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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不在这里，”科利亚看了看乱扔着的内衣，心想，“在这里，我得自己动手。别人头痛的事对她来说成了件快乐的事。母亲的一切快乐都来源于孩子。妇女──多么伟大！她对男人和孩子的爱结合得多么和谐，多么令人惊异。”
他又想起自己同一位年轻画家的谈话。那位画家为母亲画过一张肖像。有一次这位画家说：“我爱孩子。娶什么样的女人都行，只要能生孩子。”
科利亚对妈妈没有秘密。他把这次谈话告诉了妈妈。萨申卡厌恶地皱起眉头，说：“天啊，有多糊涂。可以跟不爱的女人过夜，而结婚知识让她生孩子──这有点恶棍的味道。我现在讨厌见他了。我将拒绝他到家里来。”
“他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画家。”
“你是个聪明孩子。对于天才什么都可以原谅，唯独卑劣的行为不能原谅。不过，如果你觉得同他在一起有意思，当然你们还可以来往。我准备容忍他。”
“你容忍他很难吧？”
“我不知道什么叫难。我知道怎样做才是有教养的人。”
“这么说，有教养的人可以面带微笑地原谅卑鄙行为？”
“绝不是。但他可以用冷面孔和视而不见的办法回敬那种人的问候。学会视而不见这非常重要。眼睛是一种比手枪还厉害的武器。当然，如果把它们看作是内心情感的流露。”
“你看，我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你，我再见到他会觉得不自在的。如果这些话是他对你讲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他是对我讲的。我成了告密者。明白吗？”
“我明白。你是对的，萨恩卡。是我不对。就到此结束吧。好吗？”
“你说得很可笑──‘我将拒绝他到家里来。’”
“有什么好笑的？”
“有点过去时代的味道。”他笑了笑说，“不过，妙极了……”
科利亚在镜子前站了很久，他把领带打成最时髦的样式──结扣打得很大。然后又把自己打量了一番，把手枪装进衣袋，走出院子。他要去干掉党卫军要员施蒂利茨，要去杀死自己的父亲。
3、四十二秒钟
“证件，”一个党卫军巡逻兵向旋风敬过礼后，对克雷霞说。
“他为什么不象党卫军那样向我敬党礼呢？”旋风想着，手伸进兜里去掏香烟，“为什么他要向我行军礼？看来，这不是党卫军的骨干分子。科雷霞现在会把一切弄糟的──她会昏过去。谢多伊和波格丹诺夫的举止还得体。阿佩尔──好样的。只是手在发抖。如果酒吧里有了动静，就开枪。可是手枪别在我的后腰上。我对自己说过多少遍：要把它装在西服内兜里。谁能想到他们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世上的一切往往取决于几分钟的时间。一件事可以准备好几年，可是那样的关键时刻一到，一切都完蛋了，这是规律吗？也许这是倒霉的巧合？”
党卫军分子检查过波格丹诺夫的证件，敬了个礼，把身分证还给了他。
“请出示您的证件。”他们又对谢多伊说。
谢多伊殷勤地笑了笑，把夜间通行证递给他们。他的夜间通行证是伪造的。的确，这是真正的行家在高级印刷厂印制的，那些人战前曾给国际走私贩们干，可是党卫军的巡逻队曾几次抓到持这种假证件的人，这些人被送进值班警卫队，后来又转到盖世太保，进行严刑拷问。
“这里到最近的指挥部也很远，”旋风一边往兜里装子弹壳做成的打火机，一边想，“那里是听不到枪声的。不行，他们的总部就在广场上。那里有一支很大的党卫军警卫队。他们有摩托车和汽车。他们可以把整个城市搜遍，就象我从他们那里逃走时那样。如果要干掉他们，必须不出声响：对准脑袋──然后马上上车。克雷霞没有证件。他们不敢向她索要证件，我就说，她是跟我一一起的。见鬼，过了多长时间？大概有三十秒钟了。如果他们进酒吧，就得开枪。不出声音地打死他们是办不到的。我还想什么，啊？如果能把一个人在这三十秒内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就太好了。只要把谢多伊、克雷霞、阿佩尔、波格丹诺夫和我此时听到和看到的都记录下来，准会得到好几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在科学家们弄清这是否能象记录化学试验过程那样记录下来之前，是不会有人来记录的。在这种时刻，无论哪个民族的人所想的都一模一样。回忆──这是身临绝境者的最后的避难所。如果回忆和联想被绝望代替──人也就完了。起码侦察员是如此。”
“请，”一个党卫军分子说制将夜间通行证还给谢多伊，“您没事了。可以走了。”
这时第二个党卫军分子已经走到克雷霞跟前，说：“太太，您的证件。”
“我没带证件。”
“怎么可能呢？”党卫军分子很惊奇，“为什么？”
“这女人是我带来的，”旋风说，“还有什么问题吗？”
第一个党卫军分子对谢多伊和波格丹诺夫说：“我对你们说了，你们没事了，可以走了。”
“现在应该干掉他们。如果谢多伊和斯捷潘离开，他们就完了。巡逻队只要在酒吧里扫上一眼，很快就会窜出来。即便我刹住汽车，让我的人爬上来，轮胎也得被他们打破，跑上三十米，就得停下来。见鬼，糟透了。”
谢多伊说：“谢谢，我们现在就走。我抽支烟就走。不然，喝多了，嘴里再没抽的，那可就难办了。”
他开始从衣袋里掏装碎烟叶的胶皮小荷包。
“这女人是您邀请来酒吧的吗？”党卫军分子问旋风。
“对。”
“是您的相好吗？”
“当然。”
“请原谅，我不知道我是在向什么人问话。”
“那您就问我的证件好了。”旋风厉声说。
“好吧，请拿出来。”
旋风从衣兜里掏出党卫军军官证和党证皮夹以及两个勋章证书。这些证件都是科利亚弄来的，而科利亚是从他的军需官那里弄到的。两张勋章证书是谢多伊带来的──这是在袭击热舒夫附近兵营时从军官身上缴获的，那是克拉科夫游击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当时他们击溃了当地驻军，然后越过塔特拉山，到了斯洛伐克。
“现在的戏至关重要。”旋风一边往党卫军分子手里递伪造证件，一边想：“我要把我的证件掉在地上，并使他很快弯下腰去捡。这很重要，我必须在所有的细节方面都做到准确无误：我递给他证件，直视他的眼睛，还有我松开手指而瞬间动作，要让他觉得是他的过错，使他立刻明白党卫军军官的证件掉到人行地上是他的失误造成的。谢多伊明白我的意思。我跟他有过商定：他的烟荷包和我的假证件是告急信号。鬼知道，波格丹诺夫能否想起这个？如果阿佩尔一踩油门，把车开走了，那可就糟了。瞧他在那里紧握方向盘的样子，连指甲都变色了。我们不在的时候，他倒是把汽车擦得蛮亮。就是这种性格。换个人就不会这样，或者读点什么，或者往家里写张明信片解闷，可是他却把汽车擦得贼亮。我们开到这里后，汽车已经脏得没法再脏了。可是他在哪儿把手洗得这么干净呢？他的手指甲干净得就象是医生的。啊，那里还有一双手套。皮革制的。小伙是带着手套干的。好样的。只是别老想着就走，阿佩尔。我这就丢落我的伪证件，再过几秒钟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这里了。一切都会顺利的，阿佩尔，你就相信我吧。”
党卫军分子的两条腿象瘫了似的蹲下身去捡党卫军军官证、党证和勋章证书。他刚一蹲下身，就看到军官证是空的，只是一个证件皮夹，里面什么也没有。
党卫军分子抬起头，象是抱怨似的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这位瘦削的，戴着眼镜的人，从外表看他很象党内的要人。除了从下向上看了一眼这位戴眼镜的人以外，他再也没来得及干什么。旋风一下子跳到这个蹲下身的人身上，把他压倒在地。
第二个党卫军分子含混不清地说了句什么，斯捷潘用手捂住他的嘴，谢多伊把他的身子一横，拖进了敞开的汽车门里。可是他的钢盔却在人行道上滚动着，发出丁丁当当的声响，这声音是那样可怕，那样刺耳，犹如上百个警报在吼叫，犹如汽笛在咆哮，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直到撞到马路坎上才静下来。
谢多伊猛地朝旋风按住的那个党卫军分子扑过去，他们两人一起将他举起来，扔到已经躺在车里的那个党卫军分子身上，那家伙浑身哆嗦，两条腿乱蹬乱踹，苍白的面孔不停地摆动。
旋风急忙跑到钢盔前，抓起来扔进了汽车，又警惕地朝四下里看了看。
“现在还不能太急，”他对自己说，“不能。我那些带指纹的假证件还扔在人行道上，现在怎么能急着走呢？由于紧张和害怕我的手指在那一瞬间渗出了汗水，所以指纹印在了上面，就象在监狱按手印时一样。好，应该立刻把它们捡回来。这样才行。还有什么？看看，旋风，仔细看看。好象没事了，对吗？血。这是我跳到他身上时，他一下子咯出来的。糟糕。还有烟叶。见鬼。不好。如果我现在要来阿佩尔的手套，去擦地上的血迹，那未免显得太可笑了。记得有个人用没戴手套的手擦马路，一张张法西斯的肥大的脸围着他格格地怪笑，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在哪儿？噢，对了。是电影。这是一部描写马姆洛克医生的好电影。就这样。得赶快走。在这里是没有别的办法的。我们耽搁了多长时间？不错，我就觉得有五十来秒钟。多了八秒钟。是四十二秒钟。”
旋风跳到阿佩尔旁边的座位上，说：“开车。”
阿佩尔猛地启动了汽车，发动机吼叫起来，可是还没等他松开手闸，汽车吭哧了几声，又抖的了几下，发动机熄火了。
阿佩尔缓缓地伸出左腿，好半天才触到起动机踏板，用脚尖顶住，使劲一踩，发动机只是哀嚎了一声，并没有闪出一点火星。能听见风扇皮带的转动声和供油器的嘎嘎作响声，但发动机仍没能起动。
“打开油门，”旋风用象是别人的尖细的声音说。
“我打开了。”
“你忘记开了。”
旋风按了一下仪表盘上的白色按钮。
“这才是打开了呢，怪人，”他说，“等一下。再等一会儿。早呢。别急。等一等。让油流一流。”
旋风扭过头，看了看自己的人：克雷霞靠在座位上躺下了。波格丹诺夫扬着下巴，弓着背，双手掐着第二个党卫军分子的脖子，而谢多伊在一本正经地卷他的烟。
“自家的？”
“什么？”谢多伊没明白。
“我是说，烟叶是自家种的吗？”
“自家的。”
“新的吗？”
“去年的。”
“能给我点吗？”
“可以。”
“好，”旋风对阿佩尔说，“试试吧，朋友。”
阿佩尔用小心翼翼地，象是一种舞蹈似的动作探出脚尖，踏在起动器的踏板上，但他没有踩。
“我害怕。”他小声说。
“唉，这有什么，”旋风说，“踩。”
阿佩尔使劲一踩，发动机吭哧了几声，轰鸣起来。旋风甚至都能十分清楚地想象出：最初从排气管里喷出的浓烟是深蓝色的，接着由蓝色变成了淡紫色，而现在，汽车开动了，烟已经成了无色的。
“不管怎么说，上帝是存在的，”旋风对谢多伊说，并且还干笑了几声。突然他感到整个左臂──从肩部一直到手指尖冰凉彻骨。
“什么？”谢多伊惊异地问。
“没什么。”旋风说，“我这是跟科利亚说话呢。”
当他们的车开到普兰特时，旋风关上了窗子。起风了。在一条窄小的胡同里（旋风从集市上逃跑后曾钻进去藏身的理发店就在这条胡同的后面），在离火车站九十多米远的地方，有两个男人的身影闪了一下。那两个人脸对脸站得很近，两个人的脑门都快贴到一起了，就象两个打架的小孩或两个喝醉了的酒友。旋风觉得背对着他的那个人象是科利亚。
第十八章 血
1、预言家
施蒂利茨先后两次到天主教教堂和‘法兰西’旅馆去接头，但都没能联系上。他当然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与他接头的不是同他一样身分的谍报人员，而是前线侦察机关的侦察员。但是，认识和推测──这两种能力是侦察人员必不可少的，缺少它们，那注定是要失败的。侦察人员也和普通人一样，不是什么都知道的，不同的是，他应该在思考中作出推测──一种近乎凡尔纳幻想式的推测。
所以，前天夜里，在发现跟在身后的尾巴之后──这尾巴很奇怪，只有一个人，所以施蒂利茨便作出了两种推测。第一种：这是盖世太保的傻瓜施韦雷尔为表示效忠，把他当作舍伦贝格身边的重要人物，给他派来的一个类似保镖式的人物。施蒂利茨认为象施韦雷尔这种反间谍侦察人员做出这种举动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第二种：可能是自己人派来的联络员，但此人还没有经验（但是，天下无难事，在利沃夫同基辅肃反委员会一个年轻小伙子一起工作的经验使伊萨耶夫相信，在战争中获得经验比在和平时期要快）。可是，老实说，在这样的形势和这样的紧急关头，不妨派个有经验的人来；不过，施蒂利茨转念又想，很可能，总部认为克拉科夫是个‘循环’性的城市──难民，军队调动，还有受当地条件制约的各种困难，所以采取了这一步骤。然而，哪里的‘循环’性越大，哪里的秩序就会异常混乱，而哪里的秩序异常混乱，哪里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哪里成功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但必须做到人选正确；需要奥列科·敦季奇那样的人物。施蒂利茨估计前来与他联络的人很有可能是前线侦察机关派来的，因为无论是拯救克拉科夫有关的任务，还是与那个向伦敦投掷飞弹的冯·布劳恩的试验有关的任务，没有前线侦察机关的协助，没有地方地下组织和空降兵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
第一天施蒂利茨什么人也没有发现。他根据约定好的描述，在教堂等候的那个人没有来。当他走出教堂的时候，一直跟着他穿过整个克拉科夫城的那个尾巴被他发现了。
深夜，确切说，是凌晨，施蒂利茨回到旅馆，怀着一种好奇的心理──好象是突然冒出来的──平生第一次思索起自己对自己行为的分析，而不是思索自己的行为。同时他又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的行为举止，尤其是对这些行为举止的分析，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他刚刚潜入到希姆莱的安全部门时，他需要花费巨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做出不动声色、行若无事的样子。那时他象是一根绷得紧紧的绳索──只需锋利的刀刃轻轻一碰，便会立刻断成两截，用不着使一丁点的劲。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施蒂利茨，正象他给自己下的评语一样，已经连就了一身‘成功的演员的老师 ’。有时，他也感到可怕：一个陌生人，只需半小时，那个人的全部情况他就可以了解清楚。有一次，他顺便去找一个算命闻名的预言家。那是在柏林，一个金秋的傍晚，当时晚霞把勃兰登堡门映得金壁辉煌，给菩提树下街的椴树染上了一层蓝莹莹的金色，四处静悄悄的，显得很美，施普雷河上飞过一群野鸭，腓特烈大街车站附近，几位悠闲的老太婆用黑面包渣喂珍贵的天鹅。
施蒂利茨来这里之前，曾在‘楚姆列岑斯塔茨’小酒馆里坐过，这家小酒馆在法院的前面，离法西斯国歌的作者霍尔斯特·韦谢利曾住过的‘欧洲宫’不远。施蒂利茨在小酒馆里喝了许多啤酒，而这之前，他还在波兰使馆的招待会上喝过白酒，所以从小酒馆出来时他满脸绯红，浑身软绵绵的。
“‘楚姆列岑斯塔茨’的意思是‘去最后的审判’，”他想，“有意思，帝国法院的对面是‘最后的审判’。在这里喝酒不是借酒浇愁，就是饮酒助兴──或者释放，或者入狱。没有比这‘最后的审判’更高的地方了。我刚才喝酒是因为高兴，有意思，我现在还能流利地讲俄语吗？或者象个侨民──讲得结结巴巴的？这些可怜的侨民是些不幸的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不应该仇恨他们。他们是些无能为力的人，除了白天骂我们，夜里害怕和哭泣，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预言家问党卫军突击队队长先生，喜欢哪种算法：是占星术、牌卦，还是只看手相？
“先看手相吧，”施蒂利茨说，“要看左手吧？”
“当然，”对方回答道，“必须是左手。”
预言家在他手掌上凸起的地方和指纹上摸了很长时间，然后把脸凑近仔细端详，接着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然后又重新用冰冷的手指肚摸他的手掌，最后开口说：“您经历过一个思想战士那样复杂、充满高雅和斗争的生活。您的童年很苦──一直生活在您至今仍迷惑不解的痛苦之中。您目睹过许多不幸，您自己也体尝过种种不幸。是您的意志拯救了您。您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但您的坚定意向是以慈悲为本源的。您善良，这是您的隐痛，是您还应该予以回答的问题。在大多数人身上，智慧线与生命线是独立有行的，而在您的身上，在您经受了某种精神震荡之后它们却汇到了一起，很可能，这种精神震荡与您内心的反对共同罪恶的斗争有关。”
“我的天，他的胡扯是多么巧妙，多么圆滑！我们的活动家们肯定满意！他围绕着穿黑制服的党徒们共有的履历兜圈子。可怜虫，我若是穿便衣来，他又该说别的了。”施蒂利茨一边不慌不忙地打量着那间屋子，一边想：“得吓唬吓唬这位预言家，会有笑话瞧的。”
“谢谢，”施蒂利茨说，“关于将来就不必说了。现在您愿意我给您算一卦吗？”
“噢，有意思。”
“把您的左手给我。”
施蒂利茨草草地看过他的手掌，就盯住预言家的眼睛凝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不紧不慢地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