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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空中。
卢斯选择前来重庆的季节既好又不好。整个冬季，山城重庆总是被迷雾笼罩，虽然不适宜飞行，且阴冷潮湿而令人难耐，但对重庆人来说，这种天气却能带来相对平静、安全的生活，他们不必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而每日惊恐不安。五月来到，持续数月的雾已然消散，久违的阳光毫不吝惜地倾洒下来。没有雾的日子，却又是重庆最艰难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阳光，可以看到天空，但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铺天盖地的日军轰炸机。
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到1939年5月初他在重庆亲历的一次大轰炸：
重庆在1939年5月3日、5月4日连续两天受到轰炸。今天，在大气层遭到恐怖的历史上，这些轰炸已成为被人忘却的里程碑，但在那时，它们却是对手无寸铁的人民从空中进行大屠杀的标志。日本人在不断升级的暴力历史上首创先例。
……那一天，我和新闻部的朋友们一起，离开我们在其中呆了很久的防空洞，到嘉陵江岸边看日落。刚到江边，四面八方的警报一齐响了起来。这时候，只听见从无云的天空里传来一阵嗡嗡声，接着便看见了由二十七架日本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天空。
……在可以看到老城的山顶上，我的视野更开阔了。输电线被炸断，重庆的自来水干线也被炸毁，使大街上积水遍地。没有灯光，只有火光，没有水救火，使得大火在重庆旧城的大小山谷里横冲直撞。人人都可以听到大火吞噬竹林时竹节所发出的爆破声，还可以听见吵嚷声，女人的嚎啕，男人的喊叫，婴儿的啼哭应有尽有。有的人往石头上一坐，就颓倒在地，捶胸顿足。我听到背后的山谷里有人在哭喊，有好几次，我见到人们利箭般地从山坡后边冲出，来到大街上，他们的衣服着了火，就在地上翻来覆去打起滚来，把火扑灭。（《中国抗战秘闻》，第31…33页）
到了1941年，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仍在继续。正是亲身经历了重庆大轰炸，白修德才形成了对日本的仇视，他激愤地写道：
以前，南京和上海也遭受过轰炸，但是，那些轰炸都是属于战争性质的。在古老的重庆城墙之内，根本就没有军事目标。日本人精心选择，蓄意要把重庆夷为平地。对于城里的所有人民，是想挫垮他们那种不可理解的精神；对于政府，是想摧毁它的抵抗，摧毁它在重庆郊区建立的收容所。从那时起，当我们轰炸日本时，我从未产生过一点内疚之感。（《中国抗战秘闻》，第35页）
1941年5月8日，卢斯夫妇在珊瑚坝机场走下飞机时，前来迎接他们的正是白修德。
白修德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他本来想研究中国历史，但费正清却认为白修德身上具有与斯诺相同的记者素质，便建议他与其当一名历史学者，还不如做一名出色的记者。于是，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白修德于1939年走进雾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后来，白修德在六十、七十年代又以撰写“美国总统的诞生”系列著作闻名于世，但从记者职业来说，中国却是他最初崭露头角的地方。作为《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他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八年，他成了中国抗战、特别是重庆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目击者、记录者。可以说，继斯诺之后，白修德是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
走进重庆的卢斯，俨然是蒋介石和宋美龄最尊贵的客人。多年来《时代》对中国的关注，特别是对蒋、宋个人的青睐，无疑令他们感怀不已。他们一次又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1938年年初，他俩更是被评选为1937年的年度人物。彼此之间的这一特殊关系，显然成了卢斯再访中国备受重视的一个资本。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在来访中国之前，卢斯因第一个明确提出了“美国世纪”这个概念而引起强烈反响。1941年2月17日，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美国世纪》的社论，他认为美国不应再持中立态度，而应积极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卢斯深受其曾在中国传教的双亲影响，对天定命运（manifestdestiny）笃信不疑。出于这种信念，他在社论中主张美国有成为世界领袖的潜力，认为充当世界领袖将是一个“创造性的机遇”，可以将美国的“民主原则输出到全世界”，以便巩固国内成就。卢斯回顾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科技与工业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敦促美国人认识到其自身的福祉同全世界的自由休戚相关，激励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迎接挑战，不负其作为世界“最强大和最有活力的民族”的地位。无论美国先前多么希望超越于世界事务之外，但它现在却再也不能特立独行了。（《为什么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第4…5页）
卢斯对中国格外关注，他呼吁美国公众和政府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显然不只是因为他和父母与中国有着特殊的个人关联，更是因为在他的“美国世纪”蓝图中，中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美国作家彼得·兰德（PeterRand）曾这样叙述抗战期间卢斯与中国的关系：
被卢斯视为美国帝国投资战后宝库的地区之一，就是一个解放了的亚洲，而亚洲的关键主角又是中国。他了解外国资本如何控制中国资源，因为他在那里长大时，中国还仍然被那些列强所掠夺。和斯大林一样，卢斯认识到存在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的价值，同时，他还和斯大林一样，认为能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最好人选是蒋介石。
到1941年他访问重庆时，卢斯已通过援华基金会向蒋介石大量投资。他个人向由八个慈善机构组成的这一中国基金组织投资了六万美元，以表示他对该组织的全力支持。他说服国际大亨们……参加援华基金会。他还向《时代》的订户发出个人吁请，从他们那里募集到二十五万多美元。这是一个开始。援华基金会变为一个担负广泛使命的基金会，该组织认为，一个自由的、基督教的中国，作为日本和共产主义暴政的一个敌人，在美国世纪应占据一席之地。（《走进中国》，第245页）
此刻，卢斯走下飞机，从珊瑚坝跨过江水，再沿陡峭石阶攀越而上。白修德后来向一位朋友这样解释说：“中国政府将卢斯看做‘像水电站、金矿或者富饶的河谷那样的巨大自然资源，代表着他们所期望的东西’。卢斯的中国之行是一次愉快的返家；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政府——曾经是他的传教士父亲在本世纪初的梦想——正在领导中国。现在，这个政府向西方世界中最伟大的一位朋友致敬。”（参见《新闻与幻象》，第64页）
卢斯走进了重庆。他的理念与偏爱，将左右《时代》关于中国的报道，也将深刻地影响他对中国局势的判断。环绕他的，不再是那一个“有着纯粹想象的孩子的梦”了。
二 传奇
卢斯的这一次中国之行，历时十三天，他们夫妇被特地安排住在城里宋霭龄与孔祥熙的家中。
作为传教士的后代，卢斯对同样有着传教士背景的宋氏家族的传奇一直兴趣浓厚。1932年访问中国时，宋子文特地从南京赶到上海与卢斯见面，这是卢斯与宋氏家族的第一次接触。1941年重访中国，他与宋子文重逢，又住进宋霭龄与孔祥熙的家，高潮则是他走进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寓所，与他们夫妇一起喝茶。经蒋介石特批，卢斯夫妇还与白修德一起乘专机前往宜昌、洛阳等前线采访，在当时极其缺乏飞机的情形下，这是破例之举。（卢斯是否也见到了宋庆龄，则未读到相关记载。）
拜访宋美龄和蒋介石，卢斯夫妇没有空手去，也没有空手归：
一颗炸弹曾炸毁了蒋夫人的餐具室及相连的香烟储藏处。卢斯夫妇随身带有大量补给，知道他们缺什么。卢斯补充了蒋氏夫妇的欠缺，故而把许多空纸箱子留在了白修德和另外一些外国记者居住的新闻招待所。蒋氏夫妇回赠卢斯夫人的礼物，是一套华贵的中国丝绸睡衣；回赠卢斯的礼物，是一个唐代的翡翠玉马。（《卢斯和他的帝国》，第186页）
两对夫妇见面的时间并不长，但卢斯感触颇深，他的日记中也就充满了溢美之辞：“一个小时后，我们离开。此时，我深知，我们结识了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如今生活在千百万人中的两个人，而就是这两个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将被人记住。”卢斯甚至还称他们是“自二百五十年前康熙皇帝以来亚洲最伟大的统治者”。（参见《卢斯和他的帝国》，第185页）
截止1941年，宋美龄总是容易让外国来访者对她产生好感，留下美丽印象。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即是一例。史沫特莱是公认的左翼人士，三十年代在上海曾经是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和助手，也是最早访问延安并与中共领袖们关系密切的外国人之一，但她在1941年见到宋美龄时，印象深刻：
我们见了面，我发现她非常聪明，有教养，有粒力，有高雅的趣味。她经过只有中国有钱人才能做到的修饰，保持着我以为一定要花许多钱才能保持的优雅朴素。站在她身边，我觉得有点像瑟伯笔下忧郁的小狗。她善于词令，思路清晰，满怀信心。流逝的岁月使她另一个姐姐孙逸仙夫人变得苍老而忧郁，却在不断增强蒋夫人的自信和权力。（《中国的战歌》，第529页）
卢斯第一次见到宋美龄的时间与史沫特莱是同一年，想必他所见到的宋美龄，应与史沫特莱笔下的描写大致相同。这就难怪卢斯会在日记中为之倾倒。
十三天的中国之行匆匆结束，卢斯夫妇于1941年5月下旬返回美国。卢斯带回了白修德；卢斯夫人则带回了她亲自拍摄的照片。卢斯中国之行的成果很快得到体现：国民党重要将领陈诚成了6月16日的《时代》封面人物；宋美龄成了6月30日的《生活》封面人物。就在这一期间，世界局势发生突变：希特勒入侵苏联。于是，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也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卢斯的传记作者写道：
中国从来没有被卢斯忘记。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后，蒋夫人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容，出现在1941年6月30日出版的《生活》封面上。刊物中，由卢斯亲笔撰写了上方字的关于他的中国之行、他对中国英雄主义和业绩的观察，并配发了卢斯夫人拍摄的照片。蒋已经多次在《时代》封面上出现过，他的将军陈诚也出现了，并配有白修德所写的报道，同样体现卢斯的主题：中国的英雄主义。中国对保卫美国的重要性，以及她最紧迫的需要。根据卢斯的指示，白修德又为《财富》杂志撰写了四篇关于中国的系列文章，详细地表达出同样的信息。（《卢斯和他的帝国》，第187页）
陈诚这个名字如今对许多人恐怕显得陌生了，但《时代》选择他作为封面人物时，他却是国民党党内、军内如日中天的人物。抗战爆发后，刚刚四十岁的他先后出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武汉卫戍司令，第九、第三、第六战区司令，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等职，几年时间里，他参与指挥了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枣（阳）宜（昌）会战等重大战役，他甚至一度被外界认为是蒋介石选定的“接班人”。因此，当卢斯决定把灯光聚焦在陈诚身上时，不仅仅是借对他和他的部下的描写向世界报道中国军队的状况，同时也在透露出中国重要的政治信息——这是白修德根据在重庆的观察而得出的个人猜测，还是卢斯在与蒋、宋会见时得到的暗示，就无从得知了。
封面上的陈诚为肖像照片，一身戎装，身后悬挂着作战示意图。此时陈诚正担任第六战区司令，在示意图上，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江苏的太湖，湖北的沔阳（今仙桃）、监利，湖南的岳阳、平江等地名。图片下面的说明写道——陈诚：重庆的保卫者。委员长选择他保卫三峡。
有意思的是，在介绍陈诚时，《时代》用“小兄弟”这个词做小标题，以突出陈诚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陈诚颇受器重，在蒋介石的将军中，他是唯一被蒋介石在讲话中用中国式昵称喊作“小兄弟”的人。他与另一个人们谈论甚多的胡宗南将军是劲敌，后者是“黄埔系”的领军人物。作为委员长的继承人，他与胡也是直接从委员长那里接受命令的人，而无须经由作战部部长何应钦下达。
陈诚备受青睐的原因是他总是吸引着人们注意。他是中国最有政治抱负和野心的将军，在黄埔军校期间他就把自己的战车和蒋这个明星绑在一起，随后，他一步步青云直上。他在1926年蒋的北伐战争中声名大振。此时，他与妻子离婚，由委员长安排，他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阊的女儿结婚。
不过，陈诚同样是一位具有军事才能的军人，他的能力十分出众，因此蒋才挑选他来守卫三峡——也即守卫重庆。去年夏天，宜昌失守后陈诚备受诟议，指责他的战术不当导致丢掉这一关键城市。于是，他放弃在重庆担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的舒适条件，抵达前线，公开发誓，不夺回宜昌，绝不回去。（《时代》；1941年6月16日）
时间是无情的，许多年过去了，《时代》关于陈诚个人的报道似乎已显得不太重要。我更感兴趣、觉得对历史叙述更重要的，则是关于当时中国军队状况的报道和富有文学性的生动描写。
《时代》写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战线、最古老的战斗、最巨大的主角，并不为人所熟知。
人们都知道日本军队不缺乏出色的战地指挥官、不同级别的军官，而且装备精良。但是，相对来说，人们对中国军队情况的了解则相当少。因为在中国，外国记者为数不多，且觉得必须守着大城市才能抓到新闻。中国的官员对前线情况也不熟悉，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呆在重庆。除非坐飞机，不然从重庆前往前线需耗时多日。但中国没有飞机可供旅行，甚至外国军事观察家几乎也难以抵达前线，无法向国呐发回战争的现场目击。（《时代》，1941年6月16日）
的确，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无论国民党军队或者共产党军队——少为人知。来自中国的战况，总是中国军队在溃败，一个一个城市在沦陷，尽管在抗战初期的1937、1938年曾有过激动人心的时刻，但之后中国的艰难、军队的坚韧少有报道，史沫特莱就曾这样为之忿忿不平：
长达三年之久，中国军队一直被许多外国人所轻视。他们说，中国不能打仗，中国的将领腐败，中国的士兵是不识字的苦力或者只是些孩子；中国的人民愚昧无知；对于伤兵的照料令人厌恶。有些指责是正确的，有些并不正确，但是几乎全部都是由于未能理解压在步履踉跄的中国肩背上的可怕的沉重负担而产生的。（《中国的战歌》，第509页）
《时代》此次所为，显然在改变史沫特莱所指出的缺陷。
中国军队目前散布在从长江到缅甸公路之间的艰苦战线上，这是一条长达两千英里的链状战线。他们在艰苦中已经驻扎了将近两年半了。这一长链般的战线的生存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举世无双的、也是最落伍的战斗形式——长达三十个月的沉闷的阵地战。中国著名的哲学家一辩论家林语堂上个星期写道：“既然日本差不多每个月都在说有收获，那么，为什么两年半以来他们总共只推进了还不到二百五十英里？”
日本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太大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它如此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有五百个师，总人数超过三百万（与德国军队人数相当）。（中国共产党军队目前没有与政府军队并肩作战，而是在日本战线的后方建立游击区。共产党拥有三个超级师，每个师人数达四万人，另有二十五万非正规军。）
中国不为人知的军队的兵力充足、有能力、士气高涨，可以弥补军备物资的缺乏。中国军队士气之高，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的坚强决心，在1941年，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可以相媲美。假如有机会向中国士兵提供军备，他们能保证履行使命。（《时代》，1941年6月16日）
这期《时代》关于中国的报道，应该也由白修德主笔。仍是他的一贯风格，如同在讲述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他从一包大米在重庆码头装上船运往宜昌前线开始写起。在叙述这一运输过程中，中国军队——主要是宜昌前线保卫三峡的第六战区的部队——的方方面面被文学化地描述出来。
一包大米历经艰辛被苦力送到了前沿阵地：
在最后一座山顶，苦力可以纵览宜昌前线全景。他的四周是中国有战斗力的部队：机关枪阵地由步枪群队掩护。往下，是一条条战壕，巧妙地用绿树枝、土堆、移来的麦子做掩护，地下掩体里弥漫着臭味，那里二十四小时都挤满着浑身气味的士兵；再往下，是竹篱笆、木栅栏和地雷阵，最后二百码是无人区。对面就是日本人的阵地——铁丝网、坚固的掩体、混凝土碉堡。整个场景相当安静——其他时间安静得苦力能听到田野里的蜂鸣，除了每隔几分钟从日军阵地后方传来一声轰隆，那是日本的大炮在发射。
到7月7日，这场战争在中国已经激烈进行了四年了。为期四年的战争，带给中国许多痛苦，但也使中国学到了很多。对于一个其军队的军官素来以善于敛财和尔虞我诈而非掌握军事技能著称的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涌现出了具有才干的、一流的军事指挥官。
世界上还没有一支军队的军官，比蒋委员长损失惨重的部队的军官还要年轻。蒋委员长五十三岁，陈诚四十一岁，陈的前线指挥官三十四岁。在这些师里，很难有年过四十的军官，甚至校官通常只有二十几岁。
这些娃娃军官是坚强的娃娃。他们整洁如保养良好的枪支。按照中国的标准，他们身材魁梧，休息时情绪放松而快乐，作战时则勇猛无比。他们身先士卒。带领部下攀越山峰，与他们相比，大多数体胖臃肿的美国校官们简直毫无战斗力。
在将近四年的战斗历程中，这些年轻军官已经熟练掌握了野战技巧——悄然无声地撤退，出其不意地集中埋伏，仅靠野菜生存。尽管缺乏军火，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