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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国民党”还不如。平日里我们只要深入基层走一走，就会发现这样的抱怨不仅仅出自一两个群众之口。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我们的党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面临着严重的执政危机。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起我们的第一支队伍是工农红军，那时红军每到一处，人民群众会从心底里喊一声自己的队伍是“比亲人还亲的子弟兵”。那时我们的红军靠人民的乳汁哺育成长，又在成长中与人民群众保持鱼水关系。正是这样的鱼水关系，我们中国共产党才能从南湖的小船出发，实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性转折。１９４９年，当蒋家王朝溃败大陆，不得不移迁台湾的途中，几乎与共产党人同时起家的蒋介石先生在东去的军舰上，面对滔滔海浪，不无沮丧地向蒋经国先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知道我们国民党输给共产党的根本的一条是什么？是共产党他们把老百姓抓在了自己手里，而我们国民党几十年来走的是精英救国，对中国老百姓尽做些让人憎恨的事。千古教训啊！”
任何一个时期的执政者，如果不是将他们放在历史长河里检验，恐怕很难断定谁一定就对谁一定就错，你的好也许就是我明天的好，你的错也许就是我明天的错。要不江泽民总书记为何在中国共产党人执政５０年后特别提出了为确保牢固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坚持“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能在不断进步的现实时期，始终做到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她就不可能完成历史使命，而有一天会像苏联共产党那样一夜之间被人民的多数所抛弃。这样深刻的教训时时提醒着我们。
夏县区区几十平方公里面积，几十万人口，但在梁雨润上任纪委书记之后，因为惩治两起司法腐败案，一时间，用群众的话说“夏县终于能见一片青天了”。于是上上下下的人民群众纷纷向纪委等单位投诉报案，短短时间内，列入县纪委和政法委的大案重案竟然多达１００多起！
啥叫重案大案？这在司法中是有充分解释的。就是那些人命关天，久拖不决，积怨巨大的案件。区区几十万人口的小县，可以列出如此之多的案件，这让我不得不信那里的老百姓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夏县无青天”——此话虽然说得严重了些，但对那些深蒙冤屈的人民群众来说，这种比喻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共产党的天下怎么可能没有青天？梁雨润上任这里的纪委书记后，当听说群众有这样的言论时就坚决不信。然而信和不信靠什么来论证？只有让事实来说话。这一点也正是梁雨润心中坚定的一种观点。
从胡正来的３００多次上访案到史英俊苹果案的解决，一批多年来称霸夏县一方天地的执法人员纷纷落马，使以往百姓有冤无处伸，有屈无处诉的局面一下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时间，“夏县有青天”，“梁书记能办事”的消息不胫而走。昔日几乎每天都有人喊屈叫冤的县委大门口，如今更是从早到晚都挤满了成群结队的上访和告状的人。
“这还了得，县委机关还上不上班了？”
“就梁雨润他一个人逞能呀？我们在这块地盘干了几十年反倒都成了别人的出气包了？”
干部们的埋怨在情理之中。但是也有人借机将私愤一起泼向梁雨润，道理非常简单，由梁雨润引燃的火快要烧到他们身上——那些有问题的人感到了屁股底下的宝座在发烫，因此一起在暗里使劲点着阴火，企图将梁雨润他们的办案人逼得退缩。
但他们想错了。当梁雨润看到自己仅仅惩治了两起腐败案，全县的百姓就如此信任，纷纷主动找上门来反映问题，举报案情，而且涉及的几乎都是某些权力机关不办事，办错事，一些干部尤其是身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们鱼肉百姓，对其疾苦和生命财产，不问不闻甚至丧心病狂侵犯之案。
“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就是为百姓办事，为人民服务。老百姓来县委找我们，不是什么坏事，是信任我们。要我看，找的人越多，越是说明他们真正开始信任我们了。我们怎么可以不管？怎么可以漠然呢？所以我认为，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我们在调查核实之后，对那些凡是够得上立案的问题要坚决彻底地查处。因此我建议：结合夏县的情况，应采取特殊的措施，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对腐败整治党风的‘双百会战’，即用一百天时间侦破和解决一百个人民群众亟待盼望解决的信访案件和久拖未了的积案，还夏县一个阳光温暖的青天给广大百姓！”
“同意梁雨润同志的意见，县委应全力支持这样的行动。”县委常委会上，全体人员都举起了双手。
县委常委的这一举手，接来的事可把梁雨润忙惨了。然而忙还毕竟是第二位的事，更让他内心暗暗打颤的是，一些在老百姓眼里被视为生死攸关的事，当反映到我们的某些领导和干部那儿后完全没有被当作一回事，或者轻描淡写地应付几下甩到了一边，结果问题越拖越赘，最后让群众哭天不应，叫地不灵，轻者骂娘，重者砸党政机关大门。当有人看到群众真的砸党政机关大门时，他们出口就骂是“刁民造反”。君不知，一向温和谦让的平民，为何在你那里要起来“造反”呢？
有道是官逼民反。其实官不公，官不正，官不办事，民确实是要反的。
梁雨润处理的下面两起民事案颇为典型。这位“百姓书记”因为懂得上面这个理，所以经他之手，两起分别拖了１８年和３２年的上访案也就迎刃而解，被在晋南大地传为美谈。
第三章 命根子的事怎能漠视！
作者：何建明
什么问题让农民最忧心？什么事对农民来说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没在农村呆过，没有干过农村工作的人，是绝对想象不出来。
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农民做梦都想得到的自然是土地，因为土地是他们赖于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衡量财富的唯一尺度，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都是这样过来的。即使到了世界已经开始进入知识经济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推行的第一项政策就是满足农民们对土地的渴望，“分田到人，包产到户”使几乎贫困到边缘的中国八亿农民重新获得了解放，并且在之后的一二十年里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至今，我们中国的社会，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科技战线，或者是教育文化界，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土地意识与经营土地的理念，一直主宰着我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这不单是一种封建意识，把这样的土地意识简单地视为封建文化，是狭隘的。中国人的土地意识是这个农业大国与生俱来的，即使我们跟着整个世界的步伐全面实现了现代文明，也无法抹去我们对土地深厚和浓烈的感情。
过去在农村我听父辈们讲过许多很有意思的事：说有一个农民，祖辈三代一直给别人当佃农，后来到第四辈时，这户人家积存了几十块银洋，那时蒋石介的统治快要完蛋了，有些富人害怕共产党，就在逃离大陆时很便宜地将土地卖给了佃农。这家佃农趁此机会买了４０多亩地。当祖辈四代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田地里干活时，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４０亩地靠全家几个劳力干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些老佃农就找到这家户主，说过去我们都是佃户，现在你家有田了，可以当地主了，我们租你们几亩地种种如何？这户人家说不用，说我们自己能种。可到他们买回这４０亩土地整一周年时，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了大江，江南一带全解放了。之后紧接着便是土改，划成份。按照当时政策规定，４０亩土地可以评为一户富农了。负责划成份的乡干部过去与这户人家的主人都是地主的佃农，便悄悄跑到老朋友家透消息，说你也是吃苦人家出身，买的这４０多亩地也是血汗钱换来的，不易啊。可现在社会变了，按政策规定你家这么多地就该是“地富反坏分子”了，但我不忍心见到你们一家划进阶级敌人的那一边。怎么办，最好还是你们主动把土地退了，那个地主老财家不是还有个老家伙没到台湾去嘛！你们把地一还，啥事就都没啦，与我们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新主人了！老朋友走了，这户人家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宿，最后还是决定不将地退给地主家，说啥都可以不要，但这地已经是我们家的了，就不能丢掉，就是扣一顶富农帽子也不在乎。就这么着，这一家祖祖辈辈给地主当牛作马的劳动者，在土地改革后，不仅全家的４０多亩地归公了，而且从此戴了３０多年“阶级敌人”的帽子，害得第五代人没有一个读完初中。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我笔下的人物。他是一个在二三十年代就在上海与鲁迅先生等人一起笔伐蒋介石的人。抗日战争开始，他以开明地主的身份，为共产党新四军出过大力，那出家喻户晓的现代京剧《沙家浜》里，本应该也有他的身影：因为当年这批驻在沙家浜的新四军和主力部队里许多枪支弹药都是经他之手弄到的。不仅如此，他还一次又一次变卖自己祖上留下的地，为新四军筹枪筹粮筹药。到解放战争时期，他把上千亩祖上留下的地一块块变卖成共产党队伍的军用物资，最后到土改时，他仅剩下了１００多亩地。可就这１００多亩地，使这位革命功臣的后半辈子蒙受了奇天大耻，直到他８３岁时才被摘下了“地主分子”的阶级敌人帽子。这么一位过去只会靠笔杆子革命的红色书呆子，却因为土地的缘故，使他那副文弱的身躯足足在最繁重的田野里当了５０年农民。去年我回老家时才知道他不久前已去世。老人家的后人对我特别友好，因为我是第一个著文为这个革命功臣平反，并且使他的传奇事迹见于报端，广为传颂的人。
土地对中国农民来说就是命根子。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归了国家所有。农民拥有的便仅是那块生活的宅基地。
而由于大片的土地不再属于自己，农民们便视自己的宅地是一块神圣不可侵犯的王国。农民对自家宅基地的看重，一点也不亚于我们对国家领土的重视程度。
在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面前，你无论怎么的辱骂和嘲讽他，他可能只朝你瞪一眼，或者干脆就躲得你远远的。可假如你说尽好话，又悄悄想霸占他的一寸宅基地，那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你斗争，甚至付出生命也绝不会吝惜。
这就是中国农民对自己宅基地“奉若神明”的信仰。
但有人偏偏对这样的神圣视而不见，并粗暴地践踏。梁雨润接到的一个案子，就是关于村干部没能妥善处理好农民宅基问题，结果使那位农民上访长达１８年，与村干部积怨甚深。
这个农民叫王典才，老伴叫周爱仙。他们是夏县裴介镇朱吕村人。
到裴介镇朱吕村采访时，我不由想起一个典故：晋朝名士介子推的故事。
那天梁雨润说要到一个叫裴介镇的村子去。在镇的东面，有座已经荒芜的坟墓，而坟前却树着一块高大的石碑。我走近一看：哇，原来这里便是晋文公侍臣介子推的故里！关于介子推这个人物，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知道得不多，但读过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介子推这么个了不起的人物。在春秋战国时期，晋献公死后，儿孙们争夺王位，酿成内乱。次子重耳因受其兄排斥和后母骊姬的迫害，逃亡到了国外。途中由于连日奔波，饥寒交迫，侍臣们离的离，亡的亡，所剩无几。唯介子推等人一直护卫其左右。一日，重耳一行来到一个叫羊舍的地方，正值赤日炎炎之时，一路走来的重耳一行人困马乏，个个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公子重耳想起往日在宫中吃不尽的山珍海味，而今连粗茶淡饭也无处寻觅，不由连声唉叹，泪水涟涟。侍臣们见主子如此凄凉，很不忍心，便四处寻找食物。然而在这荒野之地，终无所获。介子推看着几近昏倒的君主，心里十分难过。他避开众人眼耳，用利刃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然后煮成羹汤，给主子端上。重耳忽闻如此鲜美的肉味，伸手接过连声称道：“好香的野味，是哪位爱卿猎来的？”可是众臣听主子的问话后，谁都不敢应声回答，相反一个个低头避之。重耳颇觉惊诧，他随众人的目光看去，只见介子推此时正颤颤巍巍地站在那儿，脸色苍白，下衣沾满鲜血。重耳什么都明白了，上前跪在介子推面前哭道：“介爱卿，来日平定天下后，我定当报你的大恩大德。”后来，在外流亡１９年的重耳回晋都继承王位，并大宴群臣，封赏随从。然而在受赏的群臣中，已是晋文公的重耳却忘了有恩于他的介子推。老臣们很不服气，便在皇上的门上挂起书帛，写道：“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同流天下。龙饥乏食，一蛇割股。龙返于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号于牛野。”晋文公见后连连说：“我何以忘了介爱卿？罪过罪过！”随之传旨速请介子推。但此时介子推由于看到晋文公初登王位就没将心思放在改善百姓生活上，而是迷恋宫中华丽奢侈生活，便伴老母隐居到绵山。晋文公知后派人请介子推出山，但介子推终不愿回宫，并让人转告晋文公“和睦待人，不忘根本，同心协力，图强社稷。”晋文公听后更加感动，便亲自前往绵山。介子推闻讯后隐居到更深处。晋文公见请不回爱卿，便对手下人说：“分三路把山上的草木给我统统烧了，惟留一路给介子推母子下山所用。”晋文公心想，这样你介子推不就下山了吗？但在火焚三日之后，山上的草木皆成烟炭，却仍不见介子推母子下山。晋文公急了，派人全山搜寻，最后发现介子推母子相抱成焦尸的惨景。晋文公见此失声痛哭，后悔莫及。为感念介子推的救命之恩和忠言相谏，晋文公封绵山为“介山”。
我的主人公王典才的家就在介山脚下。
１９８２年，村上为了建一个供销社，看中了村中十字路口最好的王典才家的宅基地。村上把这个决定告诉王典才，并说村里安排了两处风水上好的新宅基让他任意挑一块。王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听既然是村里的安排，便答应了。可真到挑地准备盖新房子时，发现那块上好的新宅基已经被一名村干部的弟弟占了。王典才夫妇觉得自己被人耍了，就决定不搬了。王家的老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有些年头了。如今王典才的儿子也渐渐大了，也要准备娶媳妇，所以王家决定在旧宅基上翻建四间新房子。村里干部看到了就派人阻挡。王家不服，说这地基是我家祖辈传下来的，凭什么不让我盖？村干部说：村里要发展经济，供销社是村里决定的一项“利民工程”，谁阻碍这样的事谁就是改革开放的“绊脚石”，是“绊脚石”就得搬走。王家又说，村委会的决定也得根据政策来定呀，你们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于是一头要盖，一头不让盖，矛盾就激化了。
王典才家要盖房子有自己的道理，因为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所以他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村里也有招，你不是要盖房子吗？那好，你盖房子用的电是从村上的线路上走的，我掐断了不让你用。王家第一回就没盖成。第二回王家找到了邻居家，说了个情送了点礼，用电线路问题解决了。村里一看电断不了，就搬出乡土地办的人来说，因为不管你是在自家老宅基翻盖旧房，还是在新宅基地上盖新房，没有土地办的批准你就都算违法，王家第二次盖房又不得不停了下来。王典才的老伴周爱仙不甘心，跑了一次又一次，给乡土地办和乡干部说理，人家觉得没有理由不让王家盖房，就批准了。王家又开始了第三次盖房，这回王家理直气壮了，有乡里批文看谁还敢拦咱们盖房？村委会也不是一帮尽吃闲饭的人，几个干部一合计，你王家不是找了乡土地办嘛，那我们就找管乡土地办的县土地局领导，还是不让你王家盖房。王典才夫妇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以前也没有去过县城，可为了这“头等大事”，他们不得不往县城跑。王才典去了两趟县城，结果连县土地局的门在哪儿都没找着，还白花了二十多块路费，老伴数落了他一通，自己又跑了一趟。人家到底是县领导，你说个理出来，那县里大干部就是通情达理，说你们王家在自己宅地盖房子没有错，村里想用你家的宅基又不落实政策，错在他们那儿。王家有了这“官话”，便像吃了定心丸，立即回去又动工，而且是把县上的“官话”转告给不让他们盖房子的村干部。这村干部毕竟经常跟上面的官打交道，说你王家到上面说的仅是一面之言，既然你们可以去说，我们也同样可以向上级反映。村干部就跑到县土地局去闹：你县土地局同意也行，但我们全村百姓经济上不去，没了饭吃，我们就领着大伙上你们土地局来要饭吃！县土地局领导一听朱吕村的干部这番话，连连摆手，你们的事我们管不了了，也没法管。村干部便得意洋洋地回了村。可回村一看：王家的新墙都砌到能放窗那么高了！咋，真反了？各家出一个劳力，到王家给我把他们砌起的墙给扒了！村干部火冒三丈。可动员了半天竟然没有几家愿去扒王家墙的。好好，你们都不愿出劳力不碍事，我出钱雇人来拆。村干部让人到外村叫来３０多个人，说好了每人干一天３０块钱。这回非常奏效，外村人与王家无亲无故，加上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人家给３０块钱干这么点小活，于是来王家拆墙壁的人特别卖力，一会儿功夫就把王家新砌的墙“稀里哗啦”给平了。王家老小怎么拦也没用，村干部在一边偷着乐。王家的气自然无法咽下去。从此便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地上访，但这么一档子事王家有王家的说法，村里有村里的说法，结果让上面感到左右为难，干脆拖吧。这一拖不要紧，可是苦了王家。村里干部也心里不舒坦，觉得很丢村委会的威信，就又研究对策：你王家不是会上访吗？不是凭着两条腿一张嘴巴到处把咱村里说得一塌糊涂嘛。好，那我们也不让你过上安静日子。有一次，王典才的老伴上访跑出了病，住了院。王典才去医院陪床，家里几个孩子也没在家。村干部们瞅准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