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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让呢！不过，当袁枚延请画师作《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时，老汉已经八十有一，远非这些当代英雄那样能征惯战、金枪不倒，顶多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会餐罢了。
尽管如此，陈康祺还是相当羡慕这位老爷子活得颇够意思的一生。
惟生际承平，天假耆寿，文名盖代，福慧双修，殊为文人难得之遭遇。湖楼请业一图，香粉琴尊，丹青昭影，不可谓非湖山韵事也。（《郎潜纪闻二笔》）
因此，袁蒋赵三人之中，要以袁枚最潇洒，最豁达，最想得开，最活得自在，最懂得生活享受；同时，也是在有皇帝同时还有文字狱的年代里，在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一个字、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文章，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充军发配掉脑袋的年代里，最明白如何明哲保身、自求多福，如何不谈政治、专管风月，如何在不开罪统治者的情况下，与统治者保持着说近不近、说远不远、若即若离而又不即不离的关系，当了十年小小的县官，三十出头年纪，就赶紧辞官逃回家来的一个聪明睿智的中国文人。
当然，这是一种压迫下的逃避，但也是逃避压迫的中国文人，所能采取，或者不得不采取的最佳生存方式。说老实话，求杀头，在清代，是极容易的一件事，你不求，他们也要摸摸你的脖子，看看从哪儿下刀，让你活得不那么自在的。如果你真是杀身成仁，老子跟你拼了，其实倒是成全了统治者，他们从此少了一块心病，你也同时等于了零。
老兄的脑袋掉了，还会有其它和后来吗？所以，袁枚的政策是：活下来，不死。争取活，多活。而且，快乐地活。一活，竟活到了八十一岁。我就不相信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一位写了四万首诗的皇帝，会不知道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着一个基本上不甚买他账的诗人袁枚嘛？随园老人是他的臣民，不错，但已不是他驭下的奴才。正是这点“自由”，权且保住自己的命，这位老先生才有可能跟乾隆爷比着活。虽然这种极消极地给统治者添堵，未必能起到什么功效，但也未尝不失为一种抗争的手段。不过，人各有天，袁枚最终未能活过乾隆，但诗人死后两年，弘历也随之驾崩了。
无论如何，这位长寿文人，活出了他的价值。
余巳未同年，多出仕封疆，内调鼎鼐者，可谓盛矣。近都薨逝，惟以奉母故，空山独存，想勤劳王事者，毕竟耗心力，损年寿耶？嵇康有“圉马不乘，寿高群厩”之语，似亦有理。宋人《咏古树》云：“四边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春，若使当年成大厦，也应随例作灰尘。”（《随园诗话》）
看来，他这番表白，很有一点点卖乖的意思，其实，我认为，倒是老先生对他所选择的这种生存方式，所作的肯定。
袁枚，乾隆四年（1739）进士，这年他二十三岁，授翰林庶吉士。所谓“庶吉士”，有点当今进干部学校进修培训，然后另行分配工作的意思。他二十六岁时外放江南，先后在江苏的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当了七年的县太爷，据《清史稿》，“遇事尽其能”，在任颇有政声，但他“不以吏能自喜”，三十三岁时就辞职不干，下岗回家了。第一，我想他可能因为拔擢无望；第二，他自己也觉得官场险恶；第三，也许如此，也许并不如此，大清王朝，无官不贪，他焉能例外，估计捞得也差不多了，就此金盆洗手，一直到老、到死，也不再出山。
中国文人不想当官，或有官不当，具有此等觉悟者，恐怕不是很多的。当了官能急流勇退，不是驽马栈豆，恋恋不舍，而是义无反顾，抬腿就走，具有此等勇气者，好像就更少了。而根本未到应该致仕的退休年龄，他也用不着偷偷摸摸改履历表上的出生年月；三十三岁，按当代说法，刚过退团年龄吧？袁枚就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这不仅是中国文人的唯一，说不定还是世界文人中的第一呢！
他在江宁任上，曾购得小仓山畔一座废旧园林，略加修葺，名之随园。后来，《红楼梦》走俏时，老先生竟着脸自我吹嘘，“彼大观园哉，即舍下之随园也。”他大概依据此园原系康熙织造隋氏旧产而有此猜想；人，有金绝对是要往脸上贴的，文人，犹甚，反正吹牛也用不着上税。据清人钱泳《履园丛话》：“随园在江宁城北，依小仓山麓，池台虽小，颇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余始游焉。时简斋先生尚健，同坐蔚蓝天，看小香雪海，读画论诗者竟日。”按我肮脏想法，当时，他作为江宁知县的这次地产交易行为，肯定有猫腻，肯定三文不值两文，而且肯定名曰废园，未必会多么荒芜颓圮的。
乾隆十三年（1749），他辞官后退居园中，以诗酒自娱，他的招牌著作《随园诗话》，陆续问世，其实等于是他主编的一本发表诗作以及评论，不定期出版的刊物。由于中国的官员，好风雅；中国的文人，好高攀；中国的百姓，好追星；这部点铁成金、一举成名的出版物，风靡大江南北，影响巨大。那时，他不用付给作者稿费，相反，而是投稿者、送诗者、求评者、唱和者，是要具一份贽见之礼，而且恐怕不能太过菲薄。这样，《随园诗话》是他的生财之道，遂成了他的一棵摇钱树。
他称他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可好风雅，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以上诸好，无一不需要大批银两来开销打发。因此，一个文人，活得苟且龌龊与光明磊落，活得小肚鸡肠与达观奔放，活得低三下四与清高正直，活得软弱缺钙与铁骨铮铮，都可能合二为一，并行不悖的。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那个封建专制社会里面一个文人，不准备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还想活得长久一点的处世哲学。心里想的，嘴上说的，身体力行的，绝对不可能三点成一线，像小胡同赶猪那样直来直去的。在中国，有几个文人，不多好几个心眼呢？
这就是袁随园让当时人、让后来人摇头不迭的现实主义。
我是不怎么服气那些动不动指责文人患了软骨症，或佝偻病的勇敢者、大义凛然者、怒发冲冠慷慨激昂者的声严色厉、义形于色、气冲斗牛、壮怀激烈，可我一直在想，阁下，你为什么不身体力行做出一个英勇赴义视死如归抛头颅洒热血的样子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却总是抄着手、抱着拳，说不定还搂着一位娇滴滴的三陪女，要别人往刀尖枪口上撞？这种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蛊惑，是不是有一点居心不良？
历代统治者对付文人的两手，一是文字狱，一是利德禄。硬的一手用来镇压不合作的反抗者，软的一手用来收买肯合作的顺从者。袁枚绝对不是前者，但也不完全是后者。他能苟活到八十一岁，才寿终正寝，一辈子平平安安，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在快乐中度过。看来，统治者的这两手，对他不起什么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一，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中，众所周知，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生存史上，活得最沉重、最熬煎的时期。袁枚就好比在荆棘丛中行走，能够毫发无损、溜光水滑，连一片草叶、一根树针、一颗带刺的毛蒡子都沾不着，你不能不佩服这位随园先生，老滑到成了精的高超水平。
二，袁枚之尤值得敬服之处，就是只做了不到十年清朝的官，能够断然不再浑水，能够放得下这顶乌纱，能够不像我的那些同行，为谋得一官半职或者只不过一个理事、委员虚名而削尖脑袋钻营；为求有坐车、医疗、住房的优越待遇而磨穿鞋底奔走；为装嫩，装少壮，装年富力强，把头发染得黢黑油光；为年龄到点不得不下台又不肯下台而殚思竭虑赖着不走，活得实在太累太累。袁枚一甩手与官场拜拜再见，与利德禄拜拜再见，还真是表现出中国文人所固有的清高气质呢！
老实说，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做哪朝的官，也比做满清主子的奴才强。
我十分欣赏袁枚的一点，就是他觉悟了，老子不陪你乾隆爷玩了，他未必敢这样公开发表宣言，但实际上他果真不再去当奴才。用不着一张嘴，喳；一屈腿，跪；一趴下，磕；然后，万寿无疆，臣罪当诛。对袁来讲，这一切，统统去他妈的王八蛋了。
不要说大清朝，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像袁枚这样弃官而去者，也不是很多的，能不为他的这种毅然决然的大解脱喝一声彩吗？
他的两位学弟，就不如他想得开了。蒋士铨乾隆二十七年任顺天乡试官，《通考》纂修官，乞假奉母南归，估计受到袁随园的一些影响，也想当一个彻底的纯文人，求得不当奴才的自在。可是，到了乾隆四十三年，因高宗在诗中念及他这位江西名士，乖乖！这可不得了啦！万岁爷还惦着我咧！我估计，喜极而泣的同时，那当奴才的劣根性，随着泪流一片而复发了。为了感激天恩，又屁颠屁颠来到北京。他哪知道日理万机的帝王之尊，会把随便说的一句话当真？蒋先生只好在国史馆当编辑，作书虫，坐冷板凳。可他那以为有朝一日可以当上国师的梦，始终醒不过来，就这样，一直到乾隆五十年，仍被雪藏着，不但没有发达，反而因北方气候的不适应，患了类风湿病，终于不治身亡。
而赵翼这个大文人，他的《陔余通考》、《廿二史札记》，几为治中国史者案头必备之书，这都是他乾隆三十七年因受到降职处分，辞官解职期间所撰著。虽然，他数次下狠心，此后“息意荣进，专以著述自娱”，可他从乾隆二十一年起，入军机处供职，一直到嘉庆十五年，死前四年，奉旨赐三品顶戴，将近六十年的为官生涯，无论擢升，无论黜降，那甘心为帝王奴才效死终生的宗旨，从未超脱出来。可是，做官真的使他得到快乐了吗？一则《军机直舍》随笔，记其军机处的生活片断，略可了解为奴才之不易。
余直军机时，直舍即在军机大臣直庐之西，仅屋一间半，又逼近隆宗门之墙，故窄且暗。后迁于对面北向之屋五间，与满洲官员同直，则余亦改官不复入直矣。扈从木兰时，戎帐中无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黄匣作书案，而悬腕书之。夜无灯檠，惟以铁丝灯笼作座，置灯盘其上，映以作字。偶萦拂，辄蜡泪污满身。非特戎帐中为然，木兰外有行宫处，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归田后，岁庚子上南巡，余恭迎于宿迁，见行营之军机房明窗净几，华褥绣毯，当笔者倚隐囊椅而坐，颇顾盼自雄，余不觉爽然失也。（赵翼《檐曝杂记》）
写此文时，已是晚年，能以一个文人的认知，来看待自己的经历了，可酸溜溜的行文，却依然读出为帝王奴才久了以后，那卑下的品位和格调。看起来，磕头磕多了的奴才气息，长在骨头缝里的，也难轻易褪掉。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专制制度下，即使非常有才华的文人，也是难以逃脱的宿命论。
在那个黑暗王国里，在精神的扼杀胜于一切压迫的时代里，纵使有天大的才华，也只能付诸流水，任其消逝，化为乌有，抱憾苍天。因此，无论为叛逆，无论为奴才，也无论既非绝对奴才，也非完全叛逆，能在一丝缝隙中求生存，如袁枚这样侥幸者，在这样一个高压窒息的乾隆年间的政治气氛下，作为诗人的袁枚，除了倡“性灵说”，还有别的道路可以发挥其聪明才智么？
他之这样做，固然具有别开生面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也是为免受文字狱殃及的巧妙逃避，乃不得已而为之的尝试。毫无疑义，袁、蒋、赵，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得大发展，当有大成果，如果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写，不知该给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华章？然而在统治者的精神阉割下，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下，在奴才思想浸润到心灵的腐蚀下，他们不得不风花雪月，不得不游戏人生，不得不关在随园那小天地里，与整个社会、整个民众脱节，不得不改弦易辙、奉旨填词，不得不官样文章、马屁哲学。因此，袁枚所发起、所推动的倡写性灵，摆脱陈腐的新诗歌运动，对于清代文学的发展，多少起到一些促进作用，也就是难能可贵的贡献了。
大概稍晚半个世纪，俄国的普希金（1799—1837）、莱蒙托夫（1814—1841），德国的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英国的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这样双子星座似的诗人，也将走上世界文学的舞台，而且，远比“乾隆三才子”，或“江右三大家”，要产生更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假如，倘非满清“盛世”，对于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的严酷统治，袁枚、蒋士铨、赵翼，对于世界文学史的意义，绝非今天这样简直不足为外人道的寒伧了。话说回来，即使对中国人而言，知道他们三位者，又有多少呢？
呜呼，天才的悲哀，莫过于生不逢时了。
2004·俄罗斯八日
□ 王蒙
一 没有
没有。
还是没有。
终于找不着了啊。
2004年11月15日，我坐在俄航的北京—莫斯科航班上，是波音767型客机，而不是伊柳辛或者安东诺夫的型号。我戴上耳机寻找一个哪怕只是听着熟悉一点的，没有苏联味道，但是至少有一点俄罗斯民歌味道的歌曲，我找不着。
有意大利歌剧，有百老汇音乐剧，有交响乐，有爵士乐，大概也有俄罗斯的流行歌曲，摇滚风格的，都是我不熟悉的了。
在通向莫斯科的路上，我寻找的是自己的往日，这方面的话我已经说过太多。我想起了“前苏联”一词，本来我觉得莫名其妙，谁不知道苏联已经“前”了？加一前字纯粹脱裤子放屁。但是在俄航班机上找寻歌曲的经验使我想起了那种前朝“遗老”的悲哀。我自嘲像是苏联的遗老，于是从遗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加前字的么？
但是飞机的服务极好，至少飞机上没有我国民航上常见的那种飞行小姐扎堆聊天的。飞机起飞十多分钟了，已经完全平稳地飞行了，空中小姐们仍然紧紧系住安全带，端坐在特定的位子上，也不是我国或有的那种把最好的座位留给机组人员的路子。直到统一宣布了可以不系安全带了，她们才开始走动，厕所也才开始启用，这是全球飞行中最严格的一批人，毕竟是俄罗斯人，没有中国人那么“灵活”。
八个半小时以后，到达莫斯科。我弄明白了，莫斯科国际机场旁边的仍然是密密的令人感觉是原始的大片白桦林，而不是我想像的山毛榉，像我在《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描写过的。我还发现，在俄罗斯画家偏爱的风景画中，树木，特别是白桦起着主角的作用，例如列维坦。我的可怜的美术经验和背景，使我喜爱列维坦胜过了法国和荷兰的大师。
可是，我又迷惑了，介绍说列维坦是立陶宛人，立陶宛在脱离苏联和远离俄罗斯方面是最积极的，它现在已经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还能把他算作俄罗斯画家么？
莫斯科机场的屋顶仍然像是悬挂着金属的易拉罐式的铜状圆环，像我二十年前看到过的那样。俄罗斯是一个金属与林木都多得不得了的地方。“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祖国进行曲》的歌词完全是事实。当然，机场里已经大大增加了商业气氛，而且许多是英语的标志、广告和霓虹灯，品牌也是国际化了的了，例如耐克的对号与苏格兰威士忌的“红方”“黑方”和更昂贵的“蓝方”。
彼此彼此。我想起了1988年访问匈牙利的情景，那时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当我向匈牙利同行介绍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的笔会领导人不断用英语说着——应该说是喊着：“Brother Countries”——兄弟国家嘛。
我也想到，一个商品的名牌竟然比例如五十年代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的气壮山河的长篇讲演更持久？半个多世纪前，大概也只有我这样的中华少年革命人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位据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立过功劳的同志的宏文谠论。现在，不论俄国还是中国，有几个人像我这样还念念不忘他老人家？
二 宇宙饭店
我和妻与原来的助手崔建飞同志一行三人住在COSMOS——“宇宙”饭店。说是前几年铁凝全家来旅游也在这里住过。一个四星级大饭店，大堂里明晃晃地设有赌博场地，当然还没有拉斯维加斯或者葡京饭店那种规模。住房里可以看到称作“欧洲电视”的高塔和设计气魄宏大的加加林纪念碑，像是一个大钝角三角形，指向太空。窗下是熙熙攘攘的和平大道。
然而最难忘的是宇宙饭店的餐厅：柯林卡，《柯林卡》就是《雪球树》，就是俄罗斯那首令我眩迷痴醉的民歌，先是高耸入云得近于孤单，而又委婉多情得近于凄凉的男高音的领唱，你原以为已经没有可能给这样的领唱以回应了，他只能曲高和寡地悬挂在那里了；然而狂欢式的近于暴烈的火一样的合唱响起，于是孤高的英雄与广场和四乡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扭成了可畏的扫荡一切的宇宙伟力。我那年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在香港太古广场听俄罗斯（马戏团）小丑艺人唱这首歌乞讨的感受，发表在《南方周末》上。
11月16日与17日，我有两个晚上在这个餐厅里吃饭。两个晚上都有民歌民乐。飞机上没有的地面上有。一个男子用弹拨乐器伴奏，两个青春无瑕的姑娘唱歌。有时她们俩也拿起三角琴或者摇鼓。我完全没有语言学的根据，但是我坚定地认为，英语的girl最好译成“女孩”，俄语的“捷乌什卡”只能译成“姑娘”。这次旅行中，俄国译员把捷乌什卡说成“小姐”，我无法接受。
她们还在。民歌还在。她们唱了喀秋莎，唱了山楂树，唱了红莓花开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不用书名号因为这就是她们唱的内容与心情，而不仅是歌曲题目。她们唱的却又有很大的不同，更接近民歌的原汁原味，节奏一样，旋律颇有区别，十分欢快活泼，接近说话——诉说，就像这些歌曲并没有固定的乐谱一样。这使我想起了延安，同年五月在延安旁的安塞县听到的革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