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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曹雪芹跳出了“两行”的世界，进入了情极的窄门里来，而不屑回头呢？
这和曹雪芹成长的背景是分不开的。
在他走过的“天路历程”中，不但没有“八十一难”，而是从降生那天起，万物皆备于我。他就是“天之骄子”了。他得到宫廷式的待遇，再加上宫廷中所得不到的待遇。他命定的是王子中的王子。
曹雪芹的历史背景和家庭环境，是极端特殊的，这种特殊环境形成他特殊的心理和思想，是毫不足奇的，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历史上有两个王子，经历是最不寻常的。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他经历了繁华生活，看破了生、老、病、死的百态万象，他想找寻出一种解脱的途径来，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甚至扩大到所有生命。
还有一个是离曹雪芹时代不远的皇帝，那就是传说纷纭的顺治皇帝。这位生命短促的皇帝，是否真正到五台山做了和尚，还是个不解之谜。但他不止有过这个念头，而且已在宫里剃度过，这都是可以考查到的。这位年轻的皇帝不是为了全人类，倒是想超脱自己。
毫无疑问，他们两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前者，的确是位大哲学家，也和他所追求的救世的道路相称。而后者则微不足道，顺治想用蝉蜕的办法，逃脱出血族社会政治生活的桎梏。适得其反，他得到的是加倍的还击。不管他下的“罪己诏”，是别人强迫他颁发的，还是他自愿颁发的，反正都一样，说明他不过是一个儿皇帝。甚至想逃入禅门亦未可得。金銮座保不了他，莲花座也救不了他。
曹雪芹虽不生在帝王家，而生在包衣世家，但如果说对人生，由不知到知的过程，则和两位前人有极大相近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把他们互相比附，这也不足为怪。“色空说”和“索隐派”的出现，都充分可以证明这一点。
释迦牟尼认为了解人生的终极，是无“我”，从这儿才能得大智慧，才能一切解脱，无挂碍，无恐怖，究竟涅槃。这时，也无所谓“法”，可以遨游大自在天，达到了真如境界。实际上，释迦牟尼度化不了世人的，他只能做到自我完成。他确实做到了。
顺治则什么也没有做到。他在政治文化方面，向往汉化，反而促使满族元老更加紧满化的统治；他想使政教合一，但他又不懂得是宗教先行呢，还是政治先行？结果两下落空。他想使现实和理想统一，但他的理想，却是属于他个人的，不是属于人民的，所以这种破灭，只能促进他的自我毁灭……
曹雪芹看到这两条路都不属于他的。他想走另外一条路，这就是“升华”的道路。
当然，这“升华”的道路，也不是曹雪芹发明的，这在历史上，是早有先例的，最光辉的例子，就是屈原、司马迁、关汉卿、汤显祖……
他们都把自己的遭遇，把自己的血和泪，凝结成为文字，用它记录下内心的向往和理想，使自己的感情升华，利用一种艺术形式，把它记录下来。因此，曹雪芹才写下了《红楼梦》（《石头记》）。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他是不会制作出这部长篇小说的。
在这种实践中，曹雪芹离开庄周，就走得更远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庄周提倡“坐忘”，还说颜回说自己能达到“坐忘”的境界，孔子佩服之余，也要追随在颜回之后。庄周假托这段故事，是为了加重这个“坐忘”的分量。其实，“坐忘”的不是颜回，而是庄周自己。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便说：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又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
由这段“作者自云”中，就宣布他不但不能“坐忘”，而且在“念及”之余，还要“一一细考”，使这段记忆“坐实”，不但不“忘”，而且刻石为“记”，“记”和“忘”刚好相反。这就更证明曹雪芹的思想，不是庄周思想的余续，他已完成他情极之毒的“至极”的思想了。
由以上的认识，不难看出，曹雪芹是不会真正地向色空中来寻求解脱的，而是在艺术升华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出路。
近来经常有人问我：你写曹雪芹时，如何来写他要写《红楼梦》的动机和要求呢？我想，就试着先谈谈曹雪芹与庄子思想的异同，来作为这个问题的粗浅回答吧。
至于这个“升华”说，并不是我的发明，早在几十年前，似乎就有人觉察到了。当然，光是个“升华”说，并不足以概括曹雪芹。这倒不是故作跌宕，因为写作本身，并不光是精神的转化过程，或是一种内心的记录而已。创作当然是以情感来感染别人的情感。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最后还是要以他思想的高度，来作为衡量他的最后标准的。因为一个作家，总是受着他的思想支配的。郑板桥画竹子，要求人们还要到画面外面去看他的竹子，现在说作家的背后，也就是这个意思。同时，作者创造出来的背后，也就是我们要加以“钩沉”的世界。
（原载《说不完的红楼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7月）
“可人”哪里去了
《红楼梦》中宝玉的贴身丫鬟原来有一个很出众的人物名唤“可人”，但是到后来索性就不见了。是作者写丢的，还是因了别的原因，才把这个人物取消的？无从臆断。这也是《红楼梦》有名的“谜”之一。因为宝玉身边的大丫鬟都占重要位置，单由“可人”的命名来看，她也必定是个“尖子”。怎么可以来无影去无踪，忽然不见了呢？
“可人”的来源，也许来自《西厢记》，那本是社会上的口语，清末民初民间小调，还有“张五可，坐乡楼，自思自叹……”的词儿。五可是形容“五官”都可人，所以叫五可。现在说“可人”已经不够通俗。
“可人”与“可卿”原是一个意思，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作者避开两者混淆不清，可卿的分量可能被冲淡，所以才把可人取消了，或估计可人一定被写得做事周到，人人夸赞，人品长相都好，是丫鬟里的宝钗。这样的人物是不容易处理的。
以上是我的猜想，不足为凭。只是作为抛砖引玉的引线罢了。
（原载《生活时报》，1996年6月28日）
谜中识谜
灯节以灯谜取乐，成为我国一种有趣的风俗。“谜语”开初是从民间流传下来的，也可说是一种口头文学。我国的谜语，形式虽然多式多样，但把每句编排成“七言”或“五言”者居多，像诗一般。谜语落在文人的手中，有时就以诗的形式出现，或者本身就是一首诗。不妨举一首诗为例：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被明月送将来。
——苏轼
这是大名家的诗，其实也是“谜语”；诗题是“花影”，也就是它的“谜底”。既是诗，又可作谜解的，在《红楼梦》中也有。如薛小妹的《怀古诗》就是。只是诗意太浓，至今还猜它不准，诸家说法不一。
《红楼梦》中的诗，除回目前面的题诗和“结诗”须另行探讨外，大都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相合，或者借评他人的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和意见，互相衬托，收到特殊的艺术效果。《红楼梦》的紧要谜语，也是作者按两种情况安排的，利用谜语恰好交待人物的思路、身份。《红楼梦》第二十二回，有贾政念给贾母的一首四句谜语：
身自端方，体自坚硬。
虽不能言，有言必应。
庚辰本下有双行小批：“好极的是贾老之谜，包藏贾府祖宗自身。‘必’字隐‘笔’字，妙极，妙极！”书中的故事是，贾政把谜底悄声告与宝玉，宝玉又悄声告诉贾母，贾母故作思索状，然后猜说是“砚台”，贾政忙说“一猜就是”。
不要小看这段双批，它却透出了大消息。批中说“必”字隐着“笔”字，这若不是知底细的人是断难想得出来的。按批者思路，那就有了“有言笔应”的含意了。然戚本则直说，这暗寓祖宗名儿。可是“砚台”和“笔”，在字面上是联不到曹家祖宗名儿上去的。
既是“暗寓”，又特别点出“笔”字来，按此引线去猜，可以想到谜底不是“砚台”而应是“笔洗”，这才能和“祖宗名儿”挂上钩呢！为何批者并不直说，偏绕个大弯，也足引人思考！正是曹雪芹原文原意。要贾母说出“砚台”，不要她说出“笔洗”来。因为只有“洗”字与曹“玺”的名儿谐音。在娱乐场合，是不能出口犯讳的。说明当时批者也怕犯讳。
这真是“妙极，妙极”。我们从中可以明白到：一是曹雪芹的祖上确有讳“玺”的（其实16个字的谜用来咏玺，我看更觉恰当呢！）；二是批者夙知此事，透露出批书人与作者关系密切；三是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提供一个旁证。这可和十四回批中：“作者不负大家后裔”语，互相对看。
（原载《读不完的红楼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8月）
一条谜语所得的内证
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谜中识谜》。意犹未尽，现在，不妨再找补几句。
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贾政出的谜语是：
身自端方，体自坚硬。
虽不能言，有言必应。
——打一用物。
书中由贾政悄悄说与宝玉，宝玉告诉贾母，贾母点头相信，便说是“砚台”。
但我从来认为，这个谜的谜底，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玉玺”。这里透露着曹家祖宗的尊讳。
庚辰本下有双行小批：“好极的是贾老之谜，包藏贾府祖宗自身。‘必’字隐‘笔’字，妙极，妙极！”这位批者，也是故弄玄虚，会卖关子。
因为批语中说：“必”字隐“笔”字，所以我才兜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猜作“笔洗”，用“洗”的谐音，落到“玺”上。这样一来，“笔”和“玺”便都有了着落了。
其实，曹雪芹的祖先曹玺，字“完璧”，批书人是了解的，所以谜底暗含“必”字与“璧”正好谐音。“戚本”批注说，暗寓祖宗名儿。足证批书的人，确实知道曹雪芹的家世内幕，才能写出这样的批语来。不知内情的人是凭空编造不出来的。
在十四回脂砚批语中说过这样的话：“作者不负大家后裔！”可见批书者心目中总记着作者是位“大家后裔”。这里的“大家”就是指“曹府”，从曹府后裔向上推，便可推到曹玺，字完璧，这就指出谜底的真意所在。
“玉玺”这种东西，在封建时代是很尊贵的，既端方，又坚硬。它虽不会说话，但一旦印在纸上，就铁案如山，必然应验。
从“曹玺”及曹寅到曹雪芹，这样捋下来，顺理成章，暗含“玉玺”是恰当的。
当前，有人提出《红楼梦》有“原作者”，还有“再创作者”。这样一来，曹雪芹的“十年辛苦”就被分割成两截。“一把辛酸泪”也分成了“两把”。曹雪芹一个整人，也被劈成两半。但曹玺居于祖宗地位并未动摇，所以，从这一则“谜语”，可作铁证。这就是曹雪芹的祖先是曹玺，字完璧。
当前，还有人怀疑庚辰本的真实性，脂砚斋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恰恰相反，从我引用的批语来看，足可以说明庚辰本既是可靠的，绝非伪作；脂砚斋也是曹雪芹同时人。这批语不是旁人可以伪造得出来的，只有了解曹雪芹家事底细的人才能写出。这是毋庸置疑的。
1996年2月
（原载《北京日报》，1996年2月24日）
题乾隆汉妃着汉装
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故意不写出明确的时间和空间来，也就是说，他不愿写出故事发生的真实年代和地点来。
《红楼梦》中所写的女性，服装发饰几乎都是明代的。于是就有的人用清初有“男降女不降”的说法来加以解释。也有人认为是从美学观点出发，曹雪芹才这样描写的。也有人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会透露清朝的时代背景来……
这些说法，在作者头脑里面可能都有。但最主要的，还是生活本身本来就是如此：不但汉族的妇女通常都是汉装，就是在清宫里，汉妃也是穿着汉装的。只是清初的汉妃着汉装的风习，后来却很少被人知道罢了。甚至很喜欢讲述过去祖宗逸事的慈禧，看到汉人结婚，穿的凤冠霞帔，便说是像戏装。如果她看到当年乾隆汉妃的便装，也会认为是戏装吧？这正如康熙把玉田稻种引进江南，而到了慈禧手上，反倒数典忘祖，却硬要把江南稻种引进了京西一样。
承曹孟浪先生提供一些照片给我，从这些照片里，可以窥见清代汉军旗妃嫔们的服装、发饰以及日常生活用具的真实写照。她们的服装确乎都是汉装。
有一幅画像后面的题词上写着：“嘉庆六年，双鹤斋请下主位像。”
这幅画像原是装在圆明园内“廓然大公”的“双鹤斋”室内墙上的画。
清代宫廷里面，或者行宫、离馆，都有皇帝或者大臣、供奉们的书画，装裱在墙上。经过一定的时间，如老皇晏驾，新皇登基后，更换一批，或者皇帝一时高兴，也要随时换上一批新画。
这幅立像，是嘉庆登基第六年时撤换的。从称“主位”的题词上，可以断定画中人物的身份是嫔妃，又称“请下”，也可证明是嘉庆的上代。以“请下”来表示撤换的意思的，那时只有对于神像或祖宗才适用。
这幅画是在修建双鹤斋时就设计好了的。因之，这画是按照室内装修的条件来画的。画中的隔扇门，是和真的隔扇门衔接起来的，所以木纹都清楚地画出来。这样，就造成有一个真人倚门伫立的印象。
从写真后面的题词，不难判断她是乾隆的汉妃之一，因为双鹤斋是乾隆时代修建的。
人们在游“东陵”时，便会知道乾隆的陵墓里，除了三个皇后三个皇贵妃之外，随葬的妃嫔、贵人等就有三十五个之多。从这幅立像占据双鹤斋的地位来看，她是有资格葬在裕妃园寝的。
这幅逼真的人像写生，连个名字也没有传下来。从她身上，联想到圆明园的毁灭，裕陵被炸，以及今天的开放……历史是何等足以发人深思的呀！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位妃子像活着一般，而双鹤斋却早已不在了……不过有一天，它也很可能被我们修复……
1979年9月5日
（原载香港《七十年代》，总117期，1979年10月）
雀金裘和澳门
——《红楼梦》夜记人们看到把“雀金裘”和“澳门”联系起来，未免觉得有些奇怪。其实，这儿丝毫也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只不过顺理成章，略举一段儿实事而已。
如果我们想到清朝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有许多是间道澳门，再想到，康熙皇帝就曾考虑过，在天主教和佛教两大宗教间到底如何抉择的事实；如果，再想到，澳门曾被皇帝划为传教士可以长期居住的地区，那么，我们从“澳门”的地位来联想到《红楼梦》里面的事物，就不觉得有什么出人意外之处了。
因为《红楼梦》有个特点，外国物品，已经成为“大观园”中主要人物日常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照明、化装、医药、食品、穿着、玩好、馈赠……许多方面，都和外洋物品联系得紧，烘托出一片光色迷离，气象雍容的贵族生活气息来。
这些外洋物品，方豪先生在教“中外文化交通史”时，便曾经注意到。他在作《红楼梦新考》以后，又扩充资料写成《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一文中，以这为“机括”，安设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但反映出曹雪芹的艺术魅力，真如“文艺复兴”时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制作的艺术群像一般，是与时俱在，永远不朽的。同时，使人从这些贡品珍异中，便可以看出曹雪芹的家世和生活方式，以及二百年前的最重要的时代特征来。这些消费品，是怎样以“贡品”的形式，出现在天朝上苑，后来又以怎样的形式，把我国开辟成广阔的市场的。
这些题外话，有待将来再行探讨。现在单就最有趣的一点，“雀金裘”和“澳门”的地理关系来谈谈。现在容我引用方豪先生一段话如下：
“《红楼梦》中之外国衣料，若洋绉、若洋锦、若哆啰呢等，胥为当时豪富所可染指，非极难得者。”
但黛玉的鹤氅和宝玉的孔雀毛氅，却在同时代的文献中，也找不到同名的物品。《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09页）记1583年1月6日（万历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肇庆府广东总督陈瑞“以二位司铎远道来临，觉得是中国的最大荣幸，并且因为他们有求必应，又求他们差人从澳门给送十件最美丽的羽翎来，以为送入北京作礼品”。不知是不是和孔雀氅或鹤氅属于同一类。二司铎是指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和巴济（Franciscus Pasio）。
王士祯《香祖笔记》亦有一条说：“羽纱、羽缎，出海外荷兰、暹罗诸国，康熙初入贡止一二疋，今闽、广多有之，盖缉百鸟翮毛织成。”
曾有朋友告诉我：“羽纱、羽缎都是毛织物，也就是哔叽。”可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荷兰贡品分列“鸟羽缎四疋，新机哔叽缎八疋，中哔叽十二疋”。康熙三十九年（1700）冬十月，帝献祝皇太后六十圣寿的礼物中，亦分列“羽缎一疋，哆啰呢一疋，璧机缎一疋”，可知必不是同一物。璧机就是哔叽。
知道了上述情形，我们再来看这稀奇物儿——雀金裘。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中所写的“雀金裘”，在曹雪芹笔下，是这样形容的：
贾母见宝玉身上穿着荔色哆啰呢的天马箭袖，大红猩猩毡盘金彩绣石青妆缎沿边的排穗褂子。贾母道：“下雪呢么？”宝玉道：“天阴着，还没下呢！”贾母便命鸳鸯来：“把昨儿那一件乌云豹的氅衣给他吧。”鸳鸯答应去了，走去果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时，金碧辉煌，碧彩闪灼，又不似宝琴所披之凫靥裘。只听贾母道：“这叫作‘雀金呢’，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前儿把那一件野鸭子的给了你小妹妹，这件给你罢。”
贾母口中称这羽毛织品为“雀金呢”应该是正名。那么可见它是一种呢面，用孔雀毛捻成线织得的。既然命名为“呢”，晴雯在织补完毕，又用小牙刷慢慢地剔起绒毛来，可见它是比较厚实，与前儿贾母给宝琴那件野鸭子的，应是同属于呢料的，只是一个是用野鸭子羽毛，一个用的是孔雀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