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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无论什么样的生意他们都要插一手，假装什么安全检查啦，卫生检查啦。哼！谁都知道他们无非是看看有没有油水好捞。大家都晓得，谁要是不肯合作，谁要是提出反对，日本人就有理由把一切都弄走，包括你的性命！当然，人人都很小心，不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你经常会听到谁谁谁向日本人屈服了，变成汉奸给日本人开店。他们和萝卜头签订了新的爱国条约，结果使大家吃苦头，因为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些汉奸的名字就朝地上吐痰。半夜里，他们偷偷起来，把汉奸家的祖坟给扒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1941年夏天吧，──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帮手到我们家来了。佣人一打开门，尖叫了一声，就晕倒了。日本兵说是要和江少炎谈谈。他们进了他的书房。还有些佣人躲在厨房里不敢出来倒茶，所以这事只好我来干了。给日本军官倒茶，当然，要不凉不热的淡茶。
“那军官直夸你父亲的家具，说这件有价值，那件很古雅。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到你父亲这儿来了──好像他看中了他想要的什么职位。他说，‘江少炎，我喜欢您的风度，您的明智。您明白怎样把握上海的新形势，怎样帮这个城市恢复秩序。’
“你父亲一句话也没说。他就坐在椅子里，很威风，一动也不动。日本军官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看你父亲的大写字台，那些硬面的大书，墙上挂的名人字画。他暗示他很喜欢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挂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江少炎，’那日本军官说，‘我们需要您的明智使别的人也明智起来，态度也好起来。像您这样思想正确的人能很快结束战争。
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爱国。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生意人家会吃苦了。一切维持现状。’那军官把手挥到墙上的四张字画上，‘就像这些画一样。’他说。
“正说到这儿，你父亲站起来，猛地把手中的茶杯摔向字画！真的，这四幅画都有两百多年历史了，可他就这么一扔把其中的一幅给毁了！
“我真为他的行为感到骄傲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房间里发生的事。我离开的时候，你父亲刚把茶泼到画上，好像在告诉日本人，‘我宁可把我的家产全毁了，也不会给你们。’
“第二天，他好像很担心。但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失去房子了。我结婚前，家里很穷，所以我就打算回家过穷日子去。我认命了。
“两天后，临街的墙上挂起了一面旗帜，前门上钉了一块大牌子，说什么这屋子的主人，五风纺织贸易公司的老板江少炎，支持中国的新政府，效忠日本天皇。当地大大小小的报纸也都登了这个消息。
报上还说什么江少炎鼓励大家与日本人合作，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开创一个新中国。
“我们的佣人差不多都跑光了。我的儿子一家也都走了。五妈的儿子、媳妇和孙子还留在这儿，但是他们都像鸡那样只管啄地上的东西，也不抬头看看是谁给撒的谷子。不管怎么说，我想问问你父亲干吗这么干。他也不回答。然后我就对他吼了，我还是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打那以后，谁也不搭理谁了。
“过了一星期，工厂全面开工了，他们开始把货运到海外去，报纸上又登了这个新开张的企业成功的消息。
“我又对你父亲吼了──‘好呀，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才去当汉奸的！为了这个，我们家的祖坟已经被翻个底朝天了。为了这个我们要下油锅，永世不得翻身了。’你父亲也回骂，想把我打倒在地。他刚举起一只胳膊，就像一只被扭了脖子的鸭子似的，转不过来了。然后他就瘫倒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他中风了。
“过了好几个月，他的手脚才跟以前差不多能活动了，没有留下后遗症。但他还是不能说话──虽然我老是怀疑他是不愿说起他干下的事情。他有半边嘴巴还是能动。但他的脸好像分成了两半，每一半的表情都不一样，一半是他平常的表情，另一半是他失去的，不能再隐瞒起来的表情。
“战争结束的时候──你能够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国民党士兵开进了那些与日本人勾结过的生意人家中。我们家的工厂马上就关了，等待上面作出决定对这个汉奸怎么处理。然后许多人愤怒地跑来投石块。他们把标语和其他脏东西涂在我们屋子里和外面的墙上：‘谁拍马屁，谁吃驴粪蛋。’
“不久，国民党进了我们屋子。当然你父亲不会说话，于是我解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你父亲从心底里恨这些日本人。但是日本人接手他的生意的时候，他已经中风了，他没有力量反抗──我们都知道他本来一定会反抗的。他无能为力，不会说话，他们也看得出来。我还说江少炎已经尽力地斥责了日本人。我给他们看了那幅溅上了茶汁的画。
“国民党说这个借口说不过去，因为大家总认为他是个汉奸。但是他们暂时给他留了一条命，没有给他吃枪子儿，像对付其他汉奸那样。以后再决定怎么给他应有的惩罚。”
“多亏了你这个好人哪！”我对三妈说。
我走进楼上我母亲住过的房间，想起了三妈讲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改变了主意。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贪财？要不只是为了求太平而起了一个错误的念头？
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没用。在局外人看来，是没什么正当理由的。我父亲犯下的过失，是一个大错误。我心里明白，他干下了最坏的事情，为了保命，抛弃名声，成了一个汉奸。
但我转念又想，你怎么能责备一个人的胆小和软弱呢，除非你自己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当我们面临最后关头时，天性中怯懦的部分会让勇气溜走，紧紧抓住求生的希望，你怎么能指望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宁死不屈呢？
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他开脱责任。我从心底里原谅了他。因为当你相信你真的别无选择时，会感到同样的悲哀，因为如果我责备我父亲，那么也就不得不责备我母亲，她也干了同样的事，离弃了我，去寻找她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也得责备我自己，为了同样的目的而作出的所有的选择。
文福听到我父亲干的事后，一开头装出很愤怒的样子。一个与日本人勾结的家伙！一个出卖汉族人的汉奸！好像他自己不是同样坏似的。他不是把飞机掉过头去，怕被日本人击落吗？他不是在其他飞行员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管自己逃命吗？
你真该看看文福的样子，他大骂一声不响地坐在椅子上的我父亲，“我应该亲手把你交给国民党！”
我父亲的右眼惊恐地睁圆了，左眼则没有表情地盯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然后文福又说，“但幸亏你运气，你女儿嫁了我这么个好心肠的人。”
我马上看了文福一眼，立刻就起了疑心。
“你父亲现在需要我的帮助，”他对我说，“你父亲和国民党有麻烦了。我是个国民党的英雄，我可以保护他。”
我想喊出来了，“父亲！别听他胡说！他说的全是谎话。”但我父亲已经抬起头来，用半带感激的笑容望著文福。
当时我父亲的意志已经变得十分懦弱，他相信了文福对他说的话，以为只要让女婿来照管所有金融业务，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告诉你吧，我父亲的钱就是这样弄光的！
我们前脚进我父亲的屋子，文福的母亲、父亲和他们的亲戚后脚就到了。有几个老佣人也回来了，但是文太太又雇了几个新的。三妈和五妈对他们的安排很不高兴，因为现在文福的母亲成了这屋子的总管，她把一切都翻了个个。
她要那个只懂得照料花园的男人拍打地毯，她叫那个只会烧饭的女人去洗衣服，她叫那个倒马桶的女人切菜。她朝今夕改，弄得佣人们不知所措。她大发雷霆，扬言要砍掉她们的脑袋，让她们的尸体喂苍蝇。所以你瞧，或许这个母亲把她的坏脾气传给她儿子了。没过多久，大多数佣人走了。
我觉得文福乱花钱的习惯也是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贪心的女人。我指的是她不光知道怎样买丝绵和珠宝，而且也知道怎样把拳头捏得紧紧的，一个子儿也不落进别人的口袋。有一次我好像见她拿出一张百元钞票叫一个佣人去买食物。那时，一百元已经不值钱了，大概只相当于现在的几元。那个佣人从市场上回家后，文太太把她买的东西都列了清单：“这个多少？你能肯定吗？那个多少？你能肯定吗？”她要那佣人一遍又一遍地算，总共付出多少钱，还剩下多少钱，当她以为少了一角钱时──还不到十分之一美分，又问了她很多问题。那佣人已经在我父亲家里差不多干了四十年，一气之下就走了。
同时，文福和他的父亲在赛马场上输了一大笔钱。文太太每天晚上请人来搓麻将。这些人根本算不上朋友，还有些像是来表演的，他们搓麻将的样子，好像对眼鼻子底下的那一大堆钱的输赢一点也不在乎。
你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吗？就是从这幢房子里来的！他们全家都有偷东西的毛病。我们的家成了交易所，人从前门进，家具、地毯、古玩和钟表从后门出。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些东西对我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看到有人扛走了我母亲的梳妆台，就是她在里面放过英国饼干的那张。第二天她坐着梳头的那张凳子也不见了。
有一次我和我父亲看到一个男人从我父亲书房里扛出一张桌子，就是那张又长又宽的法官桌，四条腿是雕花的。这张桌子已经在我父亲家族中传了好几代，起码也有两百年了。我看到我父亲拼命忍住不喊出来，把这张桌子留下。而那张桌子好像也不想走，从门洞里出不去。搬运工翻来覆去就是弄不出去。最后，那个搬桌子的男人告诉文福，他要退钱。我父亲放心地露出了一丝微笑。但随即发生了一场争吵。文福不肯退钱。那男人就说，“你自己看看，那桌子弄不出去。”
“这个问题你自己解决。”文福说。
“没法解决！”那男人嚷道。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后来文福捡起一把椅子，还没等人拦住他，他就把桌子腿砸成两截。“好了，我帮你解决问题了。”他说。你要是看到当时我父亲脸上那种悲哀的表情就好了。
谁也无法阻止文福肆意变卖和挥霍家产，我父亲的几个太太、他的其他几个女儿和女婿，都无能为力。他们全都爱莫能助。只要哪个敢当着他的面说半个不字，他就吼道，“难道要我把你们所有的人和这汉奸一块儿投进监狱去？你们要我这样做吗？”打那以后，没有人再敢吱声。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或许我也不吱声了，但我还是在想对策。我告诉你我干得并不光彩，因为不过是见不得人的小事，使我高兴一下。
一次我偷了一张麻将牌。当文福的母亲和她的朋友坐下来搓麻将的时候，她们马上就发现少了一张牌，打不下去了。我听到文福的母亲喊道，“你肯定吗？再数数看，再搭搭看！”我不得不捂住自己的肚子，免得笑出来。
又有一次，由于文福不肯花钱把所有的破窗户全修一下，我很生气。我告诉他“蚊蝇和虫子要飞进来的”，可他不管。于是有一天我就拿来一个小盒子，进了花园，把它藏在石头下。后来我就进了文福从我父亲那儿要来的房间，我把虫子撒在他的写字台和床垫下。那时我和他的房间已经分开了，晚上我听他拼命在赶这些虫子，一面大喊大叫，用拖鞋拍打着。当然，他还是没有修那些破窗户。
后来，我又想法把我母亲的房间要过来做我自己的房间。文福的母亲刚来的时候，看中了这个房间，我一见她在里面就生气。有一次我听她抱怨，“昨晚太冷了，好像风透过墙壁吹进来了。”我瞅准这机会赶紧说，“哎，我听说这房间里死过一个女人。”我转过头去问三妈，“是真的吗？”
三妈心领神会，马上接口说，“不知是自杀的，还是谋杀的，没人知道，从来没弄清楚过。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不用伯了。”那天晚上，文福的母亲硬要和我换房间。
但即使我母亲的鬼魂也无法阻止文福半夜溜进我的房间里来，身上带着夜总会的气味：雪茄、威士忌和香水。他把我翻过去，掰开我的胳膊和大腿，好像我是一张折叠椅似的。他满足了以后，就爬起来，回到自己房间去。我们两人之间一句话也不讲。
我也爬起来。我房间里总是放着一盆水，就是为这个准备的。我打湿一块粗布当毛巾，然后就洗身体，我一遍又一遍用力地擦着他碰过的地方。洗完后，我就把这盆脏水从窗口泼出去。哗！
第二十章 桌边的四个女儿
还记得艾德娜·冯吗？她常到我们教堂来，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当了医生。她在宝宝的订婚晚会上穿了件红衣服。
海伦说，艾德娜刚刚发现她的一个儿子有精神问题。是艾德娜的儿子有问题，不是海伦的。尽管海伦说她总是替弗兰克担心，前途没有把握。可她一听到艾德娜的儿子有问题，心里就好过多了。说到弗兰克，不是说到艾德娜的儿子，她说，“我至少该高兴，不用为我们家里的人操这份心。”
我心里想，这不是高兴，这是一个借口！在中国，人们都喜欢用这种理由，看到人家的痛苦，你就不必再考虑自己的问题了。
你干吗要用这种方式比较？这种思路只会使你感到害怕。你只想到你会失去更多，而不去希望拥有更好的东西。
我要是在中国这么想，就还会待在那儿。因为我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过得比我更糟。
比方说在上海，战争结束后，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乞丐，许多是女的，坐在路边。有些人挂着写有她们遭遇的牌子，像广告似的：
这个是被丈夫赶出来的；那个全家在战乱中死光了；这个的丈夫吸上了鸦片，把家产全卖了，连孩子也卖了。
或许有些故事是夸张的。但是你知道我想过什么吗？有一次我对自己说，我宁可去要饭，也要离婚！
我怕了，要是我知道我出走能找到更好的生活，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可我没有这种出走的希望。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你知道我是怎么决定的吗？我还是想离婚！真的。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让月亮为我作证，对自己发了誓。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也许是顽固吧。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这样和文福生活下去了。你瞧，我在找到我所渴望的东西以前，早就打定了主意。
我打算先去一趟崇明岛，看看老阿婶和新阿婶，然后就离开。只有这样才说得过去。
但我刚想动身，淡若发高烧了，然后又转为黄疽。接着我也染上了同样的毛病。我想，这病早在我们离开昆明，与胡兰和家国一路同行的时候就染上了。我知道这个，因为家国来过一封信，提到了他们的新居以及他在新职位上取得的成绩。信的末尾，胡兰用孩子气的笔迹写了几个字。她说家国的父母待她很好，她买了张新桌子，漂亮得没法说。最后她说，她身体很好，但最近她一直生病。家国加了句，她人黄得像田里的麦子，瘦得像砍麦子的镰刀。
所以你瞧，我认为这是胡兰吃了长沙的小河蟹的缘故。我们也是吃了这东西而得病的。它一直待在我们肚子里，现在终于发作了。
不管怎么说，淡若得病后，我只得带了一个口信给老阿婶和新阿婶，告诉她们我们去不了的理由。战后，上海和崇明岛之间还没通电话。
过了一星期，我收到了老阿婶的一封回信，是用弊脚的中文写的。像胡兰一样，老阿婶没上过学。她直到长大后才学会写信，所以她的中文不是你学的那种正规的写法。她不知道怎么遣字造句，而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你的这位老阿婶，”她写道，“一见那男的站在门口，就担心得要命，差点把信撕成两半。你怎么能说只不过是小毛病，不要紧呢？身体好总是最要紧的，大家的身体都很好，不像缪太太。你可记得她，就是给你和文家做媒的？事情就发生在上个礼拜。她站了一会儿，说是有个苍蝇缠着她，过一会人就躺地上起不来了。真是作孽呀。
后来缪太太的先生下楼去打电话请郎中。他叫呀，叫呀，叫呀，可就是不通！线路全占了！他又是叫呀，叫呀，叫呀。没用。干是他跑出门外，冲一个小孩喊，嗨，快去叫郎中，快，给钱。那孩子就跑去了，像赛马场上的马一样，这是隔壁的女人说的。谁知道郎中干吗拖这么久哪？谁知道他在给谁治病哪？反正不是给我。过了两三个钟头，郎中总算进了缪家大门。你猜他看见什么来着？缪太太正趴在她丈夫身上哭呢，他躺在地上身子已经冷了，死了。你想想看，他是以为老婆死了，给吓死的。她没死，他倒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我告诉你叔叔，所以你要相信我，我们该修修电话了。打仗那会儿，电话不灵了。那会儿你叔叔在厂里，我正想给他打电话呢，可就是不通。这会儿你叔叔说，谁要电话呀？我的身体不大好，他是晓得的。我要是倒地上，不知会怎么样？雯雯，不要为我担心，但你要是来这儿，千万跟你叔叔讲，阿姨说得是，该修修电话了。你要问他，哪个要紧，是电话，还是老婆？我说了，身体最要紧。你快来。要是发冷，就吃点热东西，要是发热，就吃点冷东西。什么时候来写信告诉我。现在我得打住，参加缪先生的葬礼去了。问大家好。”
当我带着淡若终于到达崇明岛的时候，已经过了1946年的新年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小时候我的婶婶们是怎么对待我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她们不怎么关心我，她们把我看作是讨厌鬼，一个白吃饭的。
我一直以为我对她们也是没有强烈的感情的。我干吗要去？
所以你想想看，当我们的平底船靠近那个岛屿时，我惊讶地发现眼泪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对自己说，这只不过是冷风吹的。但是我一见到她们──叔叔、老阿婶、新阿婶──在码头上向我招手，又是喊又是叫的，“她在那儿！”我才知道不是风吹的。
他们看上去�