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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
回忆：一个时代的翻译和写作柏桦
一九八二年初春的一个夜晚，至今仍记得我曾惊惧于我悬而未决的诗歌命运。一九八三年初春的另一个夜晚，我惊喜地得到一本由钟鸣编辑的《外国现代诗选》汉译打印稿。一九八四年夏日的一个黄昏，我在欧阳江河家中读到荀红军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二月》，深为震动。一九八五年，又是一个初春的夜晚，在重庆北碚温泉的一间竹楼里，室内如此明亮，而楼道外却一片黑暗，对面是可怖的群山，下面是嘉陵江深夜的流水，夜雾迷漫、新鲜而湿润，一切似乎都伸手可及。北岛在为我们谈论“今天”的旧事，人、岁月、生活，一个诗人的旅程……而此时洗手间的水龙头未拧紧，水滴落入白色脸盆发出的声音让我既惊叹又迷离，那声音犹如一九八一年十月《表达》的声音：“水流动发出一种声音/树断裂发出一种声音/蛇缠住青蛙发出一种声音/这声音预示着什么呢？……”紧接着我读到了北岛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一首伟大小诗《写于一九六六年解冻》：
淙淙流水；喧腾；古老的催眠。
河淹没了汽车公墓，闪烁
在那些面具后面。
我抓紧桥栏杆。
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
以上这段个人的回忆并非是我真想说的，我真想说的是我们即将读到的北岛这本书，这是一本怎样的书，我们应该怎样去读它。在这个“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普希金）的时代，我们已很少沉入回忆了，但正是二○○五年春天（这一年不是无关紧要的，虽然黄仁宇曾说万历十五年是无关紧要的一年），北岛的这本书打开了我回忆的闸门。对了！我真想说的是，这是一本可以焕发我们的书，它将焕发我们走进个人的回忆，那也正是对一个时代的回忆——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在那个时代，我们曾经传奇般地翻译、写作和生活。虽然有些人已经死去了，如赵一凡、顾城、海子、骆一禾……但正如北岛在本书中所说“艺术家将死去，但他所经历的生活的幸福是永恒的”（引自《帕斯捷尔纳克：热情，那灰发证人站在门口》）。的确，在北岛的回忆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是永恒的；同样，理所当然，在我们的记忆中那个时代也是永恒的。
读这本书，我们首先遭遇的是诗歌翻译，其中有大量的诗歌翻译文本的对照批评及北岛自己的译文。在谈到翻译时，北岛这样说：“我为中国的诗歌翻译界感到担忧。与戴望舒、冯至和陈敬容这些老前辈相比，目前的翻译水平是否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大大落后了？……而如今，眼见着一本本错误百出、佶屈聱牙的译诗集立在书架上，就无人为此汗颜吗？”（引自《特朗斯特罗姆：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接着，北岛在《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一文中又说：“说来我是为汉语诗歌翻译的颓势而痛心，而这又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危机相关。”翻译在今天的确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如此粗暴而缺乏耐心的时代，许多译者是见谁译谁，对翻译的责任完全无知，当然更谈不上心怀虔敬了。而北岛在书中所涉及的翻译问题却十分精细到位并且又不失一个诗人应有的警醒之锋芒。同样，我以为一个译者只有在与被译者的内心达到彻底的契合时才可译之，因为此时二人已不分彼此，恰如一人。这一点犹如波德莱尔译爱伦·坡时那种触电的感应。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一个译者只能译一个诗人，我的意思是只能译一类诗人，绝不是万能，不是通译。
另外，众所周知，翻译中最不可译的是声音，即音乐性或节奏（那可是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节奏呀！）但声音也非神话，也非绝不可译，在某些难能可贵的时刻，一种声音会被神秘地倾听到并被精确地译出。比如北岛所译的特朗斯特罗姆，我从一九八五年起就注意到他是译得最好的，这可以前面所引的他译的那首短诗为证。为什么？因为他太理解这位与之交往的瑞典诗人了，正如他在写他的那篇文章中所说：“托马斯的诗歌风格冷峻节制，与此相对应的是修辞严谨挑剔，不含杂质。”说得真是透入骨髓。如此完美的理解，必然译得得心应手。作为诗人，北岛有一种敏锐的直觉，他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都指出，许多译者所译的诗都有添枝加叶、拖泥带水的毛病。说得煞是痛快干脆，真是一语中的。且看他译的一首令我震撼的曼德尔施塔姆的短诗：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
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
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
敲打我的太阳穴。
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一九三○年十二月，列宁格勒）
译笔铿锵、坚执、饱满、简洁，仿佛一下就把曼德尔施塔姆直接推到我的眼前。
过去的翻译，甚至八十年代的翻译我认为是相当严谨的，正如北岛所说：“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我翻译《北欧现代诗选》时，作为出版者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有一套严格的选稿与译校制度。首先要和主持这套‘诗苑译林’丛书的彭燕郊先生协商，提出选题计划，再由懂外文的资深编辑对译本做出评估，提出修改意见，并最后把关。”而如今的翻译界却很乱。我在去年四月曾接受过马铃薯兄弟访谈，当被问及我对当代诗歌翻译的现状是否满意时，我这样说：“在此套用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一句话：‘糟得很。’我甚至不想说哪些人的翻译是比较可信的。”
此文的重点并非是谈翻译，虽然翻译是这本书涉及较多的一个问题。而我更乐意（同时的确也是这样）通过此书的翻译谈论我们那个时代的写作。在北岛此书的文字里埋伏着一个真正的中心，那就是对一个激情年代的书写，对一个充满欢乐之谜的年代的书写，在那里我读到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气息，真的，连当时的空气都充满了抒情与牺牲。这一点从北岛所选的这些诗人的名字就可见出。他写的这些诗人虽是二十世纪西方的大诗人，但这些诗人所经历的生活与写作的语境与我们八十年代的生活与写作的语境是如此的暗合。他们不仅影响了八十年代中国诗歌的写作者，而且他们的内心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又是那么与我们契合，即内心充满了抒情的张力，而不是罗兰·巴特所说的那种“零度写作”的后现代“怪物”。正如北岛写出的这些诗人，在八十年代与我们相遇了，并在我们的内心唤起了一种亲切的应答。
在曼德尔施塔姆一文中，北岛谈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圣经”《人·岁月·生活》，这本书在他们那个决定性的年龄将他们打开并照亮。生活、写作、翻译连成了一片，“就像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引自北岛书写曼德尔施塔姆一文）赵一凡，这一传奇人物就这样走进了北岛及一代人的生活与写作。通过《人·岁月·生活》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T·S·艾略特所说的“客观对应物”，我们像闻到玫瑰花的芳香一样闻到了我们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
由于翻译的介入，我们的写作反而具有了时代感或中国性。这样说可能会有人觉得不对。西方的许多汉学家都认为西方翻译文学的介入已使我们丧失了中国性，这其中的人名及那些刻薄的言辞我不想在此一一指出了。而且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加入了这“东方主义”的大合唱。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中国不遭遇现代性的危机与难题，如果中国永远在古典，我们当然会用另一种方式——古文——书写。但现代性已在中国发生，而且接近百年，形成了一个传统，我们只能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写作，绝无他途。世界诗已进入我们，我们也进入了世界诗，的确有一种共同的世界诗存在，这里没有纯中国诗，也没有纯西方诗，只有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只有一种共通的语境。譬如在八十年代，当我们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二月》，读到曼德尔施塔姆的《列宁格勒》时，我们就明确地知道这些诗不仅是俄国的，也是中国的。这一切就如中国古诗不仅是我们的，也是世界的，为此才有了庞德的“cathay”（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庞德最优秀的诗歌），才有了杜甫的美国传人K。雷克斯洛斯。“诗歌不再是民族主义的，现代诗中的大师，从智利到日本，他们之间的共通处远超过那些炫耀民族起源的作家。”（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现代诗的世界语言里》，引自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一文）正是在一种广阔的“互文性”的背景下，北岛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八十年代的中国诗歌精神，而这一精神实践正是通过他所书写的这些西方诗人，通过他们的译文，通过我们的写作，共同完成的。现代汉诗应是一个活的开放性的系统（借自张枣的一个诗观），它既勾连过去，又直逼现在，它的本质是古今中外。这犹如北岛在写特朗斯特罗姆一文中所说：“自一九八○年初起，大量西方作品译介到中国。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相遇过程中，有一个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主义必然是反传统的。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我们不是非历史主义者。中国不死，传统就在，无论你愿意与否，传统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就如同现代性同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样。一切都是自然而不必细究的。正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我们可以感到北岛诗与文的厚重与可信（那便是一种汉风与洋味的天然融合）。即便在这本书中，他写的是西方诗人，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他身上的一种中国风骨，它每篇文章的中心是那么隐秘而稳固，既能任意铺开又能轻轻收紧，行文天然、虚实相间而又游刃有余，随处的诗歌评析，对赏诗者可谓是字字精当，值得细细流连。而且整本书散发出一种统一而集中的八十年代特有的风度——一种具有奇特魅力的历史感及纯个人的神秘天赋。
正是北岛这本书把我带回到那早已死去的岁月之中并让那死去的得以复活、得以重新闪耀出光芒，我那过去的生活与写作仿佛让我跟随这本书再次经历。一切都在目前，真的可以触摸。它让我沉入回忆，回忆与诗歌初逢的岁月，回忆与优秀译诗相遇的瞬间。
也正是北岛这本书完成了一个使命。它引导了我们回忆，对一个时代独特语境的回忆；同时他也告诉了我们，一种西方诗歌的现代性是怎样通过译文在中国发生的；但最重要的是他教导了我们，中国的现代性写作是在与这些西方诗人的对话中进行的，我们彼此如此紧密，竟然一点也不陌生，当然丝毫也无所谓的差异性。
最后，让我们打开本书第一页，与作者一同进入回忆，进入一个时代的翻译与写作吧！
洛尔加：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北岛
一
1918年3月17日晚上，在西班牙南部哥林那达市文化中心，19岁的大学生费特列戈·加西亚·洛尔加，在朋友们面前朗诵了他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印象与风景》。这是他头一次在公众场合朗诵。他中等身材，黑发蓬乱，浓眉在脸上显得突兀。他对自己的处女作毫无把握，在序言中称其为“外省文学的可怜花园里又一枝花。”观众以热烈掌声打消他的疑惑。第二天两家本地报纸给予好评。
1992年底，我和多多的漂泊之路交叉，同住荷兰莱顿。被那儿阴冷潮湿的冬天吓坏了，我们象候鸟往南飞，去看望住在西班牙地中海边的杰曼。他是比利时人，在台湾做汽车生意发了财，八十年代末金盆洗手，在西班牙买房置地，专心写诗搞出版。他的庄园居高临下，俯视阳光灿烂的地中海。他家一窖好酒，令人动容。我和杰曼白天翻译赫尔南德兹（Miguel Hernandez）的诗，晚上开怀畅饮。杰曼满脑袋关于诗的狂热念头，加上法国红酒助威，“新感觉主义”诗歌运动诞生了。“感觉主义”（sensationalism）来自葡萄牙诗人佩索阿，这正好与同时代的赫尔南德兹相呼应，后者写道：“我憎恨那些只用大脑的诗歌游戏。我要的是血的表达，而不是以思想之冰的姿态摧毁一切的理由。”
翌日晨，我们开始了文学朝圣之旅，以便确认运动的大方向。由杰曼开车，我们先去赫尔南德兹的故居。他和洛尔加（马查多被公认为自西门涅斯以后西班牙三大现代主义诗人。马查多是“九八一代”的代表，洛尔加是“二七一代”的核心，赫尔南德兹是衔接“二七一代”和“二七一代”后诗歌最重要的一环。环环相扣，西班牙诗歌的精神命脉得以延伸。赫尔南德兹一生贫困，只上过两年小学。内战开始后他加入共和军，后入狱，三年后因肺结核死在佛朗哥狱中，年仅32岁。从赫尔南德兹的家乡出发，一路向南，直奔洛尔加的格林那达。“绿啊绿，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
最初读到戴望舒译的《洛尔迦译诗抄》是七十年代初。那伟大的禁书运动，加深了我们的精神饥渴。当时在北京地下文化圈有个流行词“跑书”，即为了找本好书你得满世界跑。为保持地下渠道的畅通，你还得拥有几本好书作交换资本。一本书的流通速度与价值高低或稀有程度有关。遇到紧急情况，大家非得泡病假开夜车，精确瓜分阅读时间。当《洛尔迦译诗抄》气喘嘘嘘经过我们手中，引起一阵激动。洛尔加的阴影曾一度笼罩北京地下诗坛。方含（孙康）的诗中响彻洛尔加的回声；芒克失传的长诗“绿色中的绿”，题目显然得自《梦游人谣》；80年代初，我把洛尔加介绍给顾城，于是他的诗染上洛尔加的颜色。
戴望舒的好友施蜇存在《洛尔迦诗抄》编后记中写道：“已故诗人戴望舒曾于一九三三年从巴黎到西班牙去作过一次旅行，这次旅行的重要收获之一便是对西班牙人民诗人费·迦·洛尔迦的认识。后来望舒回国和我谈起洛尔迦的抒情谣曲怎样在西班牙全国为广大的人民所传唱，曾经说：‘广场上，小酒店里，村市上，到处都听得到美妙的歌曲，问问它们的作者，回答常常是：费特列戈，或者是：不知道。这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谣曲也往往是洛尔迦的作品。’他当时就在这样的感动之下，开始深深地爱上洛尔迦的作品并选择了一小部分抒情谣曲，附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寄回祖国来发表在一个诗的刊物上，这是国内读者第一次读到中文的洛尔迦诗歌。一九三六年，洛尔迦被佛朗哥匪帮谋杀之后，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和文化工作者的哀悼与愤怒中，洛尔迦的声名传遍到每一个文化角落里，从那时候开始，戴望舒就决定要把洛尔迦的诗歌更广地更系统地介绍给我国的读者。”
这些戴望舒三十年代旅欧时的译作，于1956年才结集出版，到七十年代初的黑暗中够到我们，冥冥中似有命运的安排。时至今日，戴的译文依然光彩新鲜，使中文的洛尔加得以昂首阔步。后看到其他译本，都无法相比。戴还先后译过不少法国西班牙现代诗歌，都未达到这一高度。也许正是洛尔加的诗激发了他，照亮了他。由于时代隔绝等原因，戴本人的诗对我们这代人影响甚小，倒是他通过翻译，使传统以曲折的方式得以衔接。
洛尔加出生在格林那达十英里外的小村庄牛郎喷泉（Fuente Vaqueros）。他父亲拥有一百公顷地，合一千五百亩，按中国阶级划分必是大地主。在第一个妻子病故后第三年，他娶了个小学女教师。婚后九个月零九天，即1898年6月5日，洛尔加来到这个世上。
就在洛尔加出生后两个月，西班牙在和美国的战争中惨败，不得不在和平协议书上签字。战败导致由知识分子和作家推波助澜的一场文化复兴运动“九八一代”的诞生。他们试图在寻找西班牙精神的真髓。马查多是“九八一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后成为“二七一代”的精神导师。两代相隔近三十年，那正是洛尔加从出生到成长的时间。
洛尔加成年后，把童年美化成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要说不无道理：家庭富足和睦，父母重视教育，兄妹感情甚深。不过和弟弟相比，他从来不是好学生，尤其进大学后考试常不及格。很多年，这成了父母的心病。
对洛尔加早年影响最大的是三位老师。头一位是钢琴老师梅萨（Antonio Segura Mesa），他是个谨小慎微的老先生，除了去洛尔加家上课，极少出门。他终身侍奉音乐，作过曲写过歌剧，都不成功，歌剧首演时就被哄下了台。他常对洛尔加说：“我没够到云彩，但并不意味云彩不存在。”他们坐在钢琴前，由梅萨分析大师和自己的作品。是他让洛尔加领悟到，艺术并非爱好，而是死亡的召唤。
有一天，当洛尔加在艺术中心弹贝多芬奏鸣曲时，一位年轻的法学教授路过，为其才华吸引，他上前自我介绍。洛尔加很快成了他家的座上客。这是第二位老师雷沃斯（Fernando de los Rios），后来成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他喜爱吉普赛音乐和斗牛，精通好几门外语。他创建左翼政党，支持工运，与地方腐败的政治势力对着干。是他唤醒了洛尔加的社会公正意识。
17岁那年上艺术史课时，洛尔加被后来成了他第三位老师的伯若达（Martin Dominguez Berrueta）迷住了。他是个倔犟的小个子，谁若挑战他的想法，他会发脾气。他主张全面参与学生生活，甚至包括爱情私事。他意识到哥林那达的局限，决定每年两次带六个出色的学生去西班牙各地远游，让他们“了解和热爱西班牙”。
在两年内，洛尔加先后参加了四次文化之旅，不仅大长见识，还通过老师结识了一些重要人物，包括马查多。基于旅行见闻，他完成了随笔集《印象与风景》。他把此书献给钢琴老师梅萨。他把新书送到伯若达家，老师打开书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