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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物质不灭”，但湖水一旦泼出去就不是水而是泥而是气而是废物了。二是雪山消失，冰川退化，作为水源补给的大小近八十条河流百分之八十已经干涸，主要供水河布哈河、乌哈阿兰河、沙柳河、哈里根河、甘子河、倒淌河、黑马河有的已是半枯状态，有的经常出现季节性断流。三是环湖草原牲畜严重超载，加上大面积开荒种粮种油，湖区人口不断增加，天然灌木林遭到严重破坏，原始的生态荡然无存，水土保持已是毫无可能，致使土地沙漠化的速度惊人，蔓延之势不可遏止。鸟岛四周二十年前还是一片野秀峥嵘的草场，现在已是风过沙起，黄尘一片；大湖南部靠近黄河的地段，无边的荒漠早已经代替了无边的草野；大湖北岸海晏沙漠的膨胀扩大更是来势凶猛，飞来的沙山座座相连，聚浪成海。在沙漠肆无忌惮的吞噬下，浩瀚的环湖草原岌岌可危，淼然的青海湖岌岌可危。
2002年夏天，当湖南电视台绿色传媒节目的制作者面对青海湖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而寻找历史踪迹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们，你们读一读《环湖崩溃》吧，那上面早就预言了青海湖的今天。几乎在同时，作家陈士濂撰文指出：“提到青海湖，《环湖崩溃》绝不能忽略。这部展示荒原人性的作品既是寓言，也是预言，它以振聋发聩之稀声，向世人提出了警策。” 《西海都市报》记者祁永年在该报发表《拯救青海湖》一文，文章第二节的小标题便是“环湖崩溃”。他写道：“《环湖崩溃》十七年前问世后，许多人认为它近似寓言，但这种寓言如今被现实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生态危机是青海湖不能回避的现实。”
《远去的藏獒》 阅读青藏地理《远去的藏獒》 断裂和崩溃之湖（2）
198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是我以青海湖为依托忧患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作品，我在这里提到它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这部作品的确已经和青海湖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破坏过青海湖生态环境的人，同时也参与了对这部作品的指责。他们说它“歪曲了历史，侮辱了草原”，“夸大污点，耸人听闻，看不到美好，悲观主义”等等。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不到二十年，这部作品所依据的破坏生态的事实已经十几倍、几十倍地扩大了，环境的“崩溃”在我们极不情愿的时候成了现实的一部分。而《环湖崩溃》只不过是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青海湖走向衰弱的历史，看到了真实的穿透力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多少年以后，我们还会感到它那刺人心肺的锋芒。青海湖以及辽阔的环湖草原的人为破坏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草原退化、荒漠增加、河流枯竭、水位下降等等问题只不过是一个日甚一日的发展过程，它的结果必将是大湖的干涸和物种的灭绝。已经不会太遥远了，我们将站在卵石累累的老湖底，无可奈何地说一声：永别了，青海湖。
同时永别的自然还有湖中的湟鱼。湟鱼学名叫裸鲤，是著名的高原冷水鱼种。由于水体的寒冷、缺氧和高浓度的盐碱，以及几乎没有藻类植物作为饵料，全靠水本身的营养维持生命，湟鱼生长的速度非常缓慢，差不多十年才能长一斤，一年只能长一两。过去，居住在环湖地区的游牧民是从来不惊扰鱼类的，甚至为了防止进入河中产卵的湟鱼被马踩死，过河时总是弯腰用鞭子轻轻抽打水面。但是后来，从1980年开始，湟鱼资源惨遭破坏的警报就频频传来：鱼越打越少，越打越小，渔政人员遭殴，湟鱼面临洗劫。洗劫湟鱼的不光有本地的农民，还有成千上万来自四川、河南等地的偷捕者，他们使用严令禁止的底拖网进行铁壁合围似的扫荡，不管大鱼还是小鱼，几万斤几万斤地往外倒卖。湟鱼每年夏天都会进入河道在淡水中产卵，产卵时节，布哈河、沙柳河、哈尔盖河、泉吉河、黑马河等主要河流都会聚集大量的亲鱼。偷捕者就在这个时候下网，一网就是上千斤。中国人最气恼的就是听人家骂他们断子绝孙，可是他们干的却尽是让人家断子绝孙的事儿。有些人做得更绝，他们在河的上游拦河造坝，致使下游枯竭，半米厚的死鱼铺满了长达十多公里的河道。我看到和听到如此悲惨的情形，每每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啊，这么坏的人怎么不遭报应呢？大概是时候没到吧。
青海湖是国际七大湿地保护区之一，是鸟的天堂，有鱼鸥、鸬鹚、斑头雁、棕头鸥等等，它们多数是候鸟，是来青海湖畔生儿育女的。可是现在湖里的鱼越来越少，大鸟的肚子都吃不饱，怎么还能拉扯儿女呢？鸟类正在逐年减少，本来以青海湖为落脚点的候鸟很多都已经飞到更加遥远高旷的藏北湖泊中去了。这样的情况如果再逆转下去，过不了多久，著名的鸟岛（如前所说它已是一片湖岬或一片滩涂）就会因为荒无鸟迹而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成为一种写进书本或讲给孩子们听的老一代的记忆。
但是且慢，要是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记忆里伴随着“青海湖”和“鸟岛”也会有“罪恶”这个词汇——是谁的罪恶造成了如此败坏的后果呢？是人的。是哪一些人的？是那些缺乏自然良知的人的，是直接参与了破坏和决策了破坏的人的——他们是灾魔之源，是罪恶的邪祟瘟疫，是人类的记忆里那被诅咒被鄙视被同仇敌忾的一部分。
青海湖是“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心脏”。青藏高原的“心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我们能做的，也仅仅是期待——我们期待着手术，期待着成功，期待着恢复。手术的时候，或者即将手术的时候，或者手术即将失败（这或许是一个谁也无法挽回的必然）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想说，只想说说青海湖的名称，只想在她去世之前提醒大家牢牢记住：她的名字曾经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是历史上所有伴它为生的人的神圣的心念，是自然最富魅力的呈现。
青海湖原来叫青海。因为青海的存在，才有了“青海省”这个名字，也就是说，“青海省”是由“青海”派生出来的。派生出“青海省”（1928年）以后，为了和“青海”有所区别，就在“青海”后面加了一个“湖”字，变成了“青海省的湖”，这就好比儿子起了一个和老子同样的名字，为了和自己不重样，硬是改变了老子的名字——我们人类做事，总是有些蛮不讲理的。青海在古代，还有另外一些称呼：汉代人称为“西海”，西方之海的意思；又称为“仙海”，《汉书·地理志》上说：“金都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仙海”，有仙海必有仙山，“海心山”就成了“仙山”。古羌人则称青海为“卑禾羌海”；鲜卑族迁居此地后又称为“鲜水海”。藏文史料称之为“措温布”或“安木多”，都是“青色的湖”的意思。神话中又把它称为“赤秀洁莫”，意思是这片泱泱水域是女神王发怒，让泉水从大地中涌出，淹没了万户人家以后才形成的；简洁地说就是：“万户消失于女神王之水”。唐代藏文史料还曾把环湖草原称之为“域扎西雅莫”，意思是“吉祥的盛夏草原”。元代蒙古人进入青藏高原后，又称为“库库诺尔”，意思是“青色的湖”。
青色的湖，怎么就不能是永恒的湖呢？
《远去的藏獒》 阅读青藏地理《远去的藏獒》 石门春秋（1）
石门春秋
《石门怨》是我给这篇文章首选的标题，稍一琢磨，就发现石门村的庄稼人尽管承受了许多不该承受的苦难，但他们究竟怨过谁呢？流逝的岁月？肆虐的黄风？暴戾的洪水？没有，并没有。之后，我又想把标题改为《石门功过》，想一想又放弃了，因为现在已不是谈功论过的时候，历史早就做出了公正的答案。那么，我写这篇散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告诉人们一个惨痛的教训？大概是吧。我一直乐观地认为，只要人类还有勇气把良知作为自己的旗帜，一切都还来得及，教训和忏悔都还来得及。甚至我都愿意相信：教训已经记取了，忏悔早就开始了。既然如此，那就把是非和功过抛开吧，那就把愤怒和怨气打消吧，平心静气地谈一谈石门村的历史，顺便告诉人们：我们可能还是有救的，生存的环境可能还是有救的。
乐土，乐土，画图难足
谁也无法复制那幅美丽的图画了，但它却深深镌刻在石门人的心里，老人讲给孩子，老师讲给学生，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
1924年，安谧的石门草滩上出现了第一批远来的移民。他们被这里的景色惊呆了：绿色无涯，波荡天际。人走在没膝的草丛中如同走在成熟的庄稼地里，沉甸甸的草穗敲打着双腿，哗哗的响声就像水浪在涌动；身后拉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转眼又被草浪填平了。牧童把牛羊撒向草坡，唱着山歌，忘情地寻找野趣：捕捉那到处都在鼓翼欢鸣的秋蝉儿，采摘蓝的四瓣梅、白的石头花、红的水晶晶，以及由他们依据形色命名的镰刀花、喇叭花、铃铛花、四眼花、百日败花；或去寻找野果子吃，有沙枣，有酸杏，有花青，有核桃，有沙果，有桑葚；吃得满肚子饱胀了，再去追逐那些此前从未被人骚扰过的禽鸟，诸如红胸脯的凤凰鸟、爱啄土的青翅鸟、黑头白纹的墙头鸟、啼声如哨的叫天雀、羽白背青的榛子鸟，还有草百灵、沙燕子、布谷鸟、石鸡、斑鸠、野鸽子、挡霜雀儿，以及时常低回盘旋或扑下来掠食的各种鹰鹫。真是一个花草的世界、飞禽的乐园、令人迷醉忘返的地方。牧童们一玩就是一天，等到晚霞催归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牛羊不见了。他们跑着，喊着，惊散了草丛里的狍鹿、野狐、黄羊、獾猪和寂寞惯了的猞猁、旱獭，而他们的牛羊却早已吃得腰圆腹鼓，一个个懒洋洋地静卧在遮挡人眼的深草中打着盹儿。
石门村，位于青海东部巴燕乡脑头的水峡山脚下。这里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湟水河的源头，是中国西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是一千多年前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分水岭日月山的臂膀。两条浓黛幽邈的庞大山沟组成了一片起伏跌宕的葱茏之地，上沟里有一对几乎在空中合拢的峭岩，宛如一个石砌的拱门，下沟里横卧着一块巨大的青石，好像一道高高的门槛，这便是“石门”的由来。两沟阴坡上，那层层叠叠的红柳、麻柳、黄刺、黑刺、浪麻、野花檎密不透风，漫步谛听，地下水穿石掠缝，汩汩之声隐约可辨。沟尽之处，绿坡顺沿山势缓缓而下，清泉四溢，溪流淙淙。山青，水明，风净，气爽，这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光，别有一番旖旎动人处。
然而，最有诱惑力的还是村庄附近的大片沃野，那是真正的良田厚土，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根本就见不着一块裸露的山石。当年袁生全老汉盖房要用一块柱顶石，谁知踏遍青山无觅处，只好赶着毛驴去石门沟脑驮运。远来的移民们就在这片沃野上开垦出了一百多块合计有一千多亩的耕地，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虽然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什么“生态平衡”，但他们将这一百多块耕地都一一用草坡间隔开来，并赋予它一个特定的名词：一地一间。这些“草间”小的与地相等，一般的都比地大好几倍；以草间养地，用草间放牧，保持水土，农牧兼顾，用地之科学令人叹服。1949年的土地改革对农田进行了再分配，虽然是还田于民，家家单干，但也没有破坏“一地一间”的土地格局，直到高举“三面红旗”之前，这一千多亩地一直保证着四五十户、二百来口人的温饱；即使不浇水，不施肥，它们的最低单产也能保住四百斤，其中少数地块还出现过“三十分田八九百斤粮”的单产奇迹。于是，石门村是湟源县的“粮食窖窖”的美称便风传遐迩。天时，地利，人和，刘进财花了六十元钱买了一把三弦，又弄来一把板胡，都缀上五色荷包，一有空闲不是弹就是拉，让幸福的声音在石门村的山山洼洼里悠悠然飘荡。1958年，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的形势逼人，当别的地方因为农民无粮可交而出现“挖面书记”、“扫柜县长”（为了完成虚报的征购粮数字，县委书记和县长带人挨家挨户搜刮粮食，甚至不惜用笤帚清扫农民家中盛放面粉的柜子，农民便称之为“挖面书记”和“扫柜县长”）的时候，石门村依然是家有存储，队有余粮，尽管公社的带头人叮咛农民交粮时要“留点后手”，但石门人为了表白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仍然交出了三十多万斤小麦。那些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以示“紧跟”的人便因巴燕公社有石门这样的“粮食窖窖”而给它改了名字——“巴燕公社”变成了“沸海公社”，也就是沸腾之海洋的意思。（但农民并不喜欢“沸海”这个名字，自作主张把“沸海”改成了“佛海”，也就是佛教之海洋的意思。他们固执地叫下去，最后连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了。所以，当我第一次来到湟源县时，从县政府的红头文件上看到的俨然是“佛海乡”。第二次来到湟源县时，名字便又恢复成最早的“巴燕乡”了。）
挡霜雀儿，魂归去，音犹在
1958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寒风呼啸，大雪纷纷扬扬，覆盖了村庄和大地。袁玉秀站在雪地上，举起沉重的镢头朝下挖去。可那长满杂草的土地像是蒙着一张鼓皮，“腾”的一下，镢头又被弹了回来。她尝试着又挖了几下之后，便一头栽倒在雪窝里。她哭了，大声地喊着：“老天爷，老天爷，这可怎么办？”她是被干部们从家里逼出来的，因为她没有完成白天的开荒任务。就在这种哭泣喊叫、掉皮落肉的逼迫之中，石门村的耕地从一千多亩“跃进”到了两千二百多亩，慢说坡势较缓的“草间”不复存在了，就连那四十度以上的陡坡“草间”也未能幸免。紧接着，“千斤粮，万斤肥”的口号又逼得农民不得不大量烧野灰，除了把那聊胜于无的草间的草消灭殆尽之外，连石门沟里的灌木丛也被一扫而光。以后的几年里，“放火烧荒，积肥增粮”的行动在石门村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石门村又成了大修“大寨式梯田”的“战场”，破坏植被的行动再次掀起高潮，被逼无奈的农民们为了修起整齐划一的梯田和给这些梯田上足“打政治粮”的灰肥，连土底下的树根都挖出来烧掉了，直到整个石门山乡一树不见，一根不留，寸草不生，滴水不流。
《远去的藏獒》 阅读青藏地理《远去的藏獒》 石门春秋（2）
很多人认为，破坏生态平衡，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它的恶果也只会在遥远的将来才能显现，不可能是现世现报的。但是，石门村从1958年愚昧地铲除茂密的植被开始，发展到“拉羊皮不沾草”的不毛之地，也不过仅仅二十年光景，其间破坏性较大的几次“大办”加起来也只有短短的十年，而大自然的惩罚不仅“现世现报”了，而且是十年八年就报，隔年或者当年就报，甚至是立竿见影就报。天谴如此迅速，令人触目惊心。
曾经，这里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水宝地，谁料二十年后竟成了“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汉武轮台。从土改时的地埂看，临风的阳坡地已有二三尺厚的表土不翼而飞，避风的阴坡和滩地中，土厚处也不过一铧深，而且大多数耕地沙土间半。有人新近平整了一块近二分地的场面，被他小心翼翼收拢起来的表土却只有三立方左右。枯瘦的庄稼植根于如此瘠薄的土层中，哪一棵禾苗不愁旱，哪一片叶子不盼雨？可是果真叫应了上苍而落下一场大雨时，则又会在苍白的乏土皮上淌出千万条恍若泪痕的小沟小壑来，越发使得大地皱纹缕缕，衰颜陡增。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有一次山水漫灌石门村，但那水是清澈的，也是温顺的，并未酿成毁田毁屋的大灾。1962年到1979年间也曾有五次山水漫灌石门村，那可就大不一样了：黑水从水峡山上瀑流而下，沿着石门沟咆哮而去，失去草坡守护的沃土被一层层揭去，如牛山石雷滚，浩浩泥流车槽。当年连一块柱顶石也找不到的平展展的沃野，经过几次大水冲刷后，头大盆大羊大的石块无地不有，无埂不有，无路不有；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甚至横七竖八地出现了几十吨重的嶙峋巨石。沟壑纵横，满目疮痍，山穷水尽，黯兮惨悴。
曾经，这里的农民依赖土改中分得的土地直起了腰，户户有余粮，人人不愁饱。谁知他们把土地交给人民公社过了几十年集体化生活以后，再还给他们时，竟变成了一片种粮不丰、种草不旺的沙碱滩。照袁生全老汉的话说就是：“倒进油也不长庄稼了。”1958年还以交粮多而赢得盛名的石门村，到第二年便被推进了“缺粮队”的门槛而成为历史嘲弄的把柄。粮食单产由四百斤降到三百斤、二百斤、一百多斤，最后成了三十来斤；交售给国家的粮食也由1958年的三十多万斤变为几万斤、万来斤，直到最后连四千一百斤的任务也是年年完不成。年年到县里到公社（后来是乡）要粮要救济，成了干部们最头疼的事情。家家背债，人人欠款，许多农民无计生存，丢下这块难离的故土到远方投亲奔友去了；剩下的人也都在到处捎话，八方打听，随时准备远走高飞。
曾经，这里的河水和潭水用不完，即使在别处缺水的冬三个月和“卡脖子旱”的五六两个月，汪在五口水井里的水也都在两米以上，解决人畜饮水绰绰有余。而今河流消失了，潭水干涸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得靠井水为生，可原来的五口老井，已有三口成为枯井，其余的两口井一夜只能渗出十几担水；家家抢水，户户排队，有时逢年过节，水打不上来，有些人干脆把孩子吊下井去用舀子舀水。为此，国家曾投资四万元安装管道，试图引来山泉水，但因水源不足等原因，两公里长的管道还没投入使用就报废了。后来，国家又投资二十九万元，从六公里外引水解决石门等村的用水困难，但也只能缓解旱渴，依然无法满足人畜饮水，更谈不上灌溉农田了。花的是国家的钱，办的是人民的事，固然无可非议。但这些钱本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