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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达到这样一个结果，他就得付出相当大的精力，这种付出可能大大超出了他所能得到的，更进一步说，他因此而做的善事，还不如他没有压制自己天性之前做的多。必须指出，在任何一个民族里，这种对性活动的制约都会大大增加人们对生存的焦虑感和死亡的恐惧感，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既干扰人们享受生活乐趣的能力，又泯灭了他的冒险精神和不惧一死的勇气——这两种后果都使人们不愿再生育后代，而这种不能繁衍子孙的个人或民族，慢慢地就要消亡。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文明的性道德究竟是否值得我们去为之牺牲？
特别是当我们还不愿全部放弃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促进个人幸福乃是文化发展之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我们的这个疑惑就会有增无减。作为一个医生，我无权设计一个改革的方案，但是当我参照艾伦费尔斯先生的建议，将文明性道德带来的恶果一一举出来，并指出它与文明人神经质增加之间的关系时，我已尽了自己的努力。我所作出的探讨和进一步解释意在使人们认识到，对这一性道德进行改革，已经是一个相当急切的事情了。
第一章精神器官
精神分析学提出一个基本假设，讨论这个设想必须运用哲学思想，而证实这个设想却只要看这个设想所产生的结果怎样。我们都知道我们称为精神（Ｐｓｙｃｈｅ）或精神生活（ＭｅｎBｔａｌＬｉｆｅ）
的两个方面是：第一，它的机体组织和运动场所，即大脑（或神经系统）；第二，我们的意识活动，即最为直接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任何描述都没法作出进一步解释的。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一切，对我们来讲都是未知的，这些材料中也不包含我们的知识的这两个终极之间的任何直接关系。即使这种联系的确存在，它也至多只能提供思维过程的一个准确的定域，不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些思维过程的理解。我们的两个前提就从我们认识的结尾或开端出发。第一个前提和定域有关。我们假设精神生活是某个器官的功能，我们把这种器官的特征描述为具有空间的伸展性，而且是由几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把它想象成类似望远镜或显微镜之类的东西。虽然在这以前已经有人朝着同样方向作过一些尝试，然而对这样一种观念进行不懈的探索却是科学界绝无仅有的。通过研究人类的个体的发展，我们已获得了对这种精神器官的了解。我们把这些精神区域或精神媒介中最原始的本能称作“本我”（ｉｄ）。
它含有全部遗传东西，一切与生俱来的东西，一切人体结构中内在的东西——所以首先就是来自躯体组织，并且第一次以我们未知的方式（即“本我”）发现一种精神的表达形式的本能。在我们四周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影响下，“本我”的某一部分经历了特殊的发展。从本来是具有接受刺激的器官同时又排列成能起到抵抗刺激的保护作用的外皮层产生出了一种特殊的机体，从而它就充当了“本我”和客观世界之间的调解人，我们把精神的这一区域称做“自我”（Ｅｇｏ）。
“自我”的主要特点如下。由于意识感知和肌体活动之间预定的联系，“自我”能在自身的支配下发挥能动作用。对于外部事物，它是通过以下形式履行这一使命的——对刺激产生意识，贮存有关刺激的经验（在记忆中），防止过强的刺激（通过逃避），处理适度的刺激（通过适应），最后学会让外部世界产生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变化（通过能动性）。
关于内部事物，它与“本我”发生联系，通过以下方式履行这一使命——控制本能的需求，决定这些要求是否应该得到满足，把这种满足延迟到外部世界中有利的时间和场合，或者完全压制其激奋。它在发挥其能动作用时是由判断刺激所导致的不同类型的紧张来产生的，也就是判断这些紧张到底是本来就内在存在的还是由外部引入的。一般认为，这些紧张的增长是不愉快的，但减少则是愉快的。然而，这种被认为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感觉很可能并不是这种紧张的绝对高度，而是紧张中发生的变化的某种节奏。“自我”力求愉快而想法避免不愉快。意料之中的或事先预见到的不愉快的增长会碰到一个忧虑信号（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ａｎｘｉｅｔｙ）；只要出现这样的增长，无论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还是来自内部的威胁，都被看作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自我”不断地放弃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遁入睡眠状态，但在睡眠状态中，其机体组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这个睡眠状态可以推测，这个机体内含有精神能力的一种特定的分布。在漫长的童年时代，正在逐渐成长的人依赖自己的父母生活。这段时间在他的“自我”中留下一种“沉淀物”，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媒介，父母的影响就通过这一媒介而得到伸展。我们称它为“超我”（Ｓｕｐｅｒ—ｅｇｏ）。仅就这个“超我”区别于“自我”或与“自我”相对抗这一点来说，它构成了“自我”不可能不考虑的第三种力量。“自我”的作用应该是同时满足“本我”的、“超我”的和现实的需要，也就是说，能够调和这三者的相互要求。只要追溯到儿童对父母的态度，有关“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的详细情况也就完全可以理喻了。这种父母影响的现实作用当然不仅包括亲生父母的个性，并且还包括通过父母流传下来的家庭的、种族的、民族的传统以及父母所代表的直接的社会环境下的种种要求。同样，“超我”在个别发展的过程中，还会接受父母的继承者和取代者——例如教师和在公共生活中受到赞赏的社会理想的典范的影响。尽管“本我”和“超我”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我们还是能观察到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全代表了过去的影响——“本我”代表遗传的影响，“超我”
本质上代表从其它人身上继承的影响——，而“自我”则主要是由个人的经验所决定的，也便是由偶然的、同时代的事件所决定的。我们认为，对于精神器官所作的上述提纲挈领的描绘也适用于在精神系统方面相似于人的高级动物。只要和人类一样在童年时代有一个长时间的依赖阶段，就必须设想有一个“超我”存在。“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差别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假设。动物心理学至今尚未涉及这里提出的这个很有趣味的问题。
第二章关于本能的理论
“本我”的力量表现了个别有机体生命的真正目的。这种目的就在于满足他内在的需要。而像维持自己的生命或通过忧虑防止陷入危险等目的，都不能属于“本我”。那都是“自我”的任务，权衡外部世界的情况，以发现获得满足的最有利、最无危险的方式，也是它的职责。“超我”可以推出新的需要，可是它的主要功能还在于对满足加以限制。我们假设存在于“本我”的需要而导致的紧张背后的那种力量，就叫做“本能”。
本能代表的是肉体对于心灵的要求。虽然它们是所有活动的最终因素，但是它们具有保守的本质；一个有机体达到了某种状态，不管是哪一种状态，总会产生出一旦这种状态被摒弃就重建起这种状态的趋势。所以要区分数量不确定的本能是可能的，而且在平常的实践中实际上已经在这样做了。然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到底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无数的本能追溯到几个最基本的方式。我们已经发现，本能是可以改变其目标的（通过移置），也可以互相替代——即一种本能的能量转移到另一种本能。我们对这后一种替换过程尚未充分了解。经过长时间的踌躇不决，我们决定假设只存在两种基本的本能：爱恋本能（Ｅｒｏｓ）和破坏本能（自我保存本能和人种保存本能之间的对照，以及自爱与对象爱之间的对比，都归于爱恋本能的范畴）。
这两种基本本能中的第一种本能的目的是要建立越来越大的统一，还维持这种统一——简而言之，就是联合；第二种本能的目的正好相反，是要割裂各种关联，从而破坏事物。就破坏本能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其最终目的是要将活着的东西领入无机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又称它为“死亡本能”。要是我们假定有生命的东西出现于无生命的东西之后，并且是从无生命的东西中产生的，那么死亡本能就符合了我们已经提出的那个公式，大意就是本能总是趋向于返回到更早期的情况。在爱恋本能（或称爱的本能）的状况中，我们就不能套用这个公式了。假如要套用这个公式，就必须预先假定生命实体曾一度是一个统一体，后来被分割，而如今又力图达到重新统一。在生物功能上，这两种基本本能要么互相冲突、要么互相结合。因而，吃食行为就是对所食对象的破坏，但最终目的是合并吸收；性行为是一种侵犯行为，可其目的是最亲密的结合。两种基本本能的这种同时并存但又互相对立的作用造成了所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景象。我们的这两种基本本能可以从生物领域类推到主宰无机物世界的那对相互对立的力量——引力与斥力。调节两种本能之间互相交融的比例的变动会发生极为明显的结果。性行为的侵犯性过强就会使男方变成性杀人狂，可侵犯因素锐减又会使他变得羞怯或阳萎。要把这两种基本本能中的任何一种限制于精神的某一范畴是绝不可能的。它们必然是到处可遇的。我们可以构想出这样一个初始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爱恋本能所能达到的总的能量（下文中我们将称之为“利比多”）存在于尚未加以区分的自我也就是本我之中，而且承担抵消同时并存的破坏趋势的任务（我们还没有一个同“利比多”相类似的专门用语可以用来描述破坏本能的能量）。
到了以后的阶段，我们追踪利比多的盛衰交替，相对来说就要方便一些，但是对于破坏本能则是更困难了。只要一个本能是内在地产生作用，如死亡本能，它就一直保持沉默；只有当它转向外在、成为一种破坏本能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发生这种由内在到外在的迁移，对于保存个体好象是至关重要的；肌肉组织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当“超我”确立以后，侵犯性本能的相当一部分就固定在“自我”的内部，在那里起着自我毁损的作用。这是人类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所面临的破坏健康的危险之一。抑制侵犯本能一般来说是不健康的，会导致疾病（禁欲）。一个处于极度愤怒的人经常会表现出一直被抑制着的侵犯本能是怎样过渡到自我破坏的，也就是把它转化为对自己的侵犯：他会揪扯自己的头发或用拳头打自己的脸，虽然他显然更愿意把这种手段施加于他人。自我破坏本能的某一部分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留在自我内部，直到它最后成功地致这个人于死地——大概只有在他的利比多已经全部耗尽或者以一种不利的方式固定下来时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一般可以这样推断，个人是死于其内部的矛盾，而人种是死于它同外部世界的斗争的失败，如果外部世界以一种人类已经获得的适应能力不能适当应付的形式发生变化的话。至于利比多在“本我”和“超我”中的行为，就很难说出些什么了。我们所说的只是同“自我”有关的情况，而利比多的全部能量最初就是在“自我”中积累的。我们称这个阶段为绝对的、最初的自恋（ｎａｒｃｉｓｉｓｍ）。
这种自恋一直持续到“自我”开始把利比多注入到他物的概念中，从此将自恋利比多转变为他恋利比多。在整个生命中“自我”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储存库，利比多的精神注入（ｃａｔｈｅｘ－ｅｓ）就是从这里倾泻于他物，随后又重新收回到这个库中，好比一条阿米巴虫用它的伪足行走一样。只有当一个人完全置身于爱时，利比多的主要部分才被移置于对象中，这一对象就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自我”。
利比多在生活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流动性，亦即它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对象所凭籍的灵活性。这一灵活性必然与利比多对于某些特定对象的固定性形成对比，后者通常是终生不变的。利比多具有肉体的来源，是从身体的各个器官和各个部位流入“自我”的，这已不成问题。只要看一看由于他本能的目的而被表述为性兴奋的那部分利比多的情况，就一清二楚了。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中，能产生利比多的最突出的部位被叫作“性感应区”（ｅｒｏｔｏｇｅｎｉｃｚｏｎｅｓ）。事实上整个人体就是这样一个“性感应区”。
通过对性功能的研究，我们已经获得了对爱恋本能——就是说，对它的表现者利比多——的更多了解，而根据流行的观点，尽管不是根据我们的理论，性功能和爱恋本能也是相符合的。我们已经能够描绘出，注定要对我们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性冲动，是怎样从代表特定性感应区若干本能的组成部分的连续促进中逐渐发展而来的。
第三章性功能的发展
按照流行的观点，人类性生活的实质在于让自己的生殖器与某个异性的生殖器发生接触的一种要求，亲吻，注视和抚摸对方的身体都是与此相联的附带现象和引导性行动。这种要求被认为是出现在青春期，也就是性成熟期，充当人类达到繁衍目的的方式。不过，我们一直所知道的某些事实却并不符合这种观点的狭隘模式。
（１）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有一些人只对同性及同性的生殖器感兴趣。
（２）同样引人注意的是，有些人的欲望表现得和性欲一样，可同时却又完全漠视性器官或性器官的正常使用。这种人被唤作“性反常者”（ｐｅｒｖｅｒｔｓ）。
（３）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儿童（他们因此而被视为堕落）很早就对自己的生殖器感兴趣，还表现出性兴奋的迹象。既然精神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借上述三个被忽视的事实为基本条件的，同有关性问题的所有流行观点发生偏差，它招致惊愕和非议也就完全可以信任了。精神分析的主要发现如下：
（ａ）性生活并不是必须得到青春期才开始的，而是在婴儿出生后不久就明显地表现出其开始的。
（ｂ）必须清楚地区分“性的”和“生殖器的”这两个概念。前者是一个更广阔的概念，包含了许多与生殖器无关的活动。
（ｃ）性生活含有从身体的某些区域得到快感的功能——这种功能随后才承担繁衍的职责。这两个功能通常无法一致。人们的主要兴趣自然集中在上述三个发现的第一个。因为它是最出乎意料的。我们已经发现，幼年时期的身体活动就已带有一些性迹象，这些迹象和我们后来在成人性生活中所遇见的某些精神现象相联系——诸如对特定对象的固恋、嫉妒等等。只有陈腐的偏见才会否认这些迹象的性含义。人们还进一步研究发现，出现在孩童时期的这些现象是一个有秩序的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它们经历一个有规律的增长过程，在孩童接近六岁末时达到顶峰，随之出现间歇。在这个间歇期，发展陷于停顿，已有的发展成果被大量丢弃，经常出现倒退。当这个被称作潜伏期的阶段结束后，人类性生活又随着青春期的来临重新向前发展，我们大概可以称此为“第二次开花”。这里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性生活的开端是双相的（ｄｉｐｈａｓｉｃ），是随着两个高潮产生的。这一特点只有在人身上才显现出来，显然对“人性化”（Ｈｏｍ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早期阶段的所有活动——除少量残留之外——都沦为婴儿健忘症的牺牲品，这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我们对于精神病因的见解和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技术就是从上述观念中得到的；我们对这一早期阶段的发展过程的追溯也为其它结论提供了依据。婴儿出生之后，作为性感区出现并且使心理上产生利比多的要求的第一个器官是嘴。起先，所有精神活动要集中于满足这一区域的需求。当然，这种满足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接受营养而达到自我生存的目的，但生理学不应混同于心理学。婴儿在吃奶时表现出的执着要求证明他在初生期就有了获得满足的需要，虽然这一要求的直接动机是获取食物，可它同时又力图获得不依赖食物的快感，正是如此，它可以，也应该被称作性的要求。在口唇阶段，随着牙齿的出现已开始零零星星地显示出一些性虐待的冲动；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性虐待肛门阶段，这种冲动的程度要强烈得多，因为这时已是通过侵犯行为和分泌功能来寻求满足。我们把侵犯欲归属利比多的原因是基于下述观点的：性虐待狂是纯利比多和纯破坏欲的一种本能融合，这种融合一旦形成便始终难分难解了。第三个阶段叫作崇拜男性生殖器阶段。此阶段可以说是人类性生活最终定型的前兆，已经具有许多与最终形成相同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在该阶段扮演角色的是男性生殖器而不包括女性生殖器。女性生殖器很长时间处于未知状态。当儿童试图了解性过程时，他们总是崇拜由来以久的泄殖腔理论（Ｃｌｏａｃａｌｓｈｅｏｒｙ）
——这种理论具有遗传学上的充分根据。在男性生殖器崇拜过程中，幼儿时期的性意识达到了高峰，并开始趋向于减弱。从这时开始，男孩和女孩各自有了不同的经历。在这以前，他们都把自己的智力活动用于对性的研究，而且从人人都有阴茎这一前提出发。可是现在男性和女性的道路分开了。男性进入了“俄狄浦斯”阶段；他开始使用自己的生殖器，同时产生出用生殖器进行某种与其母亲相关联的活动的一些臆想。直到后来，由于受到阉割的威胁和发现女性没有阴茎这两个方面的双重影响，他便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创伤，而这一创伤及其所产生的全部后果便导致了潜伏期。女孩在试图和男孩做同样的事情的愿望落空之后，逐渐认识到自己缺少阴茎，或者更明确地说，明白了自己的阴蒂的低劣。这些认识对女性的个性发展形成了永远的影响；她在这场竞争中第一次失望往往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她将会从此完全回避性生活。假如认为上述三个阶段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