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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象，如果要将整个人体一次煮掉，那就需要一只很大的锅。我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看了，那里最大的可供此用的容器是一只马口铁的锅炉，那肯定是不够煮一个人的。
我在教授的实验室里还注意到，墙上、特别是楼梯两边的墙上有很多斑点。那是液体晾干后留下的。捷夫·威曼博士当我的面取下了一些做样品。
我还看见了一条裤子和一双拖鞋，上面有血样的印迹。威曼博士也取了样。
（公诉方律师向证人出示一把刀）
我在韦斯特教授那里见过这把刀，那还是当年在梅生路老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我认识韦斯特教授25年，在医学院做学生时上过他的课，从那时起就养成了习惯，有事无事常去他那里转转。教授被捕以后，我在医学院第一次见到这把刀时，看上去非常干净，好像刚刚洗过。
我姓威曼，名捷夫，哈佛大学医学院赫瑟荣誉解剖学教授，教授解剖学迄今8年。
我第一次到医学院查验人体残肢是在12月2日，星期日。他们交给我一些在冶炼炉里找到的骨头。后来我给所有的这些骨头都编了目，并作了详细的说明……
当把胸腔翻过来时，肢体背部毛发之浓密令我非常吃惊。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人长这么多的毛。从肩胛往下，脊椎两旁，布满了半个背部。
我化验了楼梯墙上那些杰克逊博士认为可能是血迹的样品，结果只是烟草汁的渍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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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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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化验了杰克逊博士提到的裤子和拖鞋。除右脚拖鞋上面有些血迹外，鞋底的斑点皆为威尼斯红（一种颜料——笔者注）。
（公诉方律师要求证人向陪审团讲解骨头的编目）
根据我做的编目，那些骨头碎片分别来自人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头部和四肢——脸、前额、脖子、手、右腿的膝盖以下部分和脚……
人体中的血液量大约为体重的五分之一。所以，一个体重140磅的成年人身上应该有28磅或28品脱血液。但除了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物件上外，我们没有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发现其他血迹。
我甚至让人撬开了实验室地板上的砖块，但也没有在砖缝和砖层之间发现血迹。
至于裤子上的血点，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这些血是在什么时候溅上去的。
我可以区分人类和某些低级动物的血，但不能区分人血和高级动物——譬如牛的血。
我叫纳逊·C·柯普，在本埠行医30年的手术牙医。乔治·派克曼博士是我的病人。
12月3日，星期一，我从斯平斐德度完感恩节假期后回到波士顿。温思洛·路易斯博士给我看了几颗假牙。我当即认出那是我为派克曼博士专门制作的。
派克曼博士的口腔形状及上下颌骨的相对位置都很特别，所以我印象深刻。
派克曼博士定做假牙时问我需要多长时间。他说某月某日是医学院新楼的落成典礼，他将以赞助者的身份出席并讲话，牙齿必须赶在那以前做好，否则他就不要了……
后来我又替他调整和打磨新牙数次。最后一次是在他失踪前两周。
…………
这些牙齿应该是和头部，或头部的某一部分一起被焚烧过，或是与之类似的情况。因为如果是单独放入火中，它们便会因为经受到骤然高温而开裂破损。但假如周围有肌肉或其他缓冲材料，升温的速度就会比较缓和，牙齿本身的水分逐渐蒸发，即使经过了灼烧也不会因破裂而变形。
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制作这些假牙，后来又磨合多次，对它们的形状大小、质地颜色，以至轮廓线条等等都了如指掌。当路易斯博士让我鉴别这些在熔炉里发现的假牙时，我马上就说：“派克曼博士已经不在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真的，我马上就认出来了！
奥立佛·福尔莫斯，哈佛大学医学院“派克曼荣誉解剖学教授”，这个称号是为了表彰派克曼博士对医学院的贡献而设立。
在1846年11月1日医学院新楼的落成典礼上，我记得见到过派克曼博士，并注意到了他的新牙。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高级职员包括：W·恰宁医学博士、法医学教授，J·拜基鲁医学博士、材料医学教授，J·W·韦斯特医学博士、化学教授，J·威尔医学博士、物理学教授，J·B·S·嘉可森医学博士病理解剖学教授，和我本人。
我在发现断肢后的星期一或星期二查验过它们。很明显，肢解者具有一定的解剖学常识，他至少知道在什么地方下刀。应该说，手法并不拙劣。
我熟悉派克曼博士的身材相貌。我看不出那些肢体与派克曼博士身体的相应部分有什么不相似之处。
我记得派克曼博士失踪之日，我是在1点钟准时下课。我的办公室就在韦斯特教授的楼上。他的实验室天花板很高，但我并没有听见任何异常的动静。倒是在我上解剖课的时候，听见他那边传来鼓掌的声音，但从没在我的办公室里听见什么声音。解剖课的教室也是在二楼。
至此，公诉方相信，他们如预先所承诺的，向陪审团证明了乔治·派克曼博士已经被谋杀致死。庭审第四天，法庭里的人们等来了他们企盼已久的公诉方明星证人（starwitness）或关键证人。
我叫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哈佛大学医学院勤杂工。我负责打扫整个医学院的卫生，生炉子、扫地、掸灰等等。我已经在医学院工作了七年，前四年在梅生路老学院，近三年在葛洛福北街的新学院。
至去年10月，我认识韦斯特教授整7年，从我到医学院时算起。我认识派克曼博士近20年。
博士失踪前的星期一，我目睹了韦斯特教授和派克曼博士在教授二楼实验室密室里的一次会晤。我当时正在那里帮教授打杂。屋子里很黑，点了三四支蜡烛。我没有听见脚步声。但派克曼博士突然就走进了教授的密室。韦斯特教授当时也很吃惊。
派克曼博士说话很快，嗓门也很大：“韦斯特教授，你都给我备齐了吗？”韦斯特教授说：“没有，我还没准备好呢，博士。”韦斯特教授又说，“明天怎么样，博士？”派克曼博士站在门口，挥了挥手说：“那就一言为定。明天一定得有个说法了。”然后就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医学院里见到派克曼博士。
第二天下午1点半，我正站在医学院的大门外，韦斯特教授走过来要我替他送一张条子给派克曼博士。我把条子给了一个名叫约翰·麦克思威的小男孩。他亲自到派克曼府上交到了博士手上。
也是在那个星期的某一天，韦斯特教授问我可不可以在地窖里点一盏灯。我说不行。他问我是不是确定，我说我几天前刚试过，但地下室里空气龌龊、缺氧，很快就把灯给扑灭了。我试过是因为替安司沃博士找一颗放在地窖里浸解（使之变软）的非洲人头颅。我点燃了灯提着下去，但不一会儿就灭了。韦斯特教授说他是想为一个实验制备一些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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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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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派克曼博士失踪的前一天，韦斯特教授要我帮他取一些血来，说是第二天上课用。他说：“我需要一品脱（等于0473升——笔者注）。”我从他的架子上拿了一只玻璃罐。他又说，“到马萨诸塞总医院去把它给装满了，如果可能的话。”
11月23日，星期五，下午差一刻两点时，我看见派克曼博士朝医学院这边走过来。他当时正在弗鲁特路上，走得很快。我因为说好了两点钟到楼上帮福尔莫斯教授干活儿，就上楼去了。过了一会儿我下来关上前门。我想我在福尔莫斯教授那里呆了大约15分钟。然后就去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打扫炉子，但他的门从里面插上了。我又试另一扇门，发现也给插上了。我觉得我听见他在里面走动，还有哗哗哗放水的声音。我上到二楼，想从学生实验室的楼梯绕到他一楼的后门，但还是进不去。
那天下午我没有再去试他的门，直到很晚了，大约5点半钟，我在厨房里听见有人从后面的楼梯上下来。走出去一看，是韦斯特教授，手里擎着一支点燃的蜡烛。
那天晚上我没有见到韦斯特教授。我吃过晚饭就去格兰特先生的舞蹈学校开派对，10点过后才回来。我先到厨房换下衣服，点了一盏油灯，然后开始对楼里所有的门窗进行例行检查。我查的第一扇门是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已经从里面闩上了。我又去旁边的解剖实验室，那儿的楼道里还有一扇通韦斯特教授实验室的门，也锁上了。我是想去灭掉解剖实验室的灯，因为那天的解剖课上到晚上10点。但是里面黑着灯，一个人也没有。自打我到了医学院，还从没见过在有课的晚上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像这样关着门。
星期六早晨，教授实验室的门还是锁着，但解剖实验室楼道的门却被打开了。我分明记得头天晚上我亲手插上了这扇门。当时我以为，大概有学生被我关在里面了，就没再多想别的。我又试了试韦斯特教授实验室的门，几道门全都锁着。没过多久，教授来了。
我跟在他后面，看见他掏钥匙开门进去，又用钥匙打开通二楼实验室的门。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利托菲尔德先生，请帮我生火炉。”我生好火炉，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事，他说没有。后来我又见到过他，我想是11点钟左右，他胳膊里夹了一卷报纸包着的东西。我给了他15美元鹰式金币，那是我替他卖票给瑞奇伟先生，一位医学院学生的钱。从那以后，韦斯特教授实验室的门又都锁上了。星期六本是我扫地的日子，我试过好几次，我能听见有人在一楼实验室里面走动，但就是进不去。
星期天白天，我一直没看见韦斯特教授，但他的实验室还是锁着的。傍晚，我正站在葛洛福北街和卡乎尔先生聊派克曼博士失踪的事，韦斯特教授来了。他劈头便问：“利托菲尔德先生，上星期的后半周，你有没有见过派克曼博士？”我说：“见过，星期五大约一点半的时候。”他问：“在哪儿？”我说：“就在这儿。”他说：“那正是我交给他483美元和一些零头的时候。”他接着说，他们交钱的地点是在实验室的桌子处，博士收了钱也没有点数，就三步并作两步匆匆忙忙地走了，一面说他马上到剑桥注销抵押契约。韦斯特教授说，“我想他已经注销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去契约注册办公室查对。”
星期一，我试了两次想进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替他生炉子，但是进不去。后来前面门铃响，是帕克·布拉可先生（派克曼博士的亲戚兼财产管理人——笔者注），他想见韦斯特教授。这次教授开门了，说带他进来吧。我带着布拉可先生进去。那时应该是10点半左右。11点半我又去他的实验室，发现门又锁上了。
警察是12点来的，肯司利先生和史达威警官，他们要求见福尔莫斯教授，我就带他们上了楼。不一会儿，福尔莫斯教授过来对我说，让我领他们各处看看。肯司利先生说先去韦斯特教授那里。我去敲门，实验室的门还是锁着。过了几分钟，韦斯特教授打开门。我告诉他警察来了，来找派克曼博士。我记不起他说了些什么。他让我们进去。我们穿过二楼实验室，再从楼梯的后门进到楼下的实验室。我带着警察看了楼里的各个地方，还去了顶上的阁楼，后来他们就走了。
星期二早晨，韦斯特教授的门又是锁着的。9点半，或者10点，我用钥匙开了门，发现他就在里面。他戴着帽子，穿着连身的工作服，好像正在忙着为12点钟的课作准备。我绕过桌子时发现他的火炉里已经生了火。那天，警察又来了，其中一人说：“我们去韦斯特教授那里。”
我到楼上，发现学生实验室的门没有锁，但从里面插上了。我使劲敲门，没人应。我又敲，过了一两分钟，韦斯特教授才开了门。我告诉他警察想看看实验室。
所有的人都进到他的房间里。我记得好像是柯拉普探长走到密室的门口。那间密室我是进不去的。韦斯特教授说：“里面都是我的贵重物品和危险品。”柯拉普探长没有进去，故意装作很害怕的样子，也没怎么朝里面看。大家又一起从后面的楼梯下去。经过卫生间时，柯拉普探长问了一句：“这里面是什么？”当时，韦斯特教授落后我们大约3英尺，我说：“那是韦斯特教授自己的卫生间。”我认为，韦斯特教授这时候是故意转移警察们对卫生间的注意，他拉开旁边燃料储藏室的门说：“先生们，这边还有一间房。”众人于是都涌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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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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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想搜一搜解剖实验室的排污口，我告诉他们那里面都是我扔的一些废料和垃圾，只有我一个人用。我说我有排污口盖板的钥匙。警察们搜遍了楼里的上上下下，最后到了我的住处。
我也带他们去了地下室，我们从前面走到后面，又走回来。他们搜查了我的住处，然后就走了。
那天下午4点，韦斯特教授午饭后回到实验室。他刚打开门，他的门铃就响了。我对我太太说：“他的门肯定是开着的，我可以进去了。”我还是从楼上绕下去，看见他站在桌子旁边看报纸。他问我知不知道豪尔集市旁边的福斯特先生。我问是不是那位食品供应商。他说正是。又问我买没买感恩节的火鸡。还没有呢，我说。他递给我一张订单，说：“拿着这个去挑一只好火鸡。这是我的习惯，每年都要送人几只火鸡。也许我会让你帮我做些什么的。”我谢了他。他又给我另一张订单到福斯特先生那里领番薯。我带着两张单子到福斯特的店里挑了一只很大的火鸡，足有八九磅重。那是韦斯特教授第一次送我东西。
…………
星期三早晨，韦斯特教授来得很早。我看见他进来。我悄悄地蹭到门口想听听他在干什么。我先从锁眼向里窥视，但里面被门扣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我掏出刀子，打算在门上挖一个窟窿，但发现动静太响。我于是趴在地上，把脸紧贴着地板，从门底的缝儿往里瞧，但我最多只能看到他的膝盖。我就这么看了大约5分钟，然后站起来，走开。9点，我和太太一起进城，直到下午才回来。
回来后，大约下午3点，我发现韦斯特教授实验室外面的墙壁很烫。我当时就站在墙边儿，我的脸上能感觉到热气。我把手放上去，但不多一会儿就得挪开。我知道那是因为里面生了炉子。同样，韦斯特教授的门又是锁着的。
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好从大楼的后门跑出去，翻墙爬上一扇亮着灯的双开窗户。这窗倒是没有上闩。我抬起窗户钻进去，跑到冶炼炉跟前，揭开盖在上面的皂石，看见里面还剩了一点点火苗。我又走到实验室后面的楼梯，发现踏板上溅了一些我不曾见过的渍点，不像是水，我尝了尝。后来到了二楼的密室，那里也有些同样的斑渍，还是湿的。我想它们是血。
感恩节那天，我到霍庞码头给韦斯特教授搬来一大块石灰，那是他在星期二就已经吩咐下的，他要一块“像我的头一样大”的石灰。这件事本身倒没什么值得怀疑的，我每年冬天都要替他搬石灰。
下午，我开始在韦斯特教授卫生间底下管道的砖墙上凿洞。我大概是从3点开始动手。我想亲眼看一看那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这样我就死心了，也封了众人的嘴。我每次从医学院出去，总听人说：“派克曼博士就在医学院里。如果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那一定就是医学院了。”我一出门就听见这样的议论。楼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翻遍了，如果排污管道里没有什么可疑的物件，我也好对街坊邻居们有个交代。
我带着一盏煤油灯，干了1到1个半小时，觉得工具不得手，想这样凿下去不是个办法，就出来了。那天晚上我们去了一个感恩节舞会，玩到第二天早晨4点才回来。一共20场舞，我跳了18场。
星期五，我起床的时候已经快9点了。我太太从不到8点就开始叫我，她希望我早点干完。吃早饭的时候，韦斯特教授进来了，他到厨房取当天的报纸，问我：“有什么新闻吗？你还听见了什么关于派克曼博士的消息吗？”我说：“消息满天飞，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的好。”然后，韦斯特教授就上楼去了。
快到中午时，我在解剖实验室里一边干活一边和亨利·拜基鲁博士说话，他要我忙完了手里的活儿继续挖墙。我去解剖示范室，看见J·B·S·嘉可森博士也在那里工作，我跟他讲了挖墙的事。他说：“利托菲尔德先生，我感觉这件事特别恐怖。你可不可以在今天晚上把它给干完了？”又说：“假如发现了什么，最好不要惊动福尔莫斯教授。到桑蒙街告诉老拜基鲁博士。”就是亨利·拜基鲁博士的父亲雅各布·拜基鲁教授。
下午，我先向利奥拉德·富勒先生借了一把手钻，或短钎。他想打听我要干什么，我用玩笑话岔开了；但我估计他能猜出来。我让我太太守在抽板门口，从那里也能透过前面的窗户看见大门外几百英尺的地方。我对她说，除非她看清了来者是谁，否则不要开门。我对她说，如果是韦斯特教授，就到厨房的地板上敲四下；如果是别人，则不必通报我。
我正忙着，肯司利先生和史达威警官来了。我从地下室里钻出来，站在大门台阶上和他们说话。肯司利先生问我是哪一处的私人地盘还没有搜到，我说了。肯司利先生说：“我们再到他的实验室里瞧瞧。”我说进不去，都上了锁。他们刚离开，就看见崔诺蒙警官远远地走过来。我和他已经很熟，我迎上前去跟他讲了凿墙的事，我说如果他过20分钟或半小时再来，我也许就可以告诉他结果了。我们走回到大门口时碰见我太太，她说：“算你走运，韦斯特教授刚刚进去。”
我和崔诺蒙警官站在门口接着聊。不多时，韦斯特教授也出来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他说起一个爱尔兰人过乔尔斯江大桥时，用一张20美元的现钞付一美分的通行费，被关卡扣了下来。他们不相信爱尔兰人会有那么多的钱，怀疑他和派克曼博士的失踪有关，因为据韦斯特教授向警方的说法，他在博士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