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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们本来想打谁？”
“打一流氓。”刘越大声说，气乎呼的。
“那流氓叫什么？”
“不知道，那一带的流氓多，你们一定也知道，那天小子流氓了一个女孩，我看见了，不过当时他们人多，我没打赢。”
“什么样的女孩？”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瘦瘦的，好像不是本地人。”
“在哪儿流氓的？”
刘越顿一下说：“就在那条街上。”
两个保卫干事装作看记录，心里在想这位首长的未来女婿实在无法无天。
“你们错打的这个邵冬骏，和那个流氓很像？”
“像。一模一样。尤其在早上五点，天不亮的时候看。”
“邵冬骏穿军装，你们没看见？”
“谁让他不戴军帽？这年头，是人是鬼都穿军装，流氓格外爱军装！”
干事们把该问的问了，知道刘越最多挨一次严重警告，不会动他的。他是有靠山的人，又是篮球队的宝贝。
元旦前我们在礼堂合乐连排，刘越又来看了。他还坐在第五排中间的椅子上，手上却没点烟。首长的千金不喜欢他抽烟。我们对他很冷淡，男兵们也不再叫他大表弟。他打伤了我们的人。打断了两根肋骨的邵冬骏到现在都不能大笑，慢说恢复舞蹈了。我们还认为这事的处理太便宜他，只给个严重警告，他该干吗还干吗，照做他的摩托骑士、球星、乘龙快婿。
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有多烦闷，盯着舞台上指手划脚的小穗子，真想马上做出决断，从一个暗暗形成的三角关系中解脱。小穗子在他眼里还是有一点古怪和不好捉摸，他还是觉得她有一点说不出的危险，但他是入了迷。他看她穿一件黑色练功服，脖子和胸口相接的一带显得脆弱而苍白。她身上背一只小铜鼓，不时敲两下。她一敲鼓，排练便停下来。乐队还有不甘心的乐声，在她讲解队形、动作时，继续奏响。副团长便会在台下叫：“小萧，再敲敲鼓！有人聋哎！”
她便不好意思地笑一下，义敲两下鼓。她不用尖利的哨音而用鼓声来做行止指令，就是不愿意自己像其他老编导那样一副权威形象。
她讲完什么，演员们“哄”的一声，各种抱怨冲天而起。嫌队形不合理，动作不好看。老编导是不必忍受这些的。小穗子还要熬一些年数，才能收服我们。
我们中的谁说，会不会编舞啊？你自己来跳跳看！
小穗子走到了舞台中间，对乐池点一下头。音乐响了，她跳起来，一面气喘吁吁地说着队形变动，动作诀窍。
我们不知道她那天跳得那么出色，是因为她在为刘越跳。他们俩在暗中一呼一应，使我们感觉气氛中有种异常的东西，但我们判断不出来，只觉得小穗子摇身一变，成了块独舞货色。她停下来，脸通红，似乎在讨好我们，笑着说，就这样，不难的，熟了就好了。
我们看见刘越站起身，迈着大步，向礼堂外面走去。
小穗子敲了两下鼓，接着刚才断的地方，把舞蹈排下去。
她想刘越会在后台外面等她。她在他眼里看见了约定。她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他。正在建筑的图书馆堆了一垛垛新砖，成了孩子们的城堡。他和她站在一座城堡里面，拉着她的手。
他故作玩闹地说：“穗子，我要做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了。”
她的手反过来拉住他的，把话题赶紧引开。刘越走出砖堆时小穗子叫住他。她说她父亲终于恢复了工作，名誉，给她带了一大包吃的。主要是口香糖。因为她小时候特别爱吃口香糖。她问他爱不爱吃口香糖。
刘越说：“给我留着。”
小穗子笑了。她一下子看到她下面的日子，五年、十年、二十年。和这个刘越，这个一面写情书一面画飞机大炮坦克战艇的刘越。
刘越的背影在红砖里一隐一现，不久就走到灰白的冬天黄昏里。他在走出三角关系。同时心算着另一个多边几何图形。这种心算在他是下意识的，他手一提起康乐棋杆子，那心算已基本完成。棋子要怎样声东击西才能消灭另一个子。篮球也是这样，手里的球运着运着，一个几何图形的路线就被心算出来了。然后是出其不意，出奇制胜。他是个天生的运动员，动作和意识不分谁和谁。
小穗子又叫他一声。
刘越看着她，两人都一动不动。她头发在脑后盘成个髻，黑练功衫外面罩着棉大衣。他也看到了今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他会给她这样叫住，然后她会说：你先去接孩子吧，我今天排练可能要晚一些。或者她说：我忘了带钥匙了，你把你的先给我。
刘越看她走上来。大衣下摆甩来甩去，脖子和胸口难道不冷吗？他身上一阵涌动：那将都是他的，冷的暖的，她一切都将是他的。
二十二岁的刘越真想就和二十岁的小穗子消失一会儿。从暮气沉沉的下班的、打饭的军人群落中消失那么一会儿。灰白的下班号音送着一群群军人走出司令部、政治部楼宇，警卫兵的队列踏出干燥冷冰的操步，朝食堂走去，炊烟和饭食的气味和昨天、前天一模一样。小穗子和刘越一动不动站着，却从这里消失了。
小穗子先结束了“消失”。她说：“你那天赛完球，不是有两句话要告诉我吗？”
“哪天赛完球？”
“八月底。你输球那次。”
“两句话？”
小穗子斜他一眼，“那天你只说了一句。”
刘越大声地笑，说那句话留着，换她的口香糖。
被我们叫作小穗子的女兵在长长的花岗岩走廊上走。还是布底布面的鞋子，尖口那种，不同的是鞋帮两边各钉一根黑带子，在脚背上绑成个结子。走廊高大干净，刚拖过的地面一股凉意。走廊两边是一间间办公室，门上横出一块块牌子：组织部、干部部、文化部。敞开的门把上午的光线投在走廊上，小穗子就走在明和暗的轮替中。她不常来这座森严的大楼，每个办公室都有人在严峻地说话，电话铃在坚硬的花岗岩上起着回音。
小穗子不常来这里的原因之一，因为她十六岁那年在这楼里碰到的一位老首长。那是个典型的老首长形象，红脸膛，双下巴，富态持重。他说站住，是文工团的吗？小穗子说是的。他们是不是叫你小穗子？她说正是。首长的笑容变得很奇怪，先点一会儿头才说，哦，就是你呀，你就是那个小穗子。她走过去很久，觉得老首长还在看她，还在奇怪地笑着。
小穗子想，可别再碰上那位老首长。她走进一间办公室，四下看看，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她摘下棉帽，看着墙上的领袖像。这里的领袖像似乎比文工团的质量更好，你走哪他们眼神跟到哪。她走到墙角，马、恩、列、斯、毛、华都一致看着她。
一个声音说：“你干吗呢？”
小穗子一看，原来招她来的人是王鲁生科长。
“坐、坐。”王鲁生说着，挺着板直的脊背，走到桌前，取了个茶杯，又叫：“通讯员，送壶刀：水来！”他伸出手，小穗子装着打量环境，没把自己的手给他。
王鲁生说：“恭喜你提干啊。”
这对小穗子倒是个新闻。提干报告打上去快一年了，似乎一直被遗失或遗忘在哪个环节上。她说那谢谢你了。她不论青红皂白先谢他，不然他又搬出账本说：你提干有我的心血。可是账本还是搬出来了，王鲁生悲剧兮兮地说：“你提干，我是投入不少心血的。”
通讯员提一个漆着“政治部”字样的暖壶，站在门口大喊“报告”。王鲁生走过去，接过暖壶。小穗子一看不好，门关上了。
小穗子听他讲起事件的经过。王鲁生说，本来她条件也算成熟，特别是创作业务，很突出。文工团的报告打上来，专门提到她的创作成绩，说她改正错误改得十分彻底。一般做政治：工作的人心里都有数，小偷和男女作风，都是一犯再犯，难改。文工团领导认为小穗子很不容易，就改得很彻底。
他停下来，大首长那样细咂一口茶。
小穗子听见叮呤呤的响声，奇怪什么在响，一看她手上端的茶杯盖子不停地磕着杯。她赶紧把打着寒噤的茶杯搁下。玻璃板下面压了块绿毡子，毡子上有一张课程表。王鲁生科长也在上电大。
“不过呢，有个人跑去向领导汇报，说你是一直没断过犯错误，她在好几个地方看见你和一个男的卿卿我我。有一次在电影院，她就坐在你们后面，把你们所有的动作都看在眼里。她说你蒙骗了所有的人，她是受你骗最深的人。你想不想知道，举报你的这个人是谁？”
她抬起脸看着他。
“这个人你死也不会想到。”他给她一会时间，让她脑子里各种猜疑慌乱地跑个够。“你想想，在你被集体抛弃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么两个人，始终为你说活，偏袒你？其中一个，不用说，是我，另一个呢？”
小穗子摇摇头。她放弃了所有猜测。
“申敏华。”
那个略带男性，驼背塌腰的申敏华。一度追查反动谣言，追到她那儿，她全认了。一星期的审问后，她回了北京。不久她传的谣言被证实既不反动也不是谣言。申敏华一贯和人唱反调，原来因为她是个暗藏的高干子女。
“你没想到吧？”
小穗子承认她死也不会想到。
“她说了你一堆难听话，说你天性弱点太大，多大屈辱都不会让你长记性，记得永远跟人斗狠，不谈恋爱就是不谈恋爱。她在转业前把这话告诉了一个人，这人又传给了领导，让他们谨慎考虑你的提干。”
保密室在楼后面处理文件。成了黑色灰烬的秘密，在冬天的好太阳里飞着，从王鲁生的窗子飞过，一些落在光溜溜的树枝上。
王鲁生说：“幸亏有我。”他笑了笑，他这样一笑就是另一个人，在讽刺着那个一本正经、充满理想主义的自我。“知道吧？我其实也是假公济私。我一方面觉得要还你一个公道，另一方面，我是为我自己。”
来了，真正的清算来了。高利贷，驴打滚。
小穗子说：“那可真得好好谢你啦。”
“你看，这么多年，我的心你也看出来了。别人说你什么，我不管，我还是一心一意等你的。”在桌子下面，他穿三截头皮鞋的脚夹住了小穗子的脚。只不过是脚，她却觉得让他触到了女性最神圣、最隐秘、最致命的地方。她抓了棉帽站起身，对他不挑破地直是道谢，告别，叫他有空来文工团玩。
她走到门口，王鲁生一把将她拉回来。她装着给逗急的样子说：“你干吗呀？”
“看你怎么谢我。”他戴着两颗完美洁白的假牙，笑嘻嘻地凑上来，“在电影院和那个人都行，就和我不行呀？”他的笑是笑给一个贱骨头的。
小穗子一下子蹲下身，蒙着脸哭起来。他不动了，一声也没有。
她出了他的办公室，一直奔到操场上。她的布底鞋在柏油地上踏动，发出麻木的声响，她恨这脚，他碰过脚。她突然恨身上的军装，因为他也穿着它。
小穗子从中越边境打起仗之后，就没再见刘越。她把王鲁生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写信告诉了他，就和军区的几个记者搭上了南去的火车。
几个月后，她从野战医院回到城里，所有的事和人都有些事过境迁。
我们把小穗子的变化归结为她地位的改变：作品上了大报，全国的大报呢。她一脑壳乱七八糟的东西终于有了正经出路。幸亏没跟邵冬骏成家，邵冬骏被打伤后再也不肯练功，长得白白胖胖，天天在家氽肉丸子。我们不知道小穗子正经历的苦楚。她一回来就听说刘越的女朋友自杀未遂，为着拉回刘越。女朋友的父母也去了篮球队，说刘越个王八羔子把他们闺女的甜头都吃了，就想不认账了。
小穗子后来去了北京的电影厂修改剧本。临走她听说刘越的女朋友跟一帮高干子女搞色情舞会，被人检举了。刘越和她取消了婚约。
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月，军区举行了一场自一九六五年后最大的军事演习。一星期的行军后，篮球队要在驻地搞表演赛，几十个球员住在机关直属队营地。体工队、警卫营、通讯营一块分担驻地警戒，站二十四小时的岗。我们偶尔看见刘越独自在球架下练球，嘴上叼根香烟。他练球时眼睛从不斜视，投了好球也不像过去那样满面得意了。他几乎不苟言笑，我们忘了他有颗生动的小虎牙。
我们一看见他练球就远远地站着观看。那也是一种舞蹈，每一个腾空都和地心引力挣扎一刹那。那一刹那，就被铸塑在空间，成为一个完美的塑像。县城中学的球场在墨绿的山岙里，冬天的雨粉细地飘在空中，很久才落到地面。刘越给我们的错觉是他每一蹿跳都要发生某种突破。突破自然的极限，成一个自由物体上升。
表演赛他打得非常出色。驻地军分区的部队为他倾倒。比赛的第二天晚上，一个十六岁的新球员发低烧，刘越便为他代一小时的夜岗。他是军官，按说不必站岗，但他总是替年纪小的新球员站夜岗。
他披着棉大衣站在哨位上，夜里的山显得非常近，非常大，山坡上是淡绿和淡蓝的点点磷火。过了这座山，再行军一天，就是大演习的地点。野战军已经先到达了，野战包扎所和后勤部门正在夜行军向那里进发。直属队清晨四点就要开拔。刘越看了一眼表上的夜光点，还有一小时。他的右手按在手枪上，手枪被他抽出枪套，此刻待在他的大衣口袋里。这是打开了保险的枪，饱含子弹，因此他得小心地按住它。
三十米外，是个公共厕所，厕所有十个窗口，正对着哨位，若是刘越此刻练靶，他可以拿它们瞄准。厕所里的黄浑灯光透出窗子，很好的靶心。
偶尔有急匆匆向那里去的人影，刘越便问一声口令。对方一面回着口令，一面已进了厕所。不少人对口令毫不认真，随便回一句话冲进厕所里。就在这时，一个挺拔的身影从政治部宿营地出来，快步向厕所走。他斜穿过刘越面前的开阔地，步子自信、弹性十足。如此挺拔的一个政治部首长看上去十分荒谬，至少刘越这样认为。他向他喊：“口令！”
挺拔的首长愣住了。
“口令！”
“是我，组织部的……”
“不准动！口令！”
“我要上厕所！”
“再动我开枪了！”
……他终于把口令记起来。
但是太迟了，刘越的“五四式”已响了，后座
力已震麻了他的手。
所有的灯全亮了，穿白色和黄色军用衬裤衬衣的士兵和军官们拥到寒冷里，问出了什么情况，谁走了火。警卫营一个连长跑来，见刘越把手枪口朝天，两脚站得很开，身体重心完全在中心。一个洋气的打枪姿式，像从内部参考的外国电影里模仿来的。他气喘吁吁地问：“为什么打枪？！”
刘越不说话，就那么站着。
几个人已把倒在血泊里的人认了出来，叫着，是组织部的王科长……
眨眼间担架来了，抢救器具跟了一大串。此刻射击的后座力似乎震麻了刘越的全身，他身体一矮，就地坐下来。保卫科长睡眼惺忪地问他，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问丁他三次口令，他不回答。”刘越用平直的声音说。
凋查下来，有人说他听见刘越只问了两次。他说那时他也起身了，正准备上厕所，怕起床号一响，厕所人满为患。他还听见王科长清楚地回答，他是组织部的。再回来问刘越，他一口咬定当时他问了三次口令，并且，对方什么也没回答，他是根据演习的规定开枪的。当然，他忘了首先警示。
王鲁生科长的伤势很重，直到演习结束才脱离危险。子弹从他颈子的侧面钻入，伤及颈椎，有终身瘫痪的可能性。他说刘越第一次问他口令时，他一时没想起来，但马上报了身份。第二次再问，他正确地回答了口令，并且问了回令。刘越说王科长绝对记错了。
虽然事故不小，但也算每次大型军事演习中不可避免的代价。责任追究渐渐成了扯皮。曾经调查过刘越揍人事件的两位保卫干事看着振振有词的刘越，心里明白这不是一次普通事故，其中必有他们看不透的原因。刘越已不再是首长未来的女婿，他有词没词，不会像上次那样不了了之。
两大军区正好在合并，体工队以人员调整的名义，把刘越调到西藏军区昌都军分区去当宣传干事了，主要职责是抓部队基层体育活动。
小穗子在北京的两年里，起初每周和刘越通两封信，后来变成一周一封。信从西藏走到北京有时要半个月，有时更长。刘越总是不断地下部队，一个地方待不了几天，收信越来越难。他开始弄摄影，小穗子从他寄的照片里看见他新涉足的地方，新结识的人。到了一年后，他们俩就是两三个月通一封信了。
小穗子终于告诉刘越，她有了男朋友。刘越从此不来信了。半年后，小穗子收到了他一封短信，说都怪他，三年前在那条脏兮兮的小街上，听她讲了王鲁生的事之后，他觉得自己没力量跟那么多人对抗，他在那之后倒向了首长的女儿。“事情先错在我这里，穗子，不怪你。”似乎他收到她宣布有男朋友的信之后，一口气就噎在那里，半年后才呼出来。呼出来，徐缓而黯然神伤，已有一点缅怀和回顾。
小穗子回文工团才知道王鲁生两年前受了枪伤，至今还在恢复站立和行走功能。听这故事时，她在院子里晒棉被。一个月的阴雨，褥子下出现了一层霉霜，天一放晴，院子和楼上一片草绿棉被。小穗子身体在绿军棉的夹道里，听我们中某个人把大演习中的事故告诉了她。她一动不动，刚洗的头发随意披散，水滴把她天蓝毛衣的肩洇成一片深色。那是小穗子留给我们的一个奇怪印象：她突然记起她失去了什么。
他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出来，看见走来的小穗子。迎面的大窗给战士们擦得贼亮，高原的阳光灌进来，使她的形影显得曝光过度。他一时站住了，和她隔着三步。其实不必的，他只看她军帽外微卷的发丝就能认出她，不必这样细看。
“刘越。”
“你呀？什么时候来的？”
他们握手，讲些非讲不可的见面词。太阳照在他脸上。他高原人的脸，只有虎牙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