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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不轨之臣，犹低回没世，不敢遂其篡夺。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从政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其于贫富贵贱之地，则养廉远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能不笃于自修。至于渐磨之久，则果于义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先后之过乎？夫《大学》之道，将欲诚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国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则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难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难至者既几矣，则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时，顾所以导之如何尔。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年，盖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茜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斋祭之室，诵讲之堂，休宿之庐，至于庖氵库厩，各以序为。经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既而来学者常数十百人，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使筠之士相与升降乎其中，讲先王之遗文，以致其知，其贤者超然自信而独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则是宫之作，非独使夫来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瀛州兴造记】
熙宁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坏城郭屋室，瀛州为甚。是日再震，民讹言大水且至，惊欲出走。谏议大夫李公肃之为高阳关路都总管安抚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晓，讹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仓储库积，无所覆冒。公开示便宜，使有攸处，遂行仓库，经营盖障。雨止，粟以石数之，至一百三十万，兵器他物称是，无坏者。初变作，公命授兵警备，讫于既息，人无争偷，里巷安辑。
维北边自通使契丹，城壁楼橹御守之具，寝弛不治，习以为故。公因灾变之后，以兴坏起废为己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乃请于朝，力取于旁路之羡卒，费取于备河之余材，又以钱千万市木于真定。既集，乃筑新城，方十五里，高广坚壮，率加于旧。其上为敌楼，战屋凡四千六百间。先时，州之正门，弊在狭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余凡圮坏之屋，莫不缮理，复其故常。周而览之，听断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廪，货有深藏，宾属士吏，各有宁宇。又以其余力为南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污淖，即于夷途。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积若干万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苇木瓦之用，积若干万若干千若干百。盖遭变之初，财匮民流，此邦之人，以谓役巨用艰，不累数稔，城垒室屋未可以复也。至于始作逾时，功以告具。盖公经理劝督，内尽其心，外尽其力，故能易坏为成，如是之敏。事闻，有诏嘉奖。
昔郑火，子产救灾补败，得宜当理，史实书之。卫有狄人之难，文公治其城市宫室，合于时制，诗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败，与郑之火灾、卫之寇难无异。公御备构筑不失其方，亦犹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从父兄适与军政，在公幕府，乃以书来，属予记之。予不得辞，故为之记，尚俾来世知公之尝勤于是邦也。
【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
熙宁元年冬，广德军作新门鼓角楼成。太守合文武宾属以落之，既而以书走京师，属巩曰：“为我记之。”巩辞不能，书反复至五六，辞不获，乃为其文曰：
盖广德居吴之西疆，故鄣之墟，境大壤沃，食货富穰，人力有余，而狱讼赴诉，财贡输入，以县附宣，道路回阻，众不便利，历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图，因县立军，使得奏事专决，体如大邦。自是以来，田里辨争，岁时税调，始不勤远，人用宜之。而门闳隘庳，楼观弗饰，于以纳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览示宾客，弊在简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钱公公辅守是邦，始因丰年，聚材积土，将改而新之。会尚书驾部郎中朱公寿昌来继其任，明年政成，封内无事，乃择能吏，揆时庀徒，以畚以筑，以绳以削，门阿是经，观阙是营，不督不期，役者自劝。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兴，复宇相瞰，壮不及僭，丽不及奢，宪度政理，于是出纳，士吏宾客，于是驰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称。至于伐鼓鸣角，以警昏昕，下漏数刻，以节昼夜，则又新是四器，列而栖之。邦人士女，易其听观，莫不悦喜，推美诵勤。夫礼有必隆，不得而杀；政有必举，不得而废。二公于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书美实，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于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卷十九·记九首
【广德湖记】
鄞县张侯图其县之广德湖，而以书并古刻石之文遗予曰：“愿有纪。”
盖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于四明山，而引其北为漕渠，泄其东北入江。凡鄞之乡十有四，其东七乡之田，钱湖溉之；其西七乡之田，水注之者，则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由此湖，而湖之产，有凫雁鱼鳖、茭蒲葭、葵莼莲茨之饶。其旧名曰莺ㄕ湖，而今名，大历八年令储仙舟之所更也。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书请废湖为田，任事者左右之，为出御史李后素验视，后素不为挠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废。刺史李敬方与后素皆赋诗刻石以见其事，其说以谓当是时湖成三百年矣，则湖之兴，其在梁齐之际欤！
宋兴，淳化二年，民始与州县强吏盗湖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复。转运使言其事，诏禁民敢田者，至其后，遂著之于一州敕。咸平中，赐官吏职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顷为之，既而务益取湖以自广。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堤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滨，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桥腊台，而其中有山曰白鹤，曰望春，自太平兴国以来，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绝，而湖始复。天圣、景之间，民复相率请湖为田，州从事张大有案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报知至道诏书，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请湖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县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
至张侯之为鄞，则湖久不治，西七乡之农以旱告。张侯为出营度，民田湖旁者皆喜，愿致其力。张侯计工赋材，择民之为人信服有知计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属吏，人以不扰，而咸劝趋。于是筑环湖之堤，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广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广倍于旧，而高倍于旧三之二。鄞人累石堙水，阙其间而扃以木，视水之小大而闭纵之，谓之契。于是又为之益旧，总为契九，为埭二十。堤之上植榆柳，益旧总为三万一百。又因其余材为二亭于堤上以休，而与望春、白鹤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山之上为庙，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于此湖者。以熙宁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万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于工之余。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鱼雁茭苇、果蔬水产之良皆复其旧，而其余及于比县旁州。张侯于是可谓有劳矣。
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废不治，盖出于吏之因循，而至于不知所以为力，予方患之。观广德之兴，以数百年，危于废者数矣，繇屡有人，故益以治。盖大历之间，溉田四百顷，大中八百顷，而今二千顷矣。则人之存亡，政之废举，为民之幸不幸，其岂细也欤？故为之书，尚俾来者知毋废前人之功，以永为此邦之利，而又将与越之人图其废也。
张侯名峋，字子坚，以材闻，去而为提举两浙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于时云。
【齐州二堂记】
齐滨泺水，而初无使客之馆。使客至，则常发民调林木为舍以寓，去则撤之，既费且陋。乃为之徙官之废屋，为二堂于泺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
盖《史记·五帝纪》谓：“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郑康成释：历山在河东，雷泽在济阴，负夏卫地。皇甫谧释：寿丘在鲁东门之北，河滨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渔，皆舜之初，宜同时，则其地不宜相远。二家所释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皆在鲁卫之间，地相望，则历山不宜独在河东也。《孟子》又谓舜东夷之人，则陶、渔在济阴，作什器在鲁东门，就时在卫，耕历山在齐，皆东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图记，皆谓《禹贡》所称雷首山在河东，妫水出焉。而此山有九号，历山其一号也。予观《虞书》及《五帝纪》，盖舜娶尧之二女乃居妫，则耕历山盖不同时，而地亦当异。世之好事者，乃因妫水出于雷首，迁就附益，谓历山为雷首之别号，不考其实矣。由是言之，则图记皆谓齐之南山为历山，舜所耕处，故其城名历城，为信然也。今泺上之北堂，其南则历山也，故名之曰历山之堂。
按图，泰山之北，与齐之东南诸谷之水，西北汇于黑水之湾，又西北汇于柏崖之湾，而至于渴马之崖。盖水之来也众，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则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历城之西，盖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数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齐人皆谓尝有弃糠于黑水之湾者，而见之于此。盖泉自渴马之崖，潜流地中，而至此复出也。趵突之泉冬温，泉旁之蔬甲经冬常荣，故又谓之温泉。其注而北，则谓之泺水，达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济者皆于是乎出也。齐多甘泉，冠于天下，其显名者以十数，而色味皆同，以予验之，盖皆泺水之旁出者也。泺水尝见于《春秋》，鲁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齐侯会于泺。杜预释：在历城西北，入济水。然济水自王莽时不能被河南，而泺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预盖失之。今泺上之南堂，其西南则泺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泺源之堂。
夫理使客之馆，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为之识，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宁六年二月己丑记。
【齐州北水门记】
济南多甘泉，名闻者以十数。其酾而为渠，布道路民庐官寺，无所不至，分流，如深山长谷之间。其汇而为渠，环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为门以泄之。若岁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则常取荆苇为蔽，纳土于门，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坚完，又劳且费。至是，始以库钱买石，僦民为工，因其故门，累石为两涯，其深八十尺，广三十尺，中置石楗，析为二门，扃皆用木，视水之高下而闭纵之。于是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人无后庐，劳费以熄。其用工始于二月庚午，而成于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备库副使驻泊都监张如纶，右侍禁兵马监押伸怀德。二人者，欲后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来请书，故为之书。是时熙宁五年壬子也。太常博士充集贤校理知齐州军事曾巩记。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门，东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传，鲁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是也。其后曰夷水，《水经》所谓汉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后曰蛮水，郦道元所谓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蛮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将，攻楚，去鄢百里，立曷，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筑宜城之大堤为城，今县治是也。而更谓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为渠因不废。引鄢水以灌田，田皆为沃壤，今长渠是也。
长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数苦旱，川饮食者无所取，令孙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坏塞，而去其浅隘，遂完故曷，使水还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毕，田之受渠水者，皆复其旧。曼叔又与民为约束，时其蓄泄，而止其侵争，民皆以为宜也。
盖鄢水之出西山，初弃于无用，及白起资以祸楚，而后世顾赖其利。郦道元以谓溉田三千余顷，至今千有余年，而曼叔又举众力而复之，使并渠之民，足食而甘饮，其余粟散于四方。盖水出于西山诸谷者其源广，而流于东南者其势下，至今千有余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势无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兴于既废。使水之源流，与地之高下，一有易于古，则曼叔虽力，亦莫能复也。
夫水莫大于四渎，而河盖数徙，失禹之故道，至于济水，又王莽时而绝，况于众流之细，其通塞岂得如常？而后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务蹑古人之遗迹，不考夫山川形势古今之间同异，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欤？
初，曼叔之复此渠，白其事于知襄州事张瑰唐公。公听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则渠之复，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为，盖将任其职，非有求于世也。及其后言渠曷者蜂出，然其心盖或有求，故多诡而少实，独长渠之利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
熙宁六年，余为襄州，过京师，曼叔时为开封，访余于东门，为余道长渠之事，而诿余以考其约束之废举。予至而问焉，民皆以谓贤君之约束，相与守之，传数十年如其初也。予为之定著令，上司农。八年，曼叔去开封，为汝阴，始以书告之。而是秋大旱，独长渠之田无害也。夫宜知其山川与民之利害者，皆为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书以告后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为尚书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八月丁丑曾巩记。
【徐孺子祠堂记】
汉元兴以后，政出宦者，小人挟其威福，相煽为恶，中材顾望，不知所为。汉既失其操柄，纪纲大坏。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杰特起之士，相与发愤同心，直道正言，分别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织罗钩党之狱起，其执弥坚，而其行弥励，志虽不就而忠有余。故及其既殁，而汉亦以亡。当是之时，天下闻其风、慕其义者，人人感慨奋激，至于解印绶，弃家族，骨肉相勉，趋死而不避。百余年间，擅强大，觊非望者相属，皆逡巡而不敢发。汉能以亡为存，盖其力也。
孺子于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辟皆不就，举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车备礼，召皆不至。盖忘己以为人，与独善于隐约，其操虽殊，其志于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节于乱世，不以死生动其心，异于怀禄之臣远矣，然而不屑去者，义在于济物故也。孺子尝谓郭林宗曰：“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皇宁处？”此其意亦非自足于丘壑，遗世而不顾者也。孔子称颜回：“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孟子亦称孔子：可以进则进，可以止则止，乃所愿则学孔子。而《易》于君子小人消长进退，择所宜处，未尝不惟其时则见，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孺子姓徐名稚，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图记：“章水北径南昌城，西历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历南塘，其东为东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号孺子台。吴嘉禾中，太守徐熙于孺子墓隧种松，太守谢景于墓侧立碑。晋永安中，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贤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时，谓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尝为孺子宅，又尝为台也。予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处，结茅为堂，图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宾属拜焉。汉至今且千岁，富贵堙灭者不可称数。孺子不出闾巷，独称思至今。则世之欲以智力取胜者，非惑欤？孺子墓失其地，而台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处之意为记焉。
【江州景德寺新戒坛记】
江州景德寺戒坛，作于熙宁九年某月某甲子，成于十年某月某甲子。其费出于太子宾客陈公讳巽，其主而成之，出于寺之僧智暹。坛成，是岁同天节，度僧若干人。
初，景德寺屋坏几废，智暹慨然以经营为己任，不舍其昼夜之勤，凡二十年，为佛殿、三门、两廊、钟楼与戒坛，总为屋若干区，总费钱二十余万。智暹食淡衣粗，所居屋坏不自治，所得于人惟资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凡所欲为无不如志。今年六十有七矣，其经营寺事，不懈如初，而其强力盖有余也。余嘉其意，故为之记云。熙宁十年五月乙亥记。
【洪州东门记】
南昌于《禹贡》为扬州之野，于地志为吴分。其部所领八州，其境属于荆闽南粤，方数千里。其田宜亢余，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在江湖之间，东南一都会也。其城之西为大江，江之外为西山。州治所，因城之面势，为门东西出。其西门既新，而东门独故弊。熙宁九年，余为是州，将易而新之。明年，会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还京师，过南昌，视其东门，则今守元侯既撤而易之。元侯以余为有旧于是州，来请曰：“愿有识。”余辞谢不能，而其请不懈。
盖天下诸侯之门制，见于经者不明，学礼者以谓诸侯之制，有皋应路门，天子之门加库雉。然见于《春秋》者，鲁有库门，有雉门。见于《孔子家语》者，卫有库门。或以谓褒周公、康叔，非诸侯常制，其果然欤？盖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绵》，古公父徙宅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