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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摩根士丹利还是高盛都是江湖屹立百年的门派，不能单靠忽悠，次贷危机之初摩根士丹利就已经有所察觉。2007年开始，摩根士丹利就开始在市场中不断做空次级抵押债券。
猜到故事的开头，未必能猜到故事的结尾。
这个超凡的预见没能挽救摩根士丹利，反而给它背上了一个大包袱。因为按金融工程理论，市场下滑时优质债券表现要优于劣质债券，这似乎是一个常理。由此，为对冲做空CDO债券风险，摩根士丹利在2007年初购入了大量超优先CDO，因为超优先CDO债券评级优于CDO（实际上在危急中这种债券的市场表现更差）。
市场是无情的，虽然摩根士丹利在做空CDO上获得了大量收益，然而这并未能弥补超优先CDO债券带来的损失。截至2007年8月，摩根士丹利税前亏损为37亿美元。即使如此，这些对摩根士丹利来说也不是不可弥补的，毕竟这家百年老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投资银行，时至今日仍旧保留了资本实力和充足的流动性。
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市场普遍认为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也将继雷曼兄弟后尘。此时，相信摩根士丹利的高层对自己变身并没有充分准备。当天，摩根士丹利高层仍旧声明没有任何想法染指商业银行业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自己成为华尔街最后的投行。
在金融市场中，有一个法则：如果市场认为一件事是真的，那这件事就是真的。
因为，市场是神。
2008年9月17日，摩根士丹利股价下挫37％；9月18日，盘中最高下挫46％；幸运的是，此时市场已经有保尔森计划的传闻，当日摩根士丹利股价以小阳报收于22。55美元。
即使如此，比股价下跌更可怕的事情仍然发生了。摩根士丹利的优质机构经纪业务已经流失30％，据说这些客户普遍认为有着稳定资金来源的商业银行更加可靠。
9月20日，摩根士丹利向美联储申请转型为商业银行控股公司，次日获批。同日，获得同样批件的还有摩根士丹利的难友，在全美投行排名第二的高盛。
一年之前，华尔街还认为金融监管是业务创新的绊脚石，此时为了挽救自己，接受美联储监管却成为救命稻草。
华尔街，回到了80年前。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转型意味着美国独立投资银行模式的终结，主流金融机构恢复到1929年经济危机前的状态。恰恰是在1929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危急中，混业经营同样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根源。
今天，又是一场大危机，终结了独立投资银行模式，究竟哪种模式更适合抵抗危机或是促进经济发展，也许本就很难说清。
终束了吗？
也许，只有危机才能让市场选出最优秀的金融体制。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皇图霸业谈笑间，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
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重整山河待后生：百年通用
长期并购使得GM产量超强，但最美丽的女孩也会年老色衰，没有内涵，不可能靠容貌名垂千古。GM的产能就是这位迟暮的美人，空倚门栏，却再也不会被消费者选在身侧。
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创立于1908年，1931年开始直至2008年，GM不但始终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还定义了战后跨国巨头的运作方式。
上世纪30年代，GM创立了雪佛兰、奥克斯豪尔、欧宝等品牌，创新了独立前轮悬挂等汽车技术；
上世纪70年代，GM率先使用了无铅汽油，两年后推出了安全气囊；
上世纪80年代，GM实施自我重建，创立了一体化全球团队；
上世纪90年代，GM创造了生物燃料和混合燃料……
GM曾经是美国人的骄傲，代表着工业文明，20世纪50年代，通用总裁查理·威尔森曾经在国会山骄傲的说“凡是对通用有利的，都对美国有利”。
60年，一个甲子，GM轮回于生死之间。2009年6月1日，GM正式申请破产保护。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GM没有走完……
提到GM破产原因，人们总是指责美国汽车工人工会过于强势，提及丰田等日系汽车的挑战。然而，GM与丰田之争已非一日，GM管理层更不可能糊涂到看不清人力成本高昂，缘何百年GM始终未能弥补自身弱势？GM疲态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出现，不过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彻底击溃了这位百岁老人。
其成其败，都与金融相关。
残酷的商战中，GM最为有效的策略就是并购：在欧洲并购欧宝，在澳大利亚并购霍顿，在亚洲并购大宇，大规模并购中，GM迅速获得了海外市场，这种跨国并购一度成为世界产业模式典范。
然而，这不是真相。
大规模并购背后，是类似于华尔街投行一样的激励机制和企业文化。GM从1918年起就开始推行“经理人持股计划”，将管理层薪酬与企业当期业绩直接挂钩。对每一任GM高管来说，都要受到巨大的当期业绩压力，并购无疑是最有效的扩张方式。于是，GM没有像选择德国大众一样持之以恒改良工艺，也没有像迈巴赫一样的顶级手工工艺，更不像日系车考虑燃油费用；面对全美汽车工人工会，管理者也得过且过，强硬的态度会引发罢工，立刻影响当期业绩；更不敢跟经销商叫板，经销商转投他人，对当期业绩来说是硬伤。
GM管理层却有着充足的动力推进海外并购，每次并购都将是一次海外扩张，能迅速带来市场份额，能迅速提高当期业绩。
日复一日的并购铸就了GM庞大的身躯，也日益消磨了巨人的创新斗志。对GM来说，创新，只意味着创新广告概念，这样可以提高市场份额，比如，不切实际的生物燃料技术。上世纪80年代GM还曾经投资小型车Saturn，90年代也曾投资EVI电力车。然而，90年代后期GM创新投资大幅下降，最后竟然连技术也要靠并购。
2000年后小型车在市场上站住了脚跟，世界石油价格波动，GM惊讶的发现市场已经是小型车的天下了。然而，自主创新却非一日之功，GM的并购主体是销售渠道和海外品牌，面对挑战，这位老人显得手足无措。GM竟然将巨额费用用于游说政府维持低油价，甚至放弃了电动车EV1项目，使得丰田Prius混合动力车在美国本土长驱直入。
长期并购使得GM产量超强，但最美丽的女孩也会年老色衰，没有内涵，不可能靠容貌名垂千古。GM的产能就是这位迟暮的美人，空倚门栏，却再也不会被消费者选在身侧。
更为可怕的是，GM突然发现自己甚至调整产能都不可能，GM高管无力对经销商采取强硬态度进而紧缩生产，也不能压低劳动力成本。到2005年GM的在职职工小时工资均数为80美元，而丰田美国本土的这一数字仅为50美元。GM那出的策略，只能是消费者激励（过度）、简化产品（降价），甚至是降低研发费用。
饮鸩止渴。
一切的根由，都是GM自身对高管的激励机制，如同贪婪的投行家，他们太看重高薪了。
即使如此，GM并非没有机会
2005年美国富豪柯克·科克里安（Kirk Kerkorian）收购了通用汽车9。9％的股票，成为通用汽车最大股东，其助手罗姆·约克进入了GM董事会。
约克和GM总裁瓦格纳的经营思路截然不同，约克希望GM能对市场份额和收入预期持更现实的看法，削减多余产品和品牌、出售或关闭并不赚钱的业务，并以全新的视角看待通用汽车。同时，约克希望董事会尽快实行自己的经营方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时间就是一切”。
科克里安和瓦格纳由此形成了尖锐对立，2006年6月科克里安对瓦格纳发表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公开信，要求GM和雷诺日产联盟，希望赶走瓦格纳。
美国企业中，并非成为大股东就可以控制董事会，那是教科书上的传说。控制一个企业，控股远远不够，还要有控制企业的经营团队。原总裁不配合，没事；如果整个企业员工都不肯放弃既得利益，就是全资控股也没用。
教科书告诉我们，大股东可以通过董事会换掉总裁。
对GM这样的企业来说，这是胡扯。
以高薪在市场招聘员工，想加盟GM的人会挤破头；即使以全世界最高的薪水聘请GM总裁，会发现，这个位置根本无人可替，因为全世界称职的人以个位数计算，而且他们早就有了自己的舞台。这样一个帝国，需要指挥若定，需要当机立断，需要……，任何人都可以被封为GM总裁，只是一纸律令根本无法保证控制整个企业。
何况，科克里安并没有在董事会取得多数席位。
瓦格纳在GM经营多年，在中小股东中颇有威望，最终瓦格纳取得了董事会支持，质疑科克里安联盟程序的合法性，进而单独组队与雷诺日产谈判。瓦格纳谈判的结果自然是失败，因为他坚持雷诺日产必须为入股GM支付股权溢价，这是雷诺日产不可能接受的条件。
随后，约克脱离GM，科克里安也清空了手中的GM股份，GM丧失了危机前最好的自救时机。
此时，次贷危机已经席卷全美。
美国人开始勒紧裤腰带，个人消费明显下降，GM融资渠道受阻，失去信贷途径的GM开始摇摇欲坠。2009年9月，GM、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家汽车巨无霸的CEO到华盛顿要求政府支持底特律汽车产业。令人愤怒的是，如此困境之下，三巨头仍然包了一架专机，这激怒了国会山。
结果是，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11月，GM向美国国会递交了第一次生存计划（Viability Plan I）。
GM破产，显然是美国政府非常不愿意见到的，不仅因为GM自身数以万计的工人，更为关键的是GM背后超长的产业链会因此崩溃。为避免GM破产，前总统布什调整了国会援助计划，向GM紧急援助134亿美元。不过，134亿对亏损几近千亿的GM来说已经是杯水车薪了。
2009年2月，GM宣布2008年底公司只剩余140亿美元现金，若无政府救助将无法生存。当月，GM向国会递交了第二份生存计划书，同时向瑞典和德国政府求助。
即使此时，GM的掌门人瓦格纳仍旧坚持绝不破产，并向国会痛陈，破产将使得300万人失去工作，GM无法重整山河待后生，因为，没有人会购买破产企业所产的汽车。
国会拒绝了GM的生存计划书，瑞典表示“瑞典国家和纳税人不会拥有这家工厂”，德国政府也表示即使援助GM，也要符合欧盟法律，资金不会流出欧洲本土。
好莱坞巨片中的博派变形金刚并没有来拯救奄奄一息的GM，西元2009年6月1日上午8时，GM正式向纽约南区法院递交了破产重组保护申请，此时GM资不抵债额为906亿美元。
GM，在变形金刚的故乡，走到了尽头。
金融支撑世界，谁在支撑金融
如果复制、拷贝甚至盗窃核心技术真的可以强国，如果真的以为通过拆分别人产品领悟创新真谛，那么世界上就永远不会有弱小的国家了，再穷、再小的国家也会有天才。
引领创新的，是金融；决定创新的，是教育。
毫无疑问，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强国。回顾美国崛起之路，我们试图勾勒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是：美国好像从来就没有国家发展战略。
从华盛顿时代，美国就没有所谓的发展规划，爱迪生没有获得国家基金支持，克林顿也没有制定伟大的信息产业纲领。非但如此，人们对联邦政府好像从来就不怎么尊敬，没事还经常刺杀总统解闷。
这是一个信仰新教的国家，从移民时代开始清教徒就不断移民新大陆。他们的思想始终为利益驱使，他们确实没有纲领性文件，但每一个人又遵循同样的行为准则：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赚钱、赚大钱、赚更多的钱。
或许没有人专门为他们设计，但他们确实朝着这个途径在走下去。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涌现了一批“大王”：牛肉大王、粮食大王……，各行业都有大王。他们是那个时代美国的中坚，但他们也终结了自由竞争时代，在残酷的商战中成长起来的垄断企业，今天它们被叫做托拉斯。
竞争必然有失败和胜利，也就必然有兼并重组，产业趋向垄断就是不可避免的，最后必然产生托拉斯。托拉斯被肢解，自然也就成了金融控股集团，产业资金转向更高端的汽车、石化，当这些再度称为夕阳行业，他们便转向了生物、核工业，跟着就是20世纪末的网络和虚拟经济……
其中的关键，是创新。
产业代表着利益格局，当主导产业形成，利益格局也就给定了。不仅美国人，全世界人民都一样，在既定的产业格局下要分割利益，不能说不可能，至少相当难。
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能引领世界发展，民主国家希望，专制国家也希望。引领世界发展，仅有理想是不够的，甚至发愤图强也不够。
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美国人民也不懒惰、愚蠢、懦弱。街边小贩也很勤劳、对付城管也很勇敢、讨价还价更是智慧。
一个街边的小贩，他还是一个街边小摊贩。
靠这些，永远成不了富人，更不可能让一个国家一个产业走进真正的高端。从底层走到最高端，仅靠勤劳、勇敢、智慧，没有可能。
唯一的方法，就是创新。
创新一种新的产品，一种新的理念，甚至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此时，旧有利益格局就会被打破，而创新者，就会成为高端。
这是捷径，也是唯一的途径。
一百多年美国的产业创新中，金融为创新提供了充足的燃料——钱，世界资本在美国从一个产业转向另外一个产业，而在经济分工中，美国始终掌握着产业中最核心的创新。美国手中也始终掌握着世界最强大的资金，这些资金每日梦想着寻找更高的报酬，通过金融市场，一个个泡沫被吹出来，铁路、电器、汽车、生化、互联网，在泡沫中这些技术的赚钱前景被看成七彩玄幻，但最终在金融市场的引导下变为现实。
当一个夕阳产业落后于时代，核心技术被别的国家掌握时，新的技术便会出现，因为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只有独立掌握核心技术，才有可能赚更多的钱。拆分标准石油公司又能如何，拆分微软又能如何，美国始终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创新能力，有着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其他国家始终被压制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包括欧洲，也包括日本和中国，只不过，我们更低。
可以复制产业模式，可以复制机械设备，甚至可以复制软件源代码，永远不可能复制的是第一次的创新！
如果复制、拷贝甚至盗窃核心技术真的可以强国，如果真的以为通过拆分别人产品领悟创新真谛，那么世界上就永远不会有弱小的国家了，再穷、再小的国家也会有天才。
引领创新的，是金融；决定创新的，是教育。
面对西方列强大清朝有人提出“富国强兵”，可从来就没人提国“富国强民”。孙中山曾向李鸿章谏言，西人之所以船坚炮利是因为“人能尽其才，货能畅其流，地能尽其用”，唯独追求船坚炮利是舍本逐末。
没有富足的人民，哪来强盛的国家；没有富足的人民，怎么会有勇猛的士兵；没有富足的人民，又凭什么称雄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德国甚至日本在强盛之前都是率先发展教育，日本甲午赔款相当一部分用于国民教育。昨日风流不可述，今天，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前10位，8所是美国院校，其余两所则是大学的滥觞，牛津和剑桥。
以此克敌，何功不建？
大概还不能称呼这个逻辑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因为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政策规定这些，这些是每一个人的行为理念：一代人会比下一代人更幸福。
美国政府做的最多的事情，不是试图引导产业资本，而是放任自流，给创新以空间。但是在教育方面，从来都是毫不含糊，即使南北战争内战期间，林肯总统一样要颁布《莫里尔法》，各州每入选一名联邦议员就要赠与本州学校3万英亩土地。
即使存在金融危机，1929年那样的风暴也未能击溃这位世界经济新秀。因为，这种教育体制给予人类一个公平起点，如果经济体制的遴选过程公平，优秀人才胜出就是必然，最后也必将经历持久的繁荣。
只有这样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即使最底层的人也有机会身披金甲圣衣、脚踩七色祥云，最后成为齐天大圣。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如果王侯将相有种，绝大多数人也就断绝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要说创造财富、不要说稳定、更不要说创新，全社会都会围着财富存量在争斗，所有的一切就会变得没有规则，这时候，维系整个社会的刚性链条能存在多久都成为问题。
于是，我们会看到暴戾、每一个人都不会感觉幸福，穷人不幸福、有钱人不幸福、官不幸福、民就更不幸福。
当然，也有其他途径能过上好日子，比如，抢劫。
中古时代，西班牙就抢劫美洲大陆为生。对国家战略而言，能出门抢劫别的国家也算一条路，抢劫自己人却绝对不可能造就世界强国，因为，被剥夺者不可能比剥夺者更强势，因而也就只能是恶性循环。
90年代初的东南亚，正是这样一个体制：现有制度框架本身就具备掠夺性，只有进入体制内机构才有掠夺的可能，当掠夺已经成为习惯，这种制度就很难打破自身循环。这种所谓的高端只能维持极少数人过上富足生活，因为，没有创新，国民财富总数就是一定的。
创新必然会分割利益格局，而现行制度框架的本质，就是不允许这样做。技术创新，靠的是利益激励；制度创新，同样也需要利益激励。然而，制度创新要远比技术创新艰难。在一个给定的利益格局下，需要变革利益结构的人恰恰不可能去变更现行制度。而对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人，即使有很强的能力，改变制度的成本肯定高于跻身于现行制度的成本。
创新，难以为继；危机，就成为必然。所以，金融祸水就会向东流！
所以，尽管我不能提出一个解决危机的方案，但是，我可以提出一个相信大家都不会骂我的办法：中国教育经费应该增加，尤其对北京外国语大学！
并非结局
昨天被倒掉的牛奶，就如同今天倒下的雷曼兄弟，两者并无二致，都是因为创新的潜力耗尽，只不过一个是工业革命，一个是信息化。
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