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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又加快步伐追上那伙人。约模9点钟时分，我们来到蒋王庙小街。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们：昨天和前天都有鬼子到蒋王庙搜散兵和老百姓，街头上山沟里还可以看到尸体。鬼子曾在紫金山上乱开枪，几只獐子被枪声赶出树林均死在鬼子手中了。晚上，他们都回太平门去了。鬼子随时都会来蒋王庙，很危险。此处不能久呆。北去的尧化门早被鬼子占领，东去的岔路口也有鬼子把守。昨天下午，有八九个人从尧化门处过铁路，大部分被打死，只有一个人逃了回来，夜间才偷越过去了。因此，在当地一个老头指引下，我们只好迅速爬上紫金山北坡——延伸到蒋王庙附近山岭上的马尾松林，等待天黑再去逃命。
就在这个树林里我们和83军掉队的罗参谋2，亲眼遥看到大汉奸高冠吾在蒋王庙诱杀大批俘虏的现场。这个狗汉奸的重大罪恶多少年来都未被揭露出来。抗战胜利后我在南京见到了罗参谋，他应该算是一个难得的爱国军人。他为了刺杀曾经担任过敌伪南京市长和江苏、安徽、江西省长的高冠吾，曾冒险追到合肥和南昌，但因受条件限制都未能得手。
当时约有近千名教导总队和83军掉队官兵与部队失去了联络。这些官兵都是在夜间突围时因天黑未能跟上部队，便分散藏在蒋王庙街外的山沟里、柴草中和紫金山脚下树林中，处境危险，十分艰难。但这近千名散兵都是老兵，训练有素。特别是教导总队军士营的官兵，曾多次与日军作战，知道敌军对中国战俘一概杀掉的政策，故不肯轻易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敌人投降。昨天，约有一百多个日本兵到这一带搜索，有一部分军人特别是十多个伤兵因躲避不及都死在敌人的枪弹之中了。因而他们大多数用各种办法避战和敌人周旋，已经躲过了一个难关，都在等待时机逃离南京。
日寇也曾派飞机在这一带盘旋侦察，认定在此部分散兵活动的余地仍很宽广，地形又很复杂，有利他们隐蔽。他们虽分散但仍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比整体防守阵地的官兵更难对付。上上策是利用中国兵相信美国人会偏袒他们的心理，使用高冠吾出面诱降，此乃是兵家之计谋也。
第一部分第8节 虎口余生记（6）
中午时分，当时任日伪南京督办的高冠吾偕同汉奸们十多人，分乘三辆打着美国星条旗的小汽车从太平门驶出，一路鸣着汽车喇叭，耀武扬威地来到蒋王庙小街。冒充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在街外招来散兵代表“谈判”，向散兵代表诈称：“只要散兵们自愿放下手中的武器，美国使馆将出面与日军交涉，保证所有人的人身安全，负责用汽车送进城里难民区避难。爱国者也不用担心，度过眼前的难关，将来再去报效祖国。不愿去难民区的也可以，分发路费，回家为民。”
散兵们一经脱离了长官的指挥心里很不踏实，考虑到眼前危险的处境，将来的去向多多少少地又符合自己的心愿，轻信了汉奸的欺骗。代表们迅速回到散兵中传达“美国使馆的好心好意”，约有500多人到指定地缴出枪弹，坐在一个邻近的山沟里等待汽车来接他们。
教导总队的班长吴炳生3缴枪后有点半信半疑，疑疑惑惑地坐在散兵群中观望，担心“美国使者”不及时派汽车来，更怕“美国使者”与日军交涉破裂，日军派兵来将他们全部杀害。罗参谋也曾到蒋王庙参与“谈判”，心里想来想去总是有所顾忌。他又不认识高冠吾，想到南京保卫战中国部队处于劣势，战败已成定局；美国使馆事先未与日方取得保证，此刻单方面在战火中出面保护中国军人，其举动很为蹊跷，可信的程度太小了；同时他又想到撤退时曾经明确布置，一旦谁掉队了便各自为战，设法与鬼子脱离接触，直奔安徽宁国找83军归队。但他又不敢出面阻止那些散兵缴出枪弹。因而他决定不向日军缴出枪械为宜，又回到马尾松林中注视着山下的动态和情况变化。
三辆小轿车返回太平门后，未令缴出枪弹者等候多久，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分乘五辆卡车从太平门驶出，十分钟后赶到蒋王庙。迅速占领山头，旋风般架起轻、重机枪，夹以三八步枪，猛烈地向俘虏群开火，弹头象雨点般地向俘虏们身上泼去。
吴炳生看到日本兵抢占山头，又旋风般对准他们架起轻、重机枪，意识到了上当受骗，枪声一响便就地倒在身边的沟里装死。紧随着他倒下有两具尸体倒在他身上，虽受压而又不敢动弹，希望以此作掩护，逃出生命。
另有几个勇敢者突然醒悟，冒着日军密集的枪弹呼喊着前仆后继，冲了出去。其余均在惊叫声中被日本兵打死。
面对成片散兵的尸体，日本兵又排成横队，见尸一一补刺一刀。有呻吟者还要用刺刀拨动伤者的身子，连刺几刀致死。日本兵的一把刺刀透过一具尸体刺穿吴炳生的外胯肌，未刺到致命处，而他忍受剧痛未敢喊叫。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待日本兵在邻近的一个山沟里运走枪弹后，他便从尸堆里爬起来，又用绑腿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想着逃出地狱的办法。
15日晚上，天变阴了，天上漂着流动的云层，未圆的月亮不时从云缝中露出。紫金山北面一带长满山柴的丘陵时隐时显，很有利我们去逃命。我们估计日本兵此时不可能出来，周围三四十人分成好几股，各自商议逃命的途径。其中最担心的是渡江地点和有无船只的问题。
罗参谋和另外三个当官模样的军人都带有短枪，他们记下了这笔仇恨，在天才黑的时候便下山去了。
我们这一伙有十二三人。李老头和麻子对这一带的道路一无所知，计划跟随他人从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借助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的火光，往北偏东方向直达江边。他们认为为了赚黑钱，总会有一些胆大者星夜架船到这一带偷渡。
天黑后，我们抓紧时间悄悄地下得山来，谁也不敢到蒋王庙小街寻问情况，从其街外横越公路，沿着小路向北走。我心里很害怕，担心天黑跟不上，哀求李老头一定要带我逃到江北去。李老头也要我放心，要求我紧紧跟着他走。
谁知道在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时被日本兵发现，枪声一响我看到麻子倒了下去，他还轻声喊着“快跑，快跑！”惊慌中我没有看清是不是李老头，紧跟着几个人狂跑，一口气向西跑出一二里路。待停下来看看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火光构成的轮廓，判定此时自己的位置，认为危险性更大，于是5个人一行又向北偏东方向赶路。
我失去了李老头的依靠，心里更加害怕。但又不敢哭。好在他们看我可怜，要我跟着他们赶路。这一夜到底走了多少路谁也不清楚，天快亮时来到乌龙山下游，距炮台约七、八里处。当即睡在深草丛中等待天黑，盼望夜间江北有船来偷渡。
到了下午，我们发现不远处也有十多个人躲在草丛里，估计也是在此等船的。派人去打听，果然如此。并告诉我们：昨天夜间有三条帆船来到这里。每人要两块钱的船钱，有一百多人渡到江北去了。有钱赚，估计今夜还会有船来到这一带。
谁知这一夜，我们等到天亮却未见一条船来。大伙觉得距乌龙山炮台不远，恐有鬼子到此搜查，便三五成群地顺着江边往下游走。也是走走躲躲。上午曾有一架日机到这里低空盘旋。我们都趴在草里不敢动。这一带仍是丘陵，很少见到村庄。到了下午我们这五个人才走出十多里路，却遇到十多个带枪的中国兵。吴炳生一拐一拐的也在其中。
接着又飞来两架日机盘旋侦察。吴炳生等断定日机已发现了他们，明天定会派兵到这一带搜杀中国人，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渡过江去。一个当官模样的人问清我的情况后说：“小孩，来到这里就不要怕。只要有船，我们就会带你过江。”
就在士兵们和我谈话的时候，与我同来的另三个人摸不清士兵们的用意，更担心此处没有船来便悄悄地离去。第四者是个老头，看到当兵的对我很是和气，也就没有离开。他和我跟着吴炳生等向下游又走出二、三里，便来到一个小村庄，村头和村里都躺有农民的尸体；4户人家的房子被烧3家，另一家的瓦房中了几发炮弹，墙倒梁塌，好在没有起火，碎瓦堆在梁柱之间。在不远处的碾场上有2个被枪击穿的牛头，其颈和腿全被割去；2条牛身仍在，牛血已变黑，牛的肠肚也已露出体外。
吴炳生等人在山草里找到一口袋米，又在烧毁的房子灰里扒出一口锅，煮了一锅饭，吃后便着手拆下倒塌房屋的梁柱。本想及时搬到江边的，因傍晚看到几只飘着太阳旗的汽艇从下游驶向南京方向，而且那些日本兵都是杀人狂，不时用机枪扫射两岸被他们所发现的中国人。据到江边观察的士兵回来介绍：江面上不断有尸体向下游漂去，远处看到的一个个黑点估计也是漂浮的尸体。因此等到天黑，我们才把拆下的梁柱搬到江边，放在水里，作为向江北泅渡的工具。
那个老头向士兵们介绍江中流水和江北岸的情况，还讲了抱住梁柱泅渡的要领。他被那个当官模样的人看中，作为领渡人先下了刺骨的江水，借助或明或暗的月光，在江水里作泅渡示范。士兵们在此情况下都知道枪弹的重要性，把子弹袋捆在梁柱上，套上枪带皮带，并用绑腿绑牢。
我和吴炳生共用一个“驼梁”作泅渡工具。他绑好步枪和子弹袋，我们协同把“驼梁”推下水，下到冰冷刺骨的水中，我们浑身打颤，上牙敲得下牙格格响。在他催促下他和我各骑在“驼子”的脚下，手抱“驼梁”，“驼颈”往上翘起，挥动两腿，奋力向江北泅渡。江中心一浪紧跟一浪，一时被浪峰托起，随之又跌下浪谷，那浪花像瓢泼的大雨一样从头顶上落下，打得脸皮麻酥酥的。有时又被迎面击起的浪花钻进鼻孔，呛得连打喷嚏，引起咳嗽。过了江心，吴炳生又催我用劲。此时双手和整个上身都已冻麻木了，唯有两条腿不停顿地在水里挥动，到底经过多长时间和游了多远，我俩都一概不知。好在江滩上有几个打捞从上游漂流下来木器的人。我们距岸丈把远时被一个壮年人一钩子挂住，缓缓地拖到岸边。吴炳生从“驼子”上取下枪弹，面向江中喊几声同伙的名字。见没有回音，便要一个农民领着他去找保长。
此处属六合县最南端的玉带洲。我上岸未走出几步便昏倒在地，幸被一个姓刘的老农民救起，在他家吃住四天，又帮我烘干棉袄和单衣、裤。临别时我掏出身上仅有的2元钱相谢却遭拒收。我跪在地上连连叩头，感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待我回到家里，我妈得知我逃命的险恶情况而为我高兴；但得知我二姐不知去向，认定已被日本鬼子杀害，便伤心地大哭起来。我随后大病一场，一个多月后，十个脚趾盖全部脱落，两个小脚趾盖再也未长出来，留下终身残疾。
注释：
1林秀英，女，1919年农历八月生（后来因婚姻问题有可能隐瞒年龄），是双胞胎，小名叫大桂子（其妹一岁多时夭折）。她于1936年6月到南京在一家当小保姆。南京大屠杀后一直无书信回家。村里人都认为她已被日本兵杀害无疑。1970年秋天，上海“清理阶级队伍”时曾有一男一女到我家乡调查林秀英的社会关系，得知我家是贫农，军属，我又立过大功，复员转业后在党委部门工作，取证后便离去。得知我二姐仍在人世，我先后6次到上海市公安局查户口寻找，只因五个年龄段内同名有数千人之多，从中选择相近条件的数十名上门相认，均不是而使我失望。1994年，当时接待调查人员的四星大队长罗加和告诉我：林秀英居住在上海长宁区，是编织工，因儿子要“接合”进领导而来调查。但此时我双目近乎失明，已无法前往上海寻找。看来南京大屠杀给我留下又一终身遗憾。
1罗参谋失散后未去找部队，却留在南京与他人合伙赶马车谋生。后来他认出敌伪南京市长就是1937年12月15日下午在蒋王庙诱杀俘虏的高冠吾，并于40年夏天在朝天宫之东的南京大学（临时的）门口行刺未遂。但对敌人惊动很大，日军曾紧闭城门三天三夜，进行了严密搜查。
2吴炳生：上岸后，当地保长安排他在村中一间学屋里住宿，并供他吃饭。还有一位土郎中用草药帮他医治好伤口。后来他在瓜埠镇附近一个姓杨的人家做帮工。抗战胜利后便返回原籍江西。
第二部分 铁证如山第9节 铁证如山（1）（图）
1937年12月13日，中华门前尸横遍地，血迹斑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残杀我同胞数额巨大，伴随之强奸妇女、焚烧破坏、抢掠财物，无所不用其极，惨绝人寰，铁证如山，举世公认，不容否定。
日本现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仅仅口头上表示反省是不能接受的，必须进一步诚恳的道歉，并按国际法给予受害者应有的赔偿。
《虎口余生记》中，我所看到只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一小部分。到今天，经过50余年收集资料和潜心研究，我认定南京大屠杀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侵华日军的罪恶历史留在南京城里城外，那是在中国土地上，日军带不走，也毁灭不了，已在中国人民心中铸成铁案，不管日本右翼分子和某些政要如何耍赖狡辩，妄想一笔勾销，血写的历史将永远记下日军的暴行。用生于东京而曾亲身参加攻陷南京战役的日军士兵冈本健三的话说：“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
（一）30万人以上被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杀、烧、淫、掠，惨杀我无辜同胞达30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有19万多人；被零星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的有15万多人。日本兵无任何约束地强奸轮奸妇女，很多妇女被奸后惨遭杀害。日军到处放火，全市房屋有三分之一化为灰烬。他们还大肆抢劫，所到之处，十室九空，不论私人住宅或商店，公司库房的财产，金银钱财，文物古玩，以至难民的粮食，医院里的被褥，民间的牲畜等几乎无一不抢。我们先看看日军屠杀我同胞的罪行。
一、分散屠杀。
根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1946年、1947年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日军在南京分散屠杀计2000余案，又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查证，被害者达15万余人。（引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137页）
例证之一。
王芝如：日军进城前，她家住在小荷花巷。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时，她家留在中华门里新路口家中的9口人，有7人被日本兵杀害。那天，她随丈夫带着两个小孩到难民区里避难，父亲、母亲、姑子、姑爷及5个小孩留在家中。原来打算到了难民区，找到住处以后，再要她丈夫回去接她家里的人。谁知道日本兵进了城，听说离开难民区有被打死的危险便不敢出来了。20多天以后回家一看，家里躺着7具尸体：父亲、母亲、姑爷被杀害了；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活活被糟踏死了，最小的侄女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7岁的侄女被戳几刀昏迷过去；3岁的侄女被吓呆。当时的情景真难于用语言所形容。
中山陵园管理处退休职工夏淑琴证实：王芝如是她舅母，侵华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时，她们一个大门里住着两家：一家是回族，4口人；她家有9口人。日本兵在很短的时间内，杀害了她们两家11口人，邻居家4口人。她家7口人，只幸存她和她的一个妹妹。她当时7岁，背上被戳两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还有疤痕。
对于上述“例证之一”有必要用新发现的马骥（又称马吉）的日记来补充。因为出现了有2个“13口人”，容易引起误解：前者2家13口人被杀死11人；后者1家13口人全被杀死。所以不能重叠起来看成是一件事有关。该日记的新闻于1993年1月25日由《参考消息》报道：日本新书披露美传教士目击日记
南京大屠杀又一历史证据
（路透社东京1月10日电）题：日本人阅读南京大屠杀目击者的记载：
日本士兵杀死了屋里所有13人，包括75岁的老头，74岁的老太太，一位母亲和她的3个年龄分别为16岁，14岁和11岁的女儿。在此之前，两个姑娘被先后强奸3次，然后才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死。
这是美国传教士马骥日记中的一段。马骥是南京大屠杀的少数几位外国目击者之一。
马骥的日记50多年来一直无人知晓，直到1991年人们才在纽约市郊马骥儿子住所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它。
后来马骥日记作为日本作者潼谷次郎《南京事件目击记》一书中的一部分出版。书中还有一些年迈古稀、当年幸免于难的中国士兵和平民的叙述。
该电讯说：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日本人赶走了留守的5名外国记者，城里只剩下几个外国人。马骥等人在市中心建起了一个特殊避难区，收容逃难的中国人并向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那里很快就挤满了人。
马骥在日记中写道：到12月19日，日军随意强奸杀人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他描述了一名站在他附近的中国人头部中两弹的情景：两名日本兵如同杀了一只耗子一般无动于衷，一边抽烟一边谈笑不止。
他也描述了大屠杀的情景：大批中国人被机关枪扫射倒下，成堆的尸体被焚烧。
马骥的大部分时间在尽力阻止日本士兵强奸避难区里的中国妇女。马骥还拍了4卷胶片，一共37分钟。后来他把这些胶片偷偷带出了中国，这些胶片也直到1991年才发现。（1993年1月25日《参考消息》）
例证之二
刘庆英，女，当年45岁，家住红梅桥。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抱有明确目的挨门挨户搜查，在她家里搜出她丈夫韩老六和她20岁儿子韩小斌及房东张老板的大儿子张老大、二儿子张老二。张老大因脚上长疮，用纱布缠着；张老二手上有老茧；她儿子韩小斌和二张躲在一起。日本兵硬说他们是当兵的，张家兄弟俩当场被砍死在家门前；她儿子被日本兵共捅9刀：肚子两边各4刀，手臂1刀，又将重伤后的韩小斌拖到大门口，看他死了才放下。这时她丈夫韩老六也被日本兵抓到。他看到儿子惨死便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