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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中午。在缺少安全光源的时代，夜间演出不多，更多的是下午。那么如果灾难来得晚一点，这儿可能出现台上台下混成一体的真正大悲剧。从大剧场观众席上支撑遮阳大篷的柱桩遗迹看，坐在这里看戏的观众会比街上的市民晚一点发现云色的变化、灰潮的飞泻，因此也就迟一步感知灾祸的将临。但一旦发现和感知，状况将更加凄惨。
那么，这儿也许有点象征意义？艺术文化无力抗拒灾难，却能让人们获得暂时的精神躲避或心理蒙蔽，然后立即惊醒，撕肝裂胆。艺术也好，文化也好，有时为了完整呈现不得不暂时与街道隔开，但是能隔开多远多久呢？我不知道庞贝城里当年有没有几个自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独精英，可惜即便有，也早已彻底地同流合污，谁也找不出他们来了。
我们说那天出事的时候没有演出，是因为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结物时没有在这里见到可认定为观众的大批“人形模壳”。什么叫“人形模壳”呢？当时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们死亡前的挣扎形体，火山灰冷却凝固时也就成了这些形体的铸模硬壳。人体很快腐烂了，但铸模硬壳还在，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一旦发现这种人形模壳，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浆缓缓注入，结果剥去模壳，人们就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最细微的皮肤皱纹、血管脉络都显现得清清楚楚。这个办法是当时庞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费奥莱里（G。Fiorelli）发明的，使我们能够看到一批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最后状态。
我所看到的这种人体遗形，大多是痛苦地躺在地上或台榻上挣扎，只有极少数靠壁站着。在这样的灾难中居然能站着死亡，让人顿生敬意。在一个瓦罐制造工场，有一个工人的人体抱肩蹲地，显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晕眩。他没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会儿就起来。谁知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让他惊讶的是，重见天日之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头。
因此，庞贝废墟中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仿佛是又一座《思考者》雕塑，思考着人类如何异化为劳动对象，然后以身作则。
记得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里见过一具挺立着的庞贝人遗体，非常感动。那是一个士兵，在城门口身披甲胄屹立在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没有见到这位士兵的人体模型，算起来马克·吐温来的时候庞贝古城只开挖了一小半，费奥莱里为模壳注石膏浆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因此他见到的应该是一具骨骼。
马克·吐温除了感动之外也有生气的时候。庞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车辙，他走路时把脚陷进去了，绊了一下。他由此发火，断言这路已经很久没有整修了，责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门，这个推断使他见到死亡者的遗骨也不悲伤了，因为任何一个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员。
我觉得马克·吐温的这种推断过于鲁莽。石材路一般都不会因为有了车辙就立即更换，有经验的驾车人也不会害怕这些车辙。从庞贝古城的道路整体状况看，有关管理人员还算尽职。马克·吐温把自己偶然陷脚的原因推给他们，又无限上纲，直到连他们惨死了也不原谅，过分了。即便是幽默，也不应该超越最起码的人道界限。
比马克·吐温更为过分的指责，出自一大批虚伪的道德学家，我们在各种介绍庞贝的文章书籍中常常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未必来过这里，凭着道听途说，想像这座城市的生活非常奢侈糜烂，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奢侈糜烂的证据是公共浴室、私家宅院、妓院和不少春宫画。其实在我看来，这里呈现的是古罗马城市的寻常生态，没有任何需要被惩罚的理由，只不过后人见到的其他废墟里全然失去了感官生活信号，一在这里见到就大惊小怪了。平心而论，庞贝在整体上还显得比较收敛，反衬着后世帝王如何一步步把排场撑大，随之又撑大都市的。歌德一七八七年三月十一日到达这里，他在当天的笔记里写道：庞贝又小又窄，出乎参观者的意料之外。街道虽然很直，边上也有人行道，不过都很狭窄。房屋矮小而且没有窗户，房间仅靠开向庭院或室外走廊的门采光。一些公共建筑物、城门口的长凳、神庙，以及附近的一座别墅，小得根本不像是建筑物，反而像是模型或娃娃屋。但这些房间、通道和走廊，全都装饰着图画，望之赏心悦目。墙上都是壁画，画得很细腻，可惜多已毁损。
《意大利之行》歌德的这种感觉我们也有，但这里包含着某种错觉。我们平时去看正在建筑中的楼房地基时也会惊讶每个房间为什么如此之小，其实这是因为室内空间尚未形成和装饰，一个个房间只以有限的地基面积对比在无垠的天地之间，只能显得狭窄。庞贝废墟的多数民房遗迹也成了这种开放式的地基，因此就有了歌德的这番惊讶。后来他进入了那些比较完整、又有器物装饰的房间后感觉就不同了，说：“庞贝的屋子和房间看似狭窄，却仿佛又很宽广。”
法国史学家泰纳（Taine）比歌德早来二十多年，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生活享受远不如我们现在这样舒适多样，这样多彩多姿。”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断言庞贝城因奢侈糜烂而受到上帝惩罚的道德评论家们都是在泰纳之后，甚至在歌德之后才来的，当然他们也没有心思去阅读泰纳和歌德的文章。
在我看来，庞贝城也有奢侈糜烂，但在整个城市如此惨烈地毁灭之后，居然会有那么多评论家说它只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实在有点不道德，尽管他们也算是道德评论家。他们不敢像泰纳那样承认，自己的生活其实要比庞贝人舒适得多。
我鄙视一切嘲笑受难者的人。我怀疑，当某种灾难哪一天也降落到他们头上，他们会做什么。他们当然绝对不会去救助别人，因为别人有道德缺陷，正在接受惩罚，于是他们就趁火打劫、谋财害命，来帮助完成那种处罚。事后，他们万一幸存，又会滔滔不绝地成了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学家。
3庞贝城灾难降临之时，倒是处处闪烁着人性之光。除了马克·吐温提到的那位城门卫士之外，除了很多人体遗形表现出的保护儿童和老人的情景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称他老普林尼，是因为还有一位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是他的外甥，后来又收为养子。这位小普林尼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散文作家。罗马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书信，这种传统是由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发端的，小普林尼承袭这一传统，成了写漂亮书信的高手。我在几年前曾读到过中国学者朱龙华教授写的《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对朱教授细致分析的从西塞罗到小普林尼的文学表达方法很感兴趣，后来就在小普林尼的书信中发现了他向一位历史学家讲述庞贝灾难的那一封，其中提到了老普林尼牺牲的过程。这是人类从这场灾难中唯一接收到的一个现场幸存者的完整叙述，何况他正巧是个散文家，其珍贵程度，自可想像。
老普林尼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又是当时意大利的一位重要官员，庞贝灾难发生时他担任意大利西海岸司令（又称地中海舰队司令）。真不知道他长达三十七卷的巨著《自然史》和其他百余卷的著作是怎么抽空完成的。
据小普林尼信中记述，出事那天中午，老普林尼听说天空出现了一片奇怪的云，便穿上靴子登高观察，看了一会儿便以科学家的敏感断定事情重要，立即吩咐手下备船朝怪云的方向驶去，以便就近观察。
但刚要出门，就收到了维苏威火山附近居民要求救援的信。他当机立断放弃科学观察，命令所有的船只都赶到灾区去救人，他自己的船一马当先。烫人的火山灰、燃烧过的碎石越来越多地掉落在船上，领航员建议回去，老普林尼却说：“勇敢的人会有好运。”他命令再去救人。作为舰队司令，他主要营救逃在海上或躲在岸边的人。他抱着瑟瑟发抖的朋友们，不断安慰，为了让他们镇静下来，自己满面笑容，洗澡、吃饭，把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解释为由炉火引起的火灾。他甚至在火山灰中酣睡，直到别人担心他被埋没，把他叫醒。最后，他号召大家去海滩，因为那里随时可以坐船逃离，但到了海滩一看，火山爆发引起大海发狂，根本无法行船。
大家坐在海滩上，头上缚着枕头，以免被碎石伤害。但是，火焰越来越大，硫磺味越来越浓，人们开始慌乱奔逃，却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在这时，老普林尼突然倒地，他被火山灰和浓烟窒息而死，终年五十六岁。
因此，庞贝灾难的牺牲者，不仅仅是普通市民，至少还有一位，欧洲古代最博学的科技史家。
小普林尼那年十八岁，竟然侥幸逃出来了。这封信是二十五年之后写的，那时他已经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4我对这位因窒息而闭眼的老普林尼深深关注，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欧洲较早地眯眼远望，看到了中国。
我没有读过他的《自然史》，据朱龙华教授在《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中的引述，老普林尼已经写到中国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他当时把中国人叫成“赛里斯人”。
他说这句话的时间是那么早，比马可·波罗来华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玛窦来华早了一千五百年！他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中国人的这些特点的呢？大概是几度转说，被他打听到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会筛选和分析，最后竟然筛选出了“举止温厚”这个概念，把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和农耕文明的不事远征，都包括在里边了。
他写《自然史》的时代，在中国，王充在写《论衡》，班固在写《汉书》。庞贝灾难发生的那一年，班固参加了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的会议，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白虎通义》。这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虽然已经拥有了先秦诸子以及屈原、司马迁，此时还正在构建自己更系统的精神基座。
“举止温厚”的王充、班固他们不知道，在非常遥远的西方，有人投来关注的目光。但那副目光已经在轰隆轰隆的大灾难中埋葬，埋葬的地方叫庞贝。
罗马假日
1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例如精致、浑朴、繁丽、畅达、古典、新锐、宁谧、舒适、奇崛、神秘、壮观、肃穆……，其中不少城市还会因为风格交叉而不愿意固守一词，产生争逐。
只有一个词，它们不会争，争到了也不受用，只让它静静安踞在并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
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
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纹，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
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
因此，罗马的伟大是一种永恒的典范。欧洲其他城市的历代设计者，连梦中都有一个影影绰绰的罗马。
2我第一次去罗马，约了一帮友人，请一位大家都认识的特殊友人蒋宪阳先生带队。蒋宪阳的特殊，在于他原本是上海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因热爱意大利美声唱法而定居罗马多年。他先开车到德国接我们，然后经卢森堡、法国、摩纳哥去意大利，一路上见到雕塑、宫殿无数，但只要我们较长时间地驻足仰望，他就竖起一根手指轻轻摇动，说：“不！不！要看罗马的，那才是源头。”我们笑他过分，他便以更自信的微笑回答，不再说话。但是一进罗马就反过来了，沉默的是我们，大家确实被一种无以言喻的气势所统慑，而他则越来越活跃，每到一个地方满脸都是反问：“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今天我再次叩访罗马已有思想准备，伙伴们听了我的介绍也精神抖擞，只想好好地领受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但是，谁能想到，最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伙伴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呆看半晌，便回过头来看我，像是在询问怎么回事，但他们立即发现，我比他们更慌神。
原来，眼前的罗马几乎是一座空城！这怎么可能？
家家商店大门紧闭，条条街道没有行人。
千年城门敞然洞开，门内门外阒寂无声。城门口也有持剑的卫兵，但那是雕塑，铜肩上站着一对活鸽子。
即便全城市民倾巢出征，也不会如此安静。即便罗马帝国惨遭血洗，也不会如此死寂。
当然偶尔也从街角冒出几个行人，但一看即知也是像我们这样的外国来访者，而不是城市的主人。好不容易见到两位老者从一间屋门里走出来，连忙停车询问，才知，昨天开始了长假期，大家全都休假去了。据说，五千八百万意大利人这两天已有三千万到了国外。
如此的人数比例我很难相信，但是后来住进旅馆后看到，电视台和报纸都这么说。
历来罗马只做大事。我站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想，这宽阔的路，这高大的门，这斑驳的楼，曾经见过多少整齐的人群大进大出啊，今天，这些人群的后代浩荡离去，大大方方地把一座空城留给我们，留给全然不知来路的陌生人，真是大手笔。
在中国新疆，我见过被古人突然遗弃的交河古城和高昌古城，走在那些颓屋残墙间已经惊恐莫名。一般人对极端性审美图像的接纳是有限度的，我知道那种荒废日久的空城很美，却总是不敢留在黄昏之后，不是怕盗贼，而是怕气氛。试想，如果整整一座西域空城没有一点动静，月光朦胧，朔风凄厉，脑畔又浮出喜多郎的乐句，断断续续，巫幻森森，而你又只有一个人，这该如何消受？
今天在眼前的，是一座更加古老却未曾荒废的庞大空城，对我来说也有极大的消受难度。没有人就没有了年代，它突然变得很不具体。那些本来为了召集人群、俯视人群、笑傲人群、号令人群的建筑物怎么也没有想到哪一天会失去人群，于是便傲然于空虚，雄伟于枉然。但是，没有对象的咆哮可能更其响亮，没有年代的街道盛得下全部故事，空虚的傲然傲然到了天际，枉然的雄伟雄伟到了永远。
站在这里，我突然领悟，为什么中国唐代刘禹锡写石头城的四句诗会在人们心中形成那么大的气魄，以至连大诗人白居易读了都说“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这四句诗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人称此诗得力于怀古，我说天下怀古诗文多矣，刘禹锡独擅其胜，在于营造了一个空静之境，惟此空静之境，才使怀古的情怀上天入地，没有边界。
今天罗马的空静之境，不是出于诗人营造，而是一种实在。一座实实在在的石头城，一座曾经属于恺撒、奥古斯都、图拉真和哈德良的石头城。这种可触摸的空，可谛听的静，任什么诗也不可比拟。
营造如此空静之境的，是全体罗马市民。这才猛然记起，一路上确有那么多奇怪的车辆逆着我们离城而去。有的拖着有卧室和厨炊设备的房车，有的在车顶上绑着游艇，有的甚至还拖着小型滑翔机。总之，他们是彻彻底底地休假去了。
3何谓彻彻底底地休假？
在形态上，这是与平日工作的一次封闭性割断。到哪儿去休假，不必让同一办公室的同事知道，也不用禀告直接上司。与我们中国的忙人们休假时连睡觉都开着手机相反，他们一进入休假就不再惦念电话铃声，不会因为两天没有与人通话就如困兽般烦躁。在休假时他们成了另一种人，平日衣冠楚楚、礼仪彬彬，此刻却便装松松、笑声连连，全然一副少不更事的游戏心态。昨天在城市的街道上还步履匆匆、两眼直视、目中无人，今天在休假地见到谁都亲热招呼，其实互不相识，只知彼此突然成了天涯同事。同的什么事？这事就是休假。
在观念上，这里服从把个体休闲权利看得至高无上的欧洲人生哲学。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息，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亦即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溶化了西方诸如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甚至走向极端。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有次中国领导人访问罗马，计划做了几个月，但当领导人到达前一星期，意大利方面的计划负责人突然不见了，把大家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只得重新开始计划。奇怪的是，他们那方的人员只着急不生气，因为那个负责人的突然不见有一个神圣的理由：休假去了。
我们当然不会赞成这样的工作态度，但罗马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说，工作与休假，很难说哪个更重要。这个负责人由于某个非个人的原因失落了移交工作的时间，既已如此，如果要他牺牲休假时间去办移交，等于把一件事的不完满变成了两件事的不完满，两败俱伤。休假使一个人失去一种身份，转换一种身份，这种失去和转换是那样的无可指摘，就像无可指摘于突然死亡。那个人自从来到休假地、换上宽松服之后，他作为公务员的身份已经暂时地埋葬于山水间，你怎么能对一个死亡了的身份有额外的指望？工作的延续，只能靠接替者，或者，等他休假期满身份“复活”。
对于这样一条思路可以不作评论，但我至少由此知道了平日自己周围的好些朋友为什么老是休息不好。
我们很多企业家和官员其实也有假期，而且也能选择一个不受干扰的风景胜地，然而可惜的是，他们可以放下工作和家人，却放不下身份。于是，一到休假地只想摆脱放下身份后的虚空和慌张，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