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推动最后三段是一组统一的意象，即与不 眠之夜对弈，其实也是与自己对弈。而作者不 断引进外部的自然意象：月光、金合欢、白杨。 夜莺，由于窗户敞开，它们加入到这场对弈中 来，结盟或成对手。其中最重要的外来者是热 情，那灰发证人，即诗歌本身，它如同不速之客， 为历史也为诗人耗尽身心的一生作证。这画龙 点睛之笔表明作者的决心。
全诗是这样结束的：杨树是王。我同失眠 对弈。／夜莺是王后，我闻其声。／我去够夜莺。 夜得胜了。／棋子纷纷让位给早晨的白脸。在 这里，夜莺是女性的象征，作者并没有背叛爱 情，尽管那爱情的临时代表抛弃了他。在这个 意义上，夜得胜了。但似乎这已无关紧要，因为 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新的生活无所谓输赢，迎 接他的是早晨的白脸。
纵观全局，这绝不限于一首情诗，而是由于 失恋引发的危机，包括精神漫游的历程，对理性 世界的怀疑及对使命感的领悟。在我看来，这 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创作生涯的高峰。虽然他 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曾半开玩笑地提到自己 “那些马堡的垃圾”。
六
1960年年初，在第一次见到帕斯捷尔纳克后不久，奥尔嘉又来到作家村彼列捷尔金诺。她希望做一次正式采访，被拒绝了，帕斯捷尔纳克说：“你要采访，必须等我不太忙的时候再来，也许明年秋天。”每次分手，他都用俄罗斯传统的方式吻奥尔嘉的手，请她下个星期天来。于是接连三四个周末，奥尔嘉都如约而至。在过早降临的暮色中，她抄近道，从电气火车站经过一片墓地，迎着风雪，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
他的家人已在午餐后散去，屋里空荡荡的。帕斯捷尔纳克坚持让她吃东西，让厨师端来鹿肉和伏特加。这是下午四点钟，屋里又暗又暖和，只有风声雪声。他们隔着桌子聊天。帕斯捷尔纳克告诉奥尔嘉，他最近重读了她祖父、俄国著名小说家安德列耶夫的小说，非常喜欢：“他们带有十九世纪那些非凡岁月的印记。那些岁月如今退入我们的记忆中，它们像远处的大山一样隐隐呈现。”他谈到尼采对他们那一代的影响，而他认为，尼采在那个时代传播了某种不良趣味。
餐厅越来越暗，他们换到开着灯的小房间。帕斯捷尔纳克端来橘子。墙上是他父亲的肖像画，那些世纪之交的作家在盯着他们。
奥尔嘉听说在写《日瓦戈医生》时，他摒弃他的早期诗作，认为它们只是试验，已经过时了。对奥尔嘉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在她看来，《生活，我的姐妹》、《主题与变奏》早巳成为经典之作，很多苏联作家和诗人都会背诵。难道他真的摒弃早期诗作了吗？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时，多少带着愤怒的声调：“我对我的同时代人有一种巨大的负债感。我写《日瓦戈医生》就是想试着偿还。这种负债感在小说进度缓慢时让我喘不过气来。在这么多年只写抒情诗搞翻译，对我来说有责任对我们的时代表明立场——那些岁月，遥远却隐隐再现在我们面前。时间紧迫。我想记录过去，并为那些年代俄国美好高尚的一面而骄傲。那些岁月，或我们的父辈一去不返，而我知道，在未来的繁荣中其价值将会复活。与此同时，我试图描绘他们。我不知道我的小说是否真正成功，尽管有种种毛病。我觉得它比那些早期诗作更有价值。它比我早期的作品更丰富，更人道。那些诗作就像匆忙的速写——只要跟我们的前辈相比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不仅仅是小说家，布洛克不仅仅是诗人。那些作家的声音如雷霆一般，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相反：二十世纪那些肤浅的艺术家，以我父亲为例，他的每幅画用了多大的努力呀！ 在二十世纪我们的成功部分是由于机会。我们这代人发现自然而然成为历史的焦点。我们的作品受命于时代。它们缺少普遍性：现在就已经过时了。另外，我相信抒情诗已不再可能表现我们经历的广博。生活变得更麻烦，更复杂。在散文中我们能得到表达得最好的价值……”
“在你的同时代人的写作中，”奥尔嘉问，“你认为谁最经久不衰？”
“你知道我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感觉。我在我的自传《安全证书》中用很长的篇幅提及这一点。我对他后期的大部分作品不感兴趣。而他最后未完成的诗‘在我声音之端’是个例外。形式破碎，思想贫乏，不均衡是二十年代后期涛歌的特点，与我格格不入。但那是例外。我喜欢叶赛宁的一切，他多好地捕捉到俄罗斯土地的气息。我把茨维塔耶娃置于最高处；她一开始就是个成形的诗人。在一个虚假的时代她有自己的声音——人性的，古典的。她是一个有着男人灵魂的女人。她与日常生活的斗争给予她力量。她力争并达到一种完美的透明。与我赞赏其朴素与抒情性的阿赫马托娃相比，她更伟大。茨维塔耶娃之死是我一生中巨大的悲痛之一。”
奥尔嘉问到年轻一代诗人，他说：“恐怕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多。对知识分子群体来说是相当有限的。而今天的涛歌总是显得很一般。像壁纸的图案，取悦于人但没有实质内容。”最后他说到自己，感叹道：“而每天的生活对我来说越来越复杂。对出了名的作家肯定无论在哪儿都一样。但我没有准备好这个角色。我不喜欢秘密与安静被剥夺的生活。对我来说，我年轻时作品足生活完整的部分，在其中照亮了一切。如今我必须为某些东西而斗争。所有那些学者、编辑、读者的要求不能不理睬，他们和翻译一起吞没我的时间……你应该告诉那些国外对我感兴趣的人，这是我的严重问题——时间太少。”
七
帕斯捷尔纳克在《自传》中写道：“像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我年轻时深受布洛克的影响……”布洛克是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头十年一直处于鼎盛期，其霸权地位不久受到阿克梅派和未来派的挑战。
1913年，鲍里斯参加了一个名叫“抒情诗”的象征主义诗歌小组，他们出版的一本合集中包括他的五首诗（其中有“二月……”）。1914年年初，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云中双子星座》。他和另两个诗人离开“抒情诗”小组，成立了未来派的一个分支“离心机”。而未来派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山头林立，互相攻击。在他们出版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了鲍里斯的三首诗和诗歌评论。在评论中，他拒绝了以相似为基础的传统诗歌意象。他认为，普通意象让阅读变得太容易。他提出一种邻近相切的修辞原则，即转喻。
由于“离心机”和未来派主流的分歧，导致了鲍里斯和马雅可夫斯基的第一次见面。那是1914年春天，在莫斯科一家咖啡馆。马雅可夫斯基气势凌人，像骑摩托车似地跨在椅子上。他比鲍里斯小三岁，可当时他的名气大多了。在争吵中，鲍里斯发现马雅可夫斯基表面上狂热，其实缺乏安全感。自那次见面后，鲍里斯写道：“我把他的一切从林荫道带进我的生活。可是他是巨大的……我不断失去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帕斯捷尔纳克由于腿跛（小时候骑马摔伤所致），不符合当兵条件。自1914年到1917年，他在乌拉尔山区的一家化学公司当小职员，全身心投入写作。从那时起，他常常谈到自己像必须不断调音的乐器，而写作“尽量不扭曲鸣响在我们体内的生活之声”。1916年他的第二本诗集《跨越障碍》在莫斯科出版，得到好评。有人把它归入未来派。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他回到莫斯科。同年夏天，他完成了第三本诗集《生活，我的姐妹》。这本诗集直到1922年才出版，为他赢得巨大声誉，得到阿赫马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施塔姆的高度评价。曼德尔施塔姆认为他“不是发明家和法师，而是一种新模式，一种使语言成熟并获得活力的新俄国诗歌结构的创始人”。1923年，他出版了《主题与变奏》，写于十月革命后最初的岁月。
对于十月革命，鲍里斯远没有像马雅可夫斯基的那种狂热，他和阿赫马托娃及曼德尔施塔姆持审慎的欢迎态度。1921年，他母亲的心脏病日益严重，父母和两个妹妹一起前往柏林。他们虽然一直持有苏联国籍，却没有再返回祖国。鲍里斯和弟弟留在苏联。1921年，鲍里斯与美术学院学生卢里耶结婚。1922年夏天，他们夫妇获准前往柏林探望父母，在德国住到第二年的春天。这是最后一次和父母见面。此后鲍里斯一直申请出国探亲，从未得到批准。
在1917年这关键的一年，爱伦堡和帕斯捷尔纳克相识。他于1921年这样描述鲍里斯：“他生机勃勃，身体健康，而且具有现代人气质。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秋天、日落及其他赏心悦目却不能令人宽慰的东西。”
从柏林回到莫斯科，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居住的房间很小。1923年，当他们的儿子出生后，物质匮乏，手头拮据，日子越来越艰难。鲍里斯主要靠翻译维生。他的妻子事业心很强，但不会操持家务，加上脾气刚烈，夫妇关系出现裂痕。阿赫马托娃说过：“鲍里斯从不真正了解女人。也许这方面他运气不佳。他第一个妻子，叶夫根尼亚·卢里耶，是个有知识的女人，但，但，但是！她自认为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所以鲍里斯得为全家熬汤。”
读了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之诗》，鲍里斯十分震动，他也转向历史题材的叙事长诗，其中包括《高烧》、《1905年》和《施密特中尉》等，反映了他对革命的复杂感情。与此同时，他和茨维塔耶娃的书信频繁，陷入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他在信中写道：“这是生活中第一次强烈体验到的和谐，它如此强烈，迄今为止只在痛苦时才有的置身于充满对你的爱的世界，感受不到自己的笨重和迷惘。这是初恋的初恋，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质朴。我如此爱你，似乎在生活中只想到爱，想了很久，久得不可思议。你绝对的美。你是梦中的茨维塔耶娃……你就是语言，这种语言出现在诗人终生追求而不期待回答的地方。”鲍里斯和茨维塔耶娃的通信，刺伤了卢里耶，夫妇关系更加紧张。
1926年春，里尔克在跟鲍里斯父亲的通信中提到他，让他激动万分。他立即给一直崇拜的里尔克写了封长信，除了溢美之词，他也谈到俄国的现状：“我们的革命也如此——它是个与生俱来的矛盾：一个时间之流的断裂，却貌似静止而动人心魄的景观。我们的命运也如此，它静止而短促，受制于神秘而又庄严的历史特殊性，甚至连其最微小最滑稽的呈现也是悲剧性的……最近几天，在我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此前漫长的八年之间，我非常不幸，连死都无所谓，虽说在极度沮丧中从未忘记革命那崇高的悲剧成分。我完全无法写作，得过且过。一切已在1917至1918年间写尽了。”他把住在巴黎的茨维塔耶娃介绍给里尔克。里尔克不久给鲍里斯回信了。这封写在淡蓝色信纸上的短笺一直被珍藏着，直到临终时还放在贴身的皮夹里，上面标明“最珍贵的”。
从1926年4月到年底里尔克病逝，在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之间，开始了一段非同寻常的通信史，共留下五十余封书简。
在得到里尔克的死讯后，他无比震惊，专门写了一本自传体的书《安全证书》献给里尔克。在1927年2月3日在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他写道：“你是否意识到这简直荒凉到你我成为孤儿的地步？不，我不认为对你如此，那没关系。这无望的打击削弱了人类。我生活中所有目标似乎都被剥夺了。我们现在必须活得长久，悲哀的漫长一生——那是我的责任，也是你的。”
八
英国著名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指出，“如果人们想为本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最好是定在1917年，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开拓性的论文《艺术即手法》。”
1915年，在莫斯科成立了以罗曼，雅各布森为首的“莫斯利·语言学研究小组”，1916年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以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为首的“诗歌语言研究会”，他们当时多数都还是大学生。后来被论敌统称为“俄国形式主义”。其鼎盛期一直延续到二十年代，后来由于托洛茨基的严厉批判，加上随之而来的斯大林的政治高压，于三十年代销声匿迹。雅各布森于1920年移居到布拉格，和布拉格学派挂钩，后发展成结构主义。他作为犹太人在1941年移居到美国，在大学教书。
俄国形式主义是对俄国十九世纪传统的文艺理论的一种反动。他们提出文学自主性的问题，把文学作为专门的对象来研究。雅各布森指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他们反对形式与内容的二：元沦，而把形式放在首要位置，认为形式不是内容的表现形式，而形式本身就有含义，具有本体的意义。施克洛夫斯基有一句名言：“艺术总是独立于生活的。在它的颜色里永远也不会反映出飘扬在城堡上的那面旗帜的颜色。”
雅各布森从语言的功能人手，指出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区别。他认为诗歌功能使语言最大限度地偏离实用目的，而指向其形式自身，包括韵律、词汇和句法。文学语言中的声音和意义之间、语法结构和主题模式之间均有特殊的呼应关系。后来他成为结构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陌生化”是施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在《艺术即手法》中指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强度，因为感觉过程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在日常语言的俗套中，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变得陈腐、迟钝、“自动化”，文学语言则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强化、凝聚、扭曲、缩短、拉长、颠倒等手段，使日常语言“陌生化”，从而更新我们的习惯反应，唤起我们对事物对世界新鲜的感知。
俄国形式主义和未来主义关系密切，它为未来主义的语言试验提供了理论基础。未来主义是1905年革命后出现的许多先锋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马雅可夫斯基。未来主义提出相当极端的口号：“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从现代性的船上扔出去。”但随着斯大林大权在握后，文学所谓的自主性不复存在，所有的旗帜都必须是红的。施克洛夫斯基受到严厉批判，不得不于1930年写赞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时过境迁，形式主义终于得到平反。1961 年，施克洛夫斯基在一篇文章感叹道：“光阴荏苒，太阳升起过一万多次，四十个春秋过去了，现在西方有人想借我的话来争辩飘扬在我的城堡上我的那面旗帜的意义。”
施克洛夫斯基于1923年到国外住了两年，主要在柏林，在那儿出版了两本小说。这位俄国形式主义的首领，在柏林见到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后写道：“幸福的人。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愤世嫉俗。他应该作为一个可爱的、被人溺爱的、伟大的人度过自己的一生。”
九
列宁于1924年逝世后，斯大林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1928年大权独揽。托洛茨基被迫流亡到国外，斯大林的政敌一个个被消灭。三十年代初，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所有领域沉寂下来。1932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封为正统，而新成立的全俄作家协会成为这一意识形态的监护者。
1930年夏天，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和他弟弟一家，应哲学家阿斯穆斯夫妇及钢琴家奈高兹夫妇的邀请，到基辅郊外度假。他爱上了钢琴家夫人季娜伊达。他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的感情，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和钢琴家。而季娜伊达已是两个男孩的母亲，对她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但在鲍里斯疯狂的追求中（甚至喝酒精自杀），她终于动了心。他们一起去格鲁吉亚等地旅行。鲍里斯为她写了很多情诗，收入诗集《再次诞生》中。1934年他和季娜伊达结婚，而钢琴家奈高兹仍是他们的好朋友。季娜伊达一直陪伴鲍里斯到他生命的终点。
1934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由高尔基主持，帕斯捷尔纳克参加了，并选为理事。布哈林在报告中把帕斯捷尔纳克称为大诗人，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1935年夏天，他临时被派去参加巴黎和平代表大会。他当时的情绪处于低谷，一路上没精打采。他在大会上发言时，是由法国作家安德列·马尔罗作翻译。马尔罗宣称：“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
他在巴黎只停留了十天。在十三年的通信后，他终于见到了茨维塔耶娃。两个诗人的景况完全不同，一个在国内惶惶不可终日，另一个在海外借债度日，彼此根本无法沟通。帕斯捷尔纳克想告诉她国内的真实情况，但在半公开场合下又能说什么呢？他只好悄悄说：“马琳娜，别回俄罗斯，那里太冷，到处都是穿堂风。”茨维塔耶娃并没有领悟那弦外之音。
本打算回去的路上看望住在慕尼黑的父母，但担心他们看到自己这副落魄的样子，最后途经英国乘船返回苏联。为此，茨维塔耶娃非常生气，她在信中写道： “乘火车从母亲身边经过，让老人白白等了十二年，这事我怎么也想不通，就是杀死我，我也想不通。让母亲别等了——她也想不通。这事已超过我理解的极限，人的极限。在这方面，我与你恰恰相反：我会背上火车去和她见上一面……”鲍里斯再也没见到父母，为此抱憾终生。
若二十年代会因持不同政见而受苦，到了三十年代即使不关心政治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反抗。鲍里斯面临巨大的困境：在评论家把他捧上了天的同时，想把他塑造成符合他们需要的诗人。鲍里斯担心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后，他取而代之，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官方诗人。在1953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描述了当时的痛苦：“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十九岁，马雅可夫斯基还没被神化，他们吹捧我，送我去国外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