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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拥挤着要看看中国的第一夫人。
专栏作家Raymond Clapper显然惊奇于这一表演。他说：“有一天他们也许会让Hayes来扮演其中角色，但她绝对不会像蒋夫人在现实生活中表演得如此精彩无比。”（《时代》，1943年3月1日）
对于宋美龄来说，在华盛顿的成功的“外交秀”，很大程度上归于她的个人魅力的展现。但对于罗斯福来说，他之所以高度重视宋美龄的访问，其动机和用意却另有他的更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即，他在借对一次“不同类型的特使”的私人访问的重视，来达到他在1942年、1943年期间所致力的目标——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美国学者邹谠所写《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对这一历史背景有较为清晰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中美关系春暖花开的景象。邹谠写道：
美国一参加太平洋战争，它的官员就开始反复提醒盟国把中国当作大国的重要性，并向中国保证归还它失去的领土。
在最后以《联合国宣言》问世的文件的初稿中，中国的名字与苏联的名字一道没有按字母顺序排列，而是被抽出来，在国家名单的最后与美国和联合王国列在一起。事情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却说明了华盛顿的情绪。
1943年3月，在艾登访问华盛顿期间，赫尔在他面前批评了丘吉尔，说丘吉尔在一次讲话中没有提到中国是大国之一是个严重错误。那时罗斯福总统和萨姆纳·韦尔斯副国务卿与艾登讨论战后成立联合国的问题当中，他们已经建议“（国际组织）的真正决策应由美国、英国、俄国和中国作出。”这几国才是共同管理世界的大国。
1943年10月，苏联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参加《四国宣言》，赫尔暗示苏联，如果排除中国参加《宣言》将导致中国的士气低落，那么美国政府为稳定太平洋日益恶化的政治、军事局势，将对《宣言》进行“各种各样”必要的“调整”。结果赫尔战胜了苏联人。作为《莫斯科四国宣言》的正式的最早签署国之一，作为保证成立“一个普遍的国际性的组织”的四大国之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获得了另一个进展，使它向四大国的地位又迈进了一步。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重申了卡萨布兰卡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中国得到了一个庄严的保证，它将得以收复自1895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所有领土。（《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53…54页）
罗斯福的努力，对于备受列强凌辱的中国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提高其国际地位的机会；而对蒋介石、宋美龄个人来说，他们第一次有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外交的活动舞台。宋美龄的美国之行是一次成功的热身。半年多之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应邀出席1943年10月在开罗举行的中美英三国领导人会议，将中国走向“大国”的这一行程推到了最高峰。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终于有机会与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了。他得感谢宋美龄的努力。有一张被称作“四巨头”的著名照片，左起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最右边则是宋美龄，她是唯一出现在会谈现场的“第一夫人”，既是翻译，更是可以与蒋介石平分秋色而又能被他人接受的角色，可见她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心目中的分量。
然而，无论轰动的美国行，还是风头十足的开罗行，在1943年还没有结束时，它们转眼间就成了历史画面中的昙花一现。
轰动与荣耀的背后，一连串事件相继发生：宋美龄访问美国期间，《时代》上率先发表白修德的报道，披露河南饥荒期间地方当局与国民党军队腐败现象的报道，从而引发了美国报刊上一系列对蒋介石、宋美龄的质疑和批评，宋美龄精心塑造的个人完美形象开始残缺；缅甸战役失败后，史迪威提出的军事改革方案以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计划受到挫折，他与蒋介石、宋美龄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正一步步走向破裂；国、共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美国出面调解，似乎柳暗花明，转瞬间又分明走人绝境……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前线战局的变化，罗斯福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开罗会议前后有了重大修改。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说，在缅甸战役失败后，史迪威于1942年6月制订了一个中英美协同作战，粉碎日本封锁的计划。作战计划是重新进人仰光港，重新打通仰光到昆明的运输线，使每月三万吨的军需品能够抵达中国。史迪威希望美国的作战部队能够发挥作用，同时要求英国在孟加拉湾投入足够的海军力量来控制它，并在仰光登陆。在印度的英军和在印度拉姆加尔的中国军队将从西冀进攻缅甸，而以云南省为基地的中国的二十个精锐师将从东翼进攻缅甸。……但蒋介石更愿意不遗余力地保存实力，稳掌大权，他希望打一场大规模的缅甸战役，否则便一仗不打。因此，蒋介石对要求中国全面参与缅甸战役提出了几项附加条件，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在缅甸采取大规模的行动，特别是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
但是，看上去蒋介石宋美龄两人盛极一时的开罗会议，却是并不美妙的转折点：
开罗会议是在正式把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四国宣言》签订之后一个月召开的。在开罗会议上，中国得到了归还所有日占区的保证。但也是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服从了丘吉尔一再坚持的意见，取消了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计划，而蒋介石曾一再坚持两栖作战是计划中的缅甸战役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开罗会议的军事决策中的潜在的意味是，中国作为主要的行动基地所具备的未来的重要性已不存在了。明确地说，击败日本的主要行动将在太平洋进行，中缅印战区的战役则是对这一主要行动的支持。（《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64页）
中国不再成为进攻日本的主战场，也就意味着罗斯福将渐渐放弃将中国推向“大国”的努力，拟订中的罗斯福夫人回访中国的计划，也随之取消。中国依然重要，但却不再是罗斯福眼中的主角了。
上述种种，将成为1944年之后的两年间中国政治舞台的重头戏。
1943年的人们，当然无法预测下一年、再下一年的中国。蒋介石、宋美龄如此，卢斯如此，美国企业界同样如此。1943年7月5日，《时代》用一整页篇幅刊登了美国“芝加哥和南方航空公司”的一则广告，题为：明天……在一个中国的花园里。该广告显得极为乐观，为战后中美的商业往来和民航发展描绘出一幅美妙前景，走进中国花园的“明天”好像触手可及。广告画面上，一位中国长者与一位举碗饮茶的外国人悠然相对。中国长者慈目白髯，头戴黑色瓜皮帽，身着长袍，他的身后是古塔、帆船、楼台、白鹭，错落有致，一幅惬意恬静的景象。广告词这样写道：
这两位先生正在上海附近的一个花园里细品清茶。一位是美国企业家，另一位是中国商人。他们常常相聚，比战前两人的相聚更为频繁。他们的商业往来，他们的友谊，都与以往大大不同。他们更加密切了。
明天在何处？明天将如何？永远是未知数。完稿于2006年3月5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Swanberg，LuceAndHisEmpire（《卢斯和他的帝国》），CharlesScribner's Sons，1972
《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走进中国》，＇美＇彼得·兰德著，李辉、应红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
《为什么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美＇奥利维尔·如恩斯著，闫循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新闻与幻象——白修德传》，＇美＇乔伊斯·霍夫曼著，胡友珍、马碧英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中国的战歌》，＇美＇史沫特莱著，江枫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三册，外交学院，1958年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美＇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逃离
方凌燕
1966年初秋。
一个星期天傍晚，我像以往一样，早早地吃了晚饭准备返校。我当时在上海存瑞中学读高二。学校位于上海宝山大场。哦，我讲得不准确，准确地说应该是到了大场还得转车。我将一些生活用品装包准备走，母亲叫住了我。她犹豫不定欲言又止地望了我一会儿，终于开口了：“凌燕，”她摸索着拿出了一个纸包，“这是你父亲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点东西，你将它保管好。”我接到手里，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一个一两多重已经剪成两个狭长条的金镯。望着已经腰斩的精细的描龙雕凤，明白这是母亲自己先行的“破四旧”。放哪呢？我托捧的手心已经感到黄金渗入的寒意。外面人心惶惶到处都在抄家。我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母亲是不会将自己的宝贝曝光的。母亲、外婆和我商量着，最后想出一个办法，由外婆临时缝一个卫生带，让我像例假来似的不离身地带着，这总该安全了吧。临走母亲叮嘱，这几个周末你就不用回家了，避避风头。
我就这样带着金镯在学校里念书。也许由于这学校位于郊外，没像市中心学校那么乱。虽然搞运动，当时也还上课。只是老师们没了往常的“师道尊严”，一个个噤若寒蝉诚惶诚恐，有的甚至见到学生满脸堆上讨好的笑。
我心里慌慌的，下面沉沉的，虽然有布包缝着，但硬硬的镯边仍擦破了我腿部的两侧。每次上厕所，我又害怕又难受，心里直埋怨自己的生身父亲。
父亲解放前是上海一家报纸的美编。也是上海滩上有一定名气的金石艺术家、画家。他故土难离，再说也舍不得自己的一批收藏，在报社迁址香港时没有离沪。1957年终于在劫难逃，母亲与其离婚，后自杀。母亲因为吃够了嫁知识分子的苦头，再嫁时选择了上海华通开关厂工人。母亲为保护自己可谓机关算尽：她让我改了姓——一则继父没有孩子，可拉近关系；二则与前夫撇清。这样一个现工人家庭，我想应该不会再有变故了吧？我一遍遍地安慰自己，可心呀，为什么还老是跳个不停？
预感往往是准确的。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上课，抬头突然瞥见校党支书来到教室门口。上课的老师见状，忙走过去。我心一沉——知道我班的哪个“黑崽子”家里又出事了。因为“负重”，我害怕极了。冷汗直冒，手脚冰凉。当老师向我走来要我出去时，我只觉耳朵嗡的一响，然后有一种从山顶往下坠落的感觉。
党支书将我带到办公室，说你家被抄了，红卫兵让你回家参加革命。这要看你的表现了，是做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还是与家庭划清界线，就要看你的行动了。
回到宿舍，我假装整理东西，一边紧张地思考：我身上的东西怎么办？带回家？很危险。留这里，我想起母亲托付时的凝重脸色郑重神情，脑海里蓦地涌现读过的古书里那些人在城在、人在物在的壮士悲歌，心里涌起一种从没有过的悲壮，叮嘱自己必须不负所托。我的目光一遍遍在这四十多平方米的宿舍里巡视，从床铺的枕头、被褥到脸盆架子，再从宿舍窗口凝望校中的花坛，眺望远处的小河，想为它找一个可靠的藏身之地。那天下雨，大雨在地上溅起一朵朵水花，在花坛的松泥上扎下一个个小坑。我的思绪在密集的雨帘中奔突——到河边挖个洞埋着？不，不仅不安全而且容易丢。再说哪来的工具？即使有，被人看到这种反常举动，对方立刻明白你的反革命行径了。而在那平坦的河边，从学校的任何一幢教学楼与宿舍楼的窗口眺望都是一目了然的。
“叮铃铃……”下课铃声将我猛地从纷杂紧张的思考中惊醒。容不得半点迟疑，我立即拔腿疾步走——我不能让老师同学知道我还没走，引起怀疑，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我想一头牵到屠宰场的牛一定像我一样，不过，它是用四蹄顶地赖着拖延，而我呢，是自觉飞快地奔向“屠宰场”。
没有任何的选择余地，我只得带着它上了公共汽车。我心里很明白：为了它的安全，也为了我不成为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是决不能将它带回家的。我表面虽然镇静，心里却像一只被围困的猎物在寻找突围的缝隙，在脑海里检索一个个我熟悉的朋友。一个慈和的面容及一双同情怜惜的目光在我的脑海里定格——继父的朋友叶叔叔。
在北站下了车，我走几步瞥一眼身后，确定后面没人跟着，就上了41路公共汽车，到恒丰路桥下了车。拐进长安路他家幽闭的弄堂，我飞快的脚步却停滞了，变得艰难与沉重。我知道他出身于国民党军官家庭，自己年轻轻也步人军界。继父最佩服他的为人，说他能逃过每次政治运动与他做人的谦恭忠厚有关。可这次“文革”，他能逃得了吗？我在这里谋划，他那里出了问题都有可能！而且，我这样向一个自身难保的家庭求救，是否太自私了？那么我是否可以干脆不回家，带着它亡命天涯？不，不行！既然刚才红卫兵已经通知我回家，那就是在等着我，而且时间有限。如果我在一定的时间不回去，那么他们会毫无疑问地认为我身边藏有巨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母亲与家庭更要遭殃。我想起了可怜的母亲——她命运多舛，1963年12月与继父结婚三个月后发现怀上了孩子却同时查出患了子宫颈癌，她在上海肿瘤医院进行镭疗才两年时间。我心里一阵钻心的疼痛，蓦地涌起一种要保护她的决心与悲壮。可是我又没有古燕赵壮士慷慨赴死亡命天涯不顾一切的气概……我打了个寒噤。
雨越下越大，我思绪纷杂地呆立着。雨水击打着伞面发出清晰的声响，一部分从伞顶与伞柄的那圈细破缝沿杆直下，洇湿了我的肩膀与前襟。
时间一分分过去。弄口静寂的街道偶然几个路人经过，朝我好奇地看了几眼。我突然猛醒：我必须当机立断，不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快步走向顶里的对开的我熟悉的大黑门，似乎慢一点我的所有勇气都会消失殆尽。我屏住呼吸，将眼睛贴在门缝朝里看了看；再竖起耳朵捕捉周围的声响。没有声音，只有雨水击打地面与沿着屋檐格漏顺着下水管道流向阴沟的哗哗声……那是安全的信号。我鼓足勇气大着胆子敲了敲门。门内没有任何动静，我只听到自己的心嘭嘭撞击着胸腔。我迟疑着：要不要再敲一次？……时间仿佛凝固了，头上冒出了汗。正在我举手欲敲未敲时，门开了一道缝，出现在门缝里的是叶叔叔的一双眼睛。见到是我，他的眼中有一种释然，但一刹那，他的眼睛又透露出紧张。他伸手一下将我拉进门，随即将门关上。
我闻到一股焚烧什么的味道。
“出事了？”他问。我点头。
他看着我，等着我说什么。
血涨上了我的脸，我张了张嘴，就是说不出什么。
“需要我帮助什么吗？你说吧……”
我知道他已经猜到了什么，脸更加火烧火燎起来。“是这样的……我……”我一边说，一边揣摸着他的神情，“我身上有一只……金镯……我被勒令回家，我……当然如果你有困难，没关系，我能解决的……”我吞吞吐吐地终于艰难地说完。
他的妻子在旁，正要开口说什么，被他用眼光止住了。他向我伸出了手，“拿来。”
我赶忙到厕所拿出了东西，狠狠地扯着缝线。唉，外婆你怎么缝得这么牢？手中没有工具，我只得用牙齿咬断缝线，将金镯取出来。
走出他家后，我感到浑身一松。这时雨也停了。
刚到东宝兴路四川北路口，就听到一阵惊天动地的口号声。紧走几步，循声看到我家楼下的食堂门口的街上，母亲正站在人群中高高的批斗台上！两个红卫兵按着母亲，她被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上纠结着一只玉色的蝴蝶结，那是她年轻时穿的长统丝袜；那细细的裤管被剪子捅成了两片随风飘荡的布片。她的颈上挂着一块木牌，“打倒右派家属资产阶级臭婆娘陈白珠！”
有什么东西堵上了我的心口，步履在我脚下显得那么沉重。
“我不是右派家属！”我听到母亲在抗辩。母亲在那一刻显示了她性格中永不屈服的强倔。她不时挣扎着抬起头，又不时被红卫兵狠狠往下按。我转过头，咬着牙，贴着墙壁穿过食堂低头疾速上楼。
家里一片狼藉：父亲视如命根子的古董花瓶成了碎片；玲珑剔透的红木花架成了条条块块；满地飘散着撕碎的字画……外婆筛糠似地抖，看到我脸色更苍白了，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我连忙过去，拉过她的手使劲握了一下。我想借助这个动作给她一点安慰与信息。
红卫兵看到了我便问：“你母亲的金银财宝放在哪？”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有什么金银财宝。”
他朝我龇了龇牙，说你划不清界线死路一条。正在这时一个红卫兵走过来，跟他耳语了几句。接着他上下打量我。那时我身上正晃荡着母亲的旧衣裳。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听邻居反映你妈待你并不好，结了婚将你往外赶。你是不是你妈生的？”
我当然知道我确实是母亲生的，尽管母亲没给我多少母爱。这时我脑子一转——是不是母亲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既然认为我不是我母亲生的，那我也不用硬往里套；当然我也不能违背事实。于是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真是个糊涂姑娘，连自己是不是她生的都不知道。说完就不再理会我。我找个角落问外婆，他们什么时候来的，她说昨天上午。
抄家持续着。家里的角落都翻遍了。热水瓶被剪开了铁皮壳，被子枕头被撕开，连墙壁都挖了个洞，书籍、父亲收藏的字画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红卫兵们调班吃饭，而我们呢，谁也不记得人还要吃饭，也没感到肚饥。
继父楼上楼下无望地转，最后蹲在屋角闷着头抽烟……红卫兵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带着几根金条、首饰、象牙、豹皮之类的走了。我连忙扶母亲上楼。
母亲上楼后木木的，眼睛直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