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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摇身一变，变成了幸福大街面容模糊、声音尖薄的女主唱。
第四章 我有打碎一个玻璃杯子
玻璃杯子（1）
我有打碎一个玻璃杯子
小时候我有打碎过一个玻璃杯子。
好在那时候母亲上班去了。
我钻到桌子底下，把所有的碎片收集起来。
然后到邻居家借了一瓶浆糊，把拣到的碎片一点一点地拼成原来的形状。
好在那个玻璃杯子是有花纹的，这样好拼一些。
常识告诉我们，浆糊是粘不住杯子的。
好在我的惶恐感动了老天，借助外面再包一层报纸，我硬是用浆糊把玻璃碎片复原成杯子的形状。
然而事情总是有着意想不到的缺漏。
它最后只差一个特别特别小的洞，大约直径1毫米的小碎片，可以填充它。
可是我没有找到那个最小的碎片。
我把杯子包起来，收在桌子底下最角落的地方。扫帚也扫不到的。
很长的时间，我都一直害怕着，害怕母亲发现那个我打碎的杯子。
我甚至不敢去看那个桌子。
我甚至盼望着有一天桌子挪开后，那个有着一个洞的用浆糊糊起来的杯子，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杯子。
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与其说是唯物论的影响，不如说是一种天生而宿命的失败感的笼罩。
这种害怕着有一天真相大白的心理，一直充斥着我的小时候。
我没有向母亲承认过，因为我害怕母亲生气。她会很生气，大声骂我，用小棍子打我。我最怕的是，她要把我赶出家门。
而我会在家门口一直哭泣，哭泣。
母亲是一个过分严厉的人。作为一个独自在外乡做工的女人，她要求我本分、礼貌。我跟工厂的许多人大声说，阿姨好叔叔好，但是，我憎恨这样。我憎恨这些条框，最后却习惯于它们。
我总是怕做错事情。我谨小慎微。我怕别人发现我做错了。所以我总是努力地去附和任何一种规范。我成绩一直很好。我遵守学生守则。我是三好学生。但是总习惯不停地犯错。我不停地掩盖。最后我变成了一个相当偏执的却又是一个毫无原则的烂好人。我的原则是：我错了，我又做错了，我把杯子打碎了。
这种害怕和谨小慎微后来在青少年时期培养出了一种奇异的道德和勇气。我不穿裙子，像男孩子一样大笑，大大咧咧，为厂里的被人歧视的人大打出手，他们包括：一个白化病女孩，一个智障，一个因为穿花衣服而被嘲笑的男孩子。
那个白化病女孩最后因为她的处女之身嫁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有钱离异男人；那个被嘲笑的男孩子最后考上了清华；那个智障不知所终。
到了高中的住校时期，我的成长因为过度的约束而变得任性起来。和家里作斗争，和学校作斗争，不做早操，不戴校徽，上课看小说，写没有人读的热烈的情诗，翻墙出去看电影，离家出走。最后我中规中矩地考上大学，又以令人生疑的才华和乖巧读上研究生，成为小城镇工厂和母校的传奇——我的反抗其实是在一个戴眼镜的乖乖女的壳之下，微不足道。我依然是主流的，道德的。
后来，苏七七，一个在学校里读博士的女孩子，她说：阿飞这个女孩子，她的歌唱是道德的，她的尖叫也是道德的。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和阿良，我的男友，讲那个打碎的杯子的事情，讲那些不知道是不是毫无必要的一直伴随我成长的惶恐和重重忧虑。
但是我有顾忌，因为我担心这样的多愁善感会有女作家之嫌疑。
所以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我发展出一种口头的滔滔不绝和调笑的能力，随时嘲笑自己和调侃别人，随时把阿良逗笑。仿佛这也是可以掩盖自己的方法。
但放松下来的时候，和阿良单独相处，我就会突然沉默下来，面无表情。
阿良后来说过，他有时会害怕我，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这些。
我早就说过，阿良很忙。他是做IT的。我喜欢做IT的人，因为阿良是做IT的，而且他们很忙，单纯而质朴地本分地热爱着工作。这令我为他骄傲。因为我不但懒惰，且毫无责任心。阿良是我的反面。他身心健康。他是好儿子，好同事，好哥哥，好男友。
阿良有着一种微微有些过度的炫耀心态，但是体面。他和我读古典文学的好友谈古文观止，和搞音乐的人谈专业功放的制作，和我的乐手谈金属音乐，和我上武术课的同学谈跆拳道，和我的高中校友争辩他和她谁挣的钱更多，为我的朋友热心地显示厨艺。他有着一种令人失笑的热情，我时常为这样的自我夸耀而羞愧不止。但是我依然喜欢他。在我看来——这是他天真的表现。我固执地以为他善良、单纯，如同孩子。
更重要的是，我以为他爱我。
即使在他离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依然孜孜不倦地以为他爱我。我以为零点时分演出完毕，喧嚣的声音犹在震荡着耳膜，我穿着深蓝色的长裙子，在陌生城市的马路上狂奔，依然有人在家亮灯等我。
那个杯子，藏在桌子底下的杯子，其实早就已经不是完整的了。
第四章 我有打碎一个玻璃杯子
玻璃杯子（2）
正如母亲不是厂里最令人注目的女人一样，我也不是最绚丽的女孩子。关键在于，我们都同时保持了这种天生的自知之明和谦卑，甚至是笨拙。母亲从小提醒我的过失，以严厉的态度和棍棒责备我，称赞我身边的人是多么听话和礼貌，而斥责我却是多么无知而粗鲁。她经常说，就是因为你不听话，才变成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导致了我深深的自责和自卑。一直到了后来，母亲渐渐失去了一种厉害女人的态度，变得盲从而失去和这个社会匹配的精明的头脑，我才知道那是母亲表达爱意的惟一方法。啊，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的母亲最终没有学会如何更加婉转更加优雅地传达爱意，我更加愿意相信，她内心深处其实总是为着刻意地维护着尖子生面貌的女儿无比骄傲。但是由于内心的害羞和辞不达意，我们不知道如何和自己最爱的人相处，而是以一种言行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正如我不停地埋怨和责备我的男友一样，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我深深的爱意和温柔。南方小城镇的拘谨、小气和任性，终于在这个健康茁壮的北方城市里遭遇了惨败。在疾病横行的日子，我们即使准备了一颗患难与共的心肠，可是那一句“你还好吗”，始终没能够问出来。更何况，他已经关机——疾病侵蚀了通讯网络。
我们总是以为，不顾一切地丧失，最后可以得到。我们总是以为，因为我们天性谦卑而顺从，我们要得很少，最后就会得到。可是，疾病像幽灵一样弥漫，城门即将封锁，如果铁路和民航停开，我丢失了惟一可证明身分的证件，我们仍然不能够相互温暖，相互去——对不起，我已经羞于提起那个词了。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很少称赞我，也许她也不觉得自己的女儿美。直到我已经长到二十多岁，假期回家，有一个上午，有些随便地把自己有些丰满的身体塞到褐绿色的连衣裙里，又把长发编成一个麻花辫，马马虎虎地安置在脑袋后面，准备上街买东西去，母亲坐在走廊的小凳子上，埋头敲着核桃，忽然她抬起头：咦，怎么这么好看？
我有些尴尬，嘴里应付着，出去了。我猜她是因为很久没有见到我的缘故，我已经是让少数多情小男生为我痛哭流涕的年纪。更重要的是，努力地和自己的自卑做斗争，发展着一种孤独热烈茁壮单向的乌托邦精神恋爱的年纪——导致了大量精力的浪费，和那些隐秘的长诗和歌谣的诞生。
我真正觉得自己好看，是因为阿良。他突然进入我的生活，用一种近乎孩子气的天真和固执。
我是不相信有人爱我的，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模糊的脸庞和过度犹疑的天性。阿良的出现是有些蛮横的，带着一种狭路相逢拔刀相助的恩赐意味，他不知道当他以上司的身分单独找我谈话，鼓励我坚持把工作和乐队做下去，自信地告诉我天上是会掉馅饼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慌张，盯着他夹克上的金属铭牌发呆，准备着随时逃跑了。
是的，阿良有如神赐，带着自信的笑容和浑身的光芒，甚至他已经很旧的蓝色风衣，也给他平添了许多力道。一个长期苦于贫瘠的青春和内心不可名状的激情的人，一个总是张皇失措的人，终于伸出手，一把抓住了救命的稻草——那是第一次，我感谢上天，感谢他给我长久的忍耐以报偿：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一个相依为命、值得信赖的人，一个兄弟，一个亲人。
可是我们凭什么相信这种无中生有的天生的感情呢？我是有证据的。或者说，我完全被生活的假象迷惑了。我完全被这种额外的恩赐收买了。我出了一身冷汗，为自己在私下里感到侥幸。你看我：面容模糊，毫无光彩，过度的敏感和木讷混杂在一起。你看我，如此自卑，从来没有人真的关注到我的眼神的流转。你看他，是我能期待的最好的男孩子：他一听到我的歌唱就爱上我了，不管它如何刺耳、粗糙。他不管我的来龙去脉（事实上我家世清白，谨小慎微，擅长制造假象和温和的微笑。事实上他认识我之前看过我写的诗也听过我的民谣小样），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时光发生了某种超现实梦幻的改变，他决心爱这个从来没有被追求者环绕过的女孩子了。他如此坚决，不容置疑。他领我参加了大学同学的聚会，带我回家拜访他的父母，甚至给我买了玉兰油的沐浴露和朵而胶囊——他急于治愈我苍白的脸色！他说他爱我。这就够了，这就是证据。虚无缥缈的证据，一厢情愿的证据。一个自以为爱，一个自以为被爱，一个是还没有尝试过情感挫折的纯洁的人，一个是吃过了太多苦头的软弱者，后者完全把自己交给了命运，谎称这是命运，其实是为自己的虚弱、懒惰、盲目地跟从和疲于奔命作辩护。
南方的天气是如何在我们身上发展出一种暗疾？它如何滋生又如何潜伏？它何时发作？已经无从追究。
七十年代的人有七十年代的道德。我出生的时候是七十年代后期。但是我的道德观有着明显的滞后感，有着那个年代的痕迹，那就是明显的禁欲色彩。而这样的禁欲色彩和内心的欲望构成了冲突，使得简单的人变得复杂。使得我总是不容易被人信任。我们这样的人，总是因为贫瘠而自卑，又因为自卑而过度自尊，却又为了自己爱的人，宁肯放弃尊严。总是有过度的欲望，又为着自己的理想的纯洁，宁肯扼杀欲望。
第四章 我有打碎一个玻璃杯子
玻璃杯子（3）
什么掩盖了我们身上沉睡的乖戾的欲望？在北方我总是感到皮肤干燥，如果可以用度量衡，我想要每天都亲吻一到两次，拥抱两到三次，每周做爱两到三次。如果对于感情我们过分吝啬，我们可以讨价还价，减少次数。让我们签一个合同吧，表示无论面对何等的境地，我们永不放弃，永不背叛。相濡以沫是我们的准则，无论是儒道还是基督。
挫败使我转向了网络。和现实的生活一样，我不熟悉路径和站名，也不进入任何一个聊天室。绿妖说过，我浪费着才华和精力，没有节制。可是绿妖姑娘啊，我的才华难道不是疑窦丛生的吗？我身在学院，却写不出一篇符合导师意愿的所谓学术论文；我号称大波美作，可是总也赶不上报纸的专栏；我自以为是一个有些不同的乐队的主唱，可是我的专辑总是看不到发行；我花了几乎所有精力在绝望和思念上，但是没有人见到和我唱对手戏的人；我以为自己对友谊忠实，但是我忘记了联络所有的朋友——因为过度的仓皇。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变成小孩子，哀求母亲不要把我赶出家门，我只是不停地哭泣，久久不肯离去。
我只对陌生人说话。断断续续地。因为多余的感情再也没有可容纳的地方。我满腔的热忱和不合时宜的忠诚，失去了承重的载体。我强迫俊俏的小咯咯和我聊天。给远去的男友写周而复始的思念的信。永远没有回信的信。什么时候，皮肤渐渐不再光洁，脸色愈加灰暗，赘肉开始生长。由于长期的哭泣，眼角往下有些耷拉，显得沮丧和颓废。惟一可以庆幸的是眼角居然没有出现纹路。可是这已经欺瞒不了青春从指间的流失，光阴的浪掷。每一个女人都要被岁月打败的，这次怕是要轮到我了。我居然还没有学会对一个男人抛媚眼，学会一个女人应该有的伎俩和圆熟就要老了！生活令人尴尬，强迫人沉默，而且已经来不及害怕！
“裙子是我用来约会的，我攒了一年的裙子。我的裙子都是很普通的样式，因为衣服都是打折的，总是和时尚不大合拍。好在都是合身。花裙子是白色的底，大红花泼墨一般布满了它。一大朵一大朵的，我挺喜欢那么大朵的花儿。我只穿裙子，整个夏天和秋天。我的举止是，走路不摆手，眼睛看地下，努力隐藏悲伤。容易欢喜。我很害羞，曾经。后来习惯了唱歌了。我花了很长时间说服自己当众唱歌。没有人看我，包括唱歌的时候。我也总是看不到人。真的，我一直在找——找我看不到的人。我唱歌真的很好听。可能他们会觉得不好听，那是他们不用心。我的声音是有特质的，你知道吗？我的倒霉的最后被迫回国的制作人很喜欢我的声音，还有我爱的人。我会讲广东话！我从小就说。还唱粤剧，在乐队里还用了《帝女花》的段子——那个服毒殉情的没落王朝的公主，某种意义上我真的是天才。我只知道爱一个。为了避免寒冷我坚决地走在了有阳光的地方。我从不憧憬幸福。我是中关村的零余者，发展着不健康的断断续续的爱情。我只是凭着直觉，觉得应该有一个家，家里面有很多的碗，还有柜子。有一个爱人，这个最重要。他也许默不做声。他表情温和，让我安心。我总是觉得要一醒来伸手就可以就到他。我喜欢睡觉，喜欢睡觉不做梦，喜欢喜欢上别人，然后什么也不说。我喜欢旅游，但是不去，因为总是没有很多钱。一个缓慢的人。爱一个人很慢，不爱一个人也很慢。总是过分地爱，不合时宜地爱，丧失原则，不顾一切。我羡慕单纯的道德观。如此果断，有判断力，爱和不爱，分得如此清楚。我却不能够。我必须反复，迟疑，远离，思念，怨恨，甚至企图背叛。我们要做长久的准备，为下一次的旅行或者，突然的变故。或者为了那些声音，为了抓住它们。”
我断断续续地讲话不管别人听还是不听。是用键盘打出来的，一句一句地往外蹦。那个QQ上的头像一下一下地跳。
这一大段的短句又破坏了我原先的绵长的致密的长句。我写长句的时候在图书馆。一种严谨的思索牢牢抓住了我。我抬头看到高而宽广的穹顶——多么令人赞叹的采光结构，大片的光，从天上慷慨地泻下，均匀地布满大厅。我一直想那些西式的穹顶是多么高多么庞大啊，他们永远不会砸下来，砸到我身上吧？
阿良离开我一年半后，我打电话找他时，他让我到招商银行去办一个一卡通，他可以从网上每个月往账号里拨几百块钱，连续两年。我算了一下，如果每个月三百的话，一年是三千六百元，两年七千二百元。
我还是决定接受这些带着轻慢的馈赠。我决定接受他给予的一切，即使仅是耻辱——善良人用善良给别人耻辱，这是很常见的。我可以把钱存下来，变成裙子或者乐器，或者我将来居所的碗筷，变成任何一样我看得到的，他给我的爱情。
我冒着SARS的危险坐车到我能够找到的招商银行，坐在椅子上排队。一个一卡通可能是我将来和他的惟一关联，我噙着眼泪准备接受这一切。轮到我的时候，我发现身份证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失了，不能办任何银行的卡。我也不能拔地而起，迅速撤离这个疾病蔓延的城市！一切都是事先注定了，来不及了——除了身陷囹圄，坐以待毙。
这时我又想起了那个被我藏在黑暗处的早已经破碎的杯子。
后记
夏天的旅行
这个夏天的旅行
我不喜欢旅行，讨厌探险家。这不是我说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我一直以为自己很喜欢旅行，就好像以为自己喜欢喝咖啡一样。直到有一天马晓春九段说，好不容易来请你喝咖啡，你却只喝卡布其诺！我才发现自己其实是在伪装小布尔乔亚，而且，并不知道自己在伪装。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给自己布上很多精神布景。有些女人假装自己很淫乱，真的问到她的时候，却顾左右而言他。我的一贯伎俩是，伪装自己是一个热爱音乐的理想主义者，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不过是爱上一个精壮的男人而已。他保持沉默的原因可能是他真的没有什么见识，而他的善良不足以让他发现我的过人之处。然而没有他的爱，我永远只能是一个欲壑难填的寻常女人。
书稿做齐之后，我已经有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只想迅速了结它，似乎是有些恼羞成怒，不知所措。
7月份的时候我决定去一趟纽约，因为从来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我对签证官说：I am a rock singer； and I want to go to New York to see the band show。 于是就通过了签证。带着红楼梦一套，圣经一本，Bra数件，腾空而起，落在了东岸。我遇到了少年时期心向往过的凡高和大师们，却发现没有了交流的欲望。我看到在Summer Stage纵声歌唱的墨西哥女人，穿着俗艳的花裙子，声音沙哑魅惑。她唱得这样感人，笑得这样快活，浑身扭动。我没有见过世面，就肤浅地认为，纽约是慷慨的。它那么有钱，商店里有着那么多五彩缤纷的糖果。一辈子都吃不完，而我只买了一颗棒棒糖，就是《功夫》里，周星驰拿着的那一种。
我15岁学会了离家出走，19岁去了西边的敦煌，为了完成一首长诗。20岁独自去了东岸的海边，为了能够完成一首民谣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