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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和他并行的人，实在是被他榨取苦了。
第二十三句：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经过宋国，在一颗大树下面和门徒们演习礼仪。这就像练气功一样，天天练，德行就提高了。宋国司马（军队的首领）桓魋以前给家里人造了个石棺材，这在埃及是满流行的，但是在中国却是违反礼的。其实当时没有明确成文的法，礼的种种规定，就是法。孔子在媒体上发表过责备桓魋的话。这次桓魋急了，派人把孔子的大树给拔了。
孔子和门徒们赶紧跑，徒弟们说：“老师，咱们可以跑得快点儿。”
孔子说：“不用跑快。上天把道德生给了在我身上，桓魋他能把我怎么样！”
这是一句挺有气势的话，当时孔子也六十来岁了。岁数大的人胆子就是大。
遇上困难和挫折，经常想想自己优势的部分，就不沮丧了，这种精神胜利法，是解决现代人的压力管理之道吧。所以以后我的汽车爆胎了，我就说，天生给德行给我，你个轮胎爆了，能把我怎么样啊！
有时候，自信不是通过参加励志训练班获得的，多读书，多有道德，就有了自信。孔子善于精神胜利法。
第二十四句：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可能是总是使由之，不使知之，只讲手段，不讲目的，只讲仁啊、礼啊、信啊、孝啊，目的是什么呢？不讲。所以有的门下就抱怨他讲的东西有隐藏。孔子就急了，说：“你们二三子（各位先生们的意思）以为我有隐藏吗？我没有藏着掖着不讲的。我天天都跟你们再一起，这就是我阿丘啊！”
孔子一急，把自己名字都喊出来了。名是贱称，轻易不称。
第二十五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孔子的教学主要是四个方面，文化课，道德操行方面，忠（不是特指忠君，而是对他人尽心尽力），信（讲信用）。这不知道是哪个徒弟总结的，感觉总结的不是很好。忠信在孔子体系中是小的东西，二级的东西，不能与文、行并列。
第二十六句：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乎。”
孔子说：“圣人（仁者加上其它一些本事，就是圣人了），我是没有见到的条件啦，能见到君子（求仁守礼的，再加上有一定地位和血统），就知足了。善人（最大特点也是仁，马三立相声中就有马大善人，欺负小孩的），我也没机会见到了，能见到有恒的人，就不错啦。”
“有的人把没有装作有，空虚装作充实，贫乏装作饱满，这样的人，很难做的有恒啊。”
什么叫做有恒啊，就是坚持自己信条，有恒心的人。孟子说，没有恒定的产业，但是却有恒心（信条原则），只有士人才有一定可能这样。若是一般民众，没有恒产，就会不惮于干任何奸佞的坏事了。
孟子这里把有恒心（坚持原则）的两个条件都指出来了，一是有物质基础，二是有精神基础。其中后者更重要。
有恒心，就能笃行自己的原则，虽然内在修养上未必达到了很高，但是距离圣和善，总是在同一条路上了，坚持走下去，总能离圣和善，越来越进了。若连恒心都没有，就不用提了。
恒心这个词，现在多是单指读书要有恒心，其实是被弱化了，更应该是在守道上。
（二）
第二十七句：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孔子是个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钓鱼的时候不在绳上系很多钩，射鸟不射俯在窝上的在家休息的鸟——也许还是正在孵baby的鸟。这都是仁心啊。
第二十八句：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有些人大约是没什么思想，但也敢发表言论。我不是这样的。孔子说。
孔子说：“到处打听，把各种见闻积累多了，选择其中善的，去依从它。多累积一些见识，记在心里。这个虽然不能说是有知（有思想），但也算是低一级的有知了。”
思想是来自于学习。
第二十九句：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互乡是一个乡的地名，这里的人，都特别坏。其中有一个楞小子，来见孔子。门徒们都反感：“见这样的坏分子干嘛？”
孔子对坏分子没有歧视，说：“他以前好不好，我不敢保证。但他现在是带着一种整洁自己的愿望来的啊，那我就赞赏这一点。”
孔子在教化民众求道的路上，一个都不落下。可惜孔子的门徒们却把求道的圈划的很小，把整个一个互乡的人，全给划在圈外了。
靠着这帮徒弟，如何完成教化治国的事业啊。
第三十句：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这是整个《论语》中最好看的一句，最有精神美感的一句。犹如王阳明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反映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伟大。
按照孔老师前面的意思，自己的门徒中，自己所在的时代里，一个活着的仁人都没有，仁简直是比登天还难求得了。这里孔子突然又转换了说法：“仁很难求到吗？仁的心距离我们很远吗？我欲仁，则斯仁至矣。”仁只是精神上的一种认守，不需要远道而寻，也不需要像练佛法或者练气功那样一层一层地去通关，由小乘而大乘什么的，百日筑基什么的，童子功什么的。仁并不是躲着人的，让人费力也追不到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
只要你想仁，你就是仁了。
之所以孔子见到的仁的人那么少，只是因为大家不想仁罢了。大家不肯关怀和促成他人利益罢了。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其实，其它低一级的好德行，也是如此，譬如孝啊、信啊、义啊、敬啊，你想这样，你也就这样了。这不过是一个开关，你打开了，你就选择进入了好的品德了。
第三十一句：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这一句是讲辩论技巧的。陈国的司败（官名）问孔子：“鲁昭公知礼吗？”
所谓知礼，就是守礼的意思。礼是一种意义上的制度，鲁昭公是有不知礼的地方的，他长着一个大胡子，但很有童心，所以可能比较任性，难免就违背了礼。这孔子是知道的，但是对着外国人，自己不能说自己的国君不知礼，于是孔子回答：“鲁昭公知礼。”
陈司败得了机会了，于是对旁人——孔子弟子巫马期讲：“鲁昭公在吴国王室那里娶来了媳妇，这是违背同姓不婚的啊（吴国也是周文王家族的人被封的诸侯，和鲁国同出于周家族，同为姬性）。如果说鲁昭公知礼，那谁还不知礼啊。”
巫马期把这话告诉孔子了，孔子说：“我孔丘是运气的啊，我说错了话，人家必然给我指出了。”
什么意思呢，孔子最后做了自我批评，说我孔子把话说错了（鲁昭公确实是不知礼的），但是陈司败明明手里有鲁昭公不知礼的证据，却事先不说，让孔子发言，然后再跑去证明孔子发言错了。孔子又立刻坦承错误。正可见出孔子之心坦然光明，而陈司败满露着小人心机。
孔子就是这么做的，不去争辩，坦率地讲我错了，来相应地去对照陈司败在辩论中的气量狭小。使得后者虽胜，但心中怃然不乐。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在道理上打败人家，你就攻击对方的态度，孔子就是这么做的，陈司败一定闹了个大红脸。
第三十二句：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孔子很能折腾人，遇上善于唱歌的人，一定要让这个人再唱一遍，然后第三遍的时候再一起跟他和着唱。
孔子是个麦霸。
第三十三句：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孔子说：“努力修炼，这一点我跟别人差不多（意思说我跟别人水平一样，也就是在不停努力修炼着自己的精神操守）。但是，从容地，不待努力，就自然而然地行在君子的道理上，保持君子的状态，我还是做不到那个境界啊。”
一般认为这是孔子自谦的。不过，也不能完全说孔子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地自然而然地就处在君子的道路上。难道连一会卡壳、抛锚和需要加油的时候都没有吗？
第三十四句：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孔子说：“若说是圣和仁，我岂敢当。”这里，把圣人和仁人并列，仁放在了圣的高度。在孔子的这本书里，圣的主要内含和标志，也就是仁了，二者几乎等同，所以再次可见，求仁是很难的啊。
孔子说：“我也就是在争求达到圣和仁的路上，不厌足地学，不疲倦地也教别人也学，也就是这样啊。”
看来，孔子还是承认自己没有达到自在自然的君子状态，还是在开车前进的过程中啊。
公西华说：“老师不要太谦逊啦，就您这一点，就是我们所做不到的啊。”
也就是说，在公西华看来，他们这些徒弟，连开车向圣和仁前进，这种状态，都没处上啊。或者他们是步行的吧，或者是坐的奥托。
第三十五句：？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祷久矣。”
孔子病了，病得很厉害，已经基本可以判断是往死的路上走，回不来了——古人管这个状态叫“疾病”，就是疾（指现代意义的病）发展到了病的地步（现代意义上的严重的要死的地步）。
一般得病了，自己应该祈祷，譬如诸葛亮那样弄上几盏灯，步罡踏斗，去哀求上天，饶了自己一命，让自己再活几年。但是孔子已经病的自己没法“步罡踏斗”了。子路就找了个职业人员替他“步罡踏斗”。
孔子后来又不死了，病又缓解了。孔子苏醒以后问：“你找人替我祈祷了，是吗？这种做法是合礼的吗，古代有这种做法吗？”
子路说有，还引了古书上的话做证据：“祷尔于上下神祇。”这就是在替别人向神灵祈祷啊。
但是孔子还是觉得不愿意，他觉得别人代替做是心不诚的，从前他就说过，吾不与祭，如不祭——找别人替代我去主办祭祀，等于没有祭祀。于是他反对子路这么做，但子路也是出于好心啊，而且还见效了。子路又没有违礼。
孔子就说了句中性的略带批评的话：“我以前已经祷告得很久了。”意思是，其实你们可以不必再找人替代祷告。
孔子这里就是有恒心，是恒者。对于自己的信条，譬如要守礼，行礼的时候要心诚自己来，这个原则，一丝不苟，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意违反。宁死也不违反自己的原则，岂不是恒者、刚者、慎独者与闻义能徙者！
第三十六句：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孔子说：“奢侈的人，常常心骄，就对别人不逊，凌驾别人。俭朴的人，则流于小家子气，顽固鄙陋。与其不逊，宁可固陋。”
不逊是伤害了别人，而固陋只是自己固陋。按照孔子的仁的原则，所以不逊比固陋的过失更大。
第三十七句：？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古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重在精神生活，内心坦荡，平敞舒畅；小人重在世俗利益，算尽心机，所以常戚戚——促缩忧戚。
前后对照来看，先秦时代的人重名（精神生活），唐宋明清的皇权时代的人重利（物质生活）。所以看古书也有感觉，有时候物质生活是随着历史和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步的，但是精神生活的质量和优美的水准，却往往是在某些时代跌落下去的。有些时代的古人笔记，看上去，显露出的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境界，是可鄙的、鄙陋的。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追求的东西有大有小，追求的大，你心就宽。你追求的小而具体，你心就窄。有精神生活的人，所务是道德的进步，较少把精力注在患得患失上，如何不坦荡荡。你常常面朝大海，自然就春暖花开。
第三十八句：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这是门徒们描述的孔子生活日居中的样子。孔子温和同时严厉，威严但是不猛悍，恭敬而且安和。
现在新颁布的孔子像，根本没有这样传神。
这大约正是坦荡荡的样子吧，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自信。这样的一种自信和神态，适合做男模，其实孔子身高九尺六寸（项羽是八尺余，皆据司马迁），确实适合做男模。
不但是舞台上的男模，也是中国人精神典范上的模特。
后序
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当然这话是被误传了的。其实是赵匡胤的宰相赵普，因为学问不够大，只懂得半部《论语》，但是也居然就能治天下。
《论语》我这里写的，比一半还少一点点，但我觉得这大约就已经够了，就像一个鸡蛋，从小的一端吃上一半，跟从大的一端吃上一半，味道差不多，不一定全吃完才知道它的味道。
我们总结一下，儒家和法家，历来是相生相克的一对冤家姐妹。
儒家的根本内容，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法家可以用三个字。
儒家就是“仁”和“礼”，仁的教化，和礼的约束。
法家就是“法”“术”“势”，以法令来驱动社会，以术来监察法令的实施者（官吏们），以势来保障君主在执法用术时的力度。
儒家和法家，目的又都是相同的，就是崇君和求治（国家发展）。
但是先秦时代的儒家，孔子的儒学，跟后代的又不同，不同就在于他的宗旨目的，又不绝对在于崇君，而是维持等级秩序的和谐（当等级秩序中，国君的应有地位滑落时候就崇君，当臣子的应有权益被剥夺的时候，就为臣张目，当然孔子时代的客观情况主要是前者），因此而获得社会的和谐与求治。后代的儒家，被改造成适应皇权专制的绝对强调为崇君服务的了。
另外，还有两个路径需要总结：
1、东方孔子儒家路径：仁和礼的表率与教化、推广——实现仁的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美好和君臣民的等级秩序和谐（包括君权稳定），国家因此大治。
2、现代或者西方：民主体系——实现了仁的美好的社会——实现了国家的发展和强大。
我的话，到这里，大约就说完了。
附记： 儒家在西汉后期的实践
儒家用仁和礼的教化来治理国家，真要这么搞，是潜藏危机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是虚构和捏造的，汉武帝其实是个实用主义者，从各种学说中取其长处，从各种学说中捡取对自己皇权统治最有利的成分。他用的大臣也是多种多样，是不同学说的持有者。他和刘邦等人一样，是杂用多种治国思想的。他实际上是“卓然尊儒”，但并不曾“罢黜百家”。
接下来的汉宣帝，也是法儒兼用，使汉朝获得了中兴，他运用法家刑罚的手段维护了自己权力，打击了外戚势力，又通过法家的官吏考核和赏罚发展了国力（不断下去巡查考核），当然他也借助了儒家的教化。而接下来他的儿子特别好儒术，汉宣帝说这样下去，灭汉家的必然是你。
汉元帝改变了老爸的成功做法，纯用儒家，使用仁化礼仪教育，在从前汉武帝的时候，博士（儒家）的人数不过五十人，汉昭帝的时候是一百人，汉宣帝末期二百人，汉元帝则不做人数限制，后来由于财政困难限设员一千人！接下来到了汉成帝末期以及汉哀帝，则增至3000人！
在儒者的仁政下，汉元帝、汉成帝的大权被外戚劫走，他们落的毫无权力，权力都归了外戚王家。汉成帝本来有机会削弱外戚势力，但是儒家的仁政要求国君带头做仁的表率，向周围的亲戚臣子推行仁义，所以母族妻族的人一哀哭，他就一仁，不处罚犯了错误的大司马王凤了。他怕母亲伤心，他只知道儒家的孝，以为这样就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他爸爸汉元帝反对刑名（法家），受爸爸影响，他也是这样信奉儒家。但是你对亲戚行仁义，对老妈一族孝，亲戚反过来未必对国君忠君——向孔子的理论期望的那样。汉元帝、汉成帝对外戚王家那么好，最后王莽这个最讲儒家的人，却篡了他们的权。
不是说儒家的行仁政能崇君吗，怎么实践上行了半天仁义却被篡了权，不是说仁义的教化能使得臣子效忠国君吗，怎么教育出来的大儒者王莽却篡了权。西汉的灭亡，根本原因不在于外戚专权宦官当政什么的，这是现象，根本原因是纯信奉了儒家。西汉的灭亡，就是对纯用儒家治国的巨大的否定和嘲讽。
西汉后期的儒者，因为是纯用儒者，所以儒者当道，他们为了标榜和抬高儒学的历史地位，就杜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说法。办法是把《秦始皇本纪》中秦丞相王绾“罢黜法纵横家奏议”，横移到《今上本纪（指汉武帝）》的汉丞相卫绾的名下，造成了汉武帝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说法。
其实，汉宣帝讲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那就是汉朝历来的皇帝都是杂用儒法等多种学说的，这也应该包括汉武帝。
法家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