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句是相当中肯的：“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这几句，一说出了诸葛亮的生平抱负是“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二说出了诸葛亮对自己的评价，表现出他自视极高、当世不做第二人想的态度，实际上诸葛亮的一生，都是围绕着这几句话而展开的。
建兴八年，魏大将军曹真三路攻蜀，诸葛亮拒之，随即准备第二年出军进行第四次北伐。这回他再次要求李严率军北上汉中受他节度，诸葛亮在后来列举李严罪状的表章中，对李严当时的反应是这样写的：“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14）
李严这个时候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显然正如诸葛亮所言的那样是“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而李严以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为借口向诸葛亮逼利，也并不是随便拿来就用的借口，他对诸葛亮开府而他没能享受同等待遇一直是耿耿于怀的，此刻他看似随便地举了这么一件事情做例子来逼诸葛亮，事实上正是表达了他北上汉中的条件，是要得到他这个和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所应该享受的待遇，也就是要和诸葛亮一样，可以开府选拔官吏。
诸葛亮当然是不可能答应也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但他也明白，在面对曹魏势力强大的压力下，与李严这样长期僵持下去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李严和他二人，虽然在权利斗争中互不相让，但在对维持蜀汉政权生存的这一根本点上，却是绝对没有分歧的。因此他做出了妥协，“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继续把江州一带保留给李严；而相对他的妥协，李严也作出了对应的姿态：“将二万人赴汉中”，同时接受诸葛亮的任命，担任中都护署府事（15），并将自己的名字由严改为平。按那时的解释，平字含义大致为行事有序、平定乱事，这相当符合当时的形势。
李严终于去了汉中，在刘备死后首次与诸葛亮共事，看上去似乎诸葛亮和李严二人就此握手言和了。
建兴九年春，蜀军在诸葛亮的统帅下四次北伐，兵出祁山与魏军对峙。然而诸葛亮这次依然运气不太好，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碰上了连续暴雨天气，导致汉中的粮运不继。而后的整个事件就显得比较富有戏剧性了：“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之所以说这次的事件有戏剧性，是因为以李严这样一个极富政治经验和军事能力的人物，居然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仅仅由于暴雨而导致粮运不继，他就先让参军狐忠、督军成籓等一群人去前线以朝廷名义召诸葛亮撤军，然后上表后主说诸葛亮撤军是诱敌之计，而当他在汉中听说诸葛亮开始撤军时，却又假装吃惊地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种种互相矛盾的的漏洞前后非一，导致最后“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不过这件事情，虽然因为蜀国“国不置史”和各种原因造成资料不足，因此不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做出其他的解释，但从逻辑上来讲，以李严这样的人物，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未免显得过于愚蠢了些。如果说他设计这个圈套的目的是在于“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的话，那么他又焉能想不到他这一大堆公文全都捏在诸葛亮和后主的手中，“前后手笔书疏”都“违错章灼”历历在目，他这个目的显然是不可能得逞的。断粮退军在蜀汉北伐中并非首次出现，况且由于天降暴雨导致道路不畅的粮运不继，也并不会对他政治生涯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如此小的问题上去冒如此大的风险，而且还明显是把自己的把柄拱手送到对手和皇帝面前去让他们来处理自己，这样的错误和圈套也实在过于弱智了些。要是李严连这些都意识不到的话，那他这个筋斗载得一点都不冤，因为这完全不象是他这样一个拥有几十年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所应该犯的错误。
不过，不管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李严最终被贬为了平民，在与诸葛亮的权利斗争中败了下去，这标志着蜀汉政权中再没有可以威胁荆楚集团地位的势力存在，而诸葛亮也再找不到一个有足够分量和他分庭抗礼的对手，彻底地巩固了他的地位。在蜀汉政权中，甚至将皇帝包括在内，他也都是唯一掌握着蜀汉最强实权的第一人。诸葛亮当时在蜀汉政权内的威势，可以从诸葛亮的属官丞相参军、犍为太守李邈的奏章中稍见一斑。诸葛亮死后曾刘禅下令全国素服发哀三日，李邈不以为然地上疏道：“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偪，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他这话说得非常有趣，诸葛亮在世其间，“臣常危之”，诸葛亮一死，他顿时觉得“宗族得全”，于是一家人“大小为庆”，因此上书劝谏刘禅不必太隆重地要全国都素服发哀三日，结果被刘禅砍了头。不过砍头归砍头，他的话却透露了不少有用的、值得重视的信息。
李邈以霍光等人做比喻，说诸葛亮虽然未必有反叛之心，但是权势太强，“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以至于“主畏其威，故奸萌生”，这个恐怕正是他掉脑袋的原因，居然说刘禅因为诸葛亮手握重兵而怕了他，导致国内奸邪萌生，这叫后主刘禅的脸往哪儿搁。至于说几句诸葛亮的不是，那还不至于要到摘他脑袋的地步，因为刘禅和诸葛亮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和谐的。据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于是始从之。（16）”看看，连大臣们联名上表，要为诸葛亮这个刘禅的“相父”立庙，这刘禅都是再三阻挠，心不甘情不愿的，二人的关系从中当可略见一斑。
其次，李邈说诸葛亮一死，他李邈才终于可以“宗族得全”，并且“西戎静息”，于是“大小为庆”，这说明他对北伐不以为然，是反对的。
从历史记载来看，象他这样态度的人，在蜀汉政权大小官吏中，是为数不少的。例如诸葛亮亲自点定的继任者蒋琬和费祎两人，对北伐就压根不感兴趣，并且还都一致地长期压制要求北伐的姜维，尤其是他的第一任继任者蒋琬，十数年内一次也没真正发动过北伐。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李邈的态度，是代表了蜀汉政权内部相当一批数量官吏的想法的。这从以下的要举证的两则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发现其他一些问题，以及可以知道当时身处社会下层的许多百姓，对诸葛亮的北伐政策也是相当反感的，绝不象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是欢呼雀跃衷心拥护的。
《三国志》《蜀书》《吕乂传》：“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这两则资料表明，由于诸葛亮连年出兵北伐，兵员不足，遂调各郡兵补充北伐部队，然而各郡大约是以各种借口为由而拒不发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而在诸葛亮死后，军队中大量士兵和职业兵户更是纷纷逃亡，做为地方长官的吕乂，数年中仅在一个蜀郡就查出了万余名逃避兵役者。延续至蜀汉后期姜维北伐期间，蜀汉已经出现了“经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见连年北伐对蜀汉经济造成的伤害之大，因此百姓们对北伐不支持是比较正常、毫不奇怪的，在任何一个时代，从根本上百姓们总是厌战和期望和平的。
另外一个问题，乃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法家思想的秉承者，对申韩之术习之精而用之果，史称其对官吏“用法峻严”，而且大权独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杖二十以上亲决”其负面效果就是直接导致蜀汉朝廷在一旦缺乏了象诸葛亮这样强势而又出色的政治人才以后，政治上整个统治机构出现了“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一片闇然的局面，经济上则是“经其野民皆菜色”，对这样的后果，诸葛亮这个蜀汉政权实际统治者、所有既定方针的制定者，应该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必须承认，诸葛亮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对蜀汉皇朝的忠诚令人感叹，然而作为一个周旋于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政客和权臣，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个特定的舞台上游戏规则的制约，因此他绝不是一个没有缺陷和没有污点的人，一个历史的人是不可能完美的，诸葛亮的人格和道德魅力以及政治、军事能力，在长期以来的盲目推崇中被放大乃至发展到最后的完美，大量一直存在的、可以说明问题的资料被视而不见，或者被斥为不可信的资料，这是不客观的。对我而言，历史的真实总是被隐藏在拆开裁减过的文字里，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相，但我们需要发现和发现的勇气
诸葛孔明二三事
三国时代，众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以他们各自的特点和长处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论人物的全貌，给人印象最深的要数诸葛亮。
诸葛亮所以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关键是他的德才的统一，他的事业与人格的统一。才能出众，注意德行，立身处事堂堂正正，这是诸葛亮在所有三国人物中最受人崇敬之处。 《三国演义》着重表现了诸葛亮的智慧，这是他才能的一个方面。但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描绘得有些离谱，夹杂了不少迷信成份，（“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语）反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诸葛亮的形象。历史上， 诸葛亮的才能表现在很多方面，特别是表现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他还搞了一些创造发明，如“八阵图”排兵布阵的方式、“木牛流马”节省人力的运输工具，这在他自己的文集中也讲到。可见他还很有些科学头脑。
一个人才能出众，并能把自己的才能奉献给社会，自然会得到人们尊敬与爱戴。诸葛亮不仅有才，更重要的还有德，“德才兼具”，这是最使人敬佩之处。他感刘备的知遇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表现的不仅是一种忠诚，更是一种做人的道德。他对刘备、对孙权，都讲信、诚二字，刘备信任他、赞扬他，孙权也佩服他。孙权在与蜀汉重结盟好时，称赞诸葛丞相“信感阴阳，诚动天地。”为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他矢志不移，不息追求，这也是一种立身行事的为人准则。他在蜀中主政，事事出于公心，赏罚公正严明，自己清正廉洁，充分表现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可贵品质。 诸葛亮的德、才和为人，在当代就深为人们崇敬和佩服，连他的老对手司马懿也称赞他是“天下奇才”。司马懿的子孙做了晋朝皇帝，跟臣下谈论诸葛亮，还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如果我有诸葛亮这样的丞相就好了。 一千七百多年来人们都敬崇诸葛亮，可论及诸葛亮的时候有些地方又跟诸葛亮其人的实际不符。比如把隆中耕读说成隐居，把择妇娶亲说成高攀。 但隆中不是隐居，诸葛亮出生于汉末动乱年代公元１８１年生。在他四岁的时候就爆发了黄巾大起义。生母早亡，父亲在他八岁时也病故了，一家人主要依靠其叔父诸葛玄为生。大约在他十四岁时，诸葛玄由杨州军阀袁术任命为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诸葛亮随同前往。不久，诸葛玄被朝廷任命的豫章太守朱皓赶走，带着诸葛亮等到荆州投靠他的故旧刘表。到公元１９７年，诸葛亮十七岁的时候，叔父也去世了。于是，诸葛亮就到隆中定居，一住十年，直到公元２０７年冬刘备三顾茅庐后出山。 乱世之年流离他乡，目睹社会的动荡、百姓的苦难，这对诸葛亮的成长有一定作用，但他当时毕竟还年幼，真正的成长是在他十七岁到二十七岁这段时期。
这段时期人们习惯上称之为隆中隐居时期。其实“隐居”这两个字对诸葛亮来说是不确切的。当时的诸葛亮，不过十七岁 ，谈不上什么隐居，也根本没有什么隐居的资本。他在隆中也不是过的陶渊明式生活。 诸葛亮去隆中，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自食其力，去耕读。当时，随诸葛玄一起到荆州的还有诸葛亮的两个姐姐、一个弟弟。诸葛玄作了刘表的幕僚，加之两人原来的交情不错，诸葛亮姐弟的生活自然不成问题。诸葛玄一死，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就没了着落，刘表还是挺照顾他们的。他的大姐，诸葛玄在世时已出嫁，而且嫁的是当地名门大族蒯家的蒯祺。若是光为生活问题，诸葛亮与小姊、弟弟完全可以到他们的大姐那儿去。诸葛亮不想依赖别人过活，决定到隆中耕读，表示出年青人的一种志气，一种自食其力的精神。
当时的隆中，并不是一处荒山野岗，而是荆州南阳郡邓县的所在地北周时撤消邓县。晋人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记载得很清楚：“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２０里，号曰隆中。”邓县界于荆州的南郡与南阳郡之间，离刘表治所很近。诸葛亮在这里既可耕读，又可走亲访友，对外交往很方便。 诸葛亮与姐弟到隆中，选择了一个山村结“草庐”定居，一面“躬耕”田地，一面读书，同时注意结交士林。这段时期对他的成长起到重大作用的，一是读书做学问，不断充实自己；二是交友，相互切磋，开阔见解；三是拜师，虚心求教，增长才干。 他读了不少书，从史书到诸子百家。他读书不是死啃书本，而是“观其大略”，就是掌握书中的基本思想观点，着重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注意从大的方面入手。 他交了不少同龄朋友，有本地的，如南郡人庞统和马良、马稷兄弟，也有外来的。当时的荆州相对安定，北方士人避乱前来的有上千之多。诸葛亮结交了一些年轻的外籍知识分子。史书上有记载的如博陵今河北蠡县的崔州平汉末名士崔烈的小儿子，颍川今河南禹县的徐元直名庶、石广元名韬，汝南今河南平舆县的孟公威名建等。他和这些朋友常在一起交流学问，谈古论今，相互砥砺。 他拜的老师主要有庞德公、司马徽。庞德公是当地很有声望的大名士，不愿做官，在襄阳城外耕种自食。他的学问深，见识广，不少有才干的人经常去拜访他，听他对时局的分析、见解。诸葛亮也经常去登门求教，而且每次都是“独拜床下”，非常恭敬。庞德公很器重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是个有抱负的青年，将来必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称诸葛亮为“卧龙”，就是把诸葛亮比喻为“隐居”的俊杰。当然这只是个比喻，不是讲孔明真正在隐居。司马徽是北方士人，老家在颍川郡，避乱流寓荆州。他对经学、史学都有很深的研究，一些远方青年慕名随他到荆州求学。诸葛亮也常去拜访求教。 诸葛亮结交士林，既增进了学问，又扩大了名声，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就是由司马徽和徐庶推荐的。 诸葛亮一方面通过读书、交友、拜师，增长学识和才干，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一方面留心时事，观察时局变化，注重联系实际，做到学以致用。这样年复一年积累，逐渐走向成熟，为出山登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见，隆中十年，是诸葛亮成长为一个有志向、有见识、有才干的知识分子的关键。他著名的《隆中对》，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说明。这十年，不是隐居式的十年，而是不断磨砺自己、不断成长的十年。当初的荆州之地，孕育了这个千载令人崇敬的英杰。 择妇不为高攀 诸葛亮在隆中期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娶了一位妻室。据说长得不好看，是位丑女。诸葛亮为什么要娶她﹖据说是为了高攀。这两个“据说”实际都不是那么回事。
说这位女子长得丑，是诸葛亮岳父黄承彦自己说的。当时黄承彦这样对诸葛亮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见《襄阳记》）。黄老先生知道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长得挺帅，也知道诸葛亮很有才学和志向，是个有为的青年，很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于是亲自提亲。他说自己的女儿长得丑，不过是一种自谦的说法。如果确实长得很丑，相信黄承彦是不会开这个口的。传说黄氏长得丑，还可能跟当地一些女子心态上的“同行相嫉”有关。她们大概对相貌不算出众的黄氏嫁了个有才有貌的小伙子很不服气，于是谣传四起，把黄氏说得奇丑无比，乡里之间于是也就出现了“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的民谚。 我们相信诸葛夫人长得并不难看，只是不像孙策、周瑜的大乔、小乔那么漂亮罢了。诸葛亮择妇重才而不重貌，所以黄承彦特地讲到“才堪相配”，诸葛亮一听立即答应。“娶妻勿过美”是前人的一句古训，诸葛亮志在事业，寻求的是个贤内助而不是美娇娘。黄氏过门后两人相敬相爱，尽管２０多年没有生育，诸葛亮也没有半点嫌弃。传说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有他妻子的一份功劳。黄氏曾发明了用木制人磨面，诸葛亮根据木制机器磨面技术的原理，创造了木牛、流马。这个传说是对诸葛亮娶黄氏的一种肯定。 说诸葛亮娶黄氏是高攀门弟，在于黄承彦是沔南名士，在当地很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