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后的心得：打得好！只有一人未写，他拒绝，而且认为打得不好；结果一铁棒抡在后脑上，立即鲜血喷涌，醒后也心惊胆战地写了一篇“打得好！”这使我想起很多宁可站着死的光辉形象，如老舍，如邓拓……我曾满怀着“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信念自杀过，但没死成。
经过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后，我忽然不想死了，我还年轻。无数朋友都说郭宝昌你没死就对了，否则哪还有“大宅门”？我不知道那段受辱是光荣还是卑劣？我只知道翻阅过去的认罪材料，我依然脸红。当一个人拿起笔攻击自己的父母、家庭、朋友，这不卑劣吗？当一个人拿起笔诛伐自己视如生命一样的书，这不耻辱吗？我还保留着把书作为犯罪根源而写的认罪材料，这些材料是在给我平反时发还给我的。人事部门的同志劝我烧掉，以免以后看着心里不好受，我没烧，不好受就不好受吧，我还没脆弱到一提自己过去的“卑劣”、“耻辱”就讳莫如深的地步。
摘录几段如下：
这个时期我是陶醉在幻想中，而对现实越来越不满。当时文学课全部是古典文学，我从旧诗中寻求孤高脱俗的境界，并且外请了个清末老翰林讲解古文《诗经》、《左传》、《战国策》等，使我在文学上强烈地感到今不如昔，而且觉得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时代，随朝代的演变而一步步退化，到现在居然连老祖宗的话都看不懂了。我感到周围的人都是无知的，并对现代文学做了一概的否定，完全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用说我没看过一本政治书，就连现代小说也没看过几本，在这个时期同时阅读了许多黄色书刊，《笑林广记》、《拍案惊奇》、《金瓶梅》、《雌雄剑》、《彭公案》、《七侠五义》等，竟把这些也视为国粹，使我很长一个时期精神萎靡不振、意志消沉。
……
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文学作品，培养了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的思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红与黑》和《当代英雄》。这个时期也是我大、洋、古的文艺思想形成的时期，我要寻求新的动力，重新开辟所谓生活的道路。看完电影《梅丽小姐》以后，主人公皮巧林的形象给了我可以说是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生不逢时，精神空虚的青年，以寻求冒险为人生的乐趣，来刺激他空虚的灵魂。我找来原著反复地读，我在他身上找到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感到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皮巧林使我振作起来，感到自己遇到困难时的灰心丧气是最没出息的，要有皮巧林的亡命徒的气魄，我有意识地专门吸取糟粕……
……
《红与黑》中于连的经历，又给我指出了个人奋斗的出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应该是不择手段的。只要你有个理想，那么不管用什么手段，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
……
《约翰·克利斯朵夫》更给了我极大的力量，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主宰，我崇拜他的才华、清高、孤僻、个人奋斗的顽强意志……把书中的许多章节、段落背了又背，抄了又抄，并压在玻璃版下面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把个人奋斗看做是人的最高尚的品质……鄙视没有个人奋斗野心的人，他们简直不知道另外有一种生活，这另外一种生活就是个人奋斗，这一条成为了我衡量一个人有无理想的标准，这种理想就是最丑恶的资产阶级的无止境的名利。
……
他说：“失败可以锻炼一般优秀的人物，它挑选出一批心灵，把纯粹的和强健的抉择出来，使他们变得更纯粹更强健。其余的心灵却因失败而更快地崩溃，或竟丧失了生命的跃进力，在这一点上，‘失败’把一蹶不振的大众和继续前进的优秀分子分开了。”
这段话本来没什么坏的地方，但我却对它有极为反动地理解，而对失败的含意却是达到个人野心的目的所受到的挫折，我并没从中吸取正面的东西而舍弃糟粕，我觉得要成为一个优秀人物，就要屡尝失败的痛苦，而把“失败”看做乐事，化做个人奋斗的动力。
在这个时期，我个人奋斗的野心已经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我真是受害匪浅呐，从这些书中我吸收了最坏的一面，假如说这些主人公在十八、十九世纪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则完全是反动的，但“名利”已完全迷住了我的心窍，我开始寻求在新社会个人奋斗的道路。
……
假如家庭给予我的个人主义影响是支离破碎的，那么通过这些书籍系统化了，全面了。我当时颓废的思想状态是极易接受书中一切坏的东西，我感到要成名，必须具备皮巧林的性格，于连的手段，约翰的才华，这三位一体的个人主义的反动的个人奋斗，加上《巨人传》中的反动格言“去做你想做的事”，便成了我大学生活对待政治、业务、人与人的关系的准则，这就使我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直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冲突，我的准则势必要破坏社会主义的制度，我觉得有了名就有了一切，而惟一的障碍就是党、是人民，所以围绕名利，我所作所为的一切都必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真叫人脸红！哪儿对哪儿就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和那些书挨得上边儿吗？什么他妈逻辑！要说“罪行”，对这些书籍的批判才是我的“罪行”——我曾经那么钟爱的书啊！可就那一句“假如说这些主人公在十八、十九世纪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话……”仍被批判为对封、资、修的毒害毫无认识！我实在是认识不了。
无书可读，社会能不倒退？从劳改队出来以后又下干校，一下就是四年。同队的小青年们无聊到快发疯了，知道我读过不少书，便把我弄到一个小黑屋里，锁上门，叫我讲故事，并起誓发愿不会揭发我。而且每次必有茶点、水果招待。我给他们讲《基督山恩仇记》，讲《悲惨世界》、《白痴》，这些可怜的孩子听得神魂颠倒，听的人越来越多，岂有不走漏消息之理？
我还做了一件事。有一天我去倒垃圾，竟然发现垃圾池里有两本书，一本下卷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没头没尾的《七侠五义》，破烂已极，污秽不堪，我却如获至宝。看看四下无人，揣在怀里捡了回去，偷偷地把书清理干净加上封皮，把卷烂了的书角一张张抚平，喷上雾水，压在床下，夜深人静躲在被窝儿里打着手电筒细读，爱不释手。
运动来了，抓“五·一六”。我劳改四年什么也没参加过，不知“五·一六”运动为何物，却被揪出来第一个挨批斗，罪名是宣扬“封资修”毒素，破坏抓“五·一六”运动，其实是杀鸡给猴儿看，以震慑“五·一六”分子。我是只死老虎，自然是随便可以揪出来斗。我突然想起拣的那两本书，当时批斗有个毛病，动不动就抄家，集体宿舍谈不上抄家但也可以抄床的，若抄出那两本书就要罪上加罪，必须立即消灭。苦于没有下手之机，我已在专人的监视之下，上厕所都要跟着我。老天有眼，第二天全连集合准备开我的批斗会，我被监押在宿舍，随时准备押进批斗会场。
会场上已唱起了“语录”歌：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
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
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可巧，监督我的聂××去上厕所。天助我也，焉能错此良机！我迅速抽出床下的两本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扔在了火炉里，怕烧得慢，不住地用火筷子翻捅着，火焰起来了，那叫心疼，一种沉沉的犯罪感涌上心头。烧书？我对不起老托尔斯泰。我一辈子只烧过这一次书，总算解除了后顾之忧。每天八个小时弯着腰撅着屁股挨斗，整整一个月，备受屈辱。造反派终于给连部贴出大字报，说放着“五·一六”不抓，斗郭宝昌是有意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我终于靠边儿站了。可我这人是属狗的那一类，记吃不记打，“风头”一过又来劲了。
由于有了捡书的经验，成了毛病，每路过垃圾池总要贼眉鼠眼，情不自禁地看上一看。我这人有洁癖，遇垃圾必要远而避之，可现在竟对垃圾也有了特殊的感情。老天不负苦心人，居然又捡了两本回来，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罗曼罗兰文抄》。大喜过望，大概是哪位老兄也怕挨批斗，没有烧，却扔了。书页都散了，我重新装订；书脊贴上牛皮纸，用仿宋体写了《猎人笔记》书名，压平翻角，放到褥子下面。这两本书我一直保留到现在，尽管已新书满架，但这两本垃圾堆里捡来的书，我舍不得扔，有感情，它和新书并排放在书架上。这两本书若会说话，一定会亲热地叫我一声“哥们儿！”我很后悔，斗了我一个月并未“抄床”（也许我不在时早有人翻过），否则，我就有四本书了！
一九七三年我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分到并不拍故事片的广西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有了十平方米的一间斗室，依然无书可看，亦无书可买；就是有得卖，我也买不起。上有老、下有小，那点儿工资，糊口尚难以维持，还买书呢！改造了那么多年，我反动本性依然未改。
我经常做梦，梦见书，梦见回到我的书房，那份惊喜，那份激动……我惊醒过，哭醒过，方知是一枕“黄粱”！这梦还不能向外人说，一说就成了“变天账”、“还乡团”、“贼心不死”，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没有书读，在家里住也是活监狱。没书读的寂寞，是灵魂的寂寞！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的书，我忍不住回忆自己的存书，分门别类地开了厚厚的一摞书单，就我记忆所及共两万一千八百册。后来我们厂的一位编剧看了，惊奇地说，不要说看这么多书，就是把书名全背一遍也够“牛”的了。每天把这些书名浏览一遍，那也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啊！
“四人帮”倒台，上街游行，我喊哑了嗓子，三天说不出话来。一年以后的一九七七年夏，我突然接到北京“落实办”的通知，发还全部查抄书籍。我惊呆了、傻了、疯了！我哭，我笑！对政府的那份感激之情，无法用语汇形容。我没钱。从南宁到北京，硬座火车票也要七十多元，俩人的工资只够买一般张票。借钱也得去，借不到我走也要走到北京！
我借到了钱，朋友们和我一样高兴。我终于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两天一夜我只是坐在车上发呆，我只警告自己看见书不许哭，我一分钟都没睡。一回到家，妈妈知道我来领书，她十分兴奋。她估计查抄的金银财宝、全部存款也差不多该落实了。可我脑子里全是书。
第二天一大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请了几个人蹬着三轮、推着斗车、拉着平板直奔国子监。负责人拿着我的书单把我领了进去，一进大院，令我瞠目：院里人来人往，混乱不堪，四周的大殿里，从地下一直到殿顶全是书。国子监，那是文化圣地呀！真是充满了书香，我的心快跳出嗓子眼儿了，可接下来的事情却叫我差点儿没得心脏病。
东廊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东城区。负责人把我领到殿门口，交代了一下就走了。殿内很多人在捆扎书籍。门口站着四个彪形大汉，光着脊梁，流着汗水，只看了我书单上的最后一行便高喊“两万一千八！”在殿内的一片呼应声中，一捆一捆的书像起猪圈一样地被扔了出来，不论薄厚，一捆都是四十本；于是有人喊数儿，有人记数儿，雨点般地从门口、从窗口扔了出来。四个大汉，明显地有使不尽的力气，头都不回地往背后扔书。
“一捆、两捆……十捆……七十二捆……”他们大声地吼着。
我心疼地想一捆一捆码好，可根本来不及，我忽然发现扔出来的书根本不是我的，有《高丽妇女史》、《内蒙古草原史》、《世界图书馆史》……肯定是一位史学家的书，书当然是好书，可都不是我的，也不是我需要的书。我忙大喊：“等等！等等！”几个大汉停了手奇怪地望着我，我说你们扔错了，这些书不是我的。
大汉说：“我们不管是谁的，不是两万一千八吗？我们就管数儿！”
我急了：“您按书单子找啊，我把人家的书拉走了，人家来了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