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谗言和诬告，历来是社会一大公害，尤其对干部队伍，危害更大。公害不治，人才难保。曹操既将各种各样的人才聚集在一起，也等于将各种复杂的人事矛盾加在了一块，在他那个庞大的干部队伍里，一个时期内，上下之间，内外之间，流言蜚语和谗言诬告不断出现。对待这个问题，中前期的曹操头脑相当冷静，采取的措施也很妥当，从而有效地保护了人才，保证了整个干部队伍的团结和稳定。
蒋济，最后官至太尉，是魏国的“四朝元老”。在蒋济刚走上仕途时，正赶上曹操兵败赤壁，曹操一边撤兵，一边想把江淮之间的民众北迁。在那一带任职的蒋济坚决不同意。曹操执意去办，不但没有办成，反把十多万人吓得跑到了吴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给曹操写了秘言，告蒋济要率众造反。曹操根据蒋济的一贯表现，认为这纯是诬告。于是，他立即把与蒋济在一起任职的于禁、封仁等人找来，拿着告蒋济的信说：蒋济怎么会有这事呢？如有，算我认错了人。这一定是有人自己想叛乱，嫁祸于蒋济，以搅乱我的视听，达到叛乱的目的。他不仅没有责怪蒋济，反把蒋济调到自己身边工作，这样处理真是太恰当了，既将蒋济被告的事公布于众，公开保护了蒋济，也给在那个地区工作的于禁等人壮了胆。
曹操推行屯田制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了任用的枣祗、任峻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有一个叫国渊的人也做了大量工作。国渊很有才干，早年曾避乱到辽东，曹操平定北方后，被辟为“司空掾属”，主管屯田。国渊从实际出发，多次给曹操提建议，改进管理，官与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受到了广大百姓的欢迎。“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况勤乐业。”（《三国志·国渊传》）国渊的实绩很突出，但不知什么原因，老是被人诽谤。曹操见了诽谤国渊的信，十分生气，坚决要把诽谤者查出来。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国渊本人。国渊仔细揣摩信上的字迹和用语，采用招考学馆教师的手段，从试卷中顺藤摸瓜，终于挖出了诽谤者，使事实大白于天下。把诽谤信交给被诽谤人，请被诽谤人自己破案，充分显示了对被诽谤者的信任，国渊岂能不更加努力地工作？
曹操的智囊团，都是由名震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其中有个叫程昱的人，虽为曹操所钟爱，但个性太强，时常与别人闹不团结，时间一久，就有人告他要谋反，想借曹操的手泄私愤。曹操深知，程昱是有缺点，但绝不会背叛。有人越是告他，曹操就越厚待他。告状人见目的难以达到，只好作罢。郭嘉是曹操的“高参”，对他的话，曹操一般是言听计从。起初，有个叫陈君的人对郭嘉很不服气，就抓住郭嘉作风松散，行为不够检点的看病，有机会就在大庭广众告他的状。每遇这种情况，曹操总是肯定陈君的态度是好的，但不说郭嘉不好，反倒对郭嘉更器重。这样，自然而然地把陈君引导到多看对方优点上来，气也消了，与郭嘉的矛盾也逐步缓和了。
曹操不听谗言，惩治诽谤，使朝外官得以安心工作；用看去似“和稀泥”，实则是废流言的手段，解决了朝内官员中的摩擦。这些做法乍看去很是简单，细分析，在当时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曹操毕竟是封建地方阶级的政治家，他虽有丰富的人才思想与实践经验，但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又决定了他不可能将其人才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善始善终地贯彻下去，何兹全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确是如此，他最大信，也最大诈；最能不杀人，也最能杀人。特别是在他称王以后的晚年，很难再听不同意见，猜忌骄横，使许多优秀人才死于他的刀下。
曹操推行“唯才是举”，选崔琰、毛玠具体负责选举事宜。崔琰这个人“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于朝，甚有威望”，为曹操广招博揽人才出了大力，曹操曾称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三国志·崔琰传》）曹操当魏王后，有个叫杨训的人，对曹操歌功颂德过了头，引起了人们的讥笑，崔琰也冲着杨训发了几句牢骚。这件事传到曹操耳中，操大发雷霆，“遂赐琰死”。毛玠见自己的好友遭此厄运，心怀不满，曹操又“收玠付狱”，多亏桓阶、和洽等人相救，才免于一死，免黜回家。陈寿作《三国志》，对曹操的这些做法很愤慨，直笔历数曹操滥杀：“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为崔琰大鸣不平。曹操智囊团的大谋士荀彧，多年被曹操奉为掌上明珠，曹操发国公时，荀彧说了几句劝阻的话，也被曹操稀里糊涂地弄死。为曹操打江山出谋划策的主要谋臣，除短命的外，多数没有好下场，就连不参与政治的绝世高医华佗，因不愿呆在曹操身边，也未能幸免。
曹操广揽善用人才也罢，迫害残杀人才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其霸业，绝不是无目的地用，也绝不是无目的地杀。对于他的胸怀和气度之类，我们也只能批判地去看。封建的帝王就是这样，他们在用人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在没得势时卑躬下士，一旦得势，便要“卸磨宰驴”。
这就是历史上的曹操。
博大的胸怀，恢宠的气度——谈曹操用人之一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箫琴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每读毛泽东同志的这诗，就仿佛看到了三国时代的曹操，扬鞭催战马，逐鹿在北南。
曹操的名字，对我国人民来说，那是太熟悉了。一提起他，不少人就想起戏剧舞台上的那个白脸奸相。其实，历史上的曹操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出身于宦官家庭，在东汉末年的朝政日蜞怀日腐败中度过了前20年，在军阀蜂起，天下大乱之际登上了政治舞台。他的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抒发了他对战乱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悲哀和由此产生的平定天下的愿望。他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达了他为实现政治理想要延揽天下人杰的思想：山不嫌弃尘土乱石才称其为高，海不嫌弃涓涓细流才称其为深，我只有像周公那样，“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世家》），才能把天下人统一在我的麾下。历史上的曹操，正是从一兵一卒抓起，从一官一吏用起，用了19年的时间，将长江以北的局面扭转过来，实现了中国大半个版图的统一。
谈曹操用人，当首先谈他的气度。
曹操这个人，政治抱负宏大，在用人上，气度很是不凡。这在他与袁绍起兵的对话中，就充分表现出来了。“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武帝纪》）
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曹操最想任想争的是刘备和孙权。刘备是三国时蜀国的创立者，他在羽翼未丰时，曾一度与曹操合作。那时的刘备，虽然势孤力单，但在曹操看来，这是个可与自己打天下，也可与己争天下的屈指可数的英雄人物。“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因此，他对刘备十分敬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三国志·先主传》）总想把他纳入自己的营垒。刘备不甘在曹操之下，表面上应付着曹操，实际上另有己图，他与曹操翻脸后，一次被曹兵打得大败，妻子和大将关羽都被生俘。在这前后，曹操的谋士程昱、郭嘉等，几次提醒趁机杀掉刘备，可曹操的回答只是一句话：“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心，不可。”（《三国志·武帝纪》）明知刘备是劲敌，也有机会杀他，但只要有一丝争取的希望，也不肯下手，这是何等的气量！惟恐杀一，丢掉一片，这又是多么的高明！
孙权是三国时吴国的统治者，他比曹操晚生27年，当是曹操的后辈。曹操从公元190年起兵，到208年挥师南下，整整19年，几乎是大战必胜。没料到在大功眼看告成时，因遇到孙权等人的顽强抵抗而惨败于赤壁。这一败，使曹操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成了泡影，也使他看到了虎虎有生的新的一代领袖人物。“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在后期，不止一次地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并采取过多种措施，想把孙权拉过来。他让阮瑀为他起草的《与孙权书》，完全是站在平等立场上讲话，从“百姓保安全之福”，孙权也可为天下一统作出更大贡献的高度，劝导孙权与他合作。在曹操的殷殷招纳和刘备的夹击之下，孙权终于做出了称臣的表示，如果不是曹操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死去，他把孙权争取过来是大有可能的。那样，三国的历史，就会以一老一少两位政治家的握手，大洒南北的统一而改写。
三国之主都能用人，但只有曹操思想着把另外两主用起来。孙权作为后生，对曹操的用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至于御将，古之少有，比之于操，万不及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对他来说，保江东是大局，不可能产生如何用曹操的念头。刘备是曹操的同辈，在曹操设法团结他时，他想的只是如何钻曹操的空子，捣曹操的鬼，也没有敢用曹操的奢望。一般来说，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用人的气度与取得的业绩是成正比的。天下三分，曹操得二，刘备和孙权各偏安一隅，绝非偶然。
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最值称道的，还是曹操正确对待反对自己的人，善于将对自己不利的人心，凝聚为对己有利的力量。曹操起兵时，只有本家庭的几个兄弟和侄子作骨干，七拼八凑，不足四千兵马。他想任刘备未获成功，但在任其他优秀人才上却收到了奇效，这样就使他在短短的几年内，造就了“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庞大队伍。荀彧和郭嘉，是三国时大名鼎鼎的智囊人物，都曾是袁绍的幕僚，“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业，”率先弃袁投曹，曹操得荀彧，高兴地称他是“吾子房也。”（《三国志·荀彧传》）郭嘉看透了袁绍“未知用人之机，”也跑到曹操营垒，曹操喜而赞之：“真吾主也”（《三国志·郭嘉传》）。官渡大战时，沮授、田丰、许攸都是袁绍的重要谋士，张郃、高览都是袁绍的大将，除田丰被袁绍忌杀外，都临阵投降了曹操。
“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原为袁绍记事，替袁绍写文章，将曹操挖苦得骇然汗流。曹操抓住他后，惜他文采出众，只教训了几句，仍任他做了管文书的官。曹操对待投降过来的人，一不忌前嫌，二不试试看，与自己原班人一视同仁，量才放手而用，得益甚大。即使对那些降而复变或叛己投敌又被捉到的人，也千方百计再争取过来。宛城战前，张绣投归了曹操，因曹操要娶他的婶母，张绣一怒之下打了曹操措手不及，把曹操的爱子曹昂、心腹战将典韦等，都杀死了。在一般人看来，曹操记张绣之仇该记一辈子。可是曹操不这样。他在官渡与袁绍打仗时，不由地想起张绣是如何厉害来，很想把他弄到身边以对付袁绍，于是派人游说招纳。曹操见了张绣，乐不自禁，好象根本没有前事，不但封他作了杨武将军，后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官渡战中，张绣果然为曹操立了大功。魏种原是曹操的故旧好友，衮州战役曹操败绩，投敌叛曹的人很多，曹操说：“唯魏种不弃孤也”。没想到，魏种也逃叛而去，这真是大伤了曹操的脸面。不久，将魏种捉到，有人说，把他杀了算了。曹操思量再三，“唯其才也”，还是“释其缚而用之”（《三国志·武帝纪》）。如此对待魏种，感召了其他叛逃的人，纷纷自动返回。官渡胜利后，下属搜集到本营中一些人给袁绍写的欲降信，问曹操如何处理。曹操连看都不看，把信都烧了，便说：在大战时我自己还有丧失信心的时候呢，更不用说别人了。“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三国志·武帝纪及引魏氏春秋》）曹操这一把火，不知将多少人对曹操动摇的心，烧炼为对他的忠诚。对曹操和袁绍都很了解的杨阜，称曹操“能用度外之人”，（《三国志·杨阜传》）真是一点不假。
领导就是用人，用人要有气度。只有“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士”，才能大业能成，成常人难成之举。我们要实现的是四化伟业，我们要调动的是各个方面各类人才的积极性。身为现代领导者，实应比曹操的用人气度更恢宏才是。
鲜明的原则，高超的方策——谈曹操用人之二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形势解》）如果说，曹操在创业之初、地位未显时，多用招降纳叛等手段网罗人才，那么，在他有了显赫地位之后，便凭借手中的权力，公开树起了一面不拘微贱，不看身世，只要有才便吸收录用的旗帜。建安8年（公元203年），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北方，即下达了《论吏士能行令》引用管仲的话宣布说：“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曹操集》）“使贤者食于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东汉末年政吏十分腐败，“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名门士族垄断了吏治与人事的大权。几经受挫，使曹操深深地感到，要真正造就一去生气勃勃的干部队伍，必须在改革吏制上作文章，于是做了7年的准备，终于在建安15年（公元210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公布了意义深远的《求贤令》。令中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集》）他唯恐人们不明白“唯才是举”的含义，特别举例说：“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现在难道没有象姜子牙那样胸怀大志而在渭水钓鱼的人吗？又难道没有象陈平那样被人说成是盗嫂受金而未遇到知音明主的人吗？）闲散江湖者、欺嫂受金者中有大才，要挖掘重用，可见曹操纳贤用人不拘一格的决心和胆量。到公元214年、217年，曹操已是六十高龄的人了，深感人才不济、事业无继之忧，又两次下达了求贤令，进一步阐发“才”的含义，分析才与行的辩证关系，意在更多更快地博揽有这样或那样缺点，但有真才实学的人。他说：“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三国志·武帝纪》）他强调指出：“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裴松之注》）“常格不破，大才难得。”曹操求贤若渴，“唯才是举”，有时几乎达到挖空心思的程序，从而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从四面八方拥进曹营，造成了曹魏政权鼎盛时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的局面。最负盛名的五个将军中，于禁、乐进拔于“行阵之间，”张辽、徐晃取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三国志·武帝纪引魏书》）对士族近亲之中的有识之士，曹操更是设法辟而用之。司马懿出身名门大户，才干超群，但不愿仕曹，曹操反复征招不出，竟用杀头相威胁，终于将司马懿弄到手。司马氏实现了曹操未竟的统一天下大业，正是从曹操重用司马懿时打下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曹操“唯才是举”，“不拘微贱”，并不是不讲德行。他要求的才，是德才兼备之才；他要求的德，是能够为其统一霸业服务的德。抛弃“唯才是举”中的封建糟粕，他提出的这一用人原则，至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更需要补充的是，曹操还十分重视广开学路，从根本上培育人才，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在他下达《论吏士能行令》的同年，还下达了修学令，“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而教之”。（《曹操集》）象曹操这样重视用教育手段造就人才的人，在三国战乱时是很少见的。
曹操在广揽人才，纵横捭阖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用人经验，形成了高超的驭人之术。概括起来，叫做因人制宜，量才任使，做到仁者用其仁，智者采其智，武将任其勇，文职尽其能；既善用人力，又善用人言。择人任势，最大限度地用人之所长。
“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汉献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这是曹操手中最有政治意义的一张王牌。曹操打着这张王牌，捞到了别人无法捞到的好处。当时，烽烟滚滚，谊强割据，皇帝被赶着到处跑，“挟天子”究竟是块肥肉，还是个累赘？起初众将有争议，曹操也有顾虑，自己看不准，就问计于荀彧、程昱等人，终于下了“挟”的决心。“修耕植以畜军资”，是曹操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奉行的又一大方针。汉末三国之际，生产力的破坏极其严重，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为了使生产力恢复发展起来，在修耕植方面着力抓了屯田。屯田制的推行意义深远，至今为史家们称道。可是，大规模地推行屯田制的决心，曹操也是在听了枣祗等人的意见之后下定的。战乱之中搞屯田，民众逃跑、殴斗、抗交税赋的事层出不穷，曹操是按照任峻等人的高见解决的。
官渡之战，是曹操平定北方的决定性战役。曹兵与袁兵以一比十处于明显劣势。从公元200年2月抖动战幕到大战结束，历时9个多月，攻防相持，瞬息万变，以弱胜强，谈何容易！曹操曾几度陷入困境，但每到关键时刻，总是虚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