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桀宋-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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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王康也有些犹豫不定,而公仲侈看到他这个样子,不由得上前一步,向着甘宁呵斥地道:“甘宁,说来说去,你不就是想让我们韩国的材士助你们魏国抗击宋军吗?可是宋国的虎贲岂有那么好打的吗?”

    “去年秦人东进,伐你魏国,还是我们韩国出了整整十万人的兵马帮助你们击退了秦军的入侵,现在宋人又来犯,我们韩国再出兵,一番大战之下,不知道要折损多少材士!我们韩国什么都没有得到!”

    公仲侈又向着韩王康作揖道:“大王啊,魏人是居心叵测!原本韩赵魏三国,三晋当中魏国最强,赵国次之,而我韩国偏弱,但是魏王四面树敌,接连不断地被邻近国家征伐,屡屡大战,已无多少可战之兵,而民生凋零,国力一蹶不振!现在三晋当中乃是赵国最强,而我韩国次之,魏国最弱!”

    “巫沙相王,魏王尊大王你为韩王,后来又有五国相王,实在是居心叵测。魏国现在屡屡敦促三晋同盟,与秦国、楚国、宋国开战,不就是为了借此削弱我韩国和赵国,将韩赵两国都拉下水吗?大王切不可上了魏人的当啊!”

第258章 术治() 
听到公仲侈反驳的说辞,韩王康微微颔首,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相国所言甚是!”韩王康目光炯炯地看着甘宁,沉声道,“魏国连年征战,早已疲弊不堪,现在我们韩国已经得罪了邻近的秦国,难道还要结仇于日益强大的宋国吗?甘宁啊,我韩国的家底可没有你们魏国那么深厚,经不起那样的折腾!”

    “一个秦国已经让韩国吃不消了,再得罪一个宋国,只怕我韩国将永无宁日啊!”

    闻言,甘宁阴沉着脸,暂时没有作声。

    其实韩人有这方面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毕竟魏国现在犹如丧家之犬,谁都想过去踩上一脚,这个时候韩国没有落井下石,趁机攻打魏国已经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了!

    曾经的霸主魏国,将周边的秦国、楚国、齐国、赵国、韩国、中山国等国一个个踩在脚下,那是多么的无限风光,多么的不可一世。可是现在报应来了,曾经多么风光,现在就有多么落魄!

    魏国曾经有着横扫列国,一统天下的机会,可惜魏惠王没有珍惜,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

    魏国连年征战,国力疲弊,根本没有空余的时间休养生息,发展国力。

    最根本的一点还是魏国后力不足,国内的青壮几乎在战场上拼了个精光,所造成的连锁反应就是,耕地荒废没有人去耕种,妇人守寡,没办法生下子嗣,没有子嗣,便没有了青壮,没有了青壮就没有了兵源,而没有了兵源就无法轻易开战。

    在这个战国乱世,人口,才是最好的资源!

    魏国就像是陷入了死循环一般,被连年的战事拖入了泥沼,还没等他缓口气,新一轮的战事又爆发了,还是没完没了的那一种!

    现在老魏王之所以听信了公孙衍的谏言,想要合纵韩、赵、燕、中山,五国合纵,攻守兼备,是因为想要给自己的魏国分担压力。

    魏国处四战之地,还接连被秦齐楚三大霸主国欺凌,实在是凄惨得很,照这样下去,可能没个十年八年,魏国就要被列国瓜分干净了!

    韩王康的担忧不足为奇,毕竟宋国与韩国并不接壤,上一次韩赵魏三国组成联军共同抗秦,是因为三国都比邻秦国,直面秦人的兵锋的威胁,但是再一次对手是风头正劲的宋国啊,这样说什么韩国都不想被魏国拉下水了!

    无利不起早,一点利益都没有的事情谁会干?

    援魏抗宋,这明显是赔本的买卖嘛!

    公仲侈听到韩王康的话,高声道:“不错。宋军的兵锋强横,与秦人的虎狼之师一般无二,若是宋国对于你们魏国的河南地志在必得,铁了心地想要作战到底的话,不知道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将宋人赶出魏国的地盘!”

    “甘大夫,还请你见谅。宋君偃此人睚眦必报,就连霸主齐国都差点被他们宋国打趴下了,我们韩国不比齐国,虽然与宋国鞭长莫及,但是一旦被宋君偃记恨上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呢?”

    甘宁没了法子,却是沉住气,冷冷地扫了公仲侈一眼喝道:“相国大人,你刚刚说我魏国居心叵测?那我倒是想问问你,侈相你是否也是居心叵测呢?宋人到底给了你多少布帛财物,让你这么为他们宋国说话?!”

    闻言,公仲侈手臂颤抖地指着甘宁,几乎戳到他的鼻子上。公仲侈气急败坏地道:“甘宁,你少在这里恶语中伤于我!我对大王的忠心,对于大韩国的忠心天地可鉴!本相所言所行,一举一动莫不是在为了韩国着想!怎么到了你的嘴里还成了他国的帮凶、说客了?”

    甘宁冷笑道:“是不是中伤你自己心里清楚。据我所知,宋国的子干大人昨日已经到了新郑,还去过你的府上,待了半个时辰之久!就是不知道子干和侈相你们都在交谈什么,或者是有什么利益纠葛呀。”

    “我……”公仲侈被甘宁的这一席话怼得无言以对。

    韩王康颇为忌惮地看着公仲侈,说道:“相国,可有此事?”

    “大王,大王……”听到韩王康的发问,公仲侈吓得肝胆俱裂,后背上都是流个不止的冷汗。

    法家推行的的“法术势”三种治国的理念,宋国和秦国用的都是其中的“法治”和“势治”,“术治”反倒是没怎么推崇,尽管秦宋两国也大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而韩国是以“术”治国,其余“法”“势”并用,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显著,在韩昭侯的时候还很强,把中原的小霸主国郑国都灭掉了。但是后来的君主却没有很好的奉行这变法的成果,韩昭侯一死,变法的成果便灰飞烟灭了。

    虽然那些公卿大夫的势力并没有死灰复燃,韩国的中央集权也达到了鼎盛,韩王的权力可谓是这个时代最高的。但是没卵用,因为这并不能促使韩国富强。

    韩昭侯以后的韩国君主都没有很好地保留申不害变法的成果,只是延续了“术治”,寡人即国家,韩侯可以一言决定臣民的生死,在朝堂上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偌大一个韩国,却没有出过多少的名臣良将,这便是一个主要因素。

    因为韩侯的威势太强大了,说错话可能都要掉脑袋,株连九族什么的。但是在别的国家,说错话是可以得到君王的原谅的,有的时候不仅不会责怪你,还要奖赏于你,这在韩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两相比较之下,韩国的“术治”自然是相形见绌的了。

    所以天下贤才都不想入韩国,出仕韩国,本地的韩人贤能,他们也不想侍奉母国的君王。因为韩侯是宽宏大量的还好,若是太猜忌的那一种……呃,自求多福吧。

    不过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

    韩国礼教森严,所以在几代韩侯的熏陶,和耳濡目染之下,韩王康自然也成了一个自私自利,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君了。

    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没有哪一个君王傻到愿意放弃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将权力分享给公卿大夫们。好不容易收回来的权力,抓在手里,怎么能说放就放?

    所以,尽管历代韩侯都知道“术治”的弊端,却都没有进行改革就是这个缘故——他们舍不得放弃手中的权柄!

    韩王康积威日盛,这一瞪眼之下,即便是相国公仲侈都感到浑身发抖,不寒而栗。

    “确有此事。”公仲侈颤声道,“不过臣真的没有收受子干的贿赂啊!臣方才的言辞都是在为了我韩国着想啊!归根结底,援魏抗宋之事还是弊大于利,所以臣是万万不敢昧着良心建议大王出兵援魏的。”

    韩王康会相信公仲侈的这一番说辞吗?

    不会,当然不会了!

    寡人听你在这里扯淡!公仲侈和那些韩国公卿大夫出身的贵族大臣们是什么尿性,韩王康心里跟明镜儿似的。

    现在韩国的朝堂上许多都是尸位素餐,迂腐无能之辈,对此韩王康还是看在眼里的。

    申不害变法,主要的还是整顿吏治,轻徭薄役,可是韩昭侯一死,韩国曾经的辉煌便一去不复还了。韩国的官制也是越来越臃肿不堪,越来越多的人才外流,越来越多的平庸无能的贵族上位,成为了肉食者。

    这些韩王康都知道,但是他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不触及韩国王室的根本利益就好。韩国不算很富强,却也不弱,足够养活这么一大帮庸才。

    韩王康也是有雄心壮志的君主,可惜时势所迫,他发现韩国处在这个一个糟糕的地理位置,四面都是强大的国家,根本就无从发展,无从吞并,只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有便宜的时候就跟着别人去占便宜了。

第259章 西河学派() 
韩国的官场是贪污成风,韩王康都没有整顿一下,公仲侈这个时候还贪污受贿,给宋人说话,还被魏国使者甘宁指点出来了,这个固然可恼可气,但是韩王康对于甘宁更是不爽。

    这家丑不可外扬,所以韩王康也没有怎么追求公仲侈的罪过,只是点了点头,放了公仲侈一马。

    甘宁有感于韩国朝堂的腐败,几乎已经烂到骨子里了,看来是没救了。

    求助于韩国现在看来是不成了,韩王康唯利是图,这个时候又没有真正威胁到他们韩国的利益,所以袖手旁观,在新郑这边隔岸观火,看热闹还是说得过去的。

    就是不知道邯郸那边是什么情况。

    甘宁拜别了韩王康,回到驿馆,便开始打点行李,准备启程回国了。

    ……

    “韩王、赵侯二人真是鼠目寸光!鼠目寸光!他们以为作壁上观宋人就会放过他们了吗?妄想!痴心妄想!”

    在大梁的魏王宫中,魏王瑩又召开大朝会,对韩赵两国的肉食者未能深谋远虑的事情大发雷霆。

    “大王息怒!息怒啊!”魏国的朝臣们已经习惯于跪下来,山呼老魏王息怒了。

    没办法,这是一个比较任性妄为的君主。

    正所谓食君之禄,分君之忧,他们吃的是老魏王的俸禄,享受的是大魏国的食邑,自己要给老魏王说好话,出谏言,事事无论巨细都要为大魏国的好坏着想,考虑周到。

    现在老魏王为了魏国危难,而韩赵两国不肯出兵援救的消息而暴跳如雷,他们也都无计可施。

    魏国的朝堂上,大半的朝臣都是儒家出身,他们忠君爱国,但是治国安民的能力却不是很强,他们这些儒生知道修身养性,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谦谦君子,伐战、伐交、治国、安民等方面的事情他们都有所涉猎,但不是特别擅长就对了。

    魏国经过李悝变法之后,大量的天下贤才争相涌入魏国,首当其冲的就是诸子百家。哦不,应该就是诸子百家,当时天底下所有的贤才几乎都被诸子百家一网打尽了。

    不过魏国当时流行一个学派,叫做河西学派,公孙衍就是出身河西学派的。

    河西学派里面的各式各样的人才是应有尽有,儒家的,道家的,法家的,墨家的,兵家的,诸子百家之人无不出现在河西学派之中,为魏国的鼎盛出了一份力。

    为什么魏国的贤能层出不穷?

    诸如商鞅、张仪、范睢、犀首都是从魏国跑到秦国去的,这些人都有着经天纬地之才,治世之才,王佐之才,却没有得到魏惠王的重用,不能一展抱负,这才去到秦国建功立业,魏国便是由此人才凋零,后力不足的。

    魏国能早就贤才,却不留不住贤才!

    有一个古语叫做“楚材晋用”,现在一样可以套用到战国时代,“魏材秦用”!

    不管怎么说,现在魏国的人才储备还是足够雄厚的,虽然大量的经世济用的贤能出走他国,但是以如今魏国的富庶,和老魏王礼贤下士所开出的优渥的待遇,还是能留下不少的人才的。

    魏国的高端贤才少之又少,能拿的出手的就是公孙衍、惠施等人,至于良将,魏国的良将倒是很多,孙何、冯巩、翟章、公孙喜等人都是良将,但是魏国缺乏那一种有着大局观的主将。

    在魏国的国内,朝野上下,无论是朝中的新兴公卿大夫,还是各地的官吏,绝大多数都是出自河西学派。

    河西学派如一个庞然大物一般,影响力可见一斑。

    河西学派原本是子夏、公孙豹、乐羊等人创立的,囊括诸子百家的人才,学以致用。河西学派先是在魏国蓬勃发展,后来秦国商鞅变法,又吸引了一大批的河西学派的贤才争相出仕秦国,随着秦国愈发地强盛,河西学派这个庞然大物,也渐渐将自己的触手伸到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其学术,影响了整个战国乱世!

    河西学派是战国时期最大的学派,创始人是子夏。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子夏来到魏国西河(今陕西关中东部黄河沿岸地区)讲学,传播儒家经典、文化和学术思想而形成的著名儒家学派之一。

    西河学派中有不少人成为魏国的治世良臣,该学派为弘扬和发展儒家思想,以及前期法家思想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

    在先秦思想史上,卜商子夏乃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思想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长期被忽视的人物。

    说他被忽视,一是因为其学说主要靠口耳相传,所遗留者经秦灭书后亦多散佚。

    二是因为现在通行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书中,一般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述。

    实际上,卜商子夏是春秋战国之际孔门中由儒学礼治思想过渡到法家政术思想的一位枢纽人物,名震当时,学泽后世,是孔子经世思想的嫡传弟子,是法术政治思想的先驱,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子夏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影响深远。

    孔子死后,子夏讲学西河,向弟子传授六经,对《春秋》的讲授尤为注重。这是子夏本人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所决定的。

    子夏传《春秋》,将历史学导入政治。他所最注重的首先是“微言大义”,后来传授于公羊学派,形成对汉初政治影响极大的《春秋》公羊之学。著名的董仲舒即是这一派的传人。

    晚清时代著名改革思想家魏源、龚自珍、康有为也都属于公羊学派即今文学派。

    魏、龚经世致用、变古适今的政治改革思想,当时流传到日本,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政治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子夏也极其注重春秋时代的史事故实,此在《左氏春秋》中保存最多。此外,子夏也注重于训诂之学,这一学派即《谷梁春秋》。

    以现代学术的观点看,可以说“公羊学”注重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哲学。

    而《左氏春秋》注重于史料和政治历史,“谷梁春秋”则偏重于语言分析哲学。如果说《春秋》之学开创于孔子,则子夏正是将其学说发扬光大而形成上述三大学派的最早传承者。

    吴起在郑与秦军展开决战,魏军大胜。

    魏太子击趁秦军西河守军主力围攻吴起防守空虚之际,指挥黄河东岸的魏军渡河。太子击率军攻破了秦国西河防线的军事重镇繁庞(今陕西韩城孔子讲学东南),秦国的西河防线被魏军彻底突破了,大批的魏军进入秦国。

    魏文侯在西河地区一方面完成了军事占领,另一方面把魏国的便民政策带到了西河,得到了西河百姓的拥护,魏国在西河建立了稳固的统治。

    魏国在西河实行的新政策对秦国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秦简公为了安抚民心,被迫实行初租禾。

    魏文侯在对秦攻略中除了军事打击、政策攻心外,还进行了文化渗透,著名的西河学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秦人本是华夏西陲部族,由于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而放弃了西向发展的打算,改向东方发展,商鞅变法后子夏画像更激起了统一中原的雄心。

    魏文侯知道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却对中原文化很向往。

    于是魏文侯重用当时著名的大儒子夏,拜子夏为老师,在西河讲学。

    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名卜商,比孔子小四十四岁,生于公元前507年。

    魏文侯在延请子夏来西河的时候,子夏已是百岁老人,很少亲自教授了。

    而且子夏由于老年丧子之痛,哭瞎了眼睛。在西河真正教授的是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

    子夏的政治思想具有法家倾向,在孔门弟子中,子夏并不象颜回、曾参辈那样恪守孔子之道。他是一位独创性的思想家。他关注的问题已不是“克己复礼”(复兴周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

    因此,子夏发展出一套偏离儒家正统证质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

    吴起、商鞅变法,都首先采取示民以信的政治策略,显然源出于子夏之术。

    子夏注重君王用权之术,认为君王必须注意研究政治历史。他说:“有国有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主张治国者要学习《春秋》等史书,汲取历史教训,消除危机于萌芽状态,防止失权以至政变。

    尽管子夏非常注意养生,身体一直很健康,但毕竟年事已高,而且双目失明,最初对魏文侯的邀请是很犹豫的。

    魏文侯知道子夏是各国士人的灵魂宗师,决心一定要请子夏到西河坐镇。

    于是,魏文侯亲自拜子夏为师,对子夏异常尊重。给国君做老师是儒的最高荣誉,即所谓的帝王师。子夏是第一个享有这个荣誉的大儒,甚至孔子在生前也没有享受过如此尊高的荣誉。

    子夏被魏文侯的诚意感动了,决定亲自到西河坐镇。

    由于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师,而且亲自坐镇西河,华夏文化的重点就转到了魏国,转到了西河,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学派。

第260章 奇观() 
子夏在西河的象征意义极其重大,不仅对秦国、楚国、赵国这些外族文化占上风的国家的怀化作用十分显著,而且使魏国俨然成为中原各国中的文化宗主国。

    儒本来是以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师。

    而六艺是贵族和士人在治理国家中必须要掌握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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