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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这样的例子的确存在，不过这并不足以推翻我们的论断。
当选民偶然选出一个和自己相同的人时，一般来说都是由于一些次要原因。比如说，他们为了向某个大人物或有权势的雇主泄愤，而这些人往往是选民依靠的对象，当选民对他们不满时，就会用这样赌气的方式来发泄。或是仅仅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满足自己想要做一次主人的幻觉。
第三点：一位候选人如果想要保证自己取得成功，那么他只有名望是不够的。选民同样具备群体爱走极端的特点，因此就要尽量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这一点来。
候选人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够征服选民，同时还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做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承诺。
比如说，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要尽量侮辱和中伤他们的雇主，这样的行为再多也不过分。
对于竞选的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确信他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行不断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如果把票投给了他，就意味着一场大灾难将要降临。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他的作品《竞选州长》中曾经记载过，当他决意想要竞选州长时，只在几个星期之内，他的名声就从一个老实人变成了通奸者、溺婴犯、酒鬼、无赖、骗子和小偷。这样的描写虽然存在着夸大其辞的文学成分，却也能说明一个候选人究竟应该怎样对付他的对手。
第四点：假如你的对手正在诋毁你，那么就必须要记住，为任何表面证据而费心是没有用处的。假如一个人对群众心里缺乏了解，那么他就会用各种论证来为自己辩护，而不是用斩钉截铁的断言来否认那些传闻。这样一来，他也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第五点：一个候选人千万不可以把写成文字的纲领处理得过于绝对，一定要为自己留下一定的余地，否则你的对手将来就会用它来对付你。当纲领成为白纸黑字之后，就是板上钉钉的证据，容不得否认与抵赖。
不过，如果你只是在口头叙述中阐述你的纲领，那么再夸夸其谈也不算过分。你可以面无惧色地向听众承诺最重要的改革，也可以大言不惭地向听众宣讲美好的未来。
我们要知道，群体欢迎极端夸张的东西，说出这些偏激的话语，能够在群众中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在实际的政治领域，它们对未来根本不存在约束力。
因为事情总是会变化的，任何改革都需要不断地观察，而选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来看到这些事，他们甚至绝对不想为这事操心，他们也并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在实施它的竞选纲领上走了多远，改革究竟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尽管选民以为正是这个纲领，才让他的选择有了保证。
（3）用言语控制选民
在以上提到的事例中，能够看到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所有说服的因素。这样一来，口号、词语和套话自然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些东西神奇的控制力，群体会为它们如痴如狂，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还会看到它们所发挥的作用。
一个明白如何利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都会对这些东西大加利用，因为他能够用刀剑和杀戮成就的事情，用这种办法照样可以办得到。
比如说，像不义之财、卑鄙的剥削者、可敬的劳工、财富的社会化之类的说法，永远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尽管它们已经被用得有些陈腐。此外，如果候选人满嘴新词，其含义又极其贫乏，因而能够迎合极不相同的各种愿望，他也必能大获全胜。
1873年的时候，在西班牙发生的那场血腥的革命，就是由这种含义复杂，因而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出解释的奇妙说法引起的。在史料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关于这件事的记载：
在最初的时候，暴动者推翻了当时的国王，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激进派却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其实就是乔装打扮的君主国，于是为了迁就他们，议会全体一致宣告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
虽然投票者中谁也解释不清楚自己投票赞成的是什么，然而这个说法却让人皆大欢喜。人们无比高兴并陶醉于其中，好像一个充满美德与幸福的王国就要在地球上揭幕。共和主义者如果被对手拒绝授予联邦主义者名称，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
人们在大街上奔走相告，以这样的话互相问候：“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便响起一片赞美之声。当时的军队已经涣散到了极点，没有一点纪律可言，士兵们借着士兵自治的名义，拒不服从军官的指挥，然而人们却对这一点大唱赞歌，仿佛军队成为了一盘散沙，就意味着民主时代的来临。
那么，人们对这个“联邦共和国“是如何理解的呢？
有些人认为它是指各省的解放，就和美国的行政分权制相似的制度。
有些人认为它是一个伟大的国度，就像国土横跨世界的英联邦一样。
还有些人认为它意味着消灭了一切权力，从而需要迅速着手于伟大的社会变革。
比如说，巴塞罗那和安达路西亚的社会主义者受巴黎公社的影响，赞成公社权力至上，他们建议在西班牙设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根据它们自己的要求制定法律，在建立这些自治区的同时禁止警察和军队的存在。
在南方沿海各省份，叛乱很快便开始从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从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蔓延。有个发表了宣言的村庄，它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破坏了电报线和铁路，以便切断与相邻地区和马德里的一切关系。
处境最可怜的村庄注定只能寄人篱下。联邦制给各立门户大开方便之门，到处都在杀人放火，人们无恶不作。整个西班牙的大地上，都充斥着血腥的狂欢。
这个例子仅仅是此方面千万件例子中的一个。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名词竟然能让整个西班牙民族陷入癫狂，由此可见，言语对群体的影响之大。正因为这个原因，任何想要对群体施加影响，或是想要操控选民群体的人，都不可轻易放弃这一有效的手段。
（4）选民群体拒绝理性
毫无疑问，在选民群体中不存在任何理性，他们也绝不愿意接受任何理性的影响。
在报纸的宣传中，选民集会常常被描写成为一场在公平气氛下举行，充满睿智的辩论会，然而真实的情况却远不是这样。
在这种集会上，演讲者往往言之凿凿，切齿痛骂对手，有时甚至拳脚相加，但绝对听不到论证。即使有片刻安静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个享有“粗汉”名声的人在场，宣称自己要用一些让听众开心的麻烦问题难倒候选人。然而反对派的满足是短命的，因为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叫喊压倒。
在一些史料中选出来的有关公众集会的记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
在法国南特地区一次选民的公众集会中，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请大会选出一名主席，骚乱立刻席卷全场。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粗暴地占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极力反抗；保皇党大声叫骂。人们相互扭打，每一派都指责对方是拿了政府佣金的奸细，无数人因此而受伤。事后，警察和民兵在会场收集的钱包、胸针、假牙、假发等小零碎，整整装满了两个大筐。
在这一片喧嚣声中，会议只好拖延很长时间，原定中午结束的集会，到了下午还在进行。
当说话的权力被转移给X同志的时候，这位演讲人开始猛烈地抨击社会主义者，台底下的人则开始用“白痴、无赖、流氓！”等等的叫骂声来打断他。X同志则针对这些脏话做出了反应，他很快地就编造出来一套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些“白痴”或者“可笑之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集会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理性，参与者要么用恶毒的语言互相攻讦，要么干脆拳脚相向。在这样的气氛中，辩论和冷静的探讨是决不可能实现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集会的成员囊括了各种政治派别，他们存在着观念上的分歧，有着不同的利益，自然不可能体现出理性的光辉。其实，即使在有着共同利益的集会中，也很难保证冷静与理性。
在第二国际的一次会议中，为了五一节工人庆祝会做准备，各个国家的代表团开始坐在一起讨论。为了防止争吵，会议的口号被设定为“沉着冷静”。
讨论很快就变为激烈的争吵，因为有一位G同志在发言当中，暗指社会主义者是“白痴”和“骗子”。所有这些恶言恶语最终变成了互相攻讦，演讲者和听众分成两派，争吵到了最后又变成了武斗，两派大打出手，椅子、桌子、板凳全都变成了武器，就连大会主席最后都加入了战团。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只发生在固执的选民群体之中，也不要认为这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不管是什么样的无名称的集会中，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上的争论也没什么两样，在下一节中我们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5）选民是被操纵的群体
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已经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
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场合里找到这方面的证明，比如说，1895年2月13日的《财报》上，就记载了一次学术集会的场景。
在那个晚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喧嚣声有增无减，绝没有哪个演讲者能够说上两句话而不被人打断。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这个角落或那个角落大叫大嚷，或者是一起齐声叫喊。
当一个演讲者得到掌声的同时，他也一定会得到嘘声。听众中的个别成员也在不断地互相激烈争吵。一些人可怕地挥舞着木棒，另一些人不停地击打地板。那些打断演说的人，总是会引来一片呼喊：“把他轰下去！”或是“让他说！”
一位名叫C先生的学者，在获得了讲话的权利之后，一张嘴就是白痴、懦夫、恶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打击报复之类的用语。他挥舞着双手，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消灭。
我们可以看到，参加集会的成员不是学者就是教师以及为数不少的高校学生。这些人显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在这方面，他们却和街头的流氓一样表现得毫无教养。
也许有人会问，处在这种环境里的选民怎么能够形成一致意见呢？
我们的回答是，选民群体可以说他们持有意见，但是绝对不能夸口说这个意见是自己提出来的，也决不能夸口说这个意见合乎理性。
因为实际的情况是，选民的意见和选票，通常是操纵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的，而它的领袖人物，通常都是些著名的政客，他们向工人许诺好处，因此在这些人中间很有影响，也就可以将他们的意愿夹杂在许诺之间，一股脑地塞给选民群体。
正如今日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的谢乐先生所言：“你可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它不多不少，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今日法国就是受着长期选举委员会的统治。”
选举委员会的威力之大，以及它对选民群体控制程度之高，操纵手段之熟练，都是我们绝难想象的事情。曾经有一位选举委员会成员放出狂言，声称只要候选人能够被群体所接受，并拥有一定的财源，解决选民群体的问题并不困难。
在他看来，只要300万法郎，就能够让犯有叛国罪的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即使是拿破仑，也没问题，只要他能够重新活过来，并且拿得出5000万法郎就可以了。
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终于对选民群体的心理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可以说，它包含了群体的一切特性，和其他那些群体相比，它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6）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上）
我们看到了选民群体的弱点，也就知道了法国普选制度的荒唐之处，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该项制度和古罗马的元老院毫无区别，甚至更像是雅典城的所谓共和，是由少数人主导，操纵大批民众的制度。
然而话虽这样说，我们却必须要将普选制度保留下来，尽管我们知道它的机制如何，但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将它一笔勾销。
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归纳出了这些原因，基于这些考虑，我要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毫无疑问，普选制度的弱点十分突出，因此我们很难对其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一桩事实，那就是社会一定是要由少数人操纵的。
我们的文明，乃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也相应地越来越少，而这个金字塔的底座，就是一个民族中的广大群众。
一种文明的繁荣与进步，如果仅仅依靠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绝对无法让人放心的，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必须要由少数社会精英阶层来掌舵。
从历史事实上来看，群众投下的选票往往十分危险。它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若干次遭受侵略的代价。在今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群体蜂拥聚集在社会主义者的旗号之下，眼看着群体正在为其铺设道路的社会主义就要大获全胜。倘若让这种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占领我们的政府，十有八九会让我们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正因为如此，我们与其任由民众将国家航船开往危险的深渊，反而不如听任几个政客掌控他们，至少在接受正确观念的难易程度方面，影响几个人要比影响群众简单得多。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普选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法国民众心中，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为了争取这项权利而血洒大地，想要将这项权利夺走，或是仅仅做一个名称上的改变，都势必会遭到民众的迎头痛击。
我们只要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就会承认这一点。
从纯粹的学术角度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就像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驳，但是如今它却拥有和昔日宗教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因此，它就像过去我们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
我们不妨想象以下，假设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因为时空穿梭而被送回到了中世纪。难道你会认为，当他发现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会对它们进行攻击吗？
假如这个思想家落入了一个能够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之手，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者参加了女巫的宴会，他还会对存在着魔鬼或女巫提出质疑吗？
假如他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那么他还会有活命的机会吗？
正如这个思想家的命运一样，我们如果要用讨论的方式来试图动摇普选制度，就比群众的信念高明不了多少。而普选制度所受到的迷信，它具有的威力，几乎是和过去的宗教一样的。
在今天，那些演说家和作家在提到普选、民主这一类词语时，所表现出来的恭敬与媚态，甚至就连煊赫一时的路易十四也无缘享受。
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急于动摇这项制度，也暂时无法动摇其一分，对于它，我们必须采取和对待宗教教条一样的立场，除了时间之外，谁也没有办法对它发生影响。
（7）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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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我们说到的方面，还有一个因素，使得破坏普选制度教条的努力，变得更加苍白无力，因为它具备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外表。
在我们今天这个号召人人平等的时代，人们其实并不相信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
在民众的心目中，总是认为自己的身边生活着一群傻瓜，这就使得他倾向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找志同道合者，寻找支撑自己观点的意见。于是，每个人都开始毫无节制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似乎人数越多，里面就会囊括更多的聪明人，似乎真理总是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尝试着要废除掉普选制度时，一定会遭到最猛烈的反击，每个人都会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产生真理的道路，仿佛将智慧之泉的泉眼堵死一样可恶。
有人认为，只要对普选制度加以改革，对民众的选举权加以限制，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直接把这种权利限制在聪明人中间，这样就可以解决掉一切问题。
这样做真的会改进群众投票的结果吗？
我们必须要说，这种情况永远也不会出现。无论那些聪明人的睿智程度如何，也无论他们的人数少到什么程度，局面都无法得到改观。
我们知道，只要人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那么不论它成员多寡，不论其成员素质如何，就统统患上了智力低下症。只要身处一个群体之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
在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上，四十名科学院院士的投票，绝不会比四十个买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因为对所有的群体来说，它们的智力水平总是一样的低。
如果按照那种流行的说法，只让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选民，那么最终的投票结果可能只会变得更糟。
人的智力来源是个神奇的东西，对社会问题的清醒认识也不可能人人具备，一个人绝对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几乎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也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这些人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取得过一致意见呢？贸易保护的问题讨论了几百年，完全看不出有得出结论的迹象。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孰优孰劣的话题一被抛出，学者们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竟然用金银双本位制的办法相互妥协。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和专家对社会问题一无所知，他们所谓的学问，只不过是在我们普遍无知的基础上，加上了那么两三本专业著作。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实在太多，很难覆盖到他们的专业领域，因此从本质上说，他们的学问，和民众的无知也没有什么两样。
正因为如此，完全由掌握各种学问的人组成的选民，他们的投票结果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多少。
时间一长，这些学者将仍然主要受自己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