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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炫目的雪白的牙齿。
“我们昨天等您来哩，公爵小姐，”他对基蒂说。
他说话的时候身子摇晃了一下，随后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动作，竭力想要装得好像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本想来的，但是瓦莲卡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捎话说你们不去了。”
“不去了？”彼得罗夫说，涨红了脸，于是立刻咳嗽起来，用眼光四处寻找他的妻子。“安尼达！安尼达①！”他叫，他的细瘦的雪白脖颈上的青筋涨得像绳索一样。
①安尼达是安娜的小名。
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他生气地低声说，发不出声音来。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浮上完全不像她以前的态度，露出假笑。“很高兴认识您，”她向公爵说。
“大家老早就等着您呢，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画家又一次沙哑地、更生气地低声说，显然因为他的声音少气无力，使他未能充分表达出他的意思而冒火了。
“啊哟！我以为我们不去了哩，”他妻子不高兴地回答。
“什么，什么时候……”他咳嗽着，挥着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和他女儿一道走开了。
“唉！唉！”他深深叹息着。“啊，可怜的人！”
“是呀，爸爸，”基蒂回答。“你知道他们有三个小孩，没有仆人，差不多一点财产也没有。他从学院领一点钱。”她兴奋地继续说，竭力想消除由于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的态度的奇异变化在她心中所引起的苦恼。
“啊，施塔尔夫人来了，”基蒂说，指着一辆轮椅。在轮椅里，靠在枕头上，一个包在灰色和青色东西里的物体躺在阳伞下。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在她背后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阴郁而强壮的德国工人。在她旁边站着一位淡黄色头发的瑞典的伯爵，基蒂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周围徘徊着，凝视着这位太太，好像她是什么稀罕东西一样。
公爵走近她。基蒂立刻又在他的眼睛里觉察出了那使她慌乱的嘲弄的火焰。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极其斯文、极其殷勤地，用现在很少人能够讲的那样优美的法语向她招呼。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为了感谢您对我女儿的厚意，不能不使您回想起来呢，”他说，脱下帽子，再没有戴上。
“亚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向他抬起她那天使般的眼睛，基蒂在那眼神里觉察出烦恼的神色。
“看到您，高兴得很！您的女儿，我真是喜欢极了呢。”
“您身体还是不大好吗？”
“是的，我也惯了，”施塔尔夫人说，她把公爵介绍给瑞典的伯爵。
“您差不多完全没有变啊，”公爵对她说。”我没有荣幸看见您已经有十年、十一年了呢。”
“是的，上帝赐给人苦难，也赐给人忍受苦难的力量，人常常奇怪苟延残喘地活着有什么目的呢？……那边！”她恼怨地对瓦莲卡说，因为瓦莲卡没有如她的意把毛毯盖住她的脚。
“大概是行善吧，”公爵眼睛里含着笑意说。
“那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施塔尔夫人说，觉出了公爵脸上的微妙表情。“那么，您把那本书送给我吗，亲爱的伯爵？
我谢谢您呢。”她转向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站在旁边的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叫了一声，于是向施塔尔夫人鞠了躬，就同他的女儿和加入他们之中的莫斯科上校一道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带着讥讽的意味说。他因为施塔尔夫人不和他结交而对她不满。
“她还跟从前一样哩，”公爵回答。
“在她生病之前您认识她吗——就是说在她躺倒以前？”
“是的。我看到她躺倒的，”公爵说。
“据说她有十年没有起床了。”
“她不起床，因为她的腿太短了。她的样子长得丑极了。”
“爸爸，决不会的！”基蒂叫着。
“恶嘴毒舌的人都这么说，我的亲爱的。而你的瓦莲卡可够受罪的，”他补充说。“啊，这些生病的太太们！”
“啊，不，爸爸！”基蒂热忱地反对着。“瓦莲卡很崇拜她。而且她做了那么多好事！随便问哪个人吧！没有人不知道她和阿琳的。”
“也许是这样，”他说，用胳膊肘挟紧她的胳膊。“但是做了好事，问什么人，什么人都不知道，那就更好呢。”
基蒂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她没有话可说了，而是因为她连在她父亲面前也不愿泄露她的秘密思想。但是，说也奇怪，虽然她下决心不受她父亲的见解的影响，不让他踏入她内心的圣地，但是她却感到她整整一个月来怀藏在心里的施塔尔夫人的神圣形像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就像由被人任意抛掷的衣服所构成的奇幻人形，当人看出来躺在那里的只是一件衣服的时候，就会消逝一样。剩下的只是一个短腿的妇人，她因为生得难看而终年躺在床上，而且为了没有如她的意给她盖上毛毯就折磨那个可怜的任劳任怨的瓦莲卡。无论怎么拼命想像，基蒂也不能把以前的施塔尔夫人唤回来了。
三十五
公爵把他的愉快心情感染了自己家里的人和朋友们，甚至谢尔巴茨基一家下榻的德国旅馆的店主。
和基蒂一道从浴场回来以后，公爵邀请上校、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和瓦莲卡一同来喝咖啡，吩咐把桌椅搬到花园里栗树下面，在那里摆早饭。旅馆主人和仆人也都受到他的愉快心情的影响而变得活跃起来。他们知道他慷慨大方；半个钟头以后，住在楼上那位从汉堡来的生病的医生羡慕地从窗口眺望着聚在栗树下面的那一群兴高采烈的健康的俄国人。在树叶投下的摇曳的阴影的圆圈里，在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咖啡壶、面包、奶油、干酪和冷野味的桌旁，坐着公爵夫人，她戴着缀着淡紫色丝带的帽子，在分一杯杯咖啡和奶油面包。那一头坐着公爵，他大吃特吃，高声而又愉快地谈着话。公爵把他买的东西陈列在身旁，有雕花木匣、玩具、各式各样的裁纸刀，他每到一处温泉就要买许多这样的东西；他把它们分赠给大家，连女仆丽珊和旅馆主人都有一份，他用可笑的蹩脚德语和旅馆主人说笑话，向他肯定说医治好基蒂的不是温泉而是他的出色烹调，特别是他的梅汤。公爵夫人嘲笑她丈夫的俄国习气，但是自从她来到温泉以后她从来没有这么活泼和愉快过。上校听到公爵说笑话照例微笑，但是关于欧洲，他自信是素有研究的，他总是站在公爵夫人一边。好心肠的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每听到公爵说一句有趣的话，就捧腹大笑，就连瓦莲卡也被公爵的笑话引起的轻微而富于感染性的笑声弄得无可奈何，这是基蒂以前所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一切都使得基蒂快乐，但是她总不能宽下心来。她父亲对她的朋友，和对她那么向往的生活所表示的诙谐看法无意中向她提出了问题，使她无法解决。这个疑团之上又加上她和彼得罗夫家的关系的变化，那变化今天是那么明显地和不愉快地显示了出来。大家都很愉快，但是基蒂却愉快不起来，而这就更使她苦恼。她怀着好像幼年时她挨罚关在自己房间里听着外面她姐姐们的快乐笑声时体验到的那样的感觉。
“哦，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吗？”公爵夫人说，微笑着，把一杯咖啡递给她丈夫。
“出去散散步，走到商店面前，他们就向你兜揽起生意来。‘Erlaucht，Excellenz，Durchlaucht’①地叫。他们一叫‘Durchlacuht’，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十个塔勒②就花掉了。”
①德语：大人，阁下，殿下。
②塔勒是德国的一种银币。
“原来只是因为无聊的缘故，”公爵夫人说。
“自然是因为无聊了。这么无聊，亲爱的，可真不知道怎样消遣呢。”
“您怎么也会感到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趣的东西多得很啦，”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说。
“但是有趣的东西我通通知道：梅汤我知道，豌豆腊肠我也知道。我通通知道呢。”
“不，无论您怎样说，公爵，他们的各种设施是有趣的，”
上校说。
“可是有什么趣呢？他们都好像臭铜钱那样得意；他们征服了一切人。我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我什么人也没有征服；我不能不亲自脱靴子，是的，而且亲自把它们放到门外，不能不一早就起来，马上穿上衣服，走到餐室去喝很难喝的茶！在家里可就不同啦！你从从容容起来，为什么不如意的事生一会儿气，埋怨一两句，就又平静下来。你有时间思索一切，不慌不忙的。”
“但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您忘记了这句话吧，”上校说。
“那也要看情形！有的时候为了五十个戈比就可以牺牲一个月，有的时候无论出多少钱也不能牺牲半个钟头。不是吗，卡坚卡？怎么的？你为什么郁郁不乐呢？”
“我没有什么。”
“您要到哪里去？再坐一会吧，”他对瓦莲卡说。
“我要回家了，”瓦莲卡站起来说，她又咯咯地笑起来了。
当她收敛了笑容的时候，她告辞了，就走进屋里去取帽子。
基蒂跟随着她。在她看来好像连瓦莲卡都有些异样了。她并没有变坏，只是和她以前所想像的两样了。
“啊哟！我好久没有这样大笑过了呢！”瓦莲卡说，收拾起她的伞和提包。“他多慈爱，您父亲！”
基蒂沉默着。
“我什么时候再见您呢？”瓦莲卡问。
“Maman打算到彼得罗夫家去看看。您不到那里去吗？”
基蒂说，试探着瓦莲卡。
“去的，”瓦莲卡回答。“他们准备走了，所以我答应去帮他们收拾行李。”
“那么我也来吧。”
“不，您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基蒂说，睁大了眼睛，抓住瓦莲卡的伞，不让她走。“不，等一等，为什么不呢？”
“啊，没有什么；您父亲回来了，而且您去帮忙，他们反而会感到不安哩。”
“不，告诉我您为什么不愿意我常去彼得罗夫家？难道您不愿意我去吗？为什么不呢？”
“我并没有那样说，”瓦莲卡镇静地说。
“不，请您告诉我吧！”
“通通告诉您？”瓦莲卡问。
“通通！通通！”基蒂应声说。
“哦，实在说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只是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画家的名字）本来早就打算走的，可是现在他又不愿意走了，”瓦莲卡微笑着说。
“哦，哦！”基蒂性急地催促着，忧郁地望着瓦莲卡。
“哦，不知为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他不愿意走是因为您在这里的缘故。自然，这是无稽之谈，但是为了这个，为了您，夫妻两个吵了一架。您知道这些病人是多么爱发脾气呀。”
基蒂把眉头皱得更紧，依然沉默着，瓦莲卡一个人说下去，竭力想使她消气或安慰她，而且预料到一阵风暴要来了——是眼泪呢还是言语，她不知道。
“所以您还是不要去的好……您明白吧，您不会生气吧？
……”
“我自己活该！我自己活该！”基蒂连忙叫道，从瓦莲卡手里夺过伞来，避而不望着她朋友的眼睛。
瓦莲卡看到她那小孩子般的怒气真要笑了，但是她怕伤害她的感情。
“怎么是您活该呢？我真不明白，”她说。
“是我自己活该，因为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故意做出来的，并非出于本心。别人的事和我有什么相干呢？结果我成了吵架的原因，我做了没有人要我做的事。因为这一切都是虚伪！虚伪！虚伪呀！”
“虚伪？为的什么目的呢？”瓦莲卡静静地说。
“啊，多么愚蠢！多么可恶呀！我毫无必要……只是虚伪！”
她一面说，一面把伞撑开又收拢。
“但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为了要在别人，在自己，在上帝面前显得好一点；为的是要欺骗大家。不！现在我再不干这种事了。我宁可坏，但至少不是撒谎的人，不是骗子。”
“谁是骗子呢？”瓦莲卡用责备的口吻说。“您说话好像……”
但是基蒂是在勃然大怒中。她不让她说完。
“我不是说您，决不是说您。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是的，是的，我知道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假如我天生坏，叫我怎么办呢？假使我不是天生坏的话，就不会这样啦。还是让我像我原来那种样子吧，但是可不要虚伪。我跟安娜·帕夫洛夫娜有什么关系呢？让他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我不能变成另外的人……这完全错了，错了。”
“什么事情错了呢？”瓦莲卡迷惑地问。
“全都错了。我只能按照我的感情生活，而您却能按照原则。我只是喜欢您，而您大概是完全为了要挽救我，教导我。”
“您这话是不公平的，”瓦莲卡说。
“但是我并不是说别人，我是说我自己。”
“基蒂！”她们听见她母亲的声音，“来呀，把你的项链拿给你爸爸看。”
基蒂没有和她朋友和解，就带着傲慢的样子从桌上拿了放在小盒里的项链，径自到她母亲那里去了。
“你怎么啦？怎么脸涨得这样红。”她母亲和父亲异口同声地对她说。
“没有什么，”她回答。“我马上就转来，”说着她就又跑回来了。
“她还在这里，”她想。“我对她说什么好呢？啊呀！我做了什么事，我说了什么话呢！我为什么让她受委屈呢？我怎么办呀？我对她说什么好呢？”基蒂想着，在门口站住了。
瓦莲卡戴着帽子，伞拿在手里，正在桌旁检查被基蒂弄断的弹簧。她抬起头来。
“瓦莲卡，饶恕我，饶恕我吧！”基蒂走上她跟前去，低低地说。“我记不得我说了些什么。我……”
“我实在不是有心伤害您，”瓦莲卡说，微笑了。
和好了。但是自从父亲回来以后，在基蒂看来，她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变了。她没有放弃她学得的一切，但是她明白了她以为能够做到如她愿望的那样，那不过是欺骗自己罢了。好像她的眼睛睁开了；她感到要置身在她希望登上的高峰而不流于虚伪和自负是多么困难。此外，她还感觉到她所处的这个充满了痛苦、疾病和垂死的人的世界是使人多么难受。她为了要使自己爱这个世界而付出的努力，她现在感觉到难以忍受了，她渴望赶快回到清新的空气中，回到俄国，回到叶尔古绍沃，她接到信知道她的多莉姐姐已经带着孩子们到叶尔古绍沃去了。
但是她对瓦莲卡的情意并没有衰减。当她道别的时候，基蒂要求她到俄国时去看望他们。
“您结婚的时候我来，”瓦莲卡说。
“我永远不结婚。”
“那么好，我永远不来。”
“那么好，我就为了这个缘故结婚吧。留心，记住您的诺言呀，”基蒂说。
医生的预言实现了。基蒂恢复了健康回到俄国。她不像从前那么快活和无忧无虑，但是平静了。她的莫斯科的忧愁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了。
！
第三部
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兹内舍夫想要休息一下精神的疲劳，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国外去，他在五月末住到乡下他弟弟这里来了。照他的意见，最好的生活是田园生活。他现在就是到他弟弟这里来享受这种生活的。康斯坦丁·列文看见他来了，非常高兴，特别是因为今年夏天，他已经不期望他的尼古拉哥哥来了。但是尽管他对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怀着敬爱的心情，列文在乡下和他哥哥一起还是感觉得不舒服的。看着他哥哥对乡村的态度就使他不舒服，简直是使他恼怒。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是生活的地方，欢喜、悲衷、劳动的地方；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一方面是劳动后的休息场所，另一方面是消除城市的腐败影响的有效解毒剂，他相信那解毒剂的功效而乐于服用它。对康斯坦丁·列文说来，乡间的好处就在于它是劳动的场所，劳动的好处是无可置疑的；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来，乡间特别好却是因为在那里可以而且又宜于无所事事。此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于农民的态度也有几分使康斯里丁·列文恼怒。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总说他了解而且爱护农民，他时常和农民们攀谈，他懂得怎样谈法，不摆架子，也不装模作样，从每次这样的谈话中，他都引伸出有利于农民的一般结论，证实他是了解他们的。康斯坦丁·列文不喜欢对农民抱这样的态度。对康斯坦丁说来，农民只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与者，而且虽然他对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说的，那种感情多半是他吸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进去的——虽然他作为一个共同工作者，常常赞叹这些人的气力、温顺和公正，但是当共同劳动要求别的品质的时候，他对农民的粗心、懒散、酗酒和说谎，就往往激怒了。要是有人问他喜不喜欢农民，康斯坦丁·列文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他对农民恰如他对一般的人一样，又喜欢又不喜欢。自然，以他这样一个好心肠的人，他对一般人是喜欢比不喜欢的成分居多，对农民也是一样。但是他不能把农民当作什么特殊的人物来爱憎，因为他不只是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和他们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同时也因为他把自己看成农民中的一份子，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优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而且，虽然他以主人和仲裁者的资格，特别是以顾问的资格（农民们信赖他，他们从四十里远的地方来求教于他），和农民们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生活了这么多年，他对于农民还是没有固定的看法，要是有人问他理解不理解农民，他还会像有人问他喜不喜欢他们一样茫然不知所答。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