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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马赛市最热闹的中心商业区，本来像流水似的车灯也不见了。马路上只有少数行人和几辆汽车慢吞吞地移动着，好像半身陷在泥浆里似的。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大部分出租汽车司机，宁肯找一处荫凉的地方停下车来休息。
若若给科瓦尔斯基的地址是在通向郊区的大街上，当出租汽车到达解放大道，他告诉司机停车让他下车。司机们是完全遵照顾客的要求的。他们想，这些外国人可能在哪儿有他自己的汽车停着，所以宁愿在这么热的时候下车走几步路。
科瓦尔斯基注视着出租汽车掉头进城，直到不见踪影为止。他向路旁咖啡馆的侍者问清楚纸上写的那条街道。这条街上的房子看起来都相当新，科瓦尔斯基心想若若一家看来做车站的食品车生意一定是很有出息的。可能他们已经有了固定的商亭了，这是若若太太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这也就足以说明他们家为什么日趋兴旺了。让西尔维在这一带长大当然比在码头附近强多了。他一想到他的女儿，一想到他刚才关于她的那些荒唐念头时，科瓦尔斯基便在公寓房前的台阶下停了步。若若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那是不可能的。
他跑步上了石阶，站在公寓门厅里。这里有两排信箱，他看到“格尔茨鲍斯基23号”，因为就在上一层楼，所以他决定从楼梯走上去。
23号的一扇门同其他房间一样，门口有一个电铃，下面的名卡插内，有一张白的小卡片，上面印着格尔茨鲍斯基的名字。门是在走廊尽头，左右是22号和24号。
当他按电铃时，门打开了。就在这一瞬间，有人把一根棒子挥起打在他的脑门上。
这一下打破了他脑袋上的表皮。因为皮下是头盖骨，棒子就一下子弹了回去。这时两边的22号和24号门从里面打开，几个人蜂拥而出。
这一切都是在半秒钟的时间内发生的。科瓦尔斯基被包围了。虽然科瓦尔斯基在很多情况下反应很慢，但面临这样的处境，他很清楚：必须进行战斗。
在狭窄的走廊里，他的身材，他的力量，使他没有用武之地。由于他个子高大，棒子在打他的头部以前，没有能使出全部力量；现在他头上的血摘下来，流过他的眼睛。他辨认出有两个人在他面前的门口；在他的两旁还各有两个人。他迫切需要活动的地方，因此他冲进了23号房间。
这一冲使他面前的那个人蹒跚地向后直退；他背后的人也都跟了进去。有好几双手拉住他的衣领和衣服。他在房间里掏出腋下的自动手枪，掉转身向门口开了一枪。正在这时另一根棒子打在他的手腕上，他的枪口随着向下倾斜。
有一个特工让子弹打碎了膝盖，尖叫一声倒了下去。与此同时他手里的枪也给打掉了，他手腕上又挨了一下，手指麻得失去了知觉。紧接着五个人一起扑到他身上来把他掀倒在地。整个打斗不过3分钟时间。一位医生后来估计，在他最后失去知觉以前，他的头部受到皮包棍棒的袭击总共有十二下。他的一只耳朵有一块肉给打掉了，鼻子也破了，脸孔看起来像一个深红色的面具。
他的还手主要是一种本能反应行动。有两次他几乎抓到他的手枪，直到后来有人飞起一脚把它踢到起居间的另一头去了。到最后他脸朝下倒下去时，打手中只剩下三个人还站在那里用脚踢他。
几个特工踢打完后，这个高大的躯体躺在地上毫无知觉，只有从裂了口子的头皮上不停地流淌出来的鲜血说明他还是活着的；那三个没有给打垮的人退后站着，恶狠狠地咒骂，胸膛一起一伏地喘着气。至于其余的人中，那个腿上中了一枪的斜倚着靠门的墙，脸色苍白，沾满鲜血的双手捂着受伤的膝头，从灰白的嘴唇里发出一连串污秽难听的脏话；另一个人双膝跪在地上，缓慢地前后摇晃着，一只手深深地捂着被打破的腹股沟；最后一个人面孔向下躺在离波兰人不远的地毯上，左太阳穴青肿，变了颜色，因为科瓦尔斯基致命的一击不偏不倚打了他个正着。
这群人的头头把科瓦尔斯基背向下翻过来，拨开他的眼皮看了看。然后走到窗前电话边，拨了个市内的号码，等着。
他还在喘着气时，电话里有人答话了。他告诉另一头的接话人：“我们抓到他了……厮打吗？当然，他拼命地厮打……他开了一枪，格里尼伤了一个膝盖骨，卡普蒂睾丸上中了一弹，而维塞特则晕过去了，浑身冰凉……什么？对，波兰人活着，这不是命令么？要不然我们不会让他打得这么惨……啊，他也受伤了，好吧……不知道，他失去知觉了……喂，我们不是要一只盛生菜的篮子，我们是要两辆救护车。要快一点！”
他放下了听筒，漫无对象地嘟哝了一声“妈的”，这是全世界操各种语言的人共同骂人的话。房间里到处是家具的碎片，像劈柴似的，事实上也只有当柴烧了。他们原先都以为波兰人会倒在外面的通道上，隔壁房间没有摆一件家具。结果这就碍事了，他自己就遭到科瓦尔斯基扔过来的一把扶手椅砸在胸膛正中，痛得很。见鬼的波兰人，他在想，领导办公室的那些笨蛋们没有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5分钟后两部雪铁龙救护车来到公寓门口，医生跑上楼来。他花了5分钟的时间，仔细地检查了科瓦尔斯基，最后他把这个失去知觉的人的袖子卷起，给他打了一针。当两个抬担架的人把科瓦尔斯基抬到电梯口时，医生又转身向着受伤的科西嘉人，他看到墙边周围全是血，知道他受伤很重。
他把受伤人的手从膝盖拿开，检查了一下说：“用吗啡，然后送医院。我准备给你打一针，在这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不论怎样，我的孩子，你干这个行当的时代是要结束了。”
在打针的时候，格里尼又是一连串的骂娘。
维塞特坐在地上，两手抱住了头，脸上好像没有表情。卡普蒂现在笔直地靠墙坐着，好像只想作呕。他的两个同伙夹住他的双肩架着他一拐一拐地从房内走到走廊。当第二辆救护车中的担架把不能动弹的格里尼抬走后，为首的那个人把维塞特背走了。
他走到过道里，回头看看那乱七八糟的房间，医生站在他旁边。
“咳，真是一团糟。”医生说。
“当地的警察们会来清理干净的。”为首的人说：“这是他们该死的公寓。”
他关好了房门，看见22号和24号房门还开着，这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他就把两扇门都关好了。
医生问：“这儿没有邻居吗？”
“没有邻居。”科西嘉人说，“我们占用了整个楼层。”
医生走在前面，他帮着把仍然昏迷的维塞特抬下楼梯，走向停着的车子。
※※※
12小时以后，当救护车飞快地在法国国土上跑了好远一段路程之后，科瓦尔斯基现在躺在一张轻便床上，这是在巴黎郊外一座古堡营房的地下室里。房间里当然是白粉刷的墙，又脏又霉，跟所有的监狱牢房都一样，这里刻写着一些秽语，那里涂抹着一些祷文。房里又热又闷，一股石炭酸、汗和尿的气味。波兰人面孔向上躺在一个窄小的铁床上，床脚是固定在混凝土地面里的。床上除了一块淡棕色垫子和卷在他头下的毯子外，可说是别无他物。两条结实的皮带绑着他的两踝，还有两条绑着他的大腿和两只手腕。一条皮带横捆着他的胸膛。他仍然毫无知觉，只是深沉而不规则地呼吸着。
面部的血污洗净了，耳朵和头皮已经缝合。一条橡皮膏贴在被打破的鼻子上，从嘶嘶发响的张着的嘴里，可以看见两个门牙被打断了，只留下半截牙根。脸上其他部位也青肿得很厉害。
在浓密的黑汗毛下面，胸膛、肩膀、肚皮等处都隐约地看到有青紫色的肿块，显然是拳头、靴子和皮包棍棒踢打的结果。右手腕包扎着绷带和橡皮膏。
医生检查完毕，直起身来，把听诊器放回皮包里。他回转身向身后的人点了点头，这个人就敲了敲门。门打开了，他们两人走了出去。门又关上了，管监狱的人还插上两道粗大的钢门闩。
“真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打他的，难道是从一辆特别快车上扔下来的？”医生一边走过通道一边问。
“用了六个人才制服了他。”罗兰上校说。
“哈，他们干得可真够厉害的，差不多快把他搞死了。要不是他壮得像头公牛，那他简直完了。”
“只好这样啊。”上校回答，“他毁了我的三个人。”
“这一场打斗一定是够凶的。”
“确实如此。那么伤势究竟怎么样呢？”
“用外行人的话说：可能右腕骨折——我还没有用X光检查，左耳、头皮撕裂，鼻子被打碎。伤口和青肿多处，很多地方划破以及青肿，有些内出血，这可能恶化而致命，也可能自己慢慢会好起来。他的身体实在结实，我所忧虑的是头部，脑震荡是肯定的，是轻微的或者是严重的就不好说了。看不出来头盖骨受伤，虽然……这并不是你们的人无能，因为他的头盖骨硬得像块石头。不过你们如果不让他静养些时日，那么脑震荡将会恶化。”
“我们需要问他几个问题。”罗兰上校看着夹在手指上点燃着的雪茄说。两人从地下室走上阶梯，到了监狱诊疗所的门口，都停了下来。医生看着行动分局的头头，觉得有点讨厌。
“我知道这是监狱，”医生轻轻地说，“这是对付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的地方，但我仍然是监狱的医生。在这个监狱里，凡是关系到人们健康的问题，都是我应该管的事。从这儿往回走过去，走廊那边——”他望着后面他们刚来的方向——“是你们的领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在那儿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我的事。我也不必再说什么。但是我要说明：如果在那个人没有复原以前，你们要用你们的方法开始‘审问’，那么他就会死的，或者会成为一个神经错乱的疯子。”
上校听着医生提出的忠告，无动于衷。
“要多久才能复原？”他问。
医生耸耸肩说：“很难说，可能明天就清醒，也许要过几天，即使他醒过来，还不宜于审问——这是从医疗方面的角度说的。如果脑震荡很轻微，那也至少两个星期才能审问。”
“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药品吧？”上校轻轻地说。
“药是有的，但是我不想开药方。你可能拿得到这种药品，但决不会是从我这里得到的。不管怎么说，他即使能对你说什么，也是毫无用处的。他可能说的是胡话，也可能清醒不过来。如果能清醒过来的话，也只能让他自己恢复。现在用药品只会使他变成白痴，对你和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他可能还要一个星期才能睁开眼睛，你最好还是等着吧。”
他说完转身回诊所去了。
但是医生估计错了。三天以后，科瓦尔斯基的眼睛睁开来了。
那是8月10日，这是第一次对他的审问，也是对他惟一的一次审问。
※※※
豺狼从布鲁塞尔回来后，花了三天时间，为他即将到法国执行任务作最后的准备和安排。
他把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新的驾驶执照放在口袋里，出门到汽车协会总部，以同样的名字申请了一张国际驾驶执照。
他从专卖旅行用品的旧货店里，买了一整套皮的衣箱。其中之一他准备装进去的东西，是为了可以假扮成丹麦哥本哈根的詹森牧师。在整理行装以前，他先把从哥本哈根买来的三件衬衫上有丹麦制的标记拆下来，换在从伦敦买来的牧师衬衫，硬领，以及黑色的牧师服装上。除了这些衣服外，还有鞋子、袜子、内衣以及深灰色的轻质上衣，以便某一天可以化装成为詹森牧师。在同一个衣箱里，又把扮成美国大学生马蒂·舒尔勃格的衣服、运动鞋、袜子、裤子、汗衫还有一件风衣放了进去。
撕开衣箱的里层，就在衣箱硬盖的两层皮革之间，塞进了两张外国人的护照。他可能有一天会扮成这两个外国人。在已经装满衣服的衣箱内，最后放进去的东西是丹麦版的关于法国天主教堂的书，还有两副眼镜，一副化装丹麦人、另一副则是化装美国人时用的。他把两套不同颜色的隐形眼镜仔细地用薄纸包好，还有准备染发用的东西。
第二只衣箱里放进他在巴黎旧货市场买的法国设计和制造的鞋子、袜子、衬衫和裤子，还有长过膝盖的旧大衣和黑色便帽。在衣箱的夹层里，他塞进法国中年人安德烈·马丁的假证件。这只皮箱里还有部分空位置，他不久还要装进一套细的钢管，里面有一支刺客用的步枪和弹药。
第三只衣箱稍微小些，装进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用的东西，其中有鞋子、袜子、内衣、衬衫、领带、手帕以及三件精制的上衣。在这个皮箱的夹层内，有几叠票面为10英镑的钞票，总数是1000英镑。那是他从布鲁塞尔回来时，从他自己的银行存款中取出来的。
他把每个皮箱都仔细地锁好，钥匙套在他自己的钥匙圈内。把浅灰色上衣洗过烫平，然后挂在公寓壁橱的挂钩上。胸口袋内是他的护照、驾驶执照和国际驾驶执照，还有一叠钞票，大概有100英镑现款。
最后一件行李是一只轻巧的手提袋，里面装了刮脸用具、睡衣、海绵袋和毛巾，以及他最后买的一些东西——一副用精织的带子制的轻质吊带，一袋两磅装的石膏，几卷粗织的软麻布绷带，半打卷装橡皮膏，三包原棉，一把刃钝但很结实的羊毛剪。这个手提袋将作为随身的行李，根据他的经验，在通过机场海关检查时，检查员很少会突然要求检查一只手提的公文包的。
采购与装箱完成之后，他的计划工作也接近于完成了。伪装成佩尔·詹森牧师或马蒂·舒尔勃格，这在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预防性措施，除非是波折横生，必须放弃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的身份。安德烈·马丁的身份对他的计划却是至关重要的，很可能其他两种身份根本不会用到。万一真是如此的话，任务完成后整只衣箱可以弃置在什么行李寄存处，事实上他也再不会用到这些东西了。进入法国时他有三只衣箱和一个手提袋，他估计离开时只须携带一只箱子和一件手提行李，绝不会再多了。
当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他就停下来等待两个通知，以便决定他出发的时间。一个是巴黎的电话号码，他能通过这个电话，及时了解关于法国总统周围安全保工实际力量的情况。另一个是迈耶先生从苏黎士写来的通知单，告诉他25万美元已经存进了他的银行账户上。
他利用在家等待的时候，在他的公寓里，来回地练习跛子走路的姿势。经过两天时间的实践，他对于自己装成跛子走路已经完全满意了，任何人都会认为他的腿或者脚脖子受了伤。
他等待的第一个通知是8月9日早晨收到的，信封上盖着罗马的邮戳，信上说：“你可以用莫里托尔5901与你的朋友接触，用‘这里是豺狼’几个字介绍你自己。回答你的话是：‘这是瓦尔米’。祝你幸运。”
一直到11日早晨，苏黎士的来信收到了。当他打开信看到了那个好消息后，真是笑逐颜开。他认为不管前途如何，只要还活着，他将是一个很有钱的富翁。假如他将要进行的工作获得成功，他将更有钱。他毫不怀疑他一定能成功，这个机会是不会失去的。
他把上午剩下来的时间打电话预订飞机票，决定第二天——8月12日早晨动身。
※※※
地下室里除了桌子后面五个人的深沉而有节制的呼吸外，显得一片寂静；桌子前面绑在一把笨重的橡木椅上的人发出粗声粗气的哮喘声。无法看清楚地窖有多大，也说不清楚墙壁是什么颜色，整个地方只有一片灯光照射在橡木椅和犯人身上。这是一盏平常供阅读用的台灯，但是灯泡的度数和亮度很大，增加了地窖中的热度。灯夹在桌子的左手边上，灯罩是可以调节的，现在直射在6英尺外的椅上。
部分光线照在斑驳的木桌上，可以看得出这儿有几只手或手腕，那儿只看到几只手指，以及用手指夹住的香烟，一缕缕青烟冉冉上升。
台灯的光线是那么亮，对比之下，地下室的其他地方都是暗的。在桌子后面并排坐着的五个人的肩膀和身体，对犯人来说是看不见的。他要想看见审讯者的惟一的办法是离开座位，走到旁边去，避开灯光，不让灯光直接照射在他的眼睛上，这样才能看出审讯者们上半身的轮廓。
对犯人来说，这是办不到的。
绑带把他的两条小腿牢牢地绑住在椅子腿上。椅子的前腿和后腿，都是用L形的钢支架固定在地面上。椅子有扶手，犯人的手腕，也同样用绑带牢牢地绑紧在扶手上。另一个带子围住他的腰部，还有一根带子则围住他长满茸毛的胸部，每一根带子都渗透了汗水。
桌子上除掉有几只手外，几乎全是空的。只有在桌子的角上有一条小槽，上面镶着一片黄铜，在一侧刻有字。在小槽中间，突出一个小的黄铜手柄端部用胶木包住，这只小手柄，能在槽内前后上下地移动。此外，还有一个电门开关。坐在桌子左边上的人用一只右手握住这只手柄，可以看得见手背上有很细的黑毛在跳动。
桌子下面有两股电线：一股接通开关，另一股则接通电源控制器，通向放在操作者脚边地上的变压器。从这里有一股粗的胶皮电缆连接在墙上配电盘的插座上。
在审讯者的后面，地下室后墙跟前的角落里，有一个人坐在木桌前面，面对着墙壁，在他前面放着一套录音机。有一只很小的绿灯亮着，虽然录音机的卷轴并没有动。
除掉呼吸声外，地下室内非常寂静。所有的人都把袖子高高卷起，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地下室里的气味几乎使人窒息，充满着汗水、铁锈、发霉、烟草以及人们排出来的各种臭味。仅仅是后者，已足够使人恶心，即使最强壮的人也忍不住，更何况还有恐惧和痛苦的折磨。
坐在中间的终于说话了，语调很文明、和善并带些诱骗的味道。
“听着，我可怜的维克托，你一定得告诉我们。虽然不一定现在就说，但是最后你一定会说的。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佩服你，但是你也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你以为罗丹不许你说吗？即使他在这儿的话也会命令你告诉我们的。他对这里的玩意儿是很清楚的，他自己也会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