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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的浸泡中纤维仍在扩张。暗示了外在时间和内在时间的对立和紧张。这无疑是全诗的高潮，展示了诗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以及为苦难见证的决心。
1934年春天，被改判为三年流放后，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来到乌拉尔山区的切尔登市。那口才，他已患精神分裂症——从医院的窗户跳楼自杀未遂，幸好只摔断了胳膊。由于布哈林的干预，他们搬到俄国南方〃黑土地〃的心脏沃罗涅什。没有固定收入，娜杰日达不得不去莫斯科打工：挣钱，但仍处于饥饿线上。1936年2月，阿赫玛托娃和爱伦堡分别来探望他们。
他们在沃罗涅什有相对的自由，结识了不少当地朋友，并得到尊重。那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从1935年底写给妻子的信中，我们多少可以领略他们的生活状态：〃除此之外，什么也别做。我不希望你变成一个到处找工作的人。。。。。。至少，1月20日之前，我们可以在沃罗涅什见面。我们可以因沃罗涅什而心静。可惜啊！两人一同在此——就是一个冬天的天堂，就有难以描绘的美景。。。。。。清早，我在半分钟路远的近处租下一间房，房间里带有母牛、沙发、布罩、留声机喇叭和仙人掌。我们住在兹那河高高的河岸上。河很宽，要么是显得很宽，像伏尔加河一样。它流进了蓝色的森林。俄罗斯土地的柔美与和谐令人心旷神怡。〃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创造进入高产期，他在三个普通笔记本上写满了诗，后被称为《沃罗涅什笔记本》。那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写作，与作家和批评界绝缘，与所有读者绝缘。不少俄国和西方的学者认为，那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高峰。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真正的高峰是以《列宁格勒》为代表的时期（1930－1932）。《沃罗涅什笔记本》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中，无疑拓展了一种新的向度——土地与命运，是向俄罗斯诗歌传统的致敬与回归。但由于疲于奔命，由于病痛和贫困之苦，由于没有必要的反馈，他的这组诗歌缺少《列宁格勒》所展示的那种建筑般的精确与完整，缺少感情爆发力与控制力所特有的平衡。
1937年5月16日，曼德尔施塔姆刑满释放。但按规定他不能住在任何大城市，只能在莫斯科边缘的小镇漂泊。他偶尔去莫斯科，从朋友那儿得到口粮和钱。那是他生命中最后的自由时光。1938年春，他和爱伦堡在莫斯科最后一次见面时，爱伦堡脱下自己的皮夹克给他，尽管很不合身，他一直穿着它去海参崴，直到生命的终点。
1938年5月1日，曼德尔施塔姆再次被捕，罪名是〃反革命活动〃，被判处五年徒刑。其实这与他写给苏联作协总书记的一封信有关。由于长期没有稳定生活来源，他希望能得到作协的帮助。而作协总书记写信给内务部人民委员告状，并附上作家巴甫连科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的鉴定意见。巴甫连科明知后果，落井下石。而导致他最后入狱，又与布哈林遭到清洗有关，从布哈林家搜出曼德尔施塔姆给他的亲笔信和赠书。
1938年9月7日，他被押上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一个多月后才到达海参崴。路上他备受煎熬，精神崩溃。他被关押在海参崴的劳改营中转站，饥寒交迫。1938年10月，在最后一封给他弟弟的信中，他写道：〃身体非常虚弱，弱到了极点，瘦极了，几乎变了形，我不知道，邮寄东西、食品和钱还有没有意义。还是请你们试试吧。没有衣被，我被冻僵了。〃
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施塔姆死于海参崴中转站。家属没有接到任何通知。1939年1月30日，寄往海参崴的包裹被退回。娜杰日达清楚地记着这个日子，因为就在同一天，全国各大报纸公布了荣获勋章的作家的名单，巴甫连科就在其中。
曼德尔施塔姆之所以流传后世，是由于一个普通的俄国女人——娜杰日达。他们在1919年内战时相识，1922年结婚。娜杰日达陪伴他度过了后半生，包括那些流放的艰难岁月。曼德尔施塔姆死后，她作为〃反革命家属〃，一直受到歧视，靠教英文和翻译为生。三十年过去了，曼德尔施塔姆早就被人们遗忘了。1961年，娜杰日达和另一个女人，发表了她们藏起来的手稿，并通过回忆录勾勒了后期的曼德尔施塔姆。娜杰日达庆幸她对时间的胜利，按她自己的话来说，基于〃对诗歌内在的价值和圣典般属性的信念〃。1980年12月29日，娜杰日达在莫斯科逝世。
1987年曼德尔施塔姆在苏联正式得到平反。
十
我最后见到赵一凡是1987年早春，我不久去了英国。1988年一个夏日的早上，在英国杜伦（Dudlam）得到一凡病故的消息，我顾不上做客的英国朋友和家人，躲进厨房号啕大哭。
记得最后一面，我们几乎什么也没说。他那时是三月文化公司的老板，被手下的人围着团团转。他的办公桌上文件堆着山，不时有人插进来说话。他看起来很累，一只手支撑着那硕大的头颅，勉强地向我微笑。一凡办公司这件事一直让我困惑，直到一天夜里，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好几个小时，他才和盘托出办公司的真正想法——他要把诗人们〃养〃起来，给他们出版诗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一句话，让他们好好写诗。我有点儿受宠若惊，但同时也怀疑实现这种乌托邦的可能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大约在1973年冬天，我跟一凡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那是一凡事先计划好的，让我留在他家过夜。我们谈到各自的经历。我那时的生活平淡无奇，三言两语。相比之下，一凡的生活充满传奇色彩。他由于自幼跌伤致残，长年卧床，三岁背唐诗，五岁读《三国》和《西游记》，八岁读《鲁迅全集》，十二岁就自己写作，并出版成书。一凡的父亲是老干部，他从小就跟父母南征北战，去过苏北和鲁南等根据地。革命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也许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的政治高压。
那一夜我记忆犹新。月光照在窗户上，炉子上的水壶嘶嘶响。我们谈到革命，谈到十二月党人，谈到俄国文学。我哈欠连天，一凡却毫无疲倦的意思。他脸部线条分明，目光坚定。我当时暗自感叹，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1975年初，一凡锒铛入狱，据说卷入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其实完全是子虚乌有。由于一凡对抄录文字的热衷，我也被卷入进去。那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我做好被捕的准备。第一次经历的恐惧是刻骨铭心的。半夜有汽车经过都会惊醒我，再也不能入睡。我那时终于懂得：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
由于一凡入狱，从他那儿借来的《人·岁月·生活》第四卷无法归还，我正好用来在地下渠道流通周转，换来了不少好书。这本书竞成了我革命的本钱。
两年多后一凡出狱，我赶去看望他。他从后院小屋搬到前院，处于父母和保姆的监控之中。他已经不再会走路了，深陷在藤椅中，但乐观依旧。问起他狱中的景况，他轻描淡写，摆摆手，似乎只是出了趟远门而已。
我常想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序言中写道：〃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入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依我看，爱伦堡说的是外在的命运，其实还有一种内在命运，即我们常说的使命。外在命运和使命之间往往相生相克。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要多少受苦的，必然要与外在命运抗争，并引导外在命运。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曼德尔施塔姆并非先知先觉，只不过他有使命感，非要以自身的实践穿透历史的逻辑。
其实在《人·岁月·生活》爱伦堡也谈到曼德尔施塔姆的使命感：〃我曾谈到生活上的轻率和艺术上的严肃之间的矛盾。但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十九岁写过一篇谈弗朗索瓦·维永的文章，他寻找理由替残酷时代的这位诗人动乱的一生辩护：‘可怜的小学生'以自己的形式捍卫诗人的尊严。曼德尔施塔姆是这样描写但丁的：‘对我们来说是无可指责的风帽和所谓鹰形侧面的那种东西，从里面来看则是难以压制的窘困，是为争取诗人的社会尊严和地位而进行的纯普希金式的、低级侍从的斗争。'这些话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自己：许多荒唐的、有时是可笑的行为就是来自‘难以压制的窘困'。〃
现在想想一凡关于养活诗人的想法幸亏只停留在〃初级阶段〃，否则对他本人对中国诗歌都是灾难。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生来注定是受苦的，但绝非为了自己。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写过这样一句诗，让我永生不忘：〃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
（原载《收获》杂志2004年第6期）
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北岛
一
秋 日
主呵，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
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
让风吹过牧场。
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
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
催它们成熟，把
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
在林荫路上不停地
徘徊，落叶纷飞。
正是这首诗，让我犹豫再三，还是把里尔克放进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的行列。诗歌与小说的衡量尺度不同。若用刀子打比方，诗歌好在锋刃上，而小说好在质地重量造型等整体感上。一个诗人往往就靠那么几首好诗，数量并不重要。里尔克一生写了2500首诗，在我看来多是平庸之作，甚至连他后期的两首长诗《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也被西方世界捧得太高了。这一点，正如里尔克在他关于罗丹一书中所说的，“荣誉是所有误解的总和。”
关于“秋日”，我参照了冯至和绿原的两种中译本，以及包括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在内的三种英译本，最后在冯译本的基础上“攒”成。绿原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翻译家，但他“秋日”的译本显得草率粗糙：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何其壮观。
把你的影子投向日规吧，
再让风吹向郊原。
命令最后的果实饱满成熟；
再给它们偏南的日照两场，
催促它们向尽善尽美成长，
并把最后的甜蜜酿进浓酒。
谁现在没有房屋，再也建造不成。
谁现在单身一人，将长久孤苦伶仃，
将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将再林荫小道上心神不定
徘徊不已，眼见落叶飘零。
第一段还不错，问题出在第二段和第三段上。首先，他极力把诗行压成豆腐干，第二段每行字数一样，第三段的两部分也基本如此。为了这种外在形式的工整，他用大量的双音词凑数，这在现代汉语中是最忌讳的，势必破坏自然的语感与节奏。尤其是“再给它们偏南的日照两场”这一句特别生硬，本来很简单，就是“两天南方的好天气”。第二段最微妙的是一系列强制性动词的转换，这在绿译本中体现不够。比如，“并把最后的甜蜜酿进浓酒”，“酿进”原意是“压进”。第三段开始是祈使句“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而绿原使用的是陈述句“谁现在没有房屋，再也建造不成。/谁现在单身一人，将长久孤苦伶仃”，改变了这一关键处的音调。结尾加了多余的一笔“眼见”，破坏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那种客观性描述。
三种英译本中顶属布莱的最离谱。他首先把题目“秋日”译成“十月的日子”，把“南方的好天气”译成“地中海的好天气”，把最后一句“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译成“沿大树下的小路独自走着，/不回家，落叶纷飞。”人家根本没提回不回家，而布莱非要画蛇添足。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细说翻译，是想让我们知道阅读是从哪儿开始的，又到哪儿结束的，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弄清诗歌与翻译的界限。一个好的译本就象牧羊人，带领我们进入牧场；而一个坏的译本就象狼，在背后驱赶我们迷失方向。
我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是，除了英文外我并不懂其他外文，按理说我是无法区分牧羊人和狼的，或许我自己就是披着羊皮的狼。然而为了抛砖引玉，继续我们有关诗歌和翻译的讨论，似乎也只能如此？摸石头过河。
“秋日”是1902年9月21日在巴黎写的，那年里尔克年仅27岁。
书归正传，让我们一起来进入“秋日”。开篇就确定了谈话的对象是上帝：主呵，是时候了。这语气短促而庄重，甚至有种命令口吻。夏天盛极一时。参照题目，显然是一种感叹，即不可一世的夏天终于过去了。是时候了，是“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让风吹过牧场”的时候了。把？置于及让是命令式的延伸。这两组意象有一种奇妙的对位关系，即你的影子与风，日晷与牧场在上下文中彼此呼应，互为因果。你的影子是有形的，而日晷是通过影子的方位确定时间的；而风是无形的，牧场是日晷在时空上的扩展。一般来说，明喻是横向的，靠的是“好象”“仿佛”“如？似的”这类词来连接；而暗喻是纵向的，靠的是上下文的呼应。另外，说到诗歌的方向性，这首诗是个很好的例子，是由近及远从中心到边缘展开的。日晷是中心，而上帝的影子为万物定位，从这里出发，风吹向广阔的牧场。
第二段仍保持着开始时的命令式。带动这一转变的是风，是风促成段落之间的过渡。前面说过，这一段最微妙的是一系列强制式动词的层层递进：让？给？催？压。这其实是葡萄酒酿造的全部过程，被这几个动词勾勒得异常生动。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若进一步引申，这里说的似乎不仅仅是酿造，而是生命与创造。
第三段是全诗的高潮。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这两个名句几乎概括了里尔克一生的主题，即他没有故乡，注定永远寻找故乡。大约在此两年前，他在给他的女友后来成为妻子的信中写道：“您知道吗？倘若我假装已在其他什么地方找到了家园和故乡，那就是不忠诚？我不能有小屋，不能安居，我要做的就是漫游的等待。”也许是这两句最好的注释。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从开端的两句带哲理性的自我总结转向客观白描，和自己拉开距离，象电影镜头从近景推远，从室内来到户外，以一个象征性的漂泊意象结尾。最后三句都是处于动态中：醒来，读书，写信，徘徊。而落叶纷飞强化了这一动态，凸现了孤独与漂泊的凄凉感。这让我想起苏轼的名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其电影镜头式的切换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一首完美到几乎无懈可击的诗作。从整体上看，每段递增一句的阶梯式的结构是刻意营造的，逐步推向最后的高潮。复杂音调的变换成为动力，使主题层层展开：开篇显然与上帝有某种共谋关系，同时带有胁迫意味；第二段的酿造过程是由外向内的转化，这创造本身成为上帝与人的中介；第三段是人生途中的困惑与觉醒，是对绝对孤独的彻悟。这三段是从上帝到自然到人，最终归结于人的存在。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诗：“主呵，是时候了”和“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但同时又非常克制，象激流被岩石压在地下，有时才喷发出来。这激情来自正视人类生存困境的勇气，因触及我们时代的“痛点”而带来精神升华。这首诗的玄妙正是基于意象的可感性，读者由此进入，体验一个漂泊者内心的激情。
就在同一天，里尔克还写了另一首诗“寂寞”。特附上绿原译的“寂寞”：
寂寞像一阵雨。
它从大海向黄昏升去；
从遥远而荒凉的平芜
它升向了它久住的天国。
它正从天国向城市降落。
像雨一样降下来在暧昧的时刻。
那时一切街道迎向了明天，
那时肉体一无所得，
只好失望而忧伤地分散；
那时两人互相憎厌，
不得不同卧在一张床上：
于是寂寞滚滚流淌。。。。。。
这显然是一首平庸之作，和“秋日”有天壤之别。把寂寞比喻成雨，从雨的生成降落到最后在同床异梦的人中间流淌，暗示寂寞的无所不在，除了这一点还略有新意，此外无可取处。有时我琢磨，一首好诗如同天赐，恐怕连诗人也不知它来自何处。正是“秋日”这首诗，使里尔克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二
在巴黎时，你感到自己的迫切需要。当时你在“恩师”罗丹手下，“工作再工作”，显示了一种英雄气概。你焦虑时会通过某种艺术形式，把那使你感到恐惧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作品？？
在今后的岁月里，无论你在何处逗留，无论你是否向往安全、健康与家园，或者更加强烈地向往流浪者的真正自由，乐于被变化的欲望所驱使，在你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家可归感，而这种感觉是不可救药的。
？莎洛美回忆录
1902年8月28日，里尔克第一次来到巴黎。那年春天，他答应为一家德国出版社写关于罗丹的专著，先得到一笔预支稿费。7月28日，他用还不熟练的法文给罗丹写信，希望能见到他。那年里尔克27岁，是个初出茅庐的诗人；罗丹62岁，是早已闻名于世的雕塑大师。连接他们的是里尔克的新婚妻子克拉拉（Clara Rilke），她曾是罗丹的学生。
巴黎时期的前奏曲是沃尔普斯韦德（Worpswede），那是不莱梅和汉堡之间的一充满艺术情调的小镇，聚集着不少艺术家。通过一个画家朋友，里尔克加入他们的行列。那是世纪之交的狂欢，对末日审判的恐惧消弭后的狂欢。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在地平线以外，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价值观虽被动摇，但还未被彻底粉碎。他们一起听音乐会，参观美术馆，狂欢之夜后乘马车郊游。两个年轻女画家的出现引起骚动。她们象姐妹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