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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还记叙了颇有见地的李儒劝说董卓的故事。当董卓见到吕布调戏貂蝉，勃然大怒，要杀吕布。李儒举了楚庄王“绝缨会”的故事，劝说董卓。据史书记载，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平定了一场内乱，于是大宴群臣。忽然一阵轻风吹灭了灯烛，一人乘黑拉着庄王爱姬的衣袖调情。爱姬嗔怪，顺手扯下那人的帽缨，告诉庄王，要求追查。庄王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哈哈大笑，令众人都把帽缨扯下，然后重新点灯，大家尽情畅饮。后来，在一次战斗中有个人英勇杀敌，立下大功，此人正是当初被庄王原谅的那位武将。正如有首古诗赞叹的：“暗中牵袂醉情中，玉手如风已绝缨。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清。”董卓经李儒提醒，虽然觉得有理，但到底醋劲不减，容不得吕布，舍不得貂蝉，把关系搞得很紧张，结果终于被吕布杀死。
由此可以说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一个人的胸怀就会豁然开朗，象江河冲出狭谷进入大地，激荡咆哮一变而为坦然平静，以它那甘柔的汁液，滋润一草一木。
善于进行心理位置交换
即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努力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俗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进行心理位置对换，就能理解和体谅别人。
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从袁绍的图书案卷中检出一束书信，都是许都和曹军中暗通袁绍的书信，有人建议：“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如果曹操照此办理，则人人自危，曹操的阵营顷刻便可能瓦解。聪明的曹操非但没有严肃追查，反而解释道：“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令把密信付之一炬。这一英明处理，必然使许多人吊着的心顿时踏实，从此心怀惭疚，感恩戴德，更加忠诚地追随曹操。
严于自责
宽于待人，严于自责，则别人的缺点在自己的心中就会缩小，对别人的缺点错误就不会耿耿于怀。蒋琬是诸葛亮选中的接班人。史书记载，他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待人、办事公道，很能容人。有一次督农官杨敏在背后说他“办事糊涂，不及前人（指诸葛亮）”，便有“传声筒”转告了蒋琬，还乘机煽风，怂恿惩罚杨敏。蒋琬却说：我确实不如前人，不要计较这件事情。在这里，如果蒋琬用放大镜看待自己的能耐，用显微镜看待杨敏的议论，那事情就会没完没了，必然涌起一场迫害别人的轩然大波。
不听流言蜚语
人才常常在形势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崭露头角，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显示才华，因此他们最容易首当其冲，招致各种各样的非议。还有的人很注意利用人才不可避免的短处和错误，借机发难，大做文章。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才跌落和葬身在流言蜚语的罪恶深渊之中。“翻车倒盖犹堪出，未似是非唇舌危”，流言比置人死地的横祸还要可怕。因此，作为一个领导，不轻信流言常常是容才、护才的前提。当曹操南征张绣兵败奔跑时，夏侯惇所领的曹操谪系部队青州兵“乘势下乡，劫掠民家”。于禁在这慌乱时刻果断命令本部军队沿途剿杀青州兵，以安抚乡民。青州兵倒打一耙，迎上曹操哭着拜在地上，声言于禁造反，曹操听后，整理部队，迎了上去。于禁见曹操带诸将到来，不是先去分辨，而是射住阵脚，安营立寨。因为他认为“分辨事小，退敌事大”，张绣兵马追到，若没准备，无法拒敌。果然，刚刚安营完毕，张绣两路大军杀到，于禁一马当先出寨迎敌，杀退追兵，并且追杀一百多里，反败为胜。事后，于禁向曹操禀明情况，曹操很是感动，又是称赞，又是奖赏，又是封侯。曹操在此听到流言蜚语，虽心有惊虑，但并未贸然确信，事后又能问明情况，赏罚分明，值得人们引以为训。
合理要求部属
孔子曾主张“尊五美，屏四恶”。所谓“四恶”，他老先生解释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入（即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大意是说：不进行事先教育而只知道处死，叫做残虐；平素不加督促而临时要看成绩，叫做粗暴；开始不抓紧而突然提出限期，叫做奸讹；给人财物不要象小气的管事出手吝啬。这里强调的是平时加强教育，要求严格合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人们自然会差错迭出，防不胜防。这无异于置人于被动境地。至于《三国演义》中的周瑜，限定诸葛亮三日里造出十万支箭来，主观动机就是为了借机除掉别人，那更是管理工作中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宽容不仅是指缺点，更包括失败。胜利常常和创新并存，成功多半和冒险同在。创新便要研究新事物，解决新向题；冒险就需要在荒野上踏出一条路来。但普天之下，从古到今，没有这样的圣人：对于新事物、新问题一目了然，驾驭自如；而在荒原上探险，失足跌交在所难免。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容忍失败”是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品质。
（六）“置之死地而后生”——“危”的激励
《三国演义》曾记叙和描写两个机械照搬兵书而失败的战例：一是徐晃的“背水列阵”，二是马谡的“扎寨山顶”。他们所套用的用兵原则都是孙武所提出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是这条著名的军事原则站不住脚吗？非也！在这条著名的原则中，“投”、“陷”是指挥员自己的主动行动“亡”、“死”并非绝对的“亡”、“死”，它要求指挥员根据主、客观的种种情况，造成—定的危急环境，从而激发部卒万众一心、拼死奋战、促成矛盾的转化，最后化险为夷，转败为胜。而徐晃、马谡不问主客观条件，不用奇正相辅，不看地形地利，不设法造成矛盾转化的条件，却把部队投放在真正的“死”地，当然难免一败。
《三国演义》里同时写有运用这个原则赢得胜利的动人篇章，那便是姜维第三次北伐中原之际。却说姜维率军渡过洮水，然后背水列阵，迎战魏军，并且奇正互用，暗中派两支部队绕到敌人身后，相机策应和包围敌人，队伍列好之后，魏军四名将领出战姜维。姜维略战数合，便拨马望本阵败退，魏军大队人马一齐赶来，眼看蜀军迟到洮水边上，再也无路可退了，姜维便大声呼叫：“事急矣！诸将何不努力！”蜀军闻言一齐奋力杀回，魏军败退，绕到魏军身后的两路人马也乘机包抄，大获全胜，斩首万余。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人们在险恶之际，既会不遗余力地奋斗求生，发挥潜在的能量，爆发出异乎寻常的勇气；又会自动放弃平素的偏见和隔阂，团结一致。所以尉缭子主张，要想方设法把军队变成必死之“贼”一般，如此就能背水一战，无所畏惧，一以当十，所向披靡。
这条原则对于解决某些企业管理的重大难题，对于促进企业的再生和发展，同样是一条有效对策。危机，有时可以为企业提供发展的机会，可以转化为企业的优势。
（七）“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道”的激励曹操起兵之初，曾提出以“道”驾驭和驱使文武群臣。通观《三国演义》中的“道”，大致有’以下几种含义：
一是志向、理想
曹操陈留起兵，向各郡散发讨伐董卓的檄文，表示要“扶持王室，拯救黎民”；刘、关、张桃园结义，焚香发誓“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些正是古书中所讲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中的“道”，它表示一个人的志向、理想。
二是规律、法则
《三国演义》开卷第一句就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徐庶所唱的“天地反覆兮，火欲殂（汉朝将要灭亡）”，诸葛亮所说的“天时”等，指的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上所提出的“道”，它表示抽象的规律和法则，反映一个人的世界观。
三是政治主张、路线
曹操在讨伐董卓的檄文中声言：“誓欲扫清华夏，剿戮群凶”，提出了统一天下的政治路线。刘备处处注意“躬行仁义”，动辄打出“汉室宗亲”、“大汉皇叔”的金字招牌，表示要“以宁社稷”，“重兴汉室”，目的在于把自己打扮成“王道”、“仁政”、“正统”、“统一”的代表。这是《三国演义》中所指的另一种含义的“道”。
四是道德、义理
曹操招兵，在大旗上写上“忠义”两字。刘、关、张桃园结义中信誓旦且说：“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刘备三顾茅庐时向诸葛亮表示“欲伸大义于天下”。诸葛亮舌战群儒时痛斥薛綜：“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这里的忠、义等，表达的正是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
“道”在《三国演义》中，是卓有成效的激励手段。曹操的一道檄文，博得了天下十七路诸侯响应；一面“忠义”大旗，引来了“如雨骈集”的应募之士。桃园的旦旦信词，使关羽对刘备“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终于为刘备“断首捐躯”。
《三国演义》中的“道”，其内涵尽管和我们今天所提的世界观、理想、路线、道德、规律有根本的不同，但它作为一种激励部下的手段，却是一条古今不易的真理。这是因为，“道”是人类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对于文化思想修养较高的人来说，更是最优势的需求。一个人能否有动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由此决定的价值观、理想、信仰和道德。树立了积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能产生概括性最强、作用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前进动力，从而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具有饱满的劳动热情，自觉的工作态度，不屈不挠的毅力，慎独自约的品格。近些年来，西方企业极力倡导和培植“企业文化”或“企业精神”，就是企图通过共同的价值准则、精神追求和团体意识等尽可能地统一和调动职工的意志和热情。
一个当代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坚持不懈地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使之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扬无私的奉献精神。如果忘记这些，便是丢掉了激励人心的威力最强大的法宝。
缺乏动力或不恰当运用激励手段的结果，会造成行为挫折，使人丧失工作和前进的动力，产生消沉和消极情绪。
所谓消沉，是丧失希望和信心后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信仰、目标、荣誉、归属、利益等，可望而不可即，就会使人希望破灭，由此而出现的，必然是安于命运，浑浑噩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所谓消极，是不满和烦闷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其结果是起反面作用和不求进取。目标、荣誉等该得的得不到，不该得者唾手而得，就必然使人产生消极抵触情绪。信仰、道德是产生于客观现实的。如果一些企业领导，口头上高喊为“主义”而献身，为四化建设做贡献，为企业兴旺而奋斗，实际上却以权谋私，大搞官僚主义，就必然使广大职工产生“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看破红尘，精神不振，丧失工作和前进的动力，甚至扼腕叹息，产生消极抵触情绪。
消极和消沉，是搞好企业管理的反动力和破坏力。有效地防止消极、消沉，正面运用各种激励手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要求现代管理者在履行管理职能时起码做到两点：一要以身作则，号召下属做到的自己首先要身体力行；二要一视同仁，公正地给每个职工提供报偿和机会。
诸葛亮北伐对曹魏经济的打击
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强大的财政是支撑战局的关键，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无不是调用国家全部资源，而准备期长达十五年。所以诸葛亮的北伐，给曹魏的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从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威武自强，上兵伐谋的大战略成果。
诸葛亮一伐中原时，曹叡命大将张郃帅马步精兵五万出长安，同时命大将军曹真总督关右诸军十几万，前后用兵者达二十万。二十万，什么概念？我们以司马懿征辽东来算。当初司马懿讨伐自立燕王的公孙渊，出兵四万人。而就这四万兵马，朝廷负责内务的大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行四万之众尚遭非议，动用二十万则不可想象。
诸葛亮撤军后，曹叡诏告天下，并特地发布到益州说：“自朕即位，三边无事（注，独诸葛亮那一边有事），犹哀怜天下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海之耆老，长后生之孤幼……而（诸葛）亮驱略吏民，盗利祁山。…。。（诸葛）亮也小子，震惊朕师。”这段文字虽然是昭示皇恩，贬低西蜀以王化之，但行文之处不难看出，曹叡其实想境内安宁，可诸葛亮的北伐又确实是其心头之患，所以曹叡出兵抵抗非其所愿。也许大家会认为保家卫国不是有边疆大吏吗，而且军队数量远在蜀军之上，何必屡屡出动中央军？其实不行，这可通看《晋书。宗室传》。司马孚曾上表朝廷说：“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司马孚一语道破天机，其实是诸葛亮每次进攻关中，当地驻军抵抗不住，不得不调用中央军，这和张郃、司马懿每次救火的情景相吻合，有一次曹叡还亲口对司马懿说陇西之局势，非卿不可当之。 因此，魏朝廷出兵抵抗诸葛亮北伐确实是国库开支的大头。 张郃一伐时救援人马是五万，二伐时达三万，而且天子曹叡也是屡出王师，第一次抵达长安，第二次驻守河南郡，可见诸葛亮对其威胁。而另一方面，王师屡出，耗费糜废！沿途跸道、驿站、行宫开支可谓铺张，而张郃人马的减少也可部分体现实际负担的沉重。
同样以司马懿四万人马征辽东而言，曹叡曾解释道：“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可见当时朝廷军费的捉襟见肘。曹叡征辽东是把宝压在了司马懿身上，但当四万人到辽东后，遭逢大雨，而且一时半刻没有军事成效，朝廷又有大臣认为朝廷开支拖不下去，应该诏还司马懿。朝廷内部意见如此反复不是单一历史现象，如果贯穿前后，可见诸葛亮北伐之作用的显现。从公元二三四年秋诸葛亮病死到公元二三八年春司马懿出长安征讨，相隔仅三年，当初动轨便发五万中央军加上十几万边军的朝廷连出四万兵还要反复讨论，何以差距如此之大？可见曹魏的经济或朝廷财政收支在与诸葛亮的长期军事斗争中背上了沉重包袱。
三伐时，曹魏朝廷因种种因素（当然很大原因是因为经济因素，以下有论）未动中央军，结果边军雍州刺史郭淮便丢失了武都、阴平二郡，而诸葛亮也见好就收。
诸葛亮在四出祁山时，对于是否调动中央军，曹魏大臣中开始有意见了，认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还有的说建议先割“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但无论哪种意见，大臣都是反对朝廷动用中央军的，原因很简单，负担太重！可这次，皇帝一句也不采纳，再次抽调中央军增援前线。“前后遣兵增宣王（司马懿）军，又敕使护麦”。
在减轻朝廷负担时，司马孚的计划是“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这就是祭出兵屯的杀手锏！目的是以边军力量自给自足，而不动用中央财政。这时，关中大饥，司马懿也上表调冀州农丁移屯上邽。可此番计划，又被诸葛亮打破，不但丢了上邽左右的熟麦，而且损失近万人，那五千冀州农丁全部泡汤，而且粮食还被蜀军割了去。
曹魏西线战局愈加被动，战区已经陷入“关中连遭贼（诸葛亮的蜀军）寇，谷帛不足”（《晋书列传二十六卷》，同上）的局面。司马懿被迫严防死守，这时蜀汉大臣李平（即李严）因运粮不济，矫诏召回诸葛亮。暂缓了国家危机。
最后一次，诸葛亮将军队推到距长安仅六十公里的渭水南岸的河滩平原——五丈原，诸葛亮招呼东吴出兵策应并致信给东吴丞相顾雍谈五丈原地势，其处河滨之上，地势平坦可屯田（语出《水注经·渭水》），也采取兵屯方式，竟然和魏国当地百姓，利用魏国土地联合屯田，准备持久战。这一对魏作战新思路让曹叡更加震恐，特派大臣辛毗下诏不让魏军出战，司马懿也是深谙圣意，和诸葛亮对峙于渭水，同时在一次外交来使的洽谈中得知诸葛亮“食少事繁”，认为诸葛亮“不能久”。于是坚定了死守之心，哪怕受妇人巾帼。 秋，天薄蜀汉，诸葛亮果死，曹魏去一心腹大患！蜀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终止北伐，只到姜维掌权。 诸葛亮死后，曹魏君臣全部长舒一口气，三个月后曹叡大修宫室，开始了后半生的骄奢的生活。
其实当初曹操给曹魏留下了充足的军需，当他推行屯田制，效果明显，“岁有数千万斛，以充兵戎之用。”（《晋书食货志》，下同），在平定袁氏后，能做到征收田租和户绢“藏强赋弱”。可到了文帝曹丕时，物价开始飞涨，黄初二年，曹丕便因为谷子价格贵，罢除了五铢钱（汉币），竟然倒退到“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也就是以货易货的状态，这表明国家金融彻底失去信誉。 明帝曹叡时物价继续攀升，而且由于以货易货的状态时间长久，人间巧伪渐多：有人把谷子泡水，再来换布匹赚黑心利润，而卖布匹的也不含糊，拿很薄的绢来卖换当年的谷，可见国家经济混乱的地步！也就是说即金融失控后，国家经济秩序也彻底混乱！曹叡被迫进行市场整顿，可结果却无效，“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国家经济继续失控。加上“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为此“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也就是全部有资格上朝的大臣来严肃的探讨国家经济问题）决定是否重新启用五铢钱。以上的反复原因很简单，因为“于时天下未并，戎车岁动。”这“戎车岁动”表明了诸葛亮的北伐给曹魏经济带来的重创。 将曹魏的经济的受搓完全归于诸葛亮北伐的功劳似乎牵强，但吴蜀两国频繁袭扰，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