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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田正要出去送货。突然，杂货店的老板又要追加定货，义男忙着从冷柜里取出他需要的订数，木田在旁边叨叨着：“这个老板真没个准头儿。”
义男笑着送走了木田。自从上周罪犯打过电话以来，义男和木田就从没谈起过这事儿，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继续着他们的日常工作。隔壁蹲守的警察们也从不提这个话题。
上午来买豆腐的客人很少。义男一边整理着账簿，一边翻看着报纸。今天的社会版面没有继续刊登关于大川公园事件的消息了。义男正在翻看着体育版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在店门外叫他“老伯”。
他抬头一看，来的是常客，一位住在附近的年轻主妇。义男知道她是下午去做小时工的活，所以常在上午看见她。平时总是见她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今天却还带着个五六岁的女孩儿。女孩儿也骑一辆有辅助轮的小自行车，紧跟在妈妈的后边。母女俩在店门口停了下来。
“您好。”
义男走到柜台前，主妇看着冷柜说：
“啊，什么时候开始做油炸豆腐啦？”
“前天就开始了。”
“那，给我来四块儿吧。再来一块儿南豆腐。”
义男洗了手，给她捡着豆腐。小女孩儿也下了自行车跑到柜台前面来了。
“叫爷爷。”母亲对女儿说。
“你好。” 义男先跟小女孩儿打着招呼。女孩儿忸忸怩怩的没说话。
“是你的孩子吧，第一次带她来呢。”
“是小女儿。都该上幼儿园了。”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经义男这么一问，小女孩儿藏到母亲身后去了。
“瞧，就是认生得很。”
“女孩儿嘛，这样才可爱哪。”
“咳，现在的女孩儿这样可不行了。老大爷，您的观念太老了。”
豆腐还没装完，里屋的电话铃响了。年轻主妇说：
“您先去接电话吧，我不着急。”
“那太不好意思了。”
义男小跑着走进办公室里，电话是坂木达夫打来的。
“是义男先生吗？看了电视了吗？”
自从鞠子失踪的事件轰动以来，坂木时常给义男打电话，还陪义男一起去医院看望真智子。可是，今天他的声音听起来与往日不太一样，硬邦邦地有些颤抖。
“没有看。出什么事儿了？”
“你赶快打开看看，是HBS台。”
“又有什么消息了吧？”
“隔壁的警察没告诉你吗？”
“啊，告诉什么？”
“噢，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呢。有马先生……”坂木稍稍停顿了一下，“怎么说呢，鞠子找到了。”
义男一下子愣住了。什么话也没说，把话筒放下就赶紧把旁边的电视打开了。电视画面上是鞠子的照片。
画面上的照片是警察要去的那张鞠子今年春天拍的照片。鞠子在笑着。
“老伯？”
店里的年轻主妇在喊义男。
“怎么回事儿，老伯？”
因为是住在附近的人，都知道鞠子是义男的外孙女。在广场饭店的事儿被报道之后，她来买豆腐时还安慰义男说：
“老伯，打起精神来，不能服输呀。”
她的话和别人不一样，不是说“真可惜呀”、“真让人担心呀”，所以她的话给义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今天又听见她的声音了。因为从店门口也能看见电视画面，想必她此时已经知道了事态的进展。
义男看着画面，听着画面上记者的声音。慢慢地离开电视回到柜台前。
“老伯……”主妇的声音发颤，脸上带着泪痕，小女儿紧贴着她站着。
“电视里是说您的外孙女找到了，是吗？”
义男点点头。身体有点站立不稳，忙用手去扶冷柜。
“您怎么啦？”
小女孩儿一只手拉着妈妈的手，看看妈妈又看看老爷爷，再转过头看看妈妈，问道：“妈妈，你怎么哭了？”
遗骨正式被认定为古川鞠子的尸骨是当天深夜的事。遗骨被安放在墨东警察署，义男是在坂木的陪同下去看的。
能通过齿形顺利地进行身份鉴定，还多亏了坂木。在鞠子失踪之后不久，他就把能证明鞠子身份的证据都收集起来，还去找过给鞠子看过牙的牙科医生。
义男摇着头，说道：
“鞠子的事结束了，她终于回来了，我们可以给她下葬了。”
坂木没有说什么，但心里想，义男嘴上说“结束了”，心里恐怕不这么想吧。
其实，连义男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事件是不是真的能结束。
鞠子已经变成了白骨，可是义男似乎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在墨东警察署，古川茂比义男到得早，一位年长的警官接待了他。
他的脸色发青，眼睛红红的，下巴上的胡须也没有刮。义男注意到他的浓密的胡茬已经花白了。
四人一起来的地下遗体安放室，安放室的门是灰色的，上方有一块毛玻璃窗。走廊靠墙有一排长椅，走到长椅旁就闻到一股线香味儿。
警官用手指着门上的示意，这时，古川茂说：
“岳父，我先进去吧。”
义男无言地看了古川茂一眼，点了点头，向后退到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下来。警官和古川茂的背影在灰色的门里消失了。坂木和义男坐在那儿等着。
走廊里很静，义男默默地看着地上的足迹，心里想着来这里的都是什么人呢？在这里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又带回什么？他们是达观，是绝望，是悲叹还是愤怒？
正想着，听到门内传来了古川茂的哭声。
义男用双手遮住脸，鞠子的一切都浮现在眼前。从产房婴儿室的窗户看到的小脸，咿呀学语时的笑脸，穿着幼儿园过大的制服的样子，生气时哭泣的模样，都历历在目。
“鞠……子”门内又传来古川茂的哭声。
义男的心里大声地呼唤着，“鞠子，回来吧。”
“有马先生。”
坂木把手放在义男的肩上，义男能感觉到他的手的温热，耳中听着门里传来的呼唤声，在紧闭着的灰色的大门前，义男的心在流血。
“喂……喂？”吱吱的声音。
木田孝夫接了电话。店里只有他在值班，在公寓里蹲守的“有马组”的刑警在木田接电话时按下了录音键。
“是有马豆腐店吗？”仍然是机械的声音。
“是的。”木田大声地回答。
“不是老大爷吧？噢，对了，老大爷一定是跟警察出去了吧？”
“你就是那个罪犯吧？”木田问道，“你还想干什么？”
“听口气，你还挺横的。”机械的声音愉快地尾音往上挑着，“你是他们家的亲戚吗？”
“我是谁有什么关系吗？”
木田也有两个上中学的孩子，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鞠子的事儿给亲人带来的痛苦也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
“好大的口气呀。”机械的声音说，“你对我这样的态度，以后可别后悔。说起来，你得感谢我才对。”
“感谢？为什么要感谢你？”
“我把鞠子送回来了，不是吗？”
“你……”
“费了我好大劲儿呢，那么脏的东西，埋了东西又挖出来。不过，看老大爷挺可怜的，我特意还给他的。”
木田愤怒地睁大了眼睛。
“你真是人间的败类！”
对方笑着。木田不禁骂道：
“我知道你，你就是个神经病！只会打这样的电话，只会欺负女孩子，你敢和男人打架吗？你这个混蛋！”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机械的声音，这回不笑了，“我还没有男人做对手呢。”
木田咽了口吐沫，隔壁的刑警暗示他拖延对话的时间。
“是吗？那你是不是又想作什么恶了？这回要是再有哪个男孩子死了，肯定是你这个混蛋干的。”
电话断了。隔壁的刑警说“还是用手机打的”。木田抓这电话机，把拉出来的线往墙上挂，电话线却不听话地掉下来，滑落到地板上。
武上悦郎喝醉了。10月21日，是古川鞠子的遗骨被发现以后的第十天。这天下午，天色已近黄昏，夕阳的光斜射在武上家客厅的窗户上。
刚洗完澡的武上其实只喝了一小罐啤酒，说是醉了，实际上是太累了。与古川鞠子有关的文件材料又急又多，这三天里，武上几乎没有睡觉，连饭也没正经吃一顿。对遗骨的鉴定，对齿形的鉴定，遗骨发现现场的实况调查报告和照片，有关各方面提交的文件都汇总到武
上这里。在此期间，联合调查总部召开了自总部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会上通报了事实经过和调查情况，并回答了记者的各种提问。
大川公园事件是在9月12日发生的，到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天了。这些日子里，武上一直就没有回过家。最后还是神崎警部硬把他推走的，说是“你回家洗个澡再来也好啊”，他这才回了趟家。其实，神崎警部也一样，一直跟着武上一起忙了四十天。
武上住在大田区的大森，乘地铁到六乡土手站下车，再步行五分钟就到了。这里，战后兴建的称为文化住宅的房屋一家挨着一家，街道工厂也混杂在其中，是一个人口密度很高的街区。武上的住宅是十年前在原有的所谓文化住宅的基础上重新翻盖的。房子虽说是武上翻盖的，可那巴掌大的地皮可是从妻子的家族继承下来的，否则仅凭武上这么一个公务员的薪水是无论如何也甭想在东京都内弄到这么一所独门独户的住宅的。
还是在几年前，临近的住宅还相当拥挤，当泡沫经济的风暴袭来之后，不知不觉中，在附近出现了许多空地。武上家旁边是一家板金涂装公司的铁皮造建筑，如今大概是因为破产而变成了空地，成了停车场。这倒使武上家的客厅变得既通风又明亮。
刚洗完澡的武上，坐在窗边，一边吹着热风，一边读着停车场里车辆的牌号。即使是在家里短暂的休息，他的脑子也静不下来。武上一边读，一边用数字的谐音把车牌上的一串数字连成一句话，他早就养成了这样记数的习惯。
不一会儿，他的思绪又跳回到鞠子的案子上了。
这会儿，条崎正在武上家的浴室里泡着澡呢。和武上一起工作，没有经验的他比武上还累。在负责档案的工作中，被武上盯上了也不知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总之，在这个案子期间他也是一次都没回过家。武上想到他反正是单身一人，回家后也没人照顾，就把他给拉到自己家来了。
武上的妻子在附近的药店上班，武上他们刚回家她也回来了，接着就出门买东西去了。女儿在大学里没回来，家中十分安静。
武上继续数着车牌上的数字，他的记忆力非常好，数到第二遍时，停车场里的车牌号就都记住了。自己在想，我记它干吗，还是想点儿有用的事儿吧。
关于那只右手的情况几乎还没有什么进展，指甲油的颜色，手腕内侧的小痣，只有这么一点儿可以称得上特征的地方。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哪个失踪女孩儿能与这点儿特征对得上号。
罪犯到底想干什么呢？
罪犯在古川鞠子的事儿上和她的家人有马义男周旋了一通，搅得满城风雨的。可是，却没见他再提那只右手的事儿。
只有罪犯才知道那只右手的身份，按说他应该和她的家人联络。会不会也做出像古川鞠子事件那样的举动呢？
“喂，你去看看，浴室怎么没有声音啊？条崎怎么还没出来呀？”厨房里传来妻子的声音。
武上站起身，朝浴室走过去。他用手在玻璃门上敲了敲，没有反应。武上打开门朝里边探头一看，条崎头枕着澡盆睡着了。
武上走过去，用手推推他，说：“喂，睡着啦？”
条崎猛地惊醒了。“哇，对不起。”
“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没有，没有。我马上就出来了。”
条崎的头上散发着好闻的香味儿，武上心想准是用了女儿的洗发香波了。武上女儿的毛巾呀香波之类的东西从来都是不许别人碰的，要是她知道谁动了她的东西可不得了。好在条崎这回等不到挨她的骂就得返回总部去了。
武上到门口看了看，晚报已经送来了。武上把报纸拿回客厅，坐在那儿翻着。条崎从浴室里出来了，利落地换好了衣服。
报纸上没有什么让武上感兴趣的新闻。尽是些上午公开发布的消息。对坂崎搬家公司周围的搜索，对与搬家中心有关的人士的调查取证等等。
“有什么新消息吗？”不能喝酒的条崎手里端着一杯麦茶，问道。
“什么也没有。”
古川鞠子的遗骨被发现之后，在调查总部内，有人认为应该在不公开田川一义姓名的情况下公开发表重大嫌疑人的事实。不少人赞同这个意见，因为它可以说明调查总部不是什么都没有干，但最终这个意见被否定了。
武上认为否定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古川鞠子的遗骨被扔在搬家公司门口的时间还不能确定，但毫无疑问，是头天夜里的事儿。但是，在他家门外蹲守的“田川组” 证明，在那个时间段里，田川一义一步也没离开过家门。总部如今对于是加强还是放松对田川的监视还举棋不定。
这时候，总部内部对于罪犯是单独还是有同伙意见不一。如果假定田川是单独犯罪，那么他既然有不在场的证明就应该把他从嫌疑人里排除。可是，又怎么解释他租车在大川公园附近转悠的事实呢？在没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怎么也不能把他排除在外。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武上抓起话筒，是秋津的声音。
“是武上先生吗？”声音很急，武上凭直觉就知道又出什么事儿了。
“怎么了？”武上问。
“你看报了吗？《日本日报》。”
这是一份专门在车站前的小店零售的报纸。
“没有。报上登什么了？”
“田川的事泄露出去了。”秋津着急地说，“虽然没有点名，也没有照片什么的，但是一看就知道说的是田川。”
“标题是什么？”
“连续女性诱拐杀人事件的重要嫌疑人。不知道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是总部决定的吧。”武上的直觉告诉他，心中有些不快。
“是出自田川的直接监视组的报告，电视台等媒体已经蜂拥而至了。”
武上放下话筒，转过头对条崎说：
“走，回署里去。”
塚田真一刚把配送来的整箱可口可乐搬进仓库。因为工作服太大了，每次站起来坐下去的时候，真一都要把裤腿往上提一提。店长看见他的样子就想笑。
在前烟公寓里住下不久，真一就在离家步行十分钟左右路程的一家小零售店里当起了临时工。虽说有父母留下的存款，生活上没有什么困难。但是，总不能无所事事地呆着。因为不知道通口的动向，也不敢贸然回学校去，所以选择了先找个临时工干干。
这是一家在大公司下面的连锁式的零售店。前身是一家小酒店，现在的店长就是原先酒店老板的儿子，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其实，他是前烟昭二的小学同学，又是现在的酒友。
店长受前烟之托，给真一一些简单的工作做。真一对店里的工作很快就习惯了。店长的妻子性情开朗热情，照顾真一比滋子还周到。因为男工作服里没有适合真一穿的小号，店长的妻子一直说给缝一缝，可总没抽出时间来。
搬运完可口可乐，真一拿了抹布正准备去擦地板，他从玻璃门看出去，正看见前烟滋子一手拿着钱包，急急忙忙往这里走。她似乎是等不及按键式红绿灯变成绿色，就从车流的间隙里穿过了马路。真一心想：“怎么回事儿。”伸长了脖子看着。自动门开了，滋子走了进来。马上就走到收款机旁，从报刊架上取下一份晚报。
“你好。”
滋子的脸上没有笑容。站在收款机旁的店长问：“怎么了，滋子？”
滋子站在那儿，钱包夹在腋下，开始翻看报纸。她看的是《日本日报》。
“报上有什么？”真一问道。滋子边看边默读着，真一从她的肩后看到了报纸上的标题。
“连续女性诱拐杀人事件的重要嫌疑人。”
真一睁大了眼睛。
滋子的目光从报纸上移开，说道：“说是找到大川公园事件的嫌疑人了。今天，电视里已经公开了，还是HBS台。”
“电视？已经播了？”
“是啊，在这个报道之前，电视台方面已经和这个人物有过接触了，据说那个人接受了《日本日报》和HBS台系列公司的采访。所以挺轰动的。”
“就是所谓的独家新闻吧？”店长说。
“好像说是个住在大川公园附近的人物。也许是报道方面的商业炒作吧。真一君，跟我一起回去吗？”
滋子又小跑着出了店门。店长看了看表。“好吧。”
店长知道真一在帮滋子做事。
“明天再补一小时吧。你先去吧。”
“对不起。”
真一脱了工作服，朝滋子追去。
脸部被打上阴影，改变了声音的“嫌疑人”田川一义很健谈。
他说，直到与HBS的采访组接触，一直不知道自己是一系列事件的嫌疑人。为什么会这样，自己也不知道。
采访田川的记者向田川提问，问他为什么有人看见他在大川公园事件发生前曾开着租来的汽车在公园附近转悠。田川听了之后，开始用激动地口气说道：
“我根本没干过这事儿，肯定是搞错了。”
照他的说法，当时在同一个工厂里有一个二十七岁的同事，人称“更衣室迷”，他才是安装隐形照相机事件的作案人。
“因为他是靠社长的关系才进公司的，所以，为了顾全社长的面子才拿我顶的罪。”
记者问他，为什么在公审的时候不提出来呢？
他说：“当时想，这样的案子要审理的话，说不定要拖上十年、十五年的，那样的话，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