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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可错的。具体的科学与整体的科学，其实也很难区分。从单个命题到理论与信念之网，科学在各个层面理应都是可错的。不过，当涉及的命题组、理论组越大，语义与信念调整的范围就越大，发现出错的可能也就越小，反省的能力和机会都大打折扣。
在1973年的一部007影片《生死关头》（Live and Let Die，也译《勇破黑魔党》）中，邦德为接近加勒比海一个岛国的大毒枭康奈加（Kananga），先从他的御用“科学家”塔罗牌（Tarot cards）大师、美丽动人的索丽泰（solitaire）突破，最后取得成功。这是007影片的一个套路。巫毒教（voodoo）信徒对塔罗牌预测的态度很有趣，说得不好听点，有点像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前些年也恰有人提到“巫毒科学”、“巫毒社会学”。通过塔罗牌准确读出未来，也要讲究规则，比如美女索丽泰必须守身如玉才能保持神秘功能（power）、法力。可是邦德与她第一次会面就抽出了一张“情侣”牌（牌上画着一对赤裸男女，并写着〃The Lovers〃），言外之意是要破她的戒、瓦解她的“科学方法论”。第二次见面时他们有如下的对话：
邦德：牌上说我们将是一对情侣。
索丽泰：你搞错了。这不可能，对我这是禁忌。你快走开！
邦德：可你确实相信？我的意思是，你难道不是真心相信塔罗牌吗？
索丽泰：对，塔罗牌从未骗过我。
邦德：那么，现在它们也不会。来，抽一张。
索丽泰按邦德的指示抽了一张塔罗牌，翻开一看，又是一张“情侣”牌。索丽泰顿时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当邦德与索丽泰拥抱时，影片显示，邦德背过去的一只手正把一大摞全都是〃The Lovers〃的塔罗牌扔到了一边。原来，邦德偷着换了一副牌，确保索丽泰无论抽哪一张，都会是“情侣”。
索丽泰生活在不同于我们的范式、解释体系当中，她笃信塔罗牌的预测。她过去相信，并且她的信念得到了经验的确证，于是现在也应当相信。其中的归纳法、检验逻辑和信念维持，与科学别无二致。大毒枭康奈加急不可耐地想知道邦德是否“碰过”预测大师索丽泰，因为这关系到她的预测是否还准确。当索丽泰被骗与邦德亲密后，按康奈加的逻辑，她自然丧失了特异功能。而索丽泰本人始终不知道事情的真正过程，以及自己是否真的曾经具有预测的功能。邦德确实有一次尝试当面忏悔，可她没心思听。
一些科学“护教士”倒有点像影片中的塔罗牌大师索丽泰。事情的真实面目可能是，某种预测在现实中不管用或者对错各半，但她不知道，她以及周围的人会把一切都解释为对其预测的确证，最多会怀疑自己不够虔诚，如江晓原所说的信得还不够。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预言”。即使邦德做了手脚，她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并无神功，还天真地以为是与邦德亲密之后才丧失神功的。
其实，把自然科学与索丽泰类比，倒是个好主意。至少科学的公众形象会显得亲切些。谁不喜欢美女，即使美女有点脾气。索丽泰式的科学有做对的时候也有做错的时候。索丽泰是大毒枭康奈加的掌上明珠，为他一个人服务，而自然科学应当为全体人民服务，不只是为少数权势个体和集体服务。当代的自然科学，一定程度上也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已经明显），这正是要改变的。
端午与蟾蜍
刘晓峰
端午与蟾蜍，缘分颇深。在古代，蟾蜍和蜈蚣、蛇、蝎、蜥蜴共属“五毒”。清代宫中端午节的大戏《阐道除邪》，就收有张天师制服蛤蟆精的故事。故事中的蛤蟆精，就是蟾蜍。而民间直到今天，仍有端午取蟾酥的习俗。 说到端午与蟾蜍，不妨先讲一段发生在日本的故事，这故事发生在日本天养元年（纪元1144年）五月五日，在京都：
“看不见”！日本式的庭院中，一位武士着装的青年男子，头顶一块颜色古怪的布，站在烈日下喊着。
“再用力看！”屋檐下，另一位书生模样的青年男子不甘心的大声道。
“还是看不见”！
怎么会？怎么会看不见呢？书生模样的青年男子抓着头皮想也想不懂。依照中国传来的古书的记载，在五月五日那一天，取来蟾蜍的血涂满一尺见方的布，在完全不见日光的地方将其阴干，到了下一个端午节顶着这块布，应当能看见百鬼的，一切都是准确按照书上的记载做的，怎么会看不见呢？
这位富于科学实验精神的日本人名叫藤原赖长，他在其《台记》中的这一段记载的末尾写下的两个字——“无验”。中国古书里收录的一则浪漫的玄想，让这位对百鬼形状充满好奇心的日本人白费了两年的心力。这位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抱有的近乎信仰的感情，由此也受到了极大打击。
有趣的是，藤原赖长信以为真的这段据说出典于《玉烛宝典》的浪漫玄想，并不完全是随意的编造。端午和蟾蜍关系密切。古代端午节采药的习俗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捕蟾蜍。
五月捉取蟾蜍的习俗，文献上所见甚早。《淮南子》云：“鼓造辟兵，寿尽五月之望”。“鼓造”即蟾蜍。因为古有蟾蜍“辟兵”的说法，所以到了五月望日（十五日）大家都去捉，蟾蜍才面临“寿尽”被捉杀的命运，在《淮南子》的作者看来，这和大象因为长了象牙而被猎杀缘出一辙。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推知汉代已经有了五月捉蟾蜍的习俗。不过捉蟾蜍的时间和目的，与后世却大为不同。北京老话说：“癞蛤蟆，拖不过五月五”，后世捉蟾蜍是在五月五日端午节，但从《淮南子》的记载看，当时捉蟾蜍的时节，是在五月十五日。捉取蟾蜍的目的，后世是为做药，而汉人是为了“辟兵”。关于端午捉蟾蜍的习俗，这里再介绍两条清代史料。清人《熙朝乐事》端午事项下记：觅虾蟆以取蟾酥。
又《帝京景物略》中记：五日，南太医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虾蟆，取蟾酥也。其法：针枣叶，刺蟾之眉间，浆射叶上，以蔽人目。不令伤也。
可见五月端午捉蟾蜍的习俗在当时不仅流行于民间，连皇家亦不例外。并且皇家连捉蟾蜍也忘不了讲究排场，南太医院的医官们居然是打着仪仗、鼓吹奏乐去南海子的。这场景，今天想起来都觉得很有趣。端午捕蟾蜍的习俗，今天仍有流行。施立学《关东岁时风俗论》的《端阳采艾》一节，曾对此有生动的描写：
端阳之晨，山上最难见的怕属蟾蜍了。老百姓说，什么都有躲人的时候，像农历七月七日早晨不见飞燕一样，端阳之晨一般见不到蟾蜍。七月初七的燕子纷纷飞往银河，成仙人之美，为织女牛郎搭筑鹊桥，蟾蜍干啥去了呢？人都猜它躲起来了。传说，端阳之晨能捕捉到蟾蜍乃是一幸。此物俗称癞蛤蟆，往其大肚中塞上墨块，名唤蛤蟆金，一、二月取出涂用，有解毒疗痈、治咽喉肿痛之效。此物耳后腺和皮肤腺的白色分泌物制成“蟾酥”，可供药用。人说蟾蜍本是月宫之物，月宫别名“蟾宫”，李白《古朗月行》有“蟾蜍饮月影，大明夜已残”句，猜想月缺月圆乃蟾蜍作祟。科举时也称登科为蟾宫折桂。蟾蜍虽然其号不雅，其貌不扬，身上有大小累疣（俗称癞），但此物生命力极强，可承相当于身体十倍、二十倍的重压，且有灵性，怕在五月端阳这一天躲起来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从汉代算起，五月捉取蟾蜍的习俗，已经有二千年的历史。二千年一年一次的大劫难，蟾蜍们已经经过二千次。如果不是蟾蜍有超凡的繁殖力，并且生命力强，怕早就成了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如果蟾蜍真的有灵性，他们应当知道推算人间的历法，并在五月五日早早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施文所讲的“蛤蟆金”，在古代文献中也早有记载，是流传颇广的偏方。嘉靖《广平府志》即记：“取虾蟆噙墨涂毒疮”。又同治《宜昌府志》记：东湖“捕蟾蜍以墨人腹中，俟干取出，涂肿毒有验”。冯应京《月令广义》除记此偏方外，另记载了更高级的“蛤蟆金”，经过特殊处理后，它竟具有更神奇的力量：
午日取癞虾模，将一块墨噙其口中，埋于天牢上。七七日取墨收藏。动用
有灵。凡涂小儿口疮，及写苻治瘧止毒之类，皆验。又复将此墨涂葫芦形于
壁，则蚊皆聚于内，不蛰人，至早拂去，夜复聚来。这般下功夫做出的“蛤蟆金”，按照冯应京的记载，具有非同寻常的神力。古代夏天苦于蚊虫者一定不少，所以这种只要拿来在墙上涂画葫芦，就足以让蚊虫们聚此不疲，不再侵扰人的墨块，一定令很多人羡慕并想拥有。羡慕归羡慕，可这墨块制造的过程可真很不易。端午捉到蟾蜍就不易，难度更大的是要埋到天牢。自古“狱不通风”，天牢顶上哪是能随便去埋蟾蜍的地方呢。
史料记载说，蟾蜍呼出的气有毒。这话应当也是有来历。今天在电视的慢镜头中，借助高精度的摄像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蟾蜍有很长的舌头，捕虫时长舌瞬间吐出又马上收回，飞虫已经被卷入口中。但这电光石火的瞬间，在肉眼观察的时代，其实很难看清楚。能看清楚的只是蟾蜍张口，虫入口中。古人大概就是由此想象，以为蟾蜍是呼出毒气薰吞百虫的吧。
在传统中医理论里，蟾蜍为疮科圣药。
蟾蜍有毒，而中医讲究“以毒攻毒”，蟾蜍自然成为中药之一种。蟾蜍身上多癞疣却活的浑然无事，所以，做为中药材，蟾蜍毒被认为对于皮肤病最为有效。有人认为蟾蜍治癣。唐王焘撰《外台秘要方》所载“疗癣神验方”云：“取干蟾蜍，烧灰末以猪脂和，涂之良。”又有人认为蟾蜍可治水痘。《吴趋风土录》：“端午日，药市收癞虾模，刺取其沫，谓之‘蟾酥’。为修合丹丸之用。率以万计。人家小儿女之未痘者，以水蓄洋虾蟆五个到七个，俟其吐沫，过午取水，煎汤浴之。令痘疮稀”。更有人认为蟾蜍治疗各种皮肤病。宋唐慎微撰《证类本草》亦云：“虾蟆味辛寒，有毒，主邪气破症坚血痈肿阴疮。服之不患热病。疗阴蚀疽疠恶疮猁犬伤疮……生江湖池泽，五月五日取阴干，东行者良”。按他的说法，蟾蜍对一般的皮肤病，都是有效的良药。甚至人为狂犬所啮时也可使用，作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狂犬病疫苗。这类药方在古医术中所在多有。中医使用蟾蜍，最多的是使用“蟾酥”，即蟾蜍所分泌的特殊毒液。大概这蟾酥毒性很大，所以才有《帝京景物略》所写的那种用针枣叶刺蟾蜍眉间，避免让毒液喷到人眼睛的方法。吴地一地“为修合丹丸之用”而取蟾酥，使用的蟾蜍就“率以万计”，说来身体能分泌蟾酥，实为蟾蜍招来了祸患，而说端午是蟾蜍的劫数，此言的确不虚。
参诸《淮南子》，汉代人捕捉蟾蜍，为的还不是蟾酥，而是为“辟兵”，何以蟾蜍辟兵，这是科学的思想方式无法解释的。《证类本草》标明去江湖池泽捉取蟾蜍的时间是“五月五日”，捉回来后要“阴干”，这会让人联想起文章开头藤原赖长那段故事。至于蟾蜍为什么有神奇的力量？为什么“东行者良”？要理解这些观念，就要再进入古人的信仰世界，按照古人阴阳五行的思路，看蟾蜍是怎样一种神秘的存在。
在中国文化中，蟾蜍曾经被神圣化。说来这自有缘故。
首先，蟾蜍属于蛙类，一产多子，当然很容易成为人们生殖信仰的崇敬对象。中国上古考古发掘出来的器皿，很多带有蛙文，足以为此证明。更重要的是，蟾蜍具有冬眠的习性。对于我们人类，生命只有一次，可这满身癞斑的蟾蜍，却可以生而后死，死而后生。这实在令古代的先民倾慕不已，由倾羡而生出了崇拜之心。后来又有人把这份生生死死的“神力”和天边的月亮由盈转缺又由亏而盈联系到一起。于是汉代画像石上，我们常会看到并画的日月，那太阳中站着一只三足鸟，月亮里经常伏着一只蟾蜍。月亮中的蟾蜍，和人世间的治乱关系密切。保存在日本的元弘抄本《五行大义》卷四纸背记《河图》云：“蟾蜍去月，天下大乱”。《天文要绿》“月占第五”引《易纬》云：“月中蟾蜍去月，经三辰，天下道俱有逆事，臣勉君战，不出三年”。
汉人张衡《灵宪》曾交代这只蟾蜍的来历云：“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由于蟾蜍被编人嫦娥传说，于是也和不死灵丹挂上了钩，《抱朴子内篇》介绍不死灵药有五种，称“五芝”。其中“肉芝”就是“万岁蟾蜍”。据说万岁蟾蜍的神奇，来自头上的角，即“肉芝”，法力在灵芝以上，是长生不老的仙药。不仅“服之长生”，而且神奇非常：
蟾蜍万岁者，头上有角，颔有丹书八字，五月五日午时取之阴干，百日，
以其足划地，即为流水。能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矢皆反还自向也。
这就是《淮南子》讲到的蟾蜍辟兵的来历。故事中成了精的蟾蜍角，似乎还可以变化成人形自由移动，《抱朴子》还讲到：“行山中，见小儿长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这很像东北人参娃娃的故事。当然肉芝也有不变化或变化成其他形状的。传说仙人王乔就是服食肉芝而成仙的，《仙史》云：“武阳北平山有白虾蟆，谓之肉芝，王乔食以仙去”，这里蟾蜍保持了原形。而《神仙感遇传》中说：“萧静之掘地得物，类人手，肥润且白，烹而食之，逾月发再生。貌少力壮，遇道士曰：‘所食者肉芝，寿等龟鹤矣’”。这是肉芝变化成了白色的人手形。
至于捉取蟾蜍为什么“东行者良”，这又和蟾蜍的阴阳属性相关。在古人眼中，月宫是个神秘的世界。月宫中有嫦娥，还有桂树、吴刚、玉兔、蟾蜍。随着阴阳五行观念的流行，月宫中这一切，自然被划分出阴阳。按照阴阳二分、阴阳互存的逻辑演绎，伐桂树的吴刚自是阴中之阳，月里的蟾蜍也是阴中之阳。汉刘向撰《五经通义》以为：“月中有兔与蟾蜍，并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于阳也”。在古人看来，月亮为什么会由圆而缺，那正是因为吴刚所伐，蟾蜍所食。《淮南子》曰：“月照天下，食于詹诸”。许慎《说文》以为：“詹诸，月中虾蟆，食月”。施文所引李白那句“蟾蜍饮月影”，在这里也就有了极好的注解。了解了蟾蜍是“阴中之阳”，也就不难明白是“东行者”最好。这是因为“帝出乎震”，震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位。到这里我们也就明白了古人为什么端午捉蟾蜍，而且强调端午上午的蟾蜍最好。这正是因为五月端午午时，纯阳用事，是一年“阳之极”的日子和时辰。
再说蟾蜍辟兵，这又与古人关于“兵属阴”的看法有关。
王粲《刀铭》云：“相时阴阳，制兹利兵”。盖兵属阴气，造兵自然亦关乎阴阳。在古人看来，对天地间的阴阳变化影响最大的，是日和月。《管子·四时》讲到：“日掌阳，月掌阴，星掌和。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是故日食则失德之国恶之，月食则失刑之国恶之。彗星见，则失和之国恶之……是故圣王之国，日食则修德，月食则修行，彗星见则修和”。可见在古人阴阳五行观念的框架中，阳和德同属，阴和兵刑同属，而日月关乎阴阳德刑。古人有一个看法，认为铸造兵器首选的好日子是月食之日。选月食日造神兵，在历史上是有据可查的。比如《汉书·韩延寿传》就记韩延寿“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仿）效尚方事”。因为月食之日，阴刑之气最弱，阳气盛极溢于九霄。兵虽阴气，但成乎月食之日，所具备的是阴中之阳的品质，所以，制成的兵器自非凡兵，大可以用来镇宅，用来避邪。同样的道理，蟾蜍食月，亦为阴中之阳，所以具有克制阴气（兵）的神奇力量，这大概就是“万岁蟾蜍辟兵”这一观念的深层逻辑。细细想来，本文开头《玉烛宝典》中那块满是蟾蜍血的布，经纬里织满的，大概也是这种“阳中之阴”、“阴中之阳”的逻辑吧。
武侠小说关键词（二）
李 欧
义
义，无疑是侠文化的核心理念。赞大侠，“义薄云天”；行侠江湖，须“义气当先”；侠士风度，“见义勇为”；大款式的大侠，还应“仗义疏财”；侠办公地点为“聚义厅”；侠消闲会所为“义和轩”……。故李德裕一言以蔽之：“侠非义不立，义非侠不成”。对于侠，义之意深矣！大矣！
考“义”，可知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不但指陈蕴涵多值，边界富有弹性，而且疏通流转，历久弥新。各个流派，各种思潮均可据为己有。钟鼎文中已有“义”字，意为“威仪”；《尚书·康诰》中有“用其义刑义杀”。《春秋》《国语》《战国策》则频繁使用，先秦儒、道、墨、法、名、杂的典籍均有各自的论述，甚至专章探讨。学者们认为“义”与“礼”、“德”等为先秦伦理学中的“全德”之一。但究其实，各思想流派的“义”的内涵差异甚大。孔子断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墨家则宣称：“义者，利也”；王安石还接着说：“理财所谓义也”。孟子认为“敬长，义也”；《礼记》称：“义者，宜也”；故程颐接着说：“顺理而行，是为义也”；但洪迈则认为“至行过人日义”……真是，千古“义”字难明白。
太炎先生曾论到：“侠无学，故不彰”。但是，侠可用各个思想流派的资源来建构自己的“义”，并以文艺形象和虚构叙事表现之。例如，以下论述，均是侠之“义”的构成：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里仁》）义者，正也。（《墨子·贵义》）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墨子·天志下》）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荀子·荣辱》）
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有义辱。（《荀子·正论》）
其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