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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多世纪的大夏王朝和党项族从此在历史上仿佛是一片空白，这就是今天宁夏的旅游业能打出“神秘西夏”品牌的原因。
清朝时期宁夏还是一个“府”的建制，归甘肃管辖。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才开始作为一个行省。到1953年，国务院又将宁夏省撤消并人甘肃省，宁夏省全境成为甘肃省的“银川专区”。所以，我当时不是移民到宁夏而是移民到甘肃的。
因宁夏离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这些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中心较远，一向被看作“边陲之地”，也一直是历朝历代移民的目的地。即使今天占宁夏人口三分之一的回族，也是从唐代开始陆续从中亚细亚辗转迁徙过来的，特别在取代了元朝统治的明朝，中央政权从江浙一带迁移来大量人口“屯垦戍边”，所以说，宁夏基本上是一个移民构成的地区。有关宁夏的各种版本的地方志上，都注明此地“有江左遗风”。移民构成的地区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没有排外意识，有点像美国的西部。不管是北京来的，江浙来的，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来的，所有到这里的人很快就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了。我和我母亲妹妹到了宁夏的黄河之滨，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的不习惯，移民群体中哪家都有“污点”，谁也别说谁，再没有在北京经常遭受的冷眼，所以反而有一种解放感。
今天的宁夏首府城市银川市，那时是银川专区的行署所在地。我第一次进银川市是在1955年秋季。一天夜里，同村的一个移民的妻子突然肚子疼得满地打滚。这个移民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原先在旧政府里做过事。乡里尽管都是“北京之星”，却没有一个有医疗常识的人，更别说医务所了。我们几个帮忙的人七手八脚用木棒绑了副担架，拉来两头毛驴，前一头后一头，将担架驮在驴背上，找个老乡给我们领路，就往银川市去求医。那夜没有月亮，天很黑，而我们连手电筒也没有，逢沟过沟，遇坎跨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无路的田野中穿行，前面那头驴的尾巴不停地扫着病妇的头。颠簸了几个小时，天蒙蒙亮的时候，老乡向前一指说：“银川快到了。”我们这才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一条黑咕隆咚的仿佛土墙的东西横在前面，果然那就是银川市城墙了。
天渐渐亮了，晨风徐来，空气格外清新，这时病妇的精神居然好了，肚子也不疼了，从被窝里伸出头，在驴屁股后面竟然唱起了歌。唱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曲家陈歌辛作的流行歌曲《凤凰于飞》，这首歌曾风靡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也是我少年时很喜欢的一首歌。歌中唱道：
柳媚花妍莺声儿娇
春色又到人间报到
山媚水眼盈盈地笑
我也投入了爱的怀抱
分离不如双栖的好
珍重这花月良宵
分离不如双栖的好
珍重这青春年少
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地逍遥
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地轻飘
……
病妇在旧社会的北平当过舞女，歌喉婉转而娇柔。别人都在急急赶路，又困又疲乏，对歌声无动于衷，而我好像一下子在晨光中腾飞起来，耳边响起交响乐的华彩乐章在时空中穿行。飞呀飞呀！游呀游呀！觉得自己像凤凰似的有一种通贯全身的自由逍遥！当时，这算是首黄色的反动歌曲，但我弄不明白它究竟反动在哪里。领悟到“革命”就是要把。一切美好的东西消灭，还是十多年后“文革”的事了。
而巧合的是：银川自古以来就有“凤凰城”的美称，凤凰直到今天还作为银川市的城标高耸在环城路的转盘中间。当然，我们那时不知道，病妇更不会知道。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好像真有什么鬼使神差：我们一行风尘仆仆、衣衫褴褛、赶着瘦驴、护着担架的外来移民，在朝霞中伴着《凤凰于飞》的歌声进人了“凤凰城”。四十多年后，中央电视台来我这里做系列专题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我就将反映银川市的这一集命名为《凤凰于飞》。
1959年9月，宁夏从甘肃省划出单列为回族自治区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人民日报》点过名的“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了。成立自治区的那天夜里，我们劳改犯人还在田间“夜战”，一个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撅着屁股割水稻。想抬起头看看远处沉浸在欢乐中的银川市放的五彩缤纷的烟花，就会招来队长一顿臭骂。我们明白了：这里，就在我们立足的这一方土地，究竟归什么地方管辖，它叫“宁夏”还是叫“甘肃”，都与我们无关了。
三
宁夏与我真正结下不解之缘并不是在长达二十二年的劳改时期。那时，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劳改都一样，我不论跑在哪个省区市县乡都逃不脱出生人死的命运。也不是我彻底平反重新执笔写作以后。我成为一名作家，有更多的诱惑让我离开宁夏，我的祖籍江苏、我青少年时期居住过的城市包括北京，都有单位向我招手。我也曾动摇犹豫过。进入八十年代，宁夏已非五十年代的宁夏，黄河已非五十年代我初识的黄河。宁夏人口从不足一百万膨胀到近六百万，与全国其他所有城市相同，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原始质朴的面貌，变得摩登时尚起来。很多朋友来宁夏，都会惊奇在他们印象中偏僻荒凉的地方竟也如此“现代”。而他们赞赏的东西在我这个老宁夏人来看，却是我失去的东西。一切都随风而去了。我把青春全部埋葬在这里，埋葬我青春的土壤却被剧烈地翻动而使我的灵魂不安，再迁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无所谓了。但命运却给了我这么一块土地，终于牢牢地将我固定在这里。
这个地方叫“镇北堡”。
我想，再没有一个作家像我这样，不但改写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还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地理面貌和人文景观，使周围数千人靠它吃饭。镇北堡虽然不大，却对宁夏非常重要，现在已经被宁夏领导人和老百姓称为“宁夏之宝”；是宁夏首府银川市唯一的国家AAAA级景区，各种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凡介绍宁夏一定会将“镇北堡西部影城”列为首选之一。我常常觉得这比我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还值得欣慰。
第一次到镇北堡在1962年春。1961年12月，我第一次劳改释放，经过“低标准瓜菜代”饿死了数千万人的全民大饥荒，我万分侥幸地活了下来。公职早被开除了，释放了也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只能听从分配到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当农业工人。两个农场是紧邻，只隔一条渠沟（二十二年中我就在这条渠沟间过来过去，反复劳改反复就业），但场部与场部之间却有五十多里远的广阔的田野，步行要六七个小时。从劳改农场到南梁农场的路途，完全和我的小说《绿化树》中所描写的相同。到南梁农场报到时已是黄昏，傍晚又被分到生产队。队长看我这个年轻人骨瘦如柴，风也吹得倒，再叫我到农田劳动等于要我命，就叫我去看管菜窖。北方地区冬季不生产蔬菜，在秋天就需把萝卜白菜土豆这类可以储存的蔬菜窖藏起来，以备整个冬季食用。萝卜白菜土豆自己不会跑，派人看管是怕人偷，可是我就监守自盗，首先偷吃起来。我甚至认为队长的用意就是叫我偷吃，和今天某些贪官体会领导的意图相似。每天，进了菜窖，先用镰刀切满满一脸盆白菜土豆放在土炉子上煮。我的破脸盆既洗脸又洗脚洗衣服还用来煮菜，用现在的词汇可叫“多功能盆”。开始享受的时候只知道拼命往肚子里填，大快朵颐。吃了几顿就觉得寡味的蔬菜噎在嗓子眼难以下咽，吃多了还会发呕，才发觉盐对人的重要，难怪历朝历代政府都要垄断食盐贸易。
到哪里找盐呢？我就业的南梁农场有个小卖部，但就为了防止农工偷来蔬菜在自己家里开小灶，偏偏不卖盐，让我不得不佩服经济的高度垄断与专制政体配合得天衣无缝。问农场的老住户，说是农场南边有个叫“镇北堡”的地方有个集市，可以到那里去碰碰运气。于是我就在一个难得的假日去镇北堡赶集。反正到处是荒野，连一条羊肠小道也没有，一直往南走就行了。
这里，为了介绍镇北堡当年的面貌，我要引用小说《绿化树》中的一段文字。小说中这段文字完全是写实的，只是因为文学创作的需要把“镇北堡”改成了“镇南堡”。小说中这样写道：
镇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赶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脚底板生疼。
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
我先到邮政代办所给我妈妈发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处分解除了，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吃得很好，长得很胖，晒得很黑，人人都说我是个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苏联一幅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炼钢工人。
我没有钱；但有很多好话寄给我妈妈。
邮政代办所门口贴着一星期前的省报。省城的电影院在放映苏联影片《红帆》。我知道这是根据格林的原著改编的。啊，红帆，红帆，你也能像给阿索莉那样给我带来幸福吗？
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橘黄色。问那偎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羼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厂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价买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顶多能宰十来斤肉。我一直把那几个抱着羊的工人——奇怪，他们不让羊自己走——目送出洞门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转过脸来。肉，我是不敢问津的。
我的目标是黄萝卜，土豆都属于高档食品。我向一个黄萝卜比较光鲜的摊子走去。
“老乡，多少钱一斤？” ．
“一块搭六毛。”老乡边说边做手势，好像怕我听不懂，又像怕我吃惊。
我并不吃惊，沉着地指了指旁边的土豆：
“土豆呢？”
“两块。”
“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土豆太贵了。”我咂咂嘴。
“贵？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几天苦，只怕你卖得比我还贵哩！”
“你别耍你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学来的一句土话，“我受的苦你人老八辈子都没受过，你信不信？”我瞪着眼问他。
“嘿嘿……”他干笑着，似乎不信。
“我告诉你吧，”我冷笑一声，“我是刚从劳改队出来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乡流露出畏惧的神色。
“怎么样，土豆贱点？”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话锋一转，“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哩。”
“哪有这个价钱？”他的畏惧还没有到贱卖给我土豆的程度。正因为这样，他即刻钻进了一个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来，我换你五斤黄萝卜哩。”
“当真？”我表面上冷静，而心里惴惴不安地叮问了一句。“当真！”老乡表现出一种很气愤的果断，“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还不换？！”
“行！”我放下背篓，“你给我称三斤土豆。”
我先把钱付给他——我们昨天每人领了十八元，干了一天就领全月工资，真好！老乡取出自制的秤。我们俩又在挑拣上争了半天。称好后他倒到我的背篓里。我说：
“给，我这三斤土豆换你五斤黄萝卜。”
老乡连思索都没有思索，称了五斤黄萝卜给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里，背起黄萝卜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那天，我当然还买到了盐，是与宁夏相邻的内蒙古吉兰泰盐池晒出的土盐，宁夏人叫做“大青盐”。一块块比拳头还要大，最小的颗粒也和鸽子蛋差不多。我只能买一点麻袋底下的碎碴，一把碎碴就要一元钱，这么算来，今天的物价好像还不太贵。土盐里含有大量的硝，其他的有害物质也肯定超标，但在那年月，我只见过饿死的人，从来没听过有人因食品污染中毒而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写《绿化树》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对镇北堡还没有研究，错把镇北堡当作“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其实，镇北堡是明、清两朝在西北边陲陆续修筑的两百多座兵营中的一座，是一处军事建筑物。“堡”有三种读音，一是“bǎo（保）”，意思是土筑的小城，“据险筑堡以自固”，即边防戍塞；一是“bǔ”，常用为地名，又念“pù”，与“铺”相通，本为“驿站”，也用为地名。镇北堡原是边防戍塞，“堡”应该念“保”，但辛亥革命后清兵作鸟兽散，城堡的防御功能完全丧失，很快被周边老百姓占据，军事要塞民用化了，天长日久，堡垒的“堡”也就逐渐念成了作为地名的“bǔ”。所以，宁夏人都知道“镇北堡（bǔ）西部影城”，如果你叫出租汽车说到“镇北堡（bǎo）”，司机就知道你是外地人。
1962年春我第一次去镇北堡的时候，正如《绿化树》中写的它“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这里所说的“山”即贺兰山。那时，镇北堡方圆数十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滩。没有树，没有房屋，没有庄稼，我从我就业的南梁农场到镇北堡，途中除了蜥蜴就没有其它动物。宁夏人形象地把蜥蜴叫“沙扑扑”，它在沙滩上打洞居住，像蛇一样爬行时发出“扑扑”的声响。我正在荒无人迹的沙滩上孤独地走着走着，走了大约三十里路，眼前一亮，两座土筑的城堡废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筑的城墙和荒原同样是黄色的，但因它上面没长草，虽然墙面凹凸不平却显得异常光滑，就像沐浴后从这片沙滩中一下子冒出地面，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显现出一股黄土地的生命力，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雄伟气势。
可以想象，原来作为军事要塞的镇北堡里面应该是有很多规模化建筑的，但大概在清兵解散以后，堡内所有建筑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得一干二净，连城门垛的砖也拆得一块不剩，所以我形容它“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堡内的“邮政代办所”、“派出所”是民国时期盖的土坯房，牧民的房屋就更加简陋了。歪七扭八地随意搭建了一些羊圈，实际上，当时的镇北堡整个就是一座大羊圈。我去赶集那天，镇北堡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活动，充其量不到二百人，也没有多少摊点，只有那么二三十个瘦老头在卖和他们一样干瘪的土豆黄萝卜。可是，有那么多卖东西的摊点，有那么多人熙熙攘攘做生意，在刚劳改释放的我眼中，简直比今天城市里的“步行街”还热闹，令我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耳边还似乎响起了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那种带有阿拉伯风格的音乐，于是让我联想到好莱坞拍摄的中东电影。这里要说明的是，《碧血黄沙》并不是以阿拉伯为背景的电影而是一部描写西班牙斗牛士的电影，但奇怪的是第一个进入我脑海中的影片名就是《碧血黄沙》。在那样一个残酷的年代，尽管没有战争却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年代，艰难地跋涉在这一片黄沙之上，展开的任何想象都会自然地带有死亡的血色。还有，现在的读者可能不理解砂石厂的工人买了羊为什么不牵着让它自己走，却要像抱娃娃一样抱着它，很简单，叫只有十几斤肉的老羊自己走到砂石厂，至少又会减掉二两肉。每一个中国人在那个年代计算得都非常精明，所以我上面虚构了一段小说主人公“我”，用卖方的一种商品换同一卖方的另一种商品而获得价格差的故事。
一切都因偷吃蔬菜而起，都因买盐而起，我这一次赶集，改变了镇北堡的命运，决定了镇北堡的前景；从当前最强大的经济支柱之一的旅游业上说，我这次赶集，也决定了今天宁夏旅游线路的布局。
一撮盐，竟对宁夏起了这么大的作用。
四
为什么说我改变了这个地方的命运呢？因为在宁夏范围内像镇北堡这样明、清时代修筑的边防戍塞不止一处，“文革”前，仅银川市附近至少就有四座，有的比镇北堡保存得还完整。如果那天我不是去镇北堡赶集而是去另一个同样的古堡赶集，那么今天繁荣的就不是镇北堡而是其他什么“堡”或“营”了。
据史料记载，明朝从弘治到万历年间，即明孝宗皇帝到神宗皇帝这一时期（1488—1619年），明朝中央政府一方面在西北地区大修长城，即包括嘉峪关在内的现在所称的“明长城”，同时还沿着黄河与贺兰山之间狭长的平原地带修建了许多“关隘”，以防蒙古部族入侵。那时，宁夏最重要的军事重镇是中卫县以东的胜金关。《银川小志》说：“胜金关在中卫东六十里。山河相逼，一线之路以通往来。一夫扼之，万夫莫过，诚卫之吭也。弘治六年参将韩玉筑，谓其过于金陵关，故名。”取名胜金关的意思是其坚固程度胜过了南京石头城的金陵关。韩玉将军从胜金关开始修筑“关隘”，向北逶迤到贺兰山东麓这处天然屏障，分为“南路”、“西路”、“北路”。“南路”的“隘口”有十处，西路的“隘口”有四处，北路的“隘口”有十七处。位于贺兰山下的镇北堡就属“北路”中的一座。如果今天这十七座军事要塞都完好无损，我们站在贺兰山上就可看到它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