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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们全部科学报告的基础。
“我认识一个好角色，是一个画家，”我对赫曼说道，“他长得又高又大，
会弹六弦琴，非常风趣。他曾念完航海学校，在回家弄画笔和调色板以前，曾航
海周游世界多次。在孩子时代我就认识他，在家乡时，常和他出去到山里露营。
我要写信去问他，我相信他会来的。”
“听上去这人不错，”赫曼点头道，“我们还要一个会弄无线电的。”
“无线电！”我吓了一跳，说道，“我们要这东西干什么？在史前的木筏上，
它是不相宜的。”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一种安全预防工具，只要我们不用来发出紧急
呼号求救，对你的理论便没有任何影响。我们需要无线电来发送天气报告和其他
报告。我们并不能用它来收取强风预号，因为在这片洋面上并没有风讯报告，而
且，即使有的话，对我们在木筏上又有什么用？”
他的意见渐渐压倒了我的全部抗议，我提抗议的主要根源，是对揿揿电钮、
转转开关这一套没有兴趣。
“说来真巧，”我承认道，“在使用很小的收发报机做远距离无线电通讯方
面，我正好有最好的关系。大战时期，我是被编入无线电通讯队的。你知道，这
是人尽其才。但是我一定要写信给纳德。豪格兰和陶斯坦。瑞贝。”
“你认识他们吗？”
“是的，我第一次碰到纳德是1944年在英国。他是无线电报务员，他参加了
跳伞出击，破坏了在罗堪的重水，阻止了德国人造原子弹的努力，因此得到了英
国的奖章。”
“我自己这时正受完了伞兵训练，我们的计划是共同跳伞降落到奥斯陆附近
的诺马克。但是那时苏联军队攻入克尔基尼斯区域，于是一小支挪威部队奉命从
苏格兰到芬马克，从苏军手里把作战任务接替过来。我也不跳伞了，被派了去。
到那里我碰到了陶斯坦。”
“这些地区的冬天才是真正的北极冬天，繁星密布的天空覆盖着我们，北极
光在天空闪烁，整天整夜都漆黑。我们走到芬马克焚毁后的废墟上，穿着皮衣还
冻得发抖。这时有一个蓝眼睛、硬头发、面色樱红的人从山上的小茅屋里爬出来。
他就是陶斯坦。瑞贝。他以前先逃到英国，在那里受了特殊训练，然后潜入挪威，
呆在特洛姆索附近。他带着一架小发报机，躲在德国战斗舰‘铁贝兹号’附近，
接连十个月，每天把舰上情况发到英国去。他利用一个德国军官架起的收音机天
线，晚上把他的秘密发报机接到天线上发报。后来英国的轰炸机根据他的不断报
告把‘铁贝兹号’结果了。”
“陶斯坦逃到瑞典，从那里又到了英国，然后他带了一架新电台，跳伞降落
在德军后方——芬马克的野地里。德军撤逃，他发现自己变为处身在我军后方了，
便带着他的小电台从藏身的地方钻出来帮我们，因为我们主要的电台被地雷炸毁
了。我敢打赌，纳德和陶斯坦两个现在在家里都住得发腻了，一定会高兴坐上木
筏做一次小小的旅行。”
“写信去问问他们。”赫曼建议道。
我便写了一封简单的信给艾立克、纳德和陶斯坦。
第二天，陶斯坦来了这样一份电报：
“就来。陶斯坦。”
另外两个也答应来。
关于我们的第六个同伴，赫曼和我要解决供应问题。我们在航行中并不想吃
驼马⑦肉或者晒干了的美洲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证明我们这些人一度曾是印第
安人。我们的意图是要试验印加木筏的性能，木筏的耐航程度和载重量，并且要
考核大自然是否真能推动木筏，横渡大洋到达波利尼西亚，而筏上的人还活着。
我们的先驱者在木筏上时，一定能够靠吃肉干、鱼干和薯干过日子，因为他们在
岸上的时候，经常也就是吃这些东西。我们也要设法发现，在航行渡海时，他们
能否取得新鲜鱼类的供应，能否取得雨水。至于我们自己的食粮，我已经想到，
就吃我们在大战中常吃的战地配给食品。
正在这时候，挪威驻华盛顿的武官新任助理到了。在芬马克时，我是他那一
连的副连长，知道他是“一团火球”，碰到什么问题，就勇往直前，拼命设法去
解决。
/* 9 */ 第一部分：远征实现了远征实现了（5 ）
我写信把情况都告诉了他，请他运用他那跟踪侦察的本领，在美军供应部门
中嗅出一个可以接触的人来。有可能那里的试验所正在试验新的战地配给食品，
那我们可以应试，就像我们在为空军的试验所试验配备一样。
两天之后，包恩从华盛顿打电话给我们。他曾和美国国防部的国外联络科联
系过，他们要知道全部情况。
赫曼和我马上坐火车到华盛顿。
我们在武官办公处包恩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
“我看事情是顺利的，”他说道，“如果我们带上一封上校的正式介绍信，
明天早上国外联络科就会接待我们。”
上校是挪威武官奥图。孟特卡斯。他是一个好性情的人，他听到了我们的事
情之后，十分情愿地给了我们一封正式介绍信。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拿介绍信时，他突然站起身来说，他想最好是他自己陪我
们去。
在过道和走廊中间转了无数次以后，我们到了国外联络科的门口。不久，我
们围着一张桃花心木的大桌坐下，四周都是穿着崭新制服的人。国外联络科科长
亲自来主持会议。
这个坐在桌子一头的、脸色严肃、身体魁梧的西点⑧军官，起初不太能够了
解，美国国防部和我们的木筏究竟有什么关系。但是上校的十分得当的言词，以
及围桌而坐的军官发出飓风般的考问所产生的良好结果，缓缓地使他对我们有了
同情了，他很感兴趣地读了空军物资司令部配备试验所的信。然后他站起身来，
对他的部属发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命令，要通过正当手续来帮助我们，又预祝了我
们好运，便走出会议室。他出去，门关上了，一位年轻的上尉参谋在我耳边轻轻
道：
“我敢打赌，你准能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件事像是一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
给我们的日常工作带来了小小的变化。此外，这也是一个严格试验配备的良好机
会。”
联络科立刻安排好，让我们去和后勤部试验所的李维奇上校见面。赫曼和我
坐上汽车去了。
李维奇上校是一个大个子，运动员的体格，和和气气的。他立刻把负责试验
的各科的人找来。大家都一番好意，立刻提出一大堆配备要我们彻底试验。他们
超过了我们最高的期望，一连串说了许多东西，把我们所能要的东西都包括进去
了，从战地配备食品到防晒的油膏，不透水的睡袋都有。然后他们带我们到处去
看这些东西。我们尝试了装潢讲究的特种定量食品，我们使用了就是曾掉在水里
也能擦着的火柴，小火炉和水桶，橡皮袋和特种皮靴，厨房用具和能在水里浮起
的刀子，以及一切远航所能要的东西。
等到各处走完了，办事员已经记下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和数量。我以为这一仗
已经赢了。不料这位高大的、友好的上校说道：
“嗯，我们现在一定要进去和老板谈一下。我们能不能给你们这些东西，他
才能决定。”
我觉得我的心跌落到我的皮靴里去了。原来我们还得卖弄口才，从头说起，
而且天晓得那“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发现那位老板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军官，十分精明干练的样子。他坐在写
字台后面，在我们进他办公室的时候，用尖锐的蓝眼睛端详我们。他请我们坐下。
“嗯，这几位先生来干什么？”他单刀直入地询问李维奇上校，同时他的目
光没有离开我。
“噢，一点小事。”李维奇赶快回答。他简单扼要地把我们的整个事情解释
了，那位首长耐心听着，一根手指也不动。
“他们能报答我们什么？”他问道，对我们的事显然并不觉得什么。
“嗯，”李维奇低声下气地说道，“我们希望在这次远航中，说不定可以根
据他们所处的艰苦环境，将使用这些新食粮和若干配备的情况写成报告。”
在写字台后面的十分精明干练的军官毫无所感地、慢慢地向椅背靠去，眼睛
还注视着我，然后冷冷地说道（此时，我觉得自己沉到大皮椅子底下去了）：
“我一点也看不出他们能报答我们什么东西。”
办公室里一阵死寂。李维奇上校摸摸衣领，我们谁也不说一句话。
“但是，”那位首长突然说道，这时他的眼角上闪着光，“勇气和胆量也该
算上。李维奇上校，把东西给他们！”
我们带着联络科的介绍信飞到纽约，会见哥伦比亚大学的伯尔教授。他是国
防部地理研究委员会的主任。由于他的帮助，后来赫曼拿到了所有做科学测量的
贵重仪器和用具。
然后我们飞到华盛顿，会见海军水路学研究所的格罗孚将军。这位性情温和
的航海老手，把他的部属军官都叫进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太平洋海图，把赫曼和
我介绍给大家。
“这两位先生想要考核一下我们的潮流图，帮助他们！”
/* 10 */第一部分：远征实现了远征实现了（6 ）
当准备远航的车轮又向前滚了一段的时候，英国的伦斯顿上校在华盛顿的英
国军事代表团举行了一个会议，讨论我们将来的问题，和胜利完成的可能性。我
们得到了许多可贵的建议和若干精良的英国配备。这些配备是从英国空运来的，
也准备在木筏远航中试验。那位英国军医是一种神秘的鲨鱼粉的热心拥护者。如
果有一条鲨鱼来得太冒昧了，你只要在水面上洒几撮这种粉，鲨鱼就会立刻不见
了。
“先生，”我很礼貌地说道，“这种粉靠得住吗？”
“嗯，”那英国人微笑着说道，“这正是我们自己想要知道的事！”
时间很紧促，不能坐火车而要乘飞机，不能两条腿走路而要雇出租汽车，钱
袋像破旧的蜡制植物标本般干瘪了。我们把我原来准备回挪威的旅费也花了。我
们便去找在纽约的朋友和资助人，来解决经济问题。一到那里，我们就遭遇到了
困难而沮丧的问题。那位资助人生病发烧躺在床上，在他没有恢复健康以前，他
的两个同伴无能为力。他们还是坚决遵守我们之间的经济协定，但是目前他们无
计可施。他们要求我们推迟事情的进程。这个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很多个车轮
现在正转得飞快，我们无法停止。现在我们只能继续前进，要减速或者刹车，都
太迟了。这些资助我们的朋友同意取消协议，使我们可以无需顾虑他们，可以不
受拘束地迅速进行。
我们走在街上，双手插在裤袋里。
“12月，1 月，2 月。”赫曼说道。
“到3 月，”我说道，“那时候我们就要动身了。”
我们能够得到挪威的钱，但是并不能解决我们在美国的问题。我们可以向什
么学术机关申请贷款，但是我们很难为了一个尚在争论中的理论而取得贷款；而
且，我们所以做木筏远航，原因也在此。我们不久就发现，无论是报馆或者私人，
都不敢投资到他们和所有的保险公司都称为自杀的航行中。但是，如果我们安全
归来，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事情看上去很暗淡，有许多天我们看不到一线希望。正在这时候，奥图。孟
特卡斯上校又插进来了。
“你们现在是进退两难，小伙子们，”他说道，“这里有一张支票，先拿去
用吧。你们从南海群岛回来时再还给我。”
另外有几个人照他的样做了。隔不久，我们的私人借款已经足够应付开支，
无需再向别人求援。我们可以飞到南美，动手建造木筏了。
这古老的秘鲁木筏是用筏木做的，筏木在干燥时比软木还轻。筏木长在秘鲁，
但是长在安第斯山区里，因此，印加时代的航海人是要沿海岸到赤道国（厄瓜多
尔），就在那里把高大的筏木树砍倒在太平洋岸边。我们打算如法炮制。
旅行问题在今天和印加时代不同。我们有汽车、火车、旅行社；但是，好像
是好事多磨，我们也有叫做“边界”的阻碍。那里有穿着铜钮扣制服的办事人员，
若怀疑旅客的话，就乱翻旅客的行李，叫旅客填写一大堆盖着印戳的表格，这还
是说旅客能侥幸入境的话。由于对这些穿铜钮扣制服的人的恐惧，我们决定：我
们不能带着装满了希奇古怪的东西的小箱大箱到南美，举帽行礼，用词不达意的
西班牙话，要求入境，并且乘一只木筏扬帆而去。如此这般，我们会被抓进监狱
的。
“不行，”赫曼说道，“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官方介绍。”
在和我们解除协议的三个朋友中，有一个是驻联合国记者，他建议带我们坐
车到联合国求援。我们走进联合国大楼的大厅，得到深刻的印象：世界各国的人
并肩坐着，后面墙上挂着极大的世界全图，大家在静听一位黑头发的苏联人站在
地图前发表流利的演说。
我们那位记者朋友乘着会议情况比较平静的时机，先抓住一位秘鲁代表，后
来又抓住一位赤道国代表。他们坐在休息室的大皮沙发里，很高兴地听我们的计
划：要横渡大洋来帮助证明这一理论：他们本国远古时代的人，是到达太平洋群
岛上的第一批人。两人都答应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的政府，并且保证我们到达两国
的时候会得到帮助。特里格韦。赖伊⑾从这休息室走过，听说我们是他的本国人，
走了过来。有人建议他应当和我们一道上木筏去。但是陆地上的惊涛骇浪已经够
他受的了。智利的本杰明。柯恩博士是联合国的助理秘书长，他本人是著名的业
余考古学家，他给了我一封写给秘鲁总统的介绍信，秘鲁总统是他的朋友。我们
还在大厅中碰到了挪威大使威廉。冯。孟德，他是挪威的英琴斯顿人。从那时候
起，他给了远航无可估量的支援。
于是我们买了两张票，飞向南美。当那四个大推进机一个接一个发动时，我
们瘫坐在位子上，精疲力竭了。我们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计划的第一部分已经
办完了，现在我们是直奔前方，准备冒险远航了。
/* 11 */第二部分：到了南美到了南美（1 ）
我们的飞机过了赤道，便开始穿过乳白色的云层下降。我们已经到了出产筏
木的国家，准备购买木料，建造木筏。
第一天的时间，我们花在弄清币制兑换问题，和学习几句西班牙话，使我们
能用来问路回旅馆。这之后，我们便决定去找筏木。
不幸的是，说时容易做时难。不错，我们可以买到大批筏木，但是并不是我
们所需要的整木。别人告诉我们，目前生长高大的筏木树的惟一地方，是在内地
热带森林中。
“那么我们一定要到内地自己去砍。”我们说道。
“不可能的，”权威人士说道，“雨季刚开始，河水泛滥，道路泥泞，到森
林里去的路都不通了。如果你想要筏木，那在六个月后，你再来赤道国一趟，那
时候雨季过去了，山区的路也干了。”
我们走投无路，只得去找唐。格斯达伏。冯。布达华特，赤道国的筏木王。
赫曼把木筏的草图带去给他看，图上有我们所需要的木料的长度。这位身材瘦小
的筏木王很热心地拿起电话，吩咐他手下人去找。在每一家锯木厂里，他们都找
到了木板、轻板和锯短了的木块，却找不到一根可用的长木料。在唐。格斯达伏
自己的货站里，倒有两根大木料，干得像火绒，如果做成木筏，我们坐上去不能
走远的。很显然，这次搜寻无效。
“但是我有一个兄弟，他有一片筏木种植园，”唐。格斯达伏鼓励我们道，
“他的名字叫唐。费提里科，住在基维陀山区里热带森林中的一个小市镇。雨季
一过，我们便能找到他，你们要多少他都能给。山上热带森林中现在正是雨季，
没法办。”
如果唐。格斯达伏说一件事没法办，那赤道国所有的筏木专家都会说没法办。
我们在旅馆里找到一张学校用的小地图，如果我们从内地这边去，从安第斯
山脉光秃秃的雪山上一直下来，到森林里，是否可能找到筏木树呢？这是一个可
能性，我们看到的惟一可能性。
在机场上，我们找到一架小运货机，愿意带我们到基多去。
基多的十七万五千居民中，绝大多数是纯血种和混血种的山区印第安人。因
为远在哥伦布和我们本族的人知道美洲以前，这里便是他们祖先的首都了。
我们那位货机上的朋友乔奇，外号“疯狂的飞行家”，是基多的一个西班牙
世家子弟。他把我们安置在一家古色古香、很有雅趣的旅馆里，然后出去奔走，
有时候带着我们，有时候不带，去为我们张罗到基维陀热带森林的交通工具。晚
上，我们在一家西班牙老咖啡馆里见面。乔奇得到的都是坏消息，要我们绝对必
须放弃去基维陀的念头。他找不到人，也找不到车来带我们翻过山，更决无可能
下山到森林里。
我们在黑暗中走回旅馆去，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赫曼的帽子压得很低，
低到耳根下面一大段。他把帽子拉下来，是为了抵挡山上吹来的冷风。
第二天，我们和本国总领事勃林和他的妻子，同坐在他们城外大别墅的桉树
下。勃林并不以为我们打算通过森林到基维陀的旅行，会导致我们帽子尺寸的任
何重大变化；但是，正是我们想去的地方，现在有土匪活动。他拿出当地报纸的
剪报来，报上说，等到旱季到了，就要派军队去清剿在基维陀附近地区扰民的土
匪。现在到那里去真是发疯，我们一定找不到向导和车辆。当我们和他说话的时
候，我们看见一辆美国武官办事处的吉普车，在路上疾驶而过。这触动了我们，
一个主意产生了。我们由总领事陪伴着，到美国大使馆，见到了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